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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藏学概况

印度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及人员概况

发布时间: 2018-04-25               来源:《中国藏学》2011年S2期

       20世纪以来,随着一些涉藏研究机构的产生,印度学界对西藏的认识和研究逐渐深化,也出现了一批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中印两国围绕边界问题爆发一系列冲突和战争以来,印度对于西藏的兴趣有了更大的提高,涉藏研究的学者数量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印度对西藏的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早,但整体水平并不高,专门从事涉藏研究的机构和人员规模也并不大,这与印度作为与中国西藏相邻的亚洲大国的身份并不匹配。印度的藏学研究虽然水平有限,但由于藏学是连接中印两大古老文明的一条重要纽带,并且“西藏问题”对于中印两国的现实外交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了解印度藏学同行的状况和研究领域对于我们加强涉藏研究领域的交流,进而了解印度人的西藏观和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收集、整理、分析印度涉藏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一些了解印度藏学主要研究领域和成就的基础性资料。


       一、印度早期对西藏的探索

       印度与西藏有着上千年的文化交流历史,但印度学者较为系统地对西藏进行研究主要还是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的事。随着英印当局向西藏渗透的步伐,一些受雇于英印政府的印度当地人成为了英国殖民者探索西藏的马前卒,这些人政治上服务于英国侵略西藏的整体策略,对于西藏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早期对西藏的探索,特别是对西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的研究为当时外部世界了解西藏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他们的一些著作甚至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普兰·吉里(Puran Giri,1743—1795)也许是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藏学的印度人。他早年当过印度教僧侣,并周游南亚。在二十几岁时,他经尼泊尔进入西藏阿里和后藏地区。在西藏的几年时间里,他学习了藏语和蒙语,并对西藏的宗教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由此他与当时的六世班禅建立了较好的私人关系。1772年,英印当局借不丹与孟加拉之间的战争吞并了后者,并对不丹构成威胁。不丹王向西藏求救。吉里受托向印度总督哈斯汀斯转交一封六世班禅的斡旋信,由此吉里被英印当局看中。1774年,吉里受命再次前往拉萨,以加强与西藏当局的联系。当时六世班禅希望印度能为其境内的藏人提供定居点,经过吉里的沟通,哈斯汀斯同意在霍拉(Howrah)地区拨出土地用于建造一个为藏人提供安居之所的藏式寺庙。在吉里的监督下,1780年该寺庙最终完工,并被命名为蕃巴干寺(Bhotbagan Math)。1779年六世班禅应乾隆皇帝邀请前往北京为其祝寿,吉里也在随员队伍中。1780年六世班禅在北京去世,吉里也随他的遗体返回西藏。1785年,在结束了最后一次西藏之行后,吉里结束了其政治生活,在他参与修建的蕃巴干寺隐居。1795年,蕃巴干寺被匪徒袭击,吉里在那场事故中丧生。[1]普兰·吉里虽然没有留下重要的藏学著作,但他对西藏语言、宗教、文化的熟悉以及在早期西藏与英属印度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无疑对后人认识和了解西藏提供了较大的帮助。

      克里希纳·坎塔·波色(Krishna Kanta Bose)编出了印度第一本藏语语法词典[2],该词典用孟加拉语写成,约成书于1815—1816年,是他在不丹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重要成果。波色是英属孟加拉朗布尔(Rangpur)地区法官戴维·斯科特(David Scott)的秘书。1815年英属不丹发生边界纠纷,在斯科特的推荐下,英印政府任命波色为特使,赴不丹处理危机。波色在不丹停留的一年多里,除了参与政治谈判,主要的时间就是用于研究和撰写藏学领域的著作,特别是藏语语法词典。由于历史的原因,波色大部分的著述都没有存世,只有少数被当做斯科特的著作出版。他编写的第一本藏语语法词典长期存放于加尔各答国家图书馆,直至上世纪才被匈牙利科学院的拜特伦福尔维博士(Dr.Geza Bethlenfalvy)从故纸堆中发现[3]。

