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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大典 • 藏文卷 》编纂工作计划15年时间,出版从吐蕃时期至西藏和平解放前的藏文文献典籍,时间跨度超过1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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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藏学研究的新趋势:区域化、多学科化与多元化

发布时间: 2018-05-03               来源:《中国藏学》2018年第1期

一、综述:体制与思潮

早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在其8卷本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y)中就论述了西藏西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并首次提到了“博塔”即吐蕃人。后来,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中也简要记述了与吐蕃的战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等人对吐蕃进行过部分记述,但多以传说和逸闻为主。国外对藏区和藏族的直接了解与认识,始于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当时曾有几批欧洲传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进行长期的传教活动,随后欧洲的探险家也进入青藏高原,这些传教士和探险家对于藏区和藏族的介绍与描述,成为国外藏学研究的萌芽。

19世纪,为了适应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扩,西方的东方学(如汉学、佛学等)成为国际性学科,藏文和藏传佛教研究也受到重视,欧洲研究藏文的工具书开始陆续出版,为国外认识和研究藏区与藏族奠定了基础。欧洲学者对西藏的系统研究真正始于匈牙利人杜·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oros),他终身致力于藏族历史、语言和宗教研究,并于1834年出版了《藏英词典》(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Tibetan and English)和《藏文文法》(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English)等,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他的研究也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

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腹心地带开始地缘政治的扩张,英国的斯坦因(M.A.Stein)、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人在中亚和中国西北一带进行探险活动,尤其是从敦煌莫高窟窃走大批珍贵的古藏文手稿和写本,这些重要材料为西方学者的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以法国巴考(Jacques Bacot)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1]和意大利图齐(Giuseppe Tucci)的《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为代表的藏学名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藏学的正式形成。

20世纪中叶到下半叶,海外藏学研究机构的大批建立,标志着西方藏学走向成熟期。这主要包括由西藏“流亡政府”负责建立、创办的相关机构,以及整理出1959年由流亡藏人带出的大量藏文文献、档案和文物,并翻译出版的藏文典籍。另一方面,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为代表的西方财团资助英、美、法、意、德、日等国的大学和特殊研究机构,在购买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的同时,也开始成立藏学研究机构,聘请流亡藏人进行协作研究并培养本国学者。此外,由于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西方学者无法进入中国藏区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因此只能对锡金(今印度锡金邦)、尼泊尔、印度等海外藏人聚居区进行实地考察,其学术也多以“喜马拉雅研究”的名称出现,而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海外藏学的发展。

从20世纪末开始,随着中国与西方学术交流的扩大,海外藏学与中国藏学研究互动程度也逐渐加深。在此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中国藏学界加大了对西方藏学界的了解、译介和评析,在对话中发现异同,在学术观念的碰触中认识和构建自我,将西藏作为西方的政治、社会与大众文化思潮进行剖析外,从专业知识的生产和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西方的“藏学”传统,对西方藏传佛教研究的传统和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不同程度上作了一定的阐述,注意到西方藏学近些年在历史、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多学科发展的趋势。[2]

在对西方藏学研究动态的分析中,汪晖和沈卫荣均从学术渊源和“东方主义”批判的角度出发,以国际政治和文化表述的视野,比较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对西藏“想象地理”的宗教、哲学、精神层面的认知,从负面、落后的形象到“香格里拉”的理想国,妖魔化、神圣化与时尚化纷至沓来,西藏成了西方认识自我的“意义型他者”和“自我精神分裂”的弥合良方,同时也是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与地缘战略博弈的“前哨阵地”。[3]

励轩将美国藏学研究的历史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最早一批来美国的藏传佛教僧人,以及以图兰·威利(Turrell V.Wylie)为代表的美籍藏学研究者。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学者共同奠定了今天美国藏学的基础,形成了东、中、西部三支不同学术传统的分布格局,以及依赖政治需要、社会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等研究路径和特点。[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索珍分析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等十几所涉藏研究机构的现状,以及代表性学者的基本情况,总结美国藏学界的特点有:高等院校起到了先导作用;学术从单一领域向多领域发展;藏传佛教的研究占据重要地位;学术与政治交织;与中国的学术交流不断增强,研究重心开始东移等。[5]杜永彬分析后认为美国的藏学研究重心在西部日渐式微,向东部地区转移。[6]杜永彬对在西方社会颇具影响力的藏学文本重新进行解读,认为这些真实性和准确性都有待考证的材料,让西方人对西藏或西藏文明产生一种独特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节”,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对西方人的“西藏观”产生了很大影响,所导致的结果不仅仅是为“藏独”提供理论基础和学理依据,还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和西化。[7]

