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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人员概况

发布时间: 2018-05-03               来源:《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

 在西方国家中,俄罗斯是最早对西藏产生兴趣的国家之一。早在17世纪,为服务于在信奉藏传佛教的中西伯利亚蒙古人地区进行扩张的政策,俄罗斯的一些学者、探险家和政客就开始了对藏族语言文字、宗教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早,更由于占有地理上的优势,俄罗斯在获取藏文文献和从事藏族语言、历史、宗教等传统藏学研究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俄罗斯的藏学研究也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在国际藏学界占据了一定的地位。直到今天,俄罗斯学者在藏文文献研究方面依然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在藏学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俄罗斯藏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现状有一定的宏观了解,以便取长补短,丰富我们的学术视野,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一、俄罗斯早期对藏学的探索

 俄罗斯藏学研究的诞生是近代以来沙俄在远东地区进行侵略扩张的产物。17世纪以后,当沙俄的势力扩张到西伯利亚中东部一带时,了解生活在当地的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人就成为沙俄当局一项急需完成的使命,这也催生了最早的一批藏学研究人员,使俄罗斯藏学研究开始进入发端期。

 18世纪20年代,一批藏文抄本在位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阿卜赖寺(Ablai-yin Kyit)被人发现,此事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当时的欧洲懂藏语的人还不多,为解读这些文献,俄罗斯科学院的历史学家米勒(G.F,Miller,1705—1783)于1735年深入到色楞格斯克的布里亚特人中间,结识了当地的宗教领袖阿旺·彭措。阿旺·彭措将发现的抄本第一页开头部分翻译成了蒙文,并用蒙文字母标注了发音。米勒随后请俄罗斯外交部译员彼得·斯米尔诺夫将阿旺·彭措的译文翻译成俄文。之后,米勒将这个俄文译本翻译成了拉丁文,于1747年与藏文原稿一同发表,文章题为《西伯利亚唐古特抄本考释》。这可以说是俄罗斯学者解读藏文的第一次尝试[1]。

 18世纪70年代,俄罗斯科学院的东方学家和民族学家帕拉斯(P.S.Pallas,1741—1811)也开始对西藏研究产生兴趣。他与一些西伯利亚的喇嘛进行了许多探讨,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很多关于西藏的地理、语言、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并收集了一些蒙文和藏文的文献。俄罗斯科学院的译员伊耶里格对部分收集的文献进行了翻译。帕拉斯将他收集到的材料和伊耶里格的译文收录进他编著的两卷本《蒙古各族历史资料汇编》[2]。

 1774年至1782年,俄罗斯旅行家叶夫列莫夫在进行中亚旅行探险的过程中经喀什、喀喇昆仑来到拉达克地区,并在当地进行考察。1786年,他的著作《漫游和奇遇》出版,其中的“西藏”一节专门论述了拉达克地区藏人的语言、风俗以及饮食起居等。尽管叶夫列莫夫并没有进入过西藏本土,但他的记录可以算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早的对藏人风俗的第一手记载[3]。

 这一时期俄罗斯藏学研究人员主要的工作是收集有关西藏和藏族的资料和信息,因此他们多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藏学家,甚至很多人连藏语都不懂,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对于藏族语言、文化的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藏学研究从收集、整理资料到进行科学研究的过渡。


 二、俄罗斯主要藏学研究机构及其人员

 进入19世纪以后,俄罗斯的藏学研究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以1818年和1855年亚洲博物馆(东方学研究所和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前身)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的分别建立为标志,俄罗斯的藏学研究开始有了比较集中的研究平台,藏学人才的培养、传承也有了一定的延续性。随着亚洲博物馆演变成东方学研究所和东方文献研究所,以及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的壮大,俄罗斯的藏学研究事业也走过了近200年的发展历程。这几个机构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最为主要的藏学研究机构,要了解整个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的藏学研究状况,必须首先了解这几个机构的发展脉络、现状和人员构成。

 1.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RAS)