      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1849—1917)是印度早期最为重要的藏学学者。达斯早年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总统学院(Presidency College),后被任命为大吉岭的菩提亚寄宿学校(Bhutia Boarding School)校长。达斯一生最为人所熟知的事迹就是他受雇于英印政府,两次潜入西藏盗取情报和经典文献。当时正值英国计划向西藏侵略的重要时期,英印政府不断派出各种间谍前往西藏刺探情报。达斯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他的行动“象征着这一时期英国策划入藏间谍活动的顶点和终结”[4]。1878年,他在一位锡金喇嘛乌金嘉措的陪同下第一次潜入西藏并停留了6个月。在西藏期间,他们会见了班禅,但未能到达拉萨。达斯在其西藏之行中不但偷偷绘制了西藏沿路的地形、道路状况,获取了西藏的一些社会人文情报,还盗走了许多价值连城的藏文、梵文典籍,这些文献日后成为他学术成就的重要基础,他后来发表的许多关于藏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论著都以引用当时外间罕见的藏文资料而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5]1881年,达斯再次与乌金嘉措进入西藏,这一次他们在西藏停留的时间更长,不但顺利到达拉萨,会见了8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时也盗窃了更多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报。1883年达斯返印后,其间谍身份曝光,导致西藏许多接待过他的贵族、僧侣受到严惩。此后,达斯定居于大吉岭,专门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他编纂了大部头的《藏英词典》,并于1902年出版,这是继匈牙利人乔玛和德国人耶司克各自编纂的藏英词典之后在该领域最大规模的辞书,直到1985年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出版以后,该词典在藏文辞书领域的领先地位才结束。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部辞书仍然存在着不少观点和技术性的错误[6]。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位人员,还有内恩·辛格(Nain Singh)、基山·辛格(Kishan Singh)、金塔普(Kintup)等较为著名的受雇于英国的土著间谍在不同时期潜入西藏,获取西藏地理、地质、人文等方面的情报。[7]这些人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但他们获取的情报对于当时外界了解西藏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印度当代主要涉藏研究机构与人员

      进入20世纪以来,印度对西藏的研究有了实质性和规模性的发展。以印度国际大学印藏学系和印度国际文化学院的建立为标志,印度的藏学研究结束了单打独斗的局面,有了专门从事涉藏研究的学术机构,藏学研究有了较为集中的研究、教学和出版平台,研究人才的培养、传承,学术成果的发布、展示都更为系统化。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中印两国围绕边界问题发生争执和冲突以来,印度对西藏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等领域扩展到政治、安全和双边关系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印度国内对“西藏问题”,特别是流亡藏人的研究逐渐增多。如今印度涉藏研究初步形成了基础研究与现实研究并列的局面,各研究方向虽有重叠,但大致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内容和机构、学者队伍。

       1、基础研究领域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按照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路径开展的藏学基础研究在印度是相对起步较早的传统学科,印度早期的藏学研究人员也多数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印度最初开始系统化研究藏学主要是源于西藏的典籍中包含着大量已在印度失传的大乘佛教经文,其中许多是珍贵的梵文佛典,这些文献中包含了许多因佛典失传而难以了解的印度本国历史的记载。以佛教典籍研究为切入点,印度学者开始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相继出现了一批较为突出的研究机构和学者。

      (1)主要研究机构

      国际大学印藏学系(Department of Indo-Tibetan Studies,Visva-Bharati University)。国际大学由印度文豪泰戈尔创办,致力于对各个国家和地区文化进行研究。由于认识到西藏语言和典籍的研究对于了解印度古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性,泰戈尔决定将藏语的学习引入该大学。1921年,法国东方学家塞尔文·列维(Sylvain Levi)成为国际大学的首位访问学者。在访学期间,列维致力于对梵文、巴利文、藏文、汉文的佛教典籍进行比较研究,并使之成为国际大学佛学研究的新潮流[8]。列维1922年离开后,巴特查亚(Vidhusekhara Bhattacharya)、谭云山、图齐等学者先后在国际大学进行藏学相关领域研究,他们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藏语文和藏传佛教。为了更好地理解藏文文献,国际大学还专门从西藏请来寺院喇嘛担任研究辅助工作。1954年,在时任副校长[9]、著名的印度学家、汉学家巴格齐(Prabodh Chandra Bagchi)的推动下,国际大学正式成立印藏学系。印藏学系是印度目前仅有的两所藏语文教学中心之一(另一个是流亡藏人创办的“中央”高等藏学研究院)。

      印度国际文化学院(International Acadcmy of Indian Culture)。该学院由印度著名学者维拉(Raghu Vira)创办,致力于对中亚、南亚地区的文化、历史、语言、宗教进行研究,其中藏学是其重要分支。该学院最早于1932年在旁遮普地区的拉合尔(Lahore)创办,此后于1946年迁到纳格普尔(Nagpur),于1956年迁到新德里,并一直到今天[10]。除进行相关研究之外,印度国际文化学院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出版了许多重要的藏文文献,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百藏丛书》(Sata-Pitaka Series),该丛书1957年开始出版,内容包括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各个方面,这些书籍多为藏文原文的重印,对于藏学研究者无疑是重要的参考书[11]。印度国际文化学院据说曾是印度主要的藏学研究机构,但在维拉去世后,该机构虽由维拉的儿子、同样是著名的藏学学者钱德拉执掌,但似乎已风光不再,除了继续出版一些藏学著作以外,没有什么显著的研究活动。