刘志扬认为海外藏人社会研究是西方藏学人类学中积淀最为丰厚、成果最为突出、影响力最为显著的方面,这些研究有助于中国藏学界学习和借鉴西方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理念,增进国际间的学术对话,但也应该注意此类研究所表现出偏离学术研究本身的政治倾向性和对中国学者研究的忽视,需要加以甄别与纠正。[8]沈海梅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角度出发梳理西方人类学领域的涉藏研究,归纳出西方从19世纪晚期开始的“东方学”范式的研究传统,到20世纪中叶进入以结构—功能为导向的时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历程,认为这种具有超越民族国家政治架构意义的研究,对于我国藏学界来讲也是一笔重要的学术遗产。[9]

从以上研究来看,中国学界对西方“西藏情结”的反思与批评,或流于概括性的简约描述,或偏重于萨义德“东方学”概念的借用与再阐释,或是批判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话语霸权,抑或是关注西方藏学的发展脉络与体制、学人介绍,及其与政治和现实的关系,不过对与藏文化研究有关的西方话语体系的具体实践——其复杂性、区域性、多学科性涉及不多,尤其是对海外新近的西藏视野之外的其他藏区(康区与安多地区)的区域性研究成果关注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界对兼具国际性与区域性的藏学研究的比较全面与深度的了解,而事实上追踪和更新西方藏学界的动态不仅有利于学术对话与交流,也有助于借鉴、批判和现实政策与实践层面的关怀。近些年来,国内藏学界相继出现了以人类学/民族学为导向的、旨在关注海外藏学的“区域性研究”,以及在此新取向影响下开始建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藏边社会研究”。于此,海内外藏学在区域性和实践性等方面也开始有了认知与进一步对话的基础。


二、新取向、新动态:区域、“边缘”与多元

长期以来,西方的藏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主题与范式特点,藏传佛教的经典及其演进的历史,哲学与宗教艺术和文化,一直都受到广泛的关注。西方藏学的基本构架具有“中心—边缘”的特色,有三个基本的人为与主观的层次——西方/西藏、汉/藏、拉萨/康—安多,研究主题、兴趣、地望随国际与中国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近些年来,不仅研究的主题有所变化,研究的区域也逐渐扩大,呈现出一种从“中心”向“边缘”扩展的态势。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川、甘、青、滇四省藏区,即安多与康区,在国际藏学界异军突起,改变了过去以西藏为研究重心的态势,也从传统的藏文经典研究向关注现实、实践与社区参与等层面拓展。藏学研究中的“多点视野”“地方中心性”“区域与社区研究”等观念的提出,与西方学术后现代认知观念的转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边缘”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地域空间的扩展,也是对一些长期被边缘化、被忽视或遗忘的领域的重新认知与反思,对过程与实践理论的强调。[10]

西方藏学研究的转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大多体现在近一二十年的专著和文章中。在这段时期内,西方的学术考察与田野研究比较容易进入西藏以外的沿边藏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对康区和安多藏区社会文化变化与社区发展的关注,对新时期的西方藏学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批新的博士和青年藏学家的成长,对藏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有价值的观察视角。

以学人和学术成果来看,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辨析这些变化:

1.历史、区域与地方

在西方藏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中,梅·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的3卷本《当代西藏的历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影响甚巨,从“喇嘛王国”的覆灭到20世纪50年代西藏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对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讨论甚细;在后两卷中,戈尔斯坦越来越关注西藏的“边缘”如康区在当代历史中对于汉藏关系以及西藏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影响。有别于达赖喇嘛的“大西藏”观念,戈尔斯坦在《雪狮与龙》一书中,对“西藏问题”(the Tibet question)的讨论,借用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的观念,力图从学术与政治的角度,呈现“政治西藏”(political Tibet,即在达赖传统辖地)与“民族志西藏”(ethnographic Tibet,即在西藏以外同属于藏文化区域的康和安多藏区)之别,为关注藏区政治与文化格局的差异与多元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颖的思考方式。[11]除了“区域”文化政治空间观念的厘清,近些年来的藏学界,也开始受到一些有后现代历史阐释和人类学倾向的观点的影响,如麦考尔·阿里斯(Michael Aris)倡导的、关注如汉藏边缘的康区这样具有“久远的自主意识,并由土司、喇嘛、头人等统辖的地区”的“地方中心性”(local centrality)与区域认同问题,[12]又如劳伦斯·爱博斯坦在《康巴历史:民众、地方与权威》一书的前言中提出的“地方性”(the local)在藏学研究中的思路问题,既关注曾经被历史边缘化了的“地方声音及事件”,也关注建构“地方”的历史力量、态度、情感与观念,同时将“地方”与民族—国家以及全球化的浪潮紧密结合起来,消融“地方”的边界,不仅将“全球/地方”作为一种学术分析框架,也将其作为权力运作的检视与批判聚焦点。

在政治文化空间观念与学术分析概念的转型中,近些年来,对康区和嘉绒地区的历史研究也受到了“新清史”研究思路的影响,关注清中期与清末的国家建构与转型、地方应对与主动性、民族—国家概念的影响、历史记忆等方面的问题。 清史与边疆史研究的结合,体现在汉藏边缘(Sino Tibetan frontiers)的历史事件、过程与“中心—边缘”的互动过程中。

毕业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现任教威廉姆—帕特森大学(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中国史的戴英聪教授所著的《川边与西藏:清初的帝国策略》,从区域史、边疆史与帝国史的角度出发,讨论清朝在西南川边的系列政治与军事行动中,尤其是大小金川事变过程中地方与中心的互动过程。川边藏区的疆域与社会文化体制的改变,也导致了清朝财政与军事上的衰落,地方性的偶发事件对于宏观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与作用。[13]纽约大学历史系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教授的《中国的战争文化:清代的帝国与军事》,以大量篇幅描绘大小金川战争中所体现出的文武兼备——军事、宗教、礼仪、地景、绘画艺术等方面的结合,与清朝提倡的尚武精神和文化兼容的“软实力”策略。[14]

关于清末川边藏区社会剧变的讨论,近些年来相继有两本英文专著颇为引人注目:一为毕业于哈佛大学,现执教于四川大学的玉珠措姆博士的《康区工布朗结的兴起:梁茹的瞎眼武士》;另一本为华盛顿州立大学温哥华校区历史系的王秀玉教授所作的《中国最后的帝国边疆:晚清在川边的扩张》。[15]玉珠措姆的专著运用汉文、藏文和欧洲的文献资料,讨论19世纪康区“独眼王”工布朗结的兴起及其对汉藏关系、康区地方认同与权力视野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凸显地方史与地方能动性的认知框架及其阐释意义;王秀玉的书所涉及的是清末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及在当地的反馈与文化—政治冲突过程,从地方史的角度,对微观历史事件进行深度剖析,从而折射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地缘战略与晚清中华帝国的转型问题。

在汉藏边缘近现代史的研究中,牛津大学博士、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的专著《西藏与民国边疆:1928—1949年的谋略与民族政治》,用官方资料说明民国时期的边疆政策既非纯粹的高压,也非步调一致。国民党时期对西藏和其他边疆省区的治理多停留在口头上,而实际的经营与治理始于抗战过程中对西部的开发与建设大后方和救亡图存时期。[16]

2.宗教复兴与汉藏交流

宗教经典、信仰与仪式研究一直都是传统藏学研究的基石,也是其他社会学科的涉藏研究中最为关切的重点。马克斯·韦伯曾对藏传佛教中的圣徒崇拜现象、活佛转世制度、教会制度,以及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过分析,指出西藏双重政权的合作是西藏文化得以保存和发扬的必要条件。[17]李安宅和于式玉两位先生也曾以人类学的观照对夏河拉卜楞地区宗教进行实地考察,来探讨知识分配方式所导致的社会分类。[18]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藏学界对藏区宗教关注的焦点,比较集中于宗教复苏、信仰实践与族群和国家政治层面。人类学、历史学和宗教学家对藏区信仰实践的研究,涉及了文化断裂与持续、宗教的变迁与时代变迁、国家政策的转变、现代性与世俗化、调适与冲突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一批带有人类学与宗教学色彩的著述相继问世,如梅·戈尔斯坦和马修·凯普斯坦编著的《当代藏区的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亚力克斯·麦凯编著的《藏区朝圣》、托尼·胡柏编著的《藏族文化中的神圣空间和强力地方——论文集》, 涉及宗教复苏时代国家政策的变化、社区与群体、个人的实践,以及安多和康区不同教派的发展、朝圣与社会、历史进程等方面的问题。[19]