 (1)东方文献研究所藏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是俄罗斯从事藏学研究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其最早的前身就是俄罗斯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Asiatic Museum of RAS)。亚洲博物馆是沙俄时代保存东方文献最重要的机构。1818年11月,俄罗斯科学院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一批穆斯林文献,为收藏这批文献,俄罗斯科学院决定在当时的首都圣彼得堡建立亚洲博物馆,并决定日后所有科学院所藏的东方手稿和书籍都由该博物馆收藏[4]。亚洲博物馆收藏的东方文献从当时全世界范围看都是首屈一指的。它还是俄罗斯最早收藏、整理和资助研究藏文文献的机构之一。

 1930年,苏联政府为了加强本国的东方学研究,决定将亚洲博物馆与佛教文化研究所、突厥研究室、东方学院等机构合并[5],成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由奥登堡任所长,研究所设在列宁格勒。在东方学研究所的早期研究工作中,主要从事藏学研究的部门是印藏研究室(Indo-Tibetan Department),谢尔巴茨基为该室首任主任。1936年,随着业务的拓展,印藏研究室被分为印度研究室和西藏研究室两个部门,西藏研究室由沃斯特里科夫主持。但随后由于肃反活动的影响,西藏研究室的业务也受到了影响,1943年谢尔巴茨基死后该研究室几乎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1950年,东方学研究所被迁往莫斯科,但包括藏文文献在内的绝大部分馆藏东方文献和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的学者被留在列宁格勒,这部分学者和资源被整合成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由于研究藏学及相关学科的学者和主要的藏文文献留在了列宁格勒,因此列宁格勒分所实际上是苏联的主要藏学研究中心,也是亚洲博物馆和早期东方学研究所藏学研究正统的传承者。

 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分所更名为圣彼得堡分所。2007年,圣彼得堡分所与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总部正式分开,并更名为东方文献研究所。作为俄罗斯藏学研究领域中实力最强的机构,东方文献研究所现有7个研究室和1个图书馆,其中远东研究室、东方文献与文本研究室、南亚与东南亚研究室等部门的研究涉及藏学领域的研究。东方文献研究所现任所长为爱丽娜·波波娃(Irina F.Popova)[6]。

 (2)东方文献研究所的藏文文献收藏

 东方文献研究所可以说是全世界收藏藏文手本和刻本历史最长、数量最多的机构之一。该所收藏的藏文文献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在阿卜赖寺发现的藏文手抄本,这份珍贵的抄本后来被送往圣彼得堡,保存在俄罗斯皇家科学院。此后随着米勒、帕拉斯等人在布里亚特地区的不断搜寻和补充,俄罗斯科学院保存的藏文文献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随着1818年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的建立,原先保存在科学院各部门以及其他机构的藏文文献都被统一收藏在亚洲博物馆。瓦西里耶夫在北京居住期间曾为亚洲博物馆购置了大量藏文图书。1844年清政府赠送给俄国一套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其中的《甘珠尔》被运到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图书馆保存,随着后来亚洲司图书馆并入亚洲博物馆,这套北京版《甘珠尔》也成为亚洲博物馆的藏品[7]。亚洲博物馆藏文文献的收藏在20世纪初期经历丁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齐比科夫和巴拉津分别在1899—1902年和1905—1907年前往藏区学习,并带回333函和169函藏文文献,这些文献带到俄罗斯后都被保存在亚洲博物馆。第二个飞跃是奥登堡1909—1910年和1914—1915年两次组织前往敦煌的考察团,并带回了一些藏文写卷。此外,在1914年,马洛夫(S.Malov)发现了57件残破的罗布泊藏文木简。经过近300年的收集整理,如今东方文献研究所的藏文文献收藏已十分丰富。根据与该所合作进行藏文文献电子化处理的“亚洲经典输入项目”(Asian Classics Input Project)网页上的数据,东方文献研究所现有藏文手本、刻本共计约15万件,分为2万5千函[8]。在这些文献中, 216件是敦煌写卷[9],包括202件《无量寿经》和10件《心经》。