      南加藏学研究所(Namgyal Institute of Tibetology)。这是原锡金最为重要的藏学研究机构,位于锡金首府甘托克,研究所所在地为锡金王扎西南加为纪念其亡子而捐赠的土地。1958年10月1日,在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主持下,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所主要的工作是通过建立科研项目、举办讲座、研讨会、资助访问学者、出版图书和学术刊物、进行国际学术合作等形式支持和鼓励藏学研究,特别是对西藏宗教、历史、语言、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所下设一个图书馆和博物馆,图书馆收藏了大量藏文文献,其中有超过6万部佛教典籍,以及许多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著作。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佛像、唐卡和其他艺术品,以及大量的贝叶经。从1964年开始,该研究所每年出版两期《藏学通讯》(Bulletin of Tibetology),这是在藏学领域非常有影响的学术刊物。研究所现任所长是扎西·登萨巴(Tashi Densapa)[12]。

      (2)主要研究人员

      拉古·维拉(Raghu Vira,1902—1963),是印度国际文化学院的创始人和著名的藏学丛书《百藏丛书》的主编。他出生于印度西旁遮普地区,从旁遮普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前往英国荷兰攻读博士学位。此后他回国担任恒法学院(Sanatan Dharma College)梵文系的系主任。维拉主要的学术贡献在语言学方面,他曾编纂了《英印大辞典》,并整理、出版了大量梵文、藏文书籍。他在藏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西藏坛城》[13]。印度独立以后,维拉开始投身政治,但由于与尼赫鲁在对华政策上有分歧而辞职。维拉主张建立针对中国的泛佛教区联盟,这种强硬的对华立场不被印度政府所接受。随后维拉加入人民同盟(人民党前身),并担任主席。1963年在参加竞选宣传活动时遭遇车祸去世。[14]

      桑克里迪亚雅纳(Tripitakacharya Rahula Sankrityayana,1893—1963) 出生于印度北方邦一个婆罗门家庭,青年时代开始对佛教产生兴趣,并从西藏旅行回来后正式剃度成为佛教僧侣。他一生曾4次前往西藏(分别为1929、1934、1936、1938年),带回了超过4500份珍贵文献,其中有整部《甘珠尔》和《丹珠尔》,以及500多份梵文文献。这些文献现存放于印度巴特纳(Patna)的贾亚斯瓦尔研究所(K.P.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桑克里迪亚雅纳还是印度第一位编纂《藏印词典》和《藏梵词典》的学者。非常有趣的是,桑克里迪亚雅纳不仅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还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追随者。1937年,他第一次前往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担任梵文讲师,期间还俗与一名俄罗斯女子结婚。1940年,他参与创办了印度比哈尔邦(Bihar)的共产党组织。  由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谢尔巴茨基的推荐,1945年桑克里迪亚雅纳再次前往列宁格勒大学,担任梵文教授。1963年,他病逝于印度大吉岭[15]。

      巴格齐(Prabodh Chandra Bagchi,中文名为“师觉月”,1898—1956)出生于英属孟加拉地区,1918年毕业于克里希纳纳迦尔政府学院(Krishnanagar Government College),此后进入加尔各答大学从事古代历史和文化方向的研究生学习。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他在进行访学的法国东方学家列维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并陪同后者前往尼泊尔、印度支那半岛和日本研究古典文献。1922年,他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印度国际大学执教,在其不懈的努力下,国际大学印藏学系最终成立。巴格齐一生在印度学、汉学、藏学、佛学、梵文等领域着力甚深,成果较为丰富。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印度与中国》[16],此外他在佛教研究领域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密宗研究》[17]。

      罗凯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是印度当代著名的佛教研究学者。他是梵文研究专家拉古·维拉之子,在维拉去世后一直担任印度文化学院院长。此外他还是印度上议院议员、印度文化交流协会(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副会长和印度历史研究协会(Indian Council of Historical Research)主席[18]。他在藏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包括《藏梵词典》[19]以及20卷的《佛教造像词典》[20]等。

      梅赫拉(Parshotam Mehra)是印度旁遮普大学历史与中亚研究系的历史学教授、前系主任,早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主要研究传统西藏政治史、中印边界争端史等等。他在藏学和涉藏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1904—37年的西藏政治——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之间的斗争》[21]、《麦克马洪线及其后:关于1904—47年英、中、藏三方在印度东北边界争议的研究》[22]、《东北边疆:对印、藏、中之间两败俱伤争斗的文件解读》[23]等。梅赫拉最近一部关于西藏的著作是《西藏:关于历史和政治的论文集》[24],在该书中,梅赫拉介绍了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以及历史上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王朝、新中国中央政府、英印政府、沙俄政府的关系,并对当前所谓的西藏自治问题、流亡藏人问题和印度对华政策中的西藏因素进行了解读[25]。

