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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古藏文文献辑》第2辑简介

发布时间: 2020-06-23               来源:今枝由郎 麦克唐纳等《法国藏学精粹》卷四

本书所收入的文书都是根据拉露(Lalou)女士所编写的目录(《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1卷(1—849号),1939年巴黎版,第2卷(850—1282号),1950年巴黎版;第3卷(1283—2216号),1961年巴黎版)的先后顺序而整理的。因此,在阅读本藏文卷子选辑时,有关对写本的具体分析和注记,请参阅该目录。我们在简析中又指出了这批卷子的分类情况。本选辑中对某些文书的介绍与拉露《目录》并不完全一致。我们于本书的附注中介绍了其中修改的情况,并且具体指出了文书本身的编号。

每卷写本的页数都是从1页往下接着编的,即使是有的卷子原来没有编页码或文书开始部分已残缺,也用a和b等字母分别表示每页的正面和反面。对于文书内部的残缺处,我们只标注“残缺”等字样,并紧接着继续编页,并在残缺以前的一页处以星标符号作记。

对于那些装订成册的写本,我们也是按照页数而编号的,如1a—1b,2a—2b等等。

对于折页的卷子,我们也是从第1页正面开始一直往下编,与对各页编码时所遵循的原则完全一样,其背面的页码与正面最后一页相接,并且注明是背面。

对于成卷的写本,由正面的第一叶开始一直到背面连续往下编。

在左部边缘的罗马数字一般都是指拉露女士对文书的分析。这种分析没有区别同一篇文书的各个段落和各篇不同的文书。我们有时候也对这些划分法作了修改,并且大体保持了使用罗马数字中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的地方。

由今枝由郎、斯巴尼安(ArianeSpanien)、魏普贤(HélèneVetch)和允丹嘉错(Yon-Tan-Rgya-Mcho)等人所写的提要都用作者名字的起首字母所表示。

 

前两辑所复制发表的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第1辑: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15、16(补充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卷751号)、22、37、39、40、41、42、44、55、76、85、100、103、113(背面Ⅴ、Ⅵ,Ⅶ)、116(Ⅲ—Ⅸ)、121、126、127(回鹘文卷子除外)、129、130、131、132、134、175、219、220、230、239、351、448、454(背面)、504、505、506、512、572、610、611、613、640、813、814、845、849、911、958、959、960、962、967、977、983(补充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卷第737号)、986、990。

第2辑[1]: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997、998、999、1001、1003、1038、1039、1040、1043、1044、1045、1046(Ⅱ)、1047、1051(正面)、1055、1057、1060、1067、10682、1071、1072、1073、1075、1077、1078、0782、1079、1080、1081、1082、1083、1084、1085、1086、1087、1091、1092、1094、1095、1096、1097、1098、1101、1104、1106、1111、1113、1115、1118、1123、1124、1125、1129、1130、1131、1132、1134、1136、1142、1184、1185、1118(背面)、1189、1194、1199、1200、1201、1202、1203、1205、1211、1212、1217、1288、1239、1240(Ⅲ—Ⅴ)、1241、1246、1248(正面)、1253、1256、1257、1258、1262、1263、1283、1284(Ⅰ、Ⅱ)、1286、1287(补充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第Ch、ⅩⅦ·2号写本)、1288(补充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750号和大英博物馆Or·8212)、(1871号写本)、1289、1290、1291、1292、1297、1552(背面)、2099、2111、2123、2124、2125、2127、2204(b·c·)2205、2218(补充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Ch·73,幡号写本第12段残片)2220。

 

复制写本内容简析

 

艺术:

——图片:Pt.37、55、239、2123

史地:

Pt.16(补充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卷751号)、100、130、131、132、134、175、230、849、960、1038、1060、1091、1123、1188、1286、1287(补充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卷Ch··2号)、1288(补充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卷750号和大英博物馆藏卷Or.8212(187)号1290+1067、1283§Ⅱ、1552、2111。

语言:

梵文转写词及藏译文:Pt.845、849。

用汉藏两种文字所写的文献:Pt.85。

包括译自汉文的文献:Pt.127。

用藏文音标记音的汉文文献:Pt.1262。

汉—藏词汇资料:Pt.1257、1263。

汉语藏文转写文献:Pt.1、448、1228、1239、1240、1253、1256、1258。

藏文转写回鹘文文献:Pt.1292。

用尚未能考定的外来语所写的文献:1241、1246、1248。

文学:

受印度影响的文学:Pt.983(补充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卷737号)

受汉人所影响的文学:Pt.986、1291。

宗教:

1.佛教:Pt.1、15、22、37、39、40、41、42、44、55、103、129、454、504、505,506、512、572、610、611、613、814、911、958、959、962、967、977。

——禅:Pt.116、121§1、813。

——感化启发性著作:Pt.37§Ⅳ、Ⅴ·Ⅵ、126§1、219、220、239、640、1284§Ⅱ。

——祈祷文和赞文:Pt.1§Ⅰ—Ⅵ、16、130、131、132、134、175、230、1123。

2.非佛教文献:Pt.126§Ⅱ、1038、1039、1040、1060、1068、1134、1136、1194、1289。

3.星相学、历法著作:Pt.39、76、127§Ⅲ、454。

4.占卜术文书:Pt.55、127§Ⅰ、351、1043、1045、1046§Ⅱ、1047、1051、1055。

医学:

Pt.127§Ⅴ、1044、1057。

社会:

——行政管理:Pt.1079、1081、1082、1083、1124、1188、2111、2218(补充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Ch·73·幡号卷子,第12残片)。

——贸易、经济、账目:Pt.997、998、999、1001、1003、1111、1113、1115、1118、1203、1217、1297、2124、2125。

——法律(诉讼、请状、契约):Pt.1071、1072、1073、1075、1077、1078、1078、1080、1084、1085、1086、1087、1092、1094、1095、1096、1097、1098、1101、1104、1106、1125、1129、1184、1185、1199、1200、1201、2127、2204。

——书信:Pt.1130、1131、1132、1189、1202、1205,1211、1212、1284§Ⅰ、1552、2111、2123、

——官职:Pt.1142。

 

第一辑注记补遗和校勘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37§Ⅰ

这是一篇叫作《调伏三毒》的文书及同一卷文书的其他抄本;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卷420、421—1号(完整的抄本)和720号(残卷)。笔者在1979年巴黎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第71—76页中,发表了《敦煌藏文写本中的唵吗呢叭咪吽六字真言简释》一文,文中分析了这批卷子。

今枝由郎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16、121、813和814号

近几年来,出现了许多有关这批写本,以及其他某些有关禅宗传入吐蕃和吐蕃僧诤会议的论著,大部分都出自日本研究者们之手。有关这批著作的综合情况,我们可以参阅戴密微(PaulDemiéville)所作的《从敦煌写本看禅宗入蕃史——日本近作简析》,载1979年巴黎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第1—16页。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279和220号

对于这些写本以及对其他7卷包括有《生死轮回史》的文书,即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218、366、367号,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敦煌写本I.O.99、151、345号和一件没有编号的残卷(见第69卷,第17页)的研究,就是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第4系一部学位论文的内容,它即将被公之于世。

今枝由郎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448号

该写本的前6行已由西蒙(WalterSimon)复原为汉文,见1958年《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第21卷中的《藏译汉文文献释读》一文第340页。这篇文书以及其他某些同类写本,特别是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28、1239、1253和1258号都影印发表于第2卷中了,它是森安孝夫一篇三级学位论文的内容。该论文是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社会科学系由李嘉乐(A·Rygaloff)的指导所提出的,即将发表。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572号

原来在编排这卷写本页码的时候,出现了裱贴错误,其固有的顺序应该如下:1a、1b—5a、5b—4a、4b—3a、3b—2a、2b。阅读这卷写本的顺序与对大多数按欧洲方式装订起来的写本的读法有所不同。如果我们以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37号为例的话,那就是说在看写本时,应该从左页第1行起始处开始阅读,接着再读同一页的第2行,一直这样读到最后一行。最后再从右页第1行的开始部分往下读。

相反,本卷写本则应以另外的方式阅读:在读完左侧页第1行(如1b)后,再继续读右侧页第1行(如5a),读完左侧页第2行之后,再继续读右侧页第2行,就这样按照两行一组而一直读完。