 (3)东方文献研究所的藏学研究人员

 施密特(J.I.Schmidt,1779—1847)是俄罗斯早期重要的藏学家,其研究领域涵盖了藏语语法、藏文文字和藏传佛教等诸多方面。施密特早年跟随卡尔梅克地区的喇嘛学习了蒙语和藏语,从此走上了藏学研究的道路。他在藏语语法和词汇研究方面着力甚深,先后出版了《藏语语法》《藏德词典》《藏俄词典》的著作,并开创了藏文词典的词根排列法。此外,施密特还对藏文文字的起源和藏语与印度语言的比较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于1832年发表了《关于藏文的起源》一文。在论文中,施密特对藏文文字和印度北部的婆罗米文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藏文源于婆罗米文字变体之一的观点。1843年,他将藏文文献《贤愚经》翻译成德文发表。在他的协助下,纳塘版《甘珠尔》目录得以出版,这是西方出版的第一部藏文文献目录。1847年,他与比奥特林格合作编写了亚洲博物馆所藏的藏文文献目录,并以《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所藏之藏文抄本与刻本》为题予以发表。施密特为俄罗斯藏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他的努力,“俄国藏学从一开始就能与欧洲藏学大国并驾齐驱,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有过之而无不及”[10]。

 希弗涅尔(A.Schiefner,1817—1879)是俄罗斯第一个通过自学掌握藏语并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藏语语法、宗教和西藏文学。他的主要藏学著作包括《藏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平》[11]和《梵藏蒙语佛教辞典》。希弗涅尔非常重视对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研究,尤其是《甘珠尔》中记载的西藏佛教文学和《丹珠尔》中有关逻辑学、医学和语法学的内容。他还是西方第一个研究苯教经典《十万龙经》的学者。希弗涅尔对藏文文献的搜集整理也非常重视,在他的努力下,亚洲博物馆的藏文抄本和刻本数量有了很大增长[12]。

 奥登堡(S.Oldenburg,1863—1934)1885年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00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02年他根据第13届国际东方学大会的决议筹组了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 1909—1910年和1914—1915年,在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下,奥登堡两次率团前往中国西部进行考察,并从敦煌掠走了大量藏文文献。从1916年开始,奥登堡成为亚洲博物馆馆长。十月革命后,他采取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态度,因而得以留任[13]。1930年亚洲博物馆被改组为东方学研究所,奥登堡成为第一任所长。

 谢尔巴茨基(T.Stcherbatsky,1866—1942)1889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后留校任教。他主要研究佛教思想,尤其重视对藏文佛学典籍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佛教中心概念和“达磨”词义》《佛教涅槃概念》《佛教因明》、梵文《辩中边论》英译本等[14]。从1897年开始,他和奥登堡合作,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中编辑出版“佛学文库”系列丛书,出版各国学者对佛教的研究成果。在所有出版的32卷中,14卷是关于藏传佛教的。十月革命后,谢尔巴茨基依然是苏俄(前苏联)藏学研究的干将,并成为东方学研究所印藏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

 齐比科夫(G.Tsybikov,1873—1930)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的毕业生,1900年受亚洲博物馆派遣到达拉萨,在那里待了一年后又前往各藏区的重要寺院进行考察,收集了大量资料。齐比科夫最重要的藏学学术成果是《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1902年,齐比科夫开始在海参崴东方学院任教,教授藏语课,并在该学院建立了藏语教研室[15]。

 巴拉津(B.Baradiyn,1878—1937)曾在圣彼得堡大学师从奥登堡和谢尔巴茨基学习蒙语、藏语、梵文和藏传佛教主要经典。1905年,巴拉津受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委派,化装成香客跟随出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深入研究藏传佛教,调查藏区各大寺院的藏书情况。在调查的过程中,巴拉津对拉卜楞寺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完成了《拉卜楞寺金殿弥勒菩萨像》和《拉卜楞寺游记》两部著作。此外,巴拉津还从拉卜楞寺带回了约200卷文献,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的藏文文献收藏[16]。

 奥贝尔米勒(E.E.Obermiller,1901—1935)是苏联早期藏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192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1930年东方学研究所成立后,他进入该所的印藏研究室工作,是该所成立之初的学术骨干之一。奥贝尔米勒是谢尔巴茨基的得意弟子,可惜英年早逝,许多工作没有得到及时深入的开展。在他短暂的学术生涯中,最大的成就是将藏文历史典籍《布顿佛教史》翻译成英文。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研究藏医和宗喀巴的论文[17]。