      辛哈(Nirmal Chandra Sinha,1911—1997)是印度锡金邦主要藏学研究机构南加藏学研究所的主要创立者。他早年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以后,他先后在加尔各答大学任教,在国家档案馆任编辑,担任国防部历史研究所主任、国家档案馆副馆长、信息与传播部研究部门主任。1956年辛哈被派往锡金首府甘托克促建印度政治专员办公室文化信息部,这次任务成为他投入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在此期间,他陪同两位喇嘛前往西藏考察,并由此对西藏产生浓厚的兴趣。1958年,他主持创建了南加藏学研究所,并三度出任所长(1958—1971、1974—1976、1982—1989年),还亲自担任《藏学通讯》的主编。在他的领导下,南加藏学研究所有了很大的发展。此外,辛哈还曾担任加尔各答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和北孟加拉大学喜马拉雅高级研究中心主任[26],并且是英国皇家中亚学会会员。辛哈在藏学领域的主要成果有《西藏历史与宗教导论》《怎么中国的西藏地方过去是中国的?》[27],在后一本书中,他站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鼓吹“大印度”和亚洲主义,强调印藏之间的特殊关系,否认西藏历史上是中国一部分,为西藏分裂主义的活动提供理论和历史依据[28]。

      拉胡尔(Ram Rahul)曾为印度国际关系学院(Ind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亚研究系的系主任。1970年尼赫鲁大学成立后,该学院并入尼赫鲁大学,成为大学之内的国际关系学院。拉胡尔在藏学领域主要的成果包括《西藏的政府与政治》和《喜马拉雅边境地区》[29]等。

      阿赫迈德(Zahiruddin Ahmad)主要研究西藏的历史和宗教,他先后出版了《十七世纪的汉藏关系》《1679—1684西藏—拉达克—蒙古之间战争的新解》《西藏与拉达克史》《印度和西藏的佛教哲学简介》[30],他还将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翻译成英语[31]。

      查托帕迪亚耶(Alake Chattopadhyaya)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西藏宗教史,她曾出版了《藏文史料中的阿底峡与西藏》[32]一书,详细记录了阿底峡的生平并概述了西藏古代历史。该书虽然是主要根据藏文史料进行的研究,但对许多重要的藏文资料并没有加以利用[33]。此外,她还将达斯的许多文章汇编成《西藏研究》一书。

      雷努克·辛格(Renuka Singh)是印度尼赫鲁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体系研究中心副教授,在尼赫鲁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辛格主要关注女性解放的社会问题,并对西藏文化中如何看待女性的问题有一定兴趣,曾在1986年的国际社会学大会上提交一篇名为《藏传佛教中的女性解放》的论文。此外,还发表了题为《科学与灵性:藏传佛教徒的视角》的论文[34]。

      慕克吉(Priyadarsi Mukherji)是尼赫鲁大学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学院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其主要的工作领域是汉语文和文化研究,藏语文研究可以说是他的副业。慕克吉的博士论文涉及汉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35]。作为研究领域涉足藏语文的专家,他曾在2009年12月担任过印度大学授权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 Commission)驻“中央”高等藏学研究院的评估委员会成员[36]。

      甘内基(Hira Paul Gangnegi)是德里大学佛学系副教授,1981年在德里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1995年在德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硕士毕业后,他就开始在德里大学佛学系任教,历任讲师、高级讲师、副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历史、藏语文等,这些同样也是他在德里大学的讲课内容。除担任教职外,他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现为西藏之家(Tibet House)终身会员、西藏之家印藏艺术与文化研究小组成员、西藏研究小组(Tibet Study Group)成员、全印度支持西藏小组(All India Tibet Support Group)成员。他在藏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西藏早期佛教文学与佛教的发展》《藏传佛教派别的起源与发展》《塔波寺庙群:西喜马拉雅印藏文化的活见证》[37]。此外,他参加了许多藏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会议,并提交了相关论文[38]。

      2、中印关系研究领域

      中印两国虽同为文明古国,但一直以来对彼此的认识都差不多停留在遥远的文明这样的程度。两国各自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获得独立后,在国际事务中都视对方为可以依赖的伙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印两国至少在近代以来第一次有了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相邻关系,加上近代以来西方主权和领土等概念强力介入东方政治体系后产生的国家间利益分歧,给双边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变数。

      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后,印度国内本着“了解敌人”的原则,对中国研究突然开始投入巨大的关注[39]。在这方面,边界冲突成因的回顾、冲突过程的检讨、印度北部安全环境的研究是较为热门的议题,并且由于西藏作为边界纠纷的焦点地区和印度安全设计中潜在的“缓冲区”的地位,这些方面的研究无疑都或多或少带有涉藏的成分。20世纪80年代中印关系缓和后,中印关系中的西藏因素研究开始进入学术领域,由于“西藏问题”被看作印度对华政策中重要的筹码,因此许多印度学者在研究中国国内问题和中印外交关系时都难免涉及对西藏的讨论。此外,与西藏相关的安全研究内涵进一步扩大,出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比如对西藏水资源与印度国家安全的探讨。在以上问题的研究中,学者讨论西藏只是为其边界、安全和外交研究服务,因而这些学者很难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藏学学者,充其量只是涉藏研究学者。