有别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藏学界比较倾向于“宗教复苏”的关怀焦点,20世纪末以来的藏区宗教研究则关注宗教发展的历史进程、区域性与现代性等问题。哥伦比亚大学滕华睿(Gray Tuttle)教授的《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认为,佛教是现代汉藏民族间的桥梁,他依据不少珍稀史料和中国政治家与佛教僧人的个人回忆录,从民国时期汉藏佛教徒及政治家的人生史,讨论佛教在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西藏的关系。[20]毕业于加州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的郁丹(Dan Smyer Yu)博士所著的《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卡里斯马、金钱与启蒙》一书,同样关注汉藏交流中的宗教因素,以四川和青海的调查为基础,以藏传佛教的传播复兴为焦点,讨论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和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大众想象中的藏传佛教的精神意义。宗教的复兴与系列因素,如全球化、现代性、国家宗教政治、当地的居民认同相连,复兴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与地方—全球化的诸种嬗变力量交汇。[21]

奥斯陆大学的科恩·温伦斯(Koen Wellens)博士出版的《藏边的宗教复兴:西南中国的普米族》一书,则将对宗教复兴的研究兴趣,延伸到川滇交界被划分成藏族和普米族,但属于同一社区的藏传佛教与本土民间宗教的复兴。科恩认为多样性的变化应该从多元地方文化场景去理解,该书因对学界知之甚少或了解程度不深的普米文化的田野和民族志研究,被认为是“对于中国西南民族志以及当代中国宗教与文化政治的理解均具有价值的贡献”。[22]

3.性别形塑、现代性与文化表述

著名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教授曾指出,当今人文与社科学界所面临的研究问题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紧迫性——性别问题、移民问题、生态问题、认同与表述问题、全球化问题等,[23]而在当今的西方藏学研究中性别与文化认同建构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博士梅丽玲(Charlene Makley)的《解放的威力:后毛时代性别与藏传佛教的复兴》,[24]通过1992—2002年间在甘南拉卜楞寺的寺院与社区调查,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讨论语言和话语对于汉藏关系转型的意义,涉及社区改变的多元因素——市场、旅游、政治运动、现代消费等等,对藏区性别建构的不同影响,也讨论了地方多元的藏族声音。该书对汉藏交界的边城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理论的研究角度。

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丹增金巴(Jinba Tenzin)博士新近出版的《东女国地:汉藏边缘的性别与族群政治》,[25]根据近年来嘉绒藏区“东女国”的发现与塑造,利用田野民族志与文献资料,讨论地方族群/性别和国家—地方架构之下的文化认同。该书对边缘、性别、藏族性和民族以及地方复杂性的讨论,以及多种认同形式的揭示,传统发明或发现的话语与展示机制,都呈现了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

藏区边缘文化的“香格里拉化”、地方认同、现代化与发展驱动的利益纠葛,也受到了西方藏学界的关注。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奥斯·考乐斯(Ashild Kolas)在2008年出版了《旅游与转型中的藏族文化——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运用“空间生产”的理论,以滇西北为基础,讨论在市场化和旅游大潮中,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的“香格里拉化”与藏族文化的重构。[26]2015年,考乐斯又与莫妮卡·梭森(Monika Thowsen)合著《西藏边缘——汉藏边地的文化竞存》,讨论当代藏族文化的表述与认同,依据川、甘、青、滇藏区的田野与访谈,涉及藏语、文学、艺术、博物馆、节日等方面,同时也对藏区宗教的恢复与发展动态,如寺院的修复、僧侣人数、活佛转世制度、寺院教育和宗教仪式的开展诸方面进行了探讨。[27]