 沃斯特里科夫(A.I.Vostrikov,1904—1942)也是谢尔巴茨基的学生。他1924年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亚洲博物馆、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东方学研究所成立后,他也来到印藏研究室从事藏学研究工作。印藏研究室拆分后,他开始主持新成立的西藏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和学术生涯也很短暂。沃斯特里科夫一生最大的学术成就是编写了《西藏历史文献》,该书是第一部关于西藏历史文献的通论性著作[18]。

 杰夏托夫斯基(Vorobyov Desyatovsky,1928—1956)195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之后便进入列宁格勒分所的东方文献研究室(Department of Oriental Manuscripts)工作。杰夏托夫斯基从事藏学研究的时间不足5年,在这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他对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由沙俄时代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搜集的中亚文献进行解读和研究,这些文献中包含了不少藏文抄本[19]。此外,杰夏托夫斯基还对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在新疆罗布泊发现的藏文木简的一部分进行了释读、翻译,并据此发表了两篇论文:《马洛夫所藏藏文木简》和《罗布泊的藏文木简》[20]。

 杰夏托夫斯卡娅(Margarita losifovna Vorobyova-Desyatovskaya,1933—)是杰夏托夫斯基的遗孀。1955年,她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印度语言教研室毕业,并开始在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工作。1956年,杰夏托夫斯卡娅开始与科查诺夫(以及后来的萨维斯基)合作整理列宁格勒分所的藏文手本和刻本。1972年,她与萨维斯基合撰了《藏学》一文,对列宁格勒分所的藏学研究乃至18世纪20年代以来的整个俄国藏学研究状况进行了阶段性总结。杰夏托夫斯卡娅先后在列宁格勒分所的藏文图书馆、东方文献和文本研究室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研究室工作,现任南亚和东南亚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21]。

 萨维斯基(Lev Serafimovich Savitsky,1932—2007)1955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学习,当年该系恢复了中断的藏语专业教学,于是萨维斯基便师从杰夏托夫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学习藏语。1960年,萨维斯基毕业后开始在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从事研究工作。在列宁格勒分所工作期间,萨维斯基对该所收藏的藏文手本和刻本进行了整理、分类、编目和研究,并与杰夏托夫斯卡娅合作编写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藏文文献》(The Tibetan Fund Kept at the Leningrad Branch of the l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一书,并发表了他编写的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写卷的目录。在整理藏文文献的过程中,萨维斯基意外地发现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集的一部刻本和一部手本,并据此开始了他的博士论文研究。1983年萨维斯基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仓央嘉措情歌的俄文译本[22]。

 克拉比维娜(Raisa Nikolaevna Krapivina,1947—)是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从1980年起,她开始在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工作。1991—1993年,她在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喜马拉雅研究学院学习藏语,并师从当地的喇嘛学习古典藏文文献。克拉比维娜曾长期担任格西蒋扬钦则(འཇམ་དབྱངས་མཁྱེན་རྩེ)的私人翻译,后者一直在圣彼得堡讲授藏传佛教哲学[23]。克拉比维娜现任东方文献研究所远东研究室的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萨迦派历史和藏传佛教哲学[24]。

 佐林(Alexander Valerievich Zorin,1979—)1996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蒙古语言教研室学习,并先后获得西藏语言学学士和宗教学硕士学位。在圣大学习期间,他师从克拉比维娜学习古典和现代藏语、梵文、藏传佛教历史和哲学,并主攻嘉木样协巴著作的研究。之后他进入圣彼得堡分所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将研究兴趣转向西藏诗学。2006年他成为了圣彼得堡藏文藏品部的负责人,并开始着手重新整理整个研究所收藏的藏文文献。同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西藏诗歌的源泉: 8至14世纪西藏文学中的赞美诗》(At the Source of Tibetan Poetry:Stotra Hymns in Tibetan Literature of the 8th—14th Centuries)。2007年,他出版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集的俄文译本。2009年,他出版了《度母赞》(Hymns to Tara)的俄文译本[25]。