      古普塔(Karunakar Gupta,1916—1987)1954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获国际关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且是第一个获得该学位的印度人。此后他一度在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研究国际关系。返回印度后,他一直在加尔各答一所女子学院任教。古普塔一生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知的研究领域是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后,由于认识到边界问题已经成为中印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古普塔决定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他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研究的路径主要是借助历史学的方法,对边界问题产生的背景、由来以及中印双方冲突的经过进行历史的考察,在此过程中他尤其重视英印政府文件的研究。 1974年,古普塔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印边界秘史》[40],这是学术界研究中印边界问题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在该书中,古普塔指出印度政府的官方声明中许多内容与历史事实不符,在中印东段边界,印度所提出的麦克马洪线要求不仅在国际法上缺乏合理的依据,而且根据对1938年英印殖民当局篡改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这一事实的揭露,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历史依据也不攻自破;在中印西段边界,印度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并无条约、传统习惯方面的依据,即使根据印度一贯主张的分水岭原则来划分,也对印度不利[41]。此外,古普塔还著有《中印关系,1948—52:K·M·潘尼迦的作用》《麦克马洪线,1914—1945:英国的遗产》等涉及中印关系的著作[42]。古普塔的研究有力地修正了过去人们对中国的偏见,使人们对中印边界的历史真相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

       斯瓦密(Subramanian Swamy,1939—  )196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哈佛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任教。1991年开始,斯瓦密正式进入印度政界,历任印度贸易与司法部长 (Minister for Commerce,Labor and Justice)、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Com-mission on Labor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并且担任过印度人民党(Janata Party)主席。斯瓦密是中印关系研究专家,曾积极投身于中印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1981年,他成功劝说邓小平向印度教朝圣者开放西藏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错湖[43]。他在中印关系的研究和实践中都秉持对华友好的原则,曾在《印度的中国观》[44]一书中指出,中印边界在历史上从未划定,印度所坚持的麦克马洪线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印度一方面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却坚持英国殖民者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有效,这种两面性直接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恶化[45]。关于中印关系中的“西藏问题”,斯瓦密在该书中认为,印度应该放弃在西藏和达赖喇嘛问题上“模糊政策”,放弃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所有“错误观念和不合时宜的冒险主义”。他说,除非印度政府真诚地采取行动,抛弃英国殖民主义“在西藏问题上的两面派政策”,“消除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盲点”,并通过有意义的行动向中国保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则中印关系不可能密切、友好和热烈[46]。

       孔达帕里(Srikanth Kondapalli,中文名为谢刚)1995年在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后前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中文,1997年至199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此后,他曾担任国防分析研究所(IDSA)研究人员,2006年起在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副教授。他在中印关系的研究方面着力甚深,对于中印关系中的“西藏问题”也有自己的理解,曾主编1993—1996年度《东亚新闻评论集》[47],其中专门设有西藏的章节,发表了《中印关系中的西藏因素》《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48]等当代涉藏评论。

      杰宾·雅各布(Jabin T.Jacob)是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 & Conflict Studies)高级研究员,毕业于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获中国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中印关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中国的中央与省际关系等。在涉藏研究方面,他曾经发表《青藏铁路与乃堆拉——印度的挑战与机遇》《塑造“新的前进政策”:西藏与印度的选择》[49]等文章。在2010年6月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举办的“重新思考中印边界纠纷”的研讨会上,他发表了题为《一种新的“前进政策”:西藏与中印关系》[50]的演讲。

      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是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组织与裁军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Organization and Disarmament)副教授,曾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访问学者,在进入尼赫鲁大学任教前曾任国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员。他主要的研究兴趣是中印关系和中国的外交、安全政策,在涉藏研究领域曾发表过《胡锦涛与西藏的未来》《中印战略关系进程中的西藏因素》《提供庇护并非印度解决西藏问题的良方》《印度的西藏政策:是否应给予更多的政治庇护》[51]等论文和文章。

      西克里(Rajiv Sikri)是印度资深的外交家,长期在印度外交部任职,曾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2006年退休后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顾问。西克里在2009年曾出版了《挑战与战略——重新思考印度的外交政策》[52]一书,该书是对印度外交关系和战略事务进行检讨的著作,侧重于印度对外战略演进趋势和周边区域外交关系的分析,主张印度应保持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印度与中国西藏以及与整个中国的关系,这部分充分表明了作者对涉藏事务的立场。作者认为虽然存在双边战略关系和边界争议等问题,中印关系的关键因素还是西藏。“西藏问题”是理解中国对印度总体政策和中印边界问题的关键。由于印度收留了十几万流亡藏人,并且这些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去世后可能变得更为激进,所以印度有理由对西藏发生的一切表示关注。作者甚至认为印度应制定一套更为强硬的西藏政策,将印度官方对西藏主权的承认与所谓西藏的自治状况挂钩,以此在涉藏问题上打击中国。