近些年来,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地理系的叶婷教授(Emily T.Yeh),[28]在藏区发展、现代化与文化政治的研究方面有两本专著问世。2013年她出版了《驯化西藏:地景变化与中国发展之礼》的专著,依据16个月的田野调查,从民族志与文献的角度,讨论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以拉萨为基点的藏区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地景”的巨大变化以及国家权力的运作,涉及市场与公租房、城市化、流动人口,发展观念的输入以及在不同时代的体现等问题;2014年又与克里斯多佛·冦金(Christopher Coggins)合编《绘制香格里拉:汉藏边缘的竞争地景》一书,是多学科研究的成果,描绘了在旅游开发和自然保护项目中,川滇边“香格里拉”的命名所引起的地方性竞争,涉及媒体/展示、国家发展策略和地方反馈。反映了目前西方藏学的前卫研究范式的发展,如空间性、现代性、生态性、认同性,以及“双生物权力”运作等观念。

4.经济、资源与生态

在藏区经济、资源与生态开发与保护方面,西方学界与媒体在讨论“中央—地方”或西藏与内地的经济关系时,以西方思维中惯习的“冲突模式”(conflict model)来看待藏区的现代化发展、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忽视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持激烈批评观点的如安德鲁·费歇尔(Andrew Fischer)的《西藏的地区增长与社会排斥:近期经济发展的挑战》和《西藏在中国的弱势发展:经济边缘化的研究》、盖博利尔·拉菲特(Gabriel Lafitte)的《侵蚀西藏:世界屋脊上的中国与资源民族主义》、迈克尔·巴克利(Michael Buckley)的《融毁西藏:中国从西藏高原到亚洲三角洲地带对生态系统的恣意损坏》。[29]费歇尔的书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和以量化的指标,根据城市化、移民、就业与教育、社会等因素,讨论藏区在20世纪90年代后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经济边缘化”及“社会排斥”现象的产生,拉菲特与巴克利则是从藏区水资源、矿业以及草原的开发与利用来谈青藏高原生态所遭受的破坏。

在对藏区经济、生态与生活模式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学术性与客观性比较强的研究,如毕业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海诗杰(Jack Patrick Hayes)博士出版的《汉藏边缘世界的变化:川北的政治、经济与环境》,从微观历史的角度出发,讨论从清末到21世纪早期川北松潘的环境、经济和政治史,认识川西北藏区经济生活与生态的多样性、文化与族群的独特性,以及市场、自然环境和各种政治历史力量对当地施加的影响和当地居民的反馈。[30]澳大利亚迪金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吉利安·谭(Gillian Tan)的《白石圈:藏区东部的牧民的季节性迁徙》根据自己的田野过程,探讨康区牧民的游牧生活方式,社区与宗教及其他外力变化因子之间的互动,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来认识藏区牧民生活及文化传统的持续与断裂。[31] 


三、小结:区域与多元交流

总结近年来海外藏学的研究,在范式的运作上有走向“边缘”、地方化、区域化、多元化、多学科化等特点,具有科恩所说的“范式转换”,以及藏学研究新时代来临的特点。当然,国内藏学的动态也呈现出不少相似性。如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对西藏及四省藏区藏族文化的研究,在学术理念上除了强调助推边疆和谐发展和现代化的“经世致用”外,藏族文化多元一体之概念的提出,以及近年“藏边研究”学术实践的提倡,都是从区域的角度来推进多民族文化空间的研究,以拓展的视野来加强对西藏及其他四省藏区的研究的平衡发展,加强对传统的“边缘”区域的研究。

所谓的“藏边研究”是“人类学视野下的藏族及其周边民族研究”[32]的简称,国内藏学界和人类学界都曾对其定义做过阐释,[33]简要总结就是:相对于传统藏文化中心的卫藏地区而言,处于青藏高原周边或外围,并受藏文化影响的地区,包括国内被民族识别为“藏族”,以及境内外信仰藏传佛教的其他族群及其分布的地区的研究。然而,“藏边”一词的内涵从民国时期的马鹤天、葛赤峰、古纯仁等学者首次用以表示与西藏相邻并和汉地接壤的藏区这一单纯的地理概念,[34]伴随着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和藏学研究理论范式的转变而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就为传统的藏学开拓了“区域研究”的新视野,并由此一改传统以西藏为中心的藏学研究,安多研究、康巴学以及喜马拉雅研究等随之应运而生。然而,作为西藏中心的“卫藏”和其他地区的“藏边”,二者由于历史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所形成的宗教和族属上的一致性,以及历史发展轨迹和地缘政治、社会变迁的差异性,使一般的“区域研究”难以解决这种更为宏大的命题,于是“藏边”的概念被再次提出,只不过其内涵已经从地理名词向文化空间方面发生了变化,即一方面从字面上强调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关系,另一方面也成为一次国内学者提出的跨族群、跨区域与跨境研究的新学术框架,并且通过多位学者的研究对此概念不断进行深化与完善。