 2.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Instiute of Oriental Studies,RAS)

 (1)东方学研究所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与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原同属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1950年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进行改组,部分机构迁往莫斯科,继续称东方学研究所,另一部分机构和大多数文献留在列宁格勒,成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这也是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前身。

 东方学研究所自从1950年与列宁格勒分所分开并迁往莫斯科以后便主要专注于东方学现代问题的研究[26],不过就藏学研究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主要的藏学研究资源还留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在藏学研究方面相对而言并不太突出,除了罗列赫及其学生外,进行藏学研究的学者也不多。

 (2)东方学研究所的藏学研究人员

 罗列赫(Roerich,1902—1960)是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最为重要的藏学家之一。他早年游学欧洲,师从伯希和、列维等学者学习梵文、巴利文、藏语、蒙语和汉语。1923—1928年,他随父亲组织的中亚考察团前往锡金、印度、克什米尔、拉达克以及中国的西藏、新疆、青海和蒙古等地进行游历。之后,罗列赫长居印度噶伦堡。1930年,罗列赫成为乌鲁斯瓦蒂喜马拉雅研究所(Urusvati Himalayan Research lnstitute)所长。1957年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发现了罗列赫的才华,把他带回苏联,安置在东方学研究所工作,直到他3年后去世。罗列赫的藏学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他曾与藏族学者更敦群培合作将《青史》翻译成英文出版。他所著的《西藏绘画》(Tibetan Paintings)是前苏联第一部研究西藏唐卡的通论性著作。此外他还著有《西藏考古学的诸问题》(Problems of Tibetan Archeology)、《藏语的拉胡尔方言》(Tibetan Dialect of Lahul)、《破石仪式》(The Ceremony of Breaking the Stone)[27]等。

 列昂节夫(1917—1968)是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的西藏历史专家,其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英国侵略西藏史,著有《1888—1917年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28]《18—19世纪英国侵略史略》《1903—1904年英国对西藏的武装干涉》[29]《西藏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地位》《中华民国时期的西藏》[30]等。

 巴菲欧诺维奇(Yuri Parnonovitch)和迪里科娃(Yulia V.Dylykova)夫妇都是著名藏学家罗列赫的学生,在东方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巴菲欧诺维奇曾将藏文文献《贤愚经》翻译成俄文出版,并与别人合著了两卷本的《西藏医学绘画》[31]。迪里科娃是研究西藏文学体例和流派(genres)的专家,曾有专著专门论述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的著作有《萨迦班智达格言》《西藏文学的形成问题》等[32]。他们夫妇还在罗列赫去世后将其生前编著的《藏俄英辞典》(Tibetan-Russi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Parallels)完善并出版。

 3.圣彼得堡大学

 (1)圣彼得堡大学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成立于1819年的圣彼得堡大学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在前苏联时代被称为列宁格勒大学,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大学恢复圣彼得堡大学的名称。在圣彼得堡大学中,主要从事藏学研究的部门是东方学系及其下设的蒙藏教研室(Chair of Mongolian and Tibetan Studies)。圣彼得堡大学的蒙藏研究专业最早可溯源到喀山大学1833年成立的蒙语教研室。1855年,根据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命令,全俄所有其他高校的东方语言专业全部并入新成立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该教研室也随之成为圣彼得堡大学的蒙古语言教研室(Chair of Mongolian Philology)。圣彼得堡大学是俄罗斯最早教授藏语的机构之一。2008年,蒙古语言教研室被改组为蒙藏教研室,现任主任为弗拉基米尔·乌斯潘斯基教授。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文献将东方学系翻译成亚非学系(Faculty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包括该系的英文网站也采用这一译法),实际这一译法并不妥当。东方学系的俄文是Vostochnyi Fakul’ tet,翻译成东方学系才更为准确[33]。