       阿班蒂·巴特查亚(Abanti Bhattacharya)是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她2004年从尼赫鲁大学毕业,获得中国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博士学习期间曾在复旦大学学习中文。毕业后她曾在印度知名的外交智库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is)担任副研究员。2009年进入德里大学任教。巴特查亚的研究兴趣包括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外交政策、西藏、台湾、新疆、香港以及中印关系,西藏是其对华外交和战略研究中的一个分支领域。她发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藏的命运》[53]等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西藏的评论性文章[54],并在2007年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了国防分析研究所的课题“胡锦涛时期中国的西藏政策案例研究”(Case Study on China’s Tibet Policy under Hu Jintao’s Leadership)。

       3、“西藏问题”和流亡藏人研究领域

      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十四世达赖喇嘛和数万藏人先后流亡印度,在包括达兰萨拉在内的印度各地建立几十个聚居社区。这些流亡藏人不但给印度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且一些流亡藏人中的激进分子也给印度的国内安全和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变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被人为推进和流亡藏人社区的逐渐成熟[55],从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角度对“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现象、流亡藏人生活和心理状态及其对印度国内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参与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增多。

      克劳德·阿尔皮(Claude Arpi)是生活在印度的法裔历史学家和藏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新闻记者。他1949年生于法国安古莱姆(Angouleme),1972年前往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地区旅行后对西藏产生兴趣。1974年,阿尔皮从波尔多大学毕业后来到印度生活,并定居于奥罗维尔(Auroville)。阿尔皮著有《西藏:消失的边界》《名不副实的谈判》《西藏的命运》[56]等关于当代西藏的书籍[57]。2009年1月,阿尔皮在奥罗维尔建立西藏文化馆(Pavilion of Tibetan Culture)[58],并自任馆长。

      吉里加·萨克兰妮(Girija Saklani)是印度一位研究流亡藏人生存状态的社会学家,曾对印度境内达兰萨拉、德里、达拉顿(Dehadun)等地的流亡藏人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她主要的著作包括《印度的藏人难民:对一个漂泊社区的社会学研究》《流离失所的印度藏人:继承与变迁的社会学研究》[59]。在《流离失所的印度藏人》一书中,萨克兰妮对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家庭、婚姻、宗教、经济模式和政治结构、社区重建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该书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详细探讨了藏族传统的婚姻家庭形式,以及流亡藏人社区中婚姻家庭的变化,对于宗教在流亡藏人传统婚姻观念与形式的继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60]。

      巴拉蒂·普里(Bhariati Puri)是印度尼赫鲁大学哲学博士,后在德里的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印度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助理教授。  她在涉藏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是《入世佛教:达赖喇嘛的世界观》[61],该书由普里本人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根据其2001年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访谈内容,对达赖喇嘛所谓“非暴力”、“人权”和“西藏自治”等观念进行了详尽的阐发[62]。

       贾严蒂·阿拉姆(Jayanti Alam)是位于印度加尔各答的亚洲研究所(Maulana Abul Kalam Azad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MAKAIAS)研究员,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她还是积极关注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权益的社会活动家。她著有《流亡中的藏人社会》[63]一书,对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制和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状况进行了一定的介绍,着重对藏人妇女在流亡社区中的地位和流亡藏人社会所谓的性别平等模式进行了论述[64]。


       三、小结与分析

       纵观印度的藏学发展历程,并且与其他国家的藏学研究现状相比较,可以发现印度的藏学研究大致有以下一些特点:

       1、印度的藏学基础研究起步较早,并且在发展之初就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在早期接触西藏文化并进行涉藏研究的印度人中,普兰·吉里在大多数欧洲学人还不知道西藏的时候就率先进入西藏近距离学习和了解西藏语言、文化,并且他难能可贵地与西藏地方高层建立了密切的私人联系,从而得以从内部了解西藏的政治和历史进程。波色早于欧洲人数十年编出了印度自己的藏语语法词典。达斯更是凭借其掌握的珍贵藏文资料,成为当时研究西藏语言、宗教、历史的权威。

       2、在藏学整体研究中,印度的藏学研究仍然偏重于语言、宗教等基础领域,并且经过较为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积累和自身的特色,虽然这些方面的研究与藏学大国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这一方面源于印度与西藏历史上形成的密切文化联系,使得印度学者在进行藏学语言、宗教研究时有一些先天的便利性,另一方面也源于印度学界对从西藏传统经典中找寻印度失落的文化典籍和历史记录的现实心理。