比如,刘志扬认为应该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藏区、藏族及其周边民族进行研究,且通过参与观察等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历史文献来撰写民族志,从宏观角度来看待整个藏文化圈,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藏族及周边民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和互动关系。[35]陈庆英先生则结合历史与当下藏区的实际情况后,认为甘、青、川、滇四省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以及政治等方面都与西藏有着紧密的联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宗教文化上表现出很强的认同感,以及从元明清以来历代中央王朝所形成的“安藏必先安康(青)”的共识;此外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国家政策投入力度的不同,“藏边”又与西藏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而且在民族成分上也表现出西藏以藏族为主,而“藏边”为多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这些都应是民族学和藏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课题。[36]彭文斌就“藏边”对西方藏学界的传统意义以及威穆·范·斯本根(Win Van Spengen)的“知识考古”对当前我们认识藏族的区域性和跨区域商业化文化网络所具有的重要参考意义进行了阐释,进一步强调了“藏边社会”的研究价值。[37]张亚辉则通过分析“藏边”地区封建制度的来源与性质的多样性,以及这些分封制度如何与作为轴心文明表征的藏传佛教的思想知识与教区组织之间的复杂多变的关系,提出对于藏边世界应该以更加广阔的比较研究为基础来书写其民族志,认为这样的研究不但有利于我们对藏边世界的理解,也将贡献于人类学的普遍思考。[38]

国内学者的“藏边社会研究”与藏羌彝走廊研究、康藏研究和西北民族走廊研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是将康巴与安多、西南与西北的区域研究弥合在了一起。但是也需要注意该研究并不只是将研究的视野集中到藏区或藏文化的边缘地带来探讨中心与边缘间的文化差异,而是重新理解“卫藏”在整个藏文化中的地位,以及藏边社会在藏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互动,这些对于今天的民族问题和国际关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目前中国学界的重点是放在国土境内的“藏边”,对于其他地区的“藏边社会”关注并不多,而这一点刚好又与西方的“喜马拉雅研究”所契合,国内学界在面临全球化与地方性认识彼此观照等问题之时,必须在这一新的领域,即在所谓的区域与边缘研究方面,与西方学界形成对话、交流和自省,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强化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意识,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理论与范式,这既有助于客观认识藏区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问题,也是推进海内外藏学发展的有效途径。

 


[1] (Jacques Bacot et al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WT6B1〗(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51),Paris:P.Geuthner,1940.

[2]谢继胜:《国际藏学研究新动向——第九届国际藏学讨论会论文综述》[J],《中国藏学》2001年第3期,第26—48页。

[3]参考沈卫荣:《寻找香格里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4]励轩:《美国藏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J],《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第24—38页。

[5]索珍:《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其分析》[J],《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第271—281页。

[6]杜永彬:《美国藏学研究的发展和演变——以华盛顿大学的藏学研究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1期,第18—28页。

[7]杜永彬:《洛桑然巴——西方人神话西藏的骗局》[J],《中国西藏》2002年第2期,第11—14页。杜永彬:《〈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山到好莱坞寻找香格里拉〉评介》,《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82—88页。杜永彬:《西方藏学研究中的一个“硬伤”——评〈西藏历史辞典〉》[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41—147页。

[8]刘志扬:《海外藏人的人类学研究:围绕北美藏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评析》[J],《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第96—100页。刘志扬:《西方藏学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基于美国博士论文的分析》[J],《中国藏学》2012年第2期,第223—232页。

[9]沈海梅:《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8期,第1—9页。

[10] Lawrence Epstein ed.,Khampa Histories:Visions of People,Place,and Authority,Leiden:Brill,2002.

[11] Melvyn C.Goldstein,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China,Tibet,and the Dalai Lam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12] Michael Aris,Lamas,Princes,and Brigands:Joseph Rock’  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oshington Press,1992.

[13] Yingcong Dai,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0.

[14] Joanna WaleyCohe,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I.B.Tauru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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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张亚辉:《民族志视野下的藏边世界:土地和社会》[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

(作者:彭文斌  韩腾   摘自:《中国藏学》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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