 (2)圣彼得堡大学的藏文文献收藏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图书馆是俄罗斯除东方文献研究所之外另一个藏文文献收藏的重要机构,其藏文藏品主要是从喀山大学图书馆转移过来的,而这些藏文文献许多是瓦西里耶夫从中国购置的。由于瓦西里耶夫被派往北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在喀山大学建立藏语教研室,因此他格外注意收集藏文图书。在瓦西里耶夫购置的藏文图书中,比较重要的是一部纳塘版的《丹珠尔》,还有《米拉日巴传》和《青史》等[34]。1855年喀山大学东方学系被并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喀山大学收藏的藏文图书也转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图书馆收藏。此后又有一些藏文文献陆陆续续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如今圣彼得堡大学的藏文文献有3300件[35],分为471函。

 (3)圣彼得堡大学的藏学研究人员

 瓦西里耶夫(V.Vassiliev,1818—1900)是俄罗斯第一个掌握了藏语的土生土长的藏学家。他1839年从喀山大学语文系毕业并取得蒙古语文硕士学位后,于1840年加入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使团,并且一待就是10年。其间他学习了汉语、满语、蒙语、梵文、藏语、突厥语等。1850年,瓦西里耶夫回到喀山大学任教。1855年,喀山大学东方语言专业被合并到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瓦西里耶夫也随之调往那里工作,直到1900年去世。瓦西里耶夫对藏学研究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即西藏语言文学和藏传佛教。从北京学成返俄后,瓦西里耶夫为未来的藏语教研室制定了一份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教学计划。在这份教学计划中,瓦西里耶夫列入了大量的西藏语言、历史、地理、西藏与中国内地关系以及文学等方面的材料,并将《甘珠尔》和《丹珠尔》也纳入了教学方案。此外,瓦西里耶夫还系统地研究了汉语和藏语的佛教文献。他在这方面的著述主要包括:《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总论卷》和《印度佛教史卷》)、《佛教术语词典》《佛教文献述评》和《西藏佛教史》,这些著作绝大部分是参考了藏族学者和高僧的文献,有些直接就是藏文文献的俄译[36]。

 库兹涅佐夫(B.I.Kuznetsov,1931—1985)1956年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在学习期间,列宁格勒大学刚刚恢复了藏语教学的课程,库兹涅佐夫对藏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便师从杰夏托夫斯基学习藏语。1961年,他翻译并出版了《西藏王统记》,俄文本名为《西藏编年史——王室家族一面清晰的镜子》,并以此取得了博士学位。库兹涅佐夫毕业后长期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教授藏语和西藏文学,他的学生日后成为俄罗斯各地藏语教学的主力。库兹涅佐夫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西藏语言外,还包括西藏哲学、宗教、历史等[37]。

 乌斯潘斯基(Vladimir.L.Uspensky)1981年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后进入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突厥与蒙古研究室攻读博士学位,之后留在列宁格勒分所从事研究工作。在列宁格勒分所学习和工作期间,乌斯潘斯基得以接触该所收藏的大量藏文文献,并熟练掌握了藏语,加上之前在列宁格勒大学获得的蒙古语言文献知识,乌斯潘斯基得以在五世达赖喇嘛生平和清代藏传佛教历史等研究领域取得相当的成就。2005年,乌斯潘斯基成为圣彼得堡分所藏文文献藏品部的负责人,2007年他开始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工作,2009年成为圣彼得堡大学蒙藏教研室的主任[38]。乌斯潘斯基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藏传佛教历史、蒙文和藏文文献的整理以及蒙文佛典的翻译等。


 三、俄罗斯其他藏学研究机构和人员

 1.沙皇俄国时代的其他藏学人员

 比丘林(N.Y.Bichurin,1777—1853)称得上是19世纪早期俄罗斯研究中国的学者中的重量级人物,他不仅是公认的俄国汉学奠基人,同时也是俄国藏学和蒙古学研究的权威。比丘林是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使团的成员,1807年成为该使团的团长。他在北京居住了14年,期间大量收集中国的文献。1828年他将《卫藏图识》翻译成俄文,题为《西藏志》。1833年,比丘林根据《廿三史》和《资治通鉴纲目》的资料编著了《西藏青海史》一书[39]。比丘林的这本书“首开国外利用汉文资料研究藏学的风气”[40]。与国际藏学鼻祖乔玛相比,比丘林的许多研究甚至还要早几年,只是由于乔玛精通藏文,并且使用英文写作,因此影响力更胜一筹。而比丘林却不懂藏文,这对他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制约[41]。