       3、以中印关系中的边界问题和西藏因素为主的印度涉藏现实性研究一直以来是印度关于中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方面。这两方面研究特别是前者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的中印关系研究中的主流,至今仍有相当一批中国问题专家矢志于该领域的研究。但随着中印两国同时在国际政治中崛起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印度国内对华研究逐渐呈现议题多元化的趋向[65],涉藏现实性问题研究虽然取得较大发展,但在中印关系研究整体中的相对地位似有所下降。

       4、由于境内居住着近十万流亡藏人,印度学术界对流亡藏人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十分便利,并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时有出现。但与西方学者相比,印度学者对流亡藏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所不及[66]。


      [1]参见S.C.Das,Tibetan Studies,edited by Alaka Chattopadhyaya,Calcutta:Bagchi & Co.,1984,pp.viii-x.

      [2] 书名为Bhot Desiya Bhasara Vyakarana O Sabda,意为“西藏的词汇和语法”,全书约260多页。

      [3] 参见S.C.Das,Tibetan Studies,edited by Alaka Chattopadhyaya,Calcutta:Bagchi & Co.,1984,p.iv.

      [4] 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5] 冯蒸:《国外西藏研究概况:1949—197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页。

      [6] 黄显铭:《达斯〈藏英词典〉错误举隅》[J],《西藏研究》1993年第3期。

      [7] 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第83页,第8l—82页。

      [8] Narenda Kumar Dash,ed.Tibetan Studies:Past and Present,New Delhi:Kaveri Books,2000,p.viii.

      [9] 印度国际大学名誉校长由印度总理兼任,校长由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兼任,因此副校长是学校的实际主持人。

      [10] http://simple.wikipedia,org/wiki/Raghu-Vira

      [11]刘洪记主编:《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中央统战部二局,1999年9月内部印制。

      [12] 参见http://www.tibetology.net.

      [13] Raghu Vira,Tibetan Mandalas:Vajravali and Tantra-samuccays,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1995.

      [14] http://simple.wikipedia.org/wiki/Raghu-Vira

      [15]参见黄瑞贞:《近代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探讨》,http://www.huayen.org.tw/thesis/15/1513.pdf.

      [16] P.C.Bagchi,India and China: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Calcutta:China Press,1994.此书后再版4次,最近的第5版由新德里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于2008年出版。

      [17] P.C.Bagchi,Studies in the Tantras,Calcutta:University of Calcutta,1939.

      [18]http://en.wikipedia.org/wiki/Lokesh-Chandra

      [19]Lokesh Chandra,Tibetan-Sanskrit Dictionary,New Delhi:Sharada Rani,2001.

      [20]Lokesh Chandra,Dictionary of Buddhist Iconography,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 Aditya Prakashan,2002.

      [21]Parshotam Mehra,Tibetan Polity,1904—37.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A Case Study.1976,XL,94 Seiten.

      [22]P.Mehra,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A study of the triangular contest on India’s North Easter Frontier between Britain,China and Tibet,1904—47,Madras,Macmillan,1975.

      [23]P.Mehra,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24]P.Mehra,Tibet:Writing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es,2011.

      [25]http://www.oup.com/us/catalog/general/subject/Politics/ComparativePolitics/China/? view=usa & ci=9780198068624

      [26]Dawa Norbu,“A Committed Tibetologist:Nirmal Chandra Sinha,1911—97”,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3,No.47/48,1998.

      [27]Nirmal Sinha,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Religion of Tibet,Ambica Charan Bose,Calcutta,1973.How Chinese was China’s Tibet Region,Calcutta,Firma KLM,1981.

      [28]关于该书的谬误可参见李茂郁:《西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J].《中国藏学》1990年第4期。

      [29] Ram Rahul,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ibet,Delhi,Vikas Pub.,1969.The Himalaya borderland,Delhi,Vikas,1970.

      [30] Zahiruddin Ahmad,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Roma,1970.“New light on the Tibet-Ladakh Mughal war of 1679—84”,East and West,vol.18,No.3—4,1968.Tibet and Ladahk,a history,London,1963.An Introduction to Buddhist Philosophy in India and Tibet,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2007.

      [31] Zahiruddin Ahmad,A History of Tibet by the Fifth Dalai Lama,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2008.

      [32] Alake Chattopadhyaya,Atisa and Tibet,Dipankara Srijnana in Realtion to the History and Religion of Tibet,with Tibetan Sources,1967.

      [33] 冯蒸:《国外西藏研究概况:1949—1978》,第87页。

      [34] http://www.jnu.ac.in/faculty/renuka/default.htm

      [35] “Myths and Societi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Tibetan Folk Literature”.