 19世纪下半期以来,在加紧对中国西藏侵略和渗透的背景下,一些以进入西藏考察为目的的探险家和怀抱政治目的的藏学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和德尔智。

 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是俄国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西藏进行考察的首倡者,他曾组织过3次对西藏的考察。1879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一次进入西藏考察。1883年,他出版了《从斋桑经哈密前往黄河上游》一书,记录并总结了此次考察活动的经过。之后,普尔热瓦尔斯基又于1883年和1888年组织了两次进藏考察,但都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地拉萨,并且在第3次进藏途中染病身亡。普尔热瓦尔斯基虽然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马前卒,但他的考察报告对于当时外界了解西藏的情况依然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42]。

 德尔智(1853—1938)是俄罗斯布里亚特僧侣,他的这一身份正好符合沙俄政府利用宗教对西藏进行渗透的政策。早在18世纪初,沙俄政府就确定了将“喇嘛教僧侣作为对外政策的传播者”[43]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德尔智得以成为沙俄政府利用的一枚棋子。德尔智年轻时来到拉萨哲蚌寺学经,于1888年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后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并赢得了后者的高度信任,借机向后者和西藏其他官员宣扬“亲俄”和“联俄”的思想。在西藏居住期间,德尔智不但组织起了亲俄的政治集团[44],还多次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前往莫斯科寻求帮助,以对抗英国在西藏的扩张。德尔智不但在政治上积极推动西藏倒向俄国,在学术上也努力研究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以便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德尔智在藏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对《青史》的研究,他曾著有《蒙古简史——据蒙古文本〈青史〉》,在书中他积极宣扬俄国就是西藏传说中的香巴拉,俄国沙皇就是香巴拉君主,企图利用传说和历史为西藏倒向俄国寻找依据[45]。

 2.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学、佛学和藏学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学、佛学和藏学研究所的前身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学术委员会。1922年该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科学院布里亚特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设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是俄罗斯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机构。布里亚特的藏学研究源远流长,在十月革命以前,该地区就开始了对藏学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哲学、因明学、戒律学等宗教内容。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后,这些内容全部被吸纳进来,此外藏语文、藏族历史、印度和西藏艺术理论、藏族历史碑铭、藏语语法、医学也成为该机构重要的研究内容。由于地理和民族的原因,该所藏有许多藏文文献,在佛教的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46]。该研究所在前苏联时代出版的藏学著作主要包括《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所藏藏文写本和木刻本书目》《西藏贝叶文书收藏品》《西藏罗布泊地区贝叶文书》[47]等。


 四、俄罗斯藏学研究的特点分析

 1.俄罗斯藏学专家的产生和藏学人才的培养有3个较为分明的时期。第一个是18世纪,这一时期俄罗斯从西欧聘请了许多外国学者(主要是德国人),其中代表人物有米勒、帕拉斯、施密特等,这些外籍学者为俄罗斯的藏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第二个是19世纪上半期,这一时期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使团是培养俄罗斯藏学学者的最重要摇篮,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人都出自该使团;第三个是19世纪下半期以后至今,自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开设藏学专业以后,俄罗斯藏学界就大致形成了一条从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到东方学研究所和东方文献研究所的藏学人才培养和传承路径。

 2.由于俄罗斯境内居住着大量的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人,这些人在宗教上信奉藏传佛教,文化上亲近藏文化,这样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比较方便的研究对象和大量研究人才储备。一方面,俄罗斯藏学学者不出国门就可以考察研究藏语文、藏文文献和藏传佛教,比如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成立之初,谢尔巴茨基和奥贝尔米勒就曾组织过几次针对布里亚特地区的学术考察团;另一方面,俄罗斯藏学界一直以来就有许多来自布里亚特的学者,比如齐比科夫、巴拉津、克拉比维娜等人。