      [36] http://www.jnu.ac.in/faculty/pdm/default.htm

      [37] Hira Paul Gangnegi,“The Early Buddhist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ibet”,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ference on Buddhism and Humanism,Bodha Gaya,Bihar,1995.“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Sects in Tibet”,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ference on“World Buddhist Sects:A Study in Unity and Diversity”,Baudha Gaya,Bihar,1988.“The Tabo Monastic Complex:A Living Testimony of Indo-Tibetan Culture in Western Himalayas”.In Buddhism for 21 st Century,Tashi Poljor ed.,B S Shukla and J Gyaltsan,2006.

      [38] 关于甘内基的简历,参见http://www.du.ac.in/index.php? id=270 & fmember=847 & cid=253.

      [39] 《谭中教授口述历史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india01.doc

      [40] Karunakar Gupta,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Mineva Associates Pub.Pvt.Ltd.,1974.该书由王宏纬翻译成中文,于1990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41]邱美荣:《中印边界争端研究综述》[J],《南亚研究季刊》,1999年第2期。

      [42]王宏纬:《中印边界秘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前言3—4页。

      [43] http://en.wikipedia.org/wiki/Subramanian-Swamy.

      [44] Subrainanian Swamy,India's China Perspective,New Delhi:Konark Publishers Pvt.Ltd.,2002.

      [45]尚劝余:《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学界对中印边界战争的解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

      [46] 《从西藏问题看中印关系》,http://www.tibetinfor.com.cn/shehui/shchu2002515190631.htm.

      [47] Srikanth Kondapalli,News-Reviews on East  Asia (China,Taiwan,Hong  Kong,Tibet,North  &  South  Koreas), IDSA,1993—1996.

      [47] Srikanth Kondapalli,“Tibetan factor in India-China Relations”,interview to ETV,March 18,2005.“Tibetan infrastruc ture projects”,interview to ZEE TV,June 30,2006.

      [48] Jabin Jacob,“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and Nathu La-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India”,China Report,Vol.43,NO. 1,2007.“Shaping a’New Forward Policy’:Tibet and India’s Options”,IPCS Issue Brief,NO.80.2008.

      [50] “For a New Kind of’Forward Policy’:Tibet and Sino-Indian Relations”,Revisiting the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University of Westminstef,London,2—3June 2010.

      [51] Swaran Singh,“Hu Jintao and the Future of Tibet”,Defense  &  Technology,July 2003.“Tibet Factor in the Evolution of Sino-Indian Strategic Ties”,Journal of Peace  Studies,Vol.8,No.1,2001.“Asylum Not a Solution to India’s Tibet Problem”, Third  World Impact,Vol.xi,NO.121,2000.“India’s Tibet Policy:To Give or Not to Give One More Asylum”,Mainstream,Vol. xxxviii,NO.6,2000.

      [52] Rajiv Sikri,Challenge  and  Strategy,Rethink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2009.

      [53] Abanti Bhattacharya,“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Fate of Tibet:Implications for lndia and Future Scenarios”,Strategic Analysis,31(2)237—266.

      [54]参见http://www.du.ac.in/index.php?id=270&fmember=2363&cid=259

      [55]苏发祥:《论海外流亡藏人社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及其特点》[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6期。

      [56] Claude Arpi,Tibet:the Lost Frontier,New Delhi:Lancer Pub,,2008.The Negotiations  that never were,New Delhi: Lancer Pub.,2009.The Fate of Tibet: When Big Insects Eat Small Insects,New Delhi:Har-Anand Pub.,1999.

      [57] http://www.Claudearpi,net

      [58] http://tibetan-pavilion.com

      [59] Girija Saklalni,“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A Sociological Study of An Uprooted Community”,  The Tibet Journal, Winter,1978,the  Uprooted  Tibetans  in  India: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Cosmo Pub,1984.

      [60]苏发祥:《论海外流亡藏人社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及其特点》,《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6期。

      [61] Bharati Puri,Engaged Buddhism:The Dalai Lama's Worldvie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62] http://www.us.oup.com/us/catalog/general/subject/Religion Theology/Buddhism/? view=usa & ci=9780195673319

      [63] Jayanti Alam,Tibetan Society in Exile,Raj Pub.,2000.

      [64] http://www.vedamsbooks.com/no17123.htm

      [65] 以印度知名战略研究刊物《战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为例,该刊物1988—2008年期间刊登的涉华文章主要涉及6个方面: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国军力现代化、中印整体关系、印度和中国周边国家关系、中国对外关系、西藏和边界问题。参见李厚颖:《印度知识界对中国威胁论的演变——智库IDAS的叙事脉络,1988—2008》,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关于论文大纲请参阅http://politics.soc.ntu.edu.tw/raec/act/thesis/LihouyingPPS.doc

      [66] 参见苏发祥:《论海外流亡藏人社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及其特点》,《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6期。

(本文作者:肖杰,选自《中国藏学》2011年S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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