 3.由于收藏着大量的藏文文献,俄罗斯学者在藏语文、文献和宗教等传统藏学学科的研究方面实力比较强。俄罗斯是全世界收藏藏文文献最多的国家之一,仅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藏文手本、刻本就有 15万件之多。由于有大量的文献收藏、相对集中的研究平台以及比较一致的人才培养渠道,俄罗斯藏学界在基于藏文文献进行的传统藏学学科研究方面有着许多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不过也许是藏文学术资源过于优越的缘故,俄罗斯学者的精力和学术兴趣基本上集中于传统学科,对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新兴藏学学科的研究着力不深。

 4.俄罗斯的女性藏学学者数量相对比较多。早在沙俄时代,就有探险家波塔尼娜进入西藏考察。之后格拉希莫娃、杰夏托夫斯卡娅等藏学学者也为俄罗斯的藏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48]。


[1]阎国栋:《俄国汉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08—609页。

[2]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609—610页。

[3]房建昌:《苏联西藏学研究小史》[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4] History of the l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task=view&id=46&Itemid=82-The Asiatic Museum-The l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5]刘洪记主编:《国外藏学研究概况》[M],中央统战部二局,1999年9月内部印制。

[6]The Structure of the IOM,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 & task=view & id=47&Itemid=53

[7]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649—650页。

[8] http://www.asianclassies.org/projects/st-petersburg

[9]东方文献研究所对外公布的数据一直以来都是214件,但该所的青年学者亚历山大·佐林于2007年在未经处理的文献中又发现了2件,因此最新的数据应是216件。

[10]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611页。

[11]原文如此——引者注。

[12]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615—616页。

[13]同上,第626页。

[14]阎国栋:《帝俄藏学的历史与成就》[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15]同上。

[16]同上。

[17]房建昌:《苏联西藏学研究小史》,《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18]房建昌:《苏联西藏学研究小史》,《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19] Tibetan Studies at the IOM,http://tibetiea.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 & task=view & id=579 & Itemid=99

[20]房建昌:《苏联西藏学研究小史》,《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21]房建昌:《俄国和苏联的女藏学研究者》[J],《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personalities&Itemid=74&person=79

[22] 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personalities & Itemid=74 & person=97

[23] Tibetan Studies at the IOM,http://tibetica.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 & task=view & id=579 & Itemid=99

[24] 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personalities & Itemid=74 & person=34

[25] 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personalities & Itemid=74 & person=64

[26]根据1970年10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规定,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总部主要负责东方学领域当代问题的研究,而列宁格勒分所主要负责中古史、古代文学、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参见History of the l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 & task=view & id=46 & Itemid=82-The Asiatic Museum-The l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27]冯蒸:《国外西藏研究概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91页。

[28]此书由张方廉译为中文,名为《外国在西藏扩张:1888—1919》[M],北京:民族出版社,1960年。

[29]房建昌:《苏联西藏学研究小史》,《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30]以上两文载于张植荣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1] Y.Parfionovitch,Gyurme Dorje & Fernand Meyer,Tibetan Medical Paintings,Abrams Publisher,1992.

[32]房建昌:《俄国和苏联的女藏学研究者》,《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33]根据乌斯潘斯基教授电子邮件的内容。

[34]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650页。

[35] http://www.asianclassics.org/projects/st-petersburg

[36]阎国栋:《帝俄藏学的历史与成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37]刘洪记主编:《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中央统战部二局,1999年9月内部印制。

[38] Tibetan Studies at the IOM,http://tibetica.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 & task=view&id=579& Itemid=99

[39]阎国栋:《帝俄藏学的历史与成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40]房建昌:《西藏学研究在俄国和苏联》[M](铅印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第4页。转引自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613页。

[41]房建昌:《苏联西藏学研究小史》,《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42]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620—621页。

[43]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167—169页。

[44]最主要的成员是噶伦夏扎·边觉多吉,参见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第175页。

[45]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624页。

[46]刘洪记主编:《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中央统战部二局,1999年9月内部印制。

[47]冯蒸:《国外西藏研究概况》第201页。

[48]房建昌:《俄国和苏联的女藏学研究者》,《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作者:肖杰    摘自:《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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