因此,本写文是一篇连续性的文书,只有首(1a)末(2b)两行例外,因为分别位于左右侧的这两行文字都残缺了。该卷文书相当于《妙法莲华经》第24品中的一段,见北京版本的大藏经,第781号,第30卷,第78—79页。

今枝由郎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990号

参阅《汉藏走廊古部族》注[66],其中引用Hō-sbangrgyal-poandUgtadadalogue一文,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第60卷,1891年,第37—46页;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992号§Ⅺ(22a—32b页)。有关这一文书的研究论著正在准备过程中,即将发表。

A·斯巴尼安

 

第2辑注记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999号

这篇文书已由M·拉露小姐发表在《有关法施的敦煌文书》一文中了,载《印度史季刊》,1940年,第16卷,第292—298页。有关与本文书中所钤的印章,属于同一类的另一方印章的影印图版,见A·斯坦因:《古代于阗考》第219页。

今枝由郎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38号

参阅A·麦克唐纳于《拉露纪念文集》第215—219页的解释。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40号

这一卷子共有137行,据我所知,它从未被人全文翻译和详细研究过。这卷写本的结尾部分已残缺了。如果说开始那一段起始符号之前的两行文字,是已残缺的那篇文书的末尾,那么我认为那是可能的。下面一篇文书的开始部分,继两厘米的一片空白之后,又有另一个段落起始符号和一个标题:Rgyal-byin-girabs,我们现在尚不能肯定是否应将此标题译作《甲金世系》,事实上,此名仅仅是在第1行中出现过的该名词(第115个字),但允丹嘉错却提议将Rgyal-byin看做是一个叫作Rgyal-no-ne,即意为:“玩魔术和特别奇怪手法的人。”(第1卷,第23—26页)这就是该故事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假设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全文显得连贯了,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问题的症结仍然在对“甲金”的解释上,即有人把它看做是两个术语,即Rgyal的byin(王的加持),也有人把它看做是一个专用名词,还有人认为它是指一种魔鬼的名称。在一些相似的著作中,都曾出现过这三重意义:byin有时候(但并非始终如一)要与’Phrul共同使用,系指吐蕃赞普们所拥有的超人的神仙本领(参阅《拉露纪念文集》第355—340页);此名有时也与动植物界有联系(《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民间文学》第6篇文献,第9页,为我们提供了某些与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40号第28—29行、第120—122行相类似的资料)。另外,在伯希和敦煌写本Pt.1055号第91行中,它又是指一种半神半魔的生灵,同时他们被说成是地仙神了。所以,在《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民间文学》第6篇、第119页、第2行中,又把他们说成是吉祥魔。还有另外一重障碍,也由允丹嘉错所解决。唐拉·邦莫塘是1040号写本里的中心人物,人们把他称为杰岱且保和翁木台埃莫的儿子(见第4行)。然而,写本中却是指一位姑娘,而且所介绍的正是她连续3次的婚事,每次婚事都以其丈夫的死亡而告结束,其原因完全是由于“王的加持”所干涉的结果。

尽管该文书晦涩难懂,但它却具有重大意义,这既是因为它把由婚姻关系而引起的义务,与殡葬仪礼的组织相互联系起来了,同时又是由于它可以使我们理解吐蕃王权的政治—宗教作用。人们一般都把吐蕃王权时代追溯到遥远的神话般的过去,即神和人尚未分开的时代。另外,我们准备摘要发表此文书的译文。

A·斯巴尼安和允丹嘉错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43号

我们正在准备研究这卷写本以及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51号和1055号的论著。

A·斯巴尼安和允丹嘉错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45号

请参阅巴科(J·Bacot):《闪电的吉凶预兆》,藏文文献翻译和发表在《亚细亚学报》第2套,第1卷,1913年第445—449页;劳佛尔(B·Laufer):《吐蕃鸟类占卜术》,载《通报》,1914年第1—110页。

伯希和7敦煌藏文写本Pt.1047号

参阅《拉露纪念文集》第272—297页。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651号

参阅《拉露文集》第295—297页。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55号

这一首尾都已残缺的占卜文书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另外4卷写本,属于同一类,深受汉人的影响,托玛斯(F·W·Thomas)在《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民间文学》第6篇,第150—152页中进行过研究,并同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55号和1056号进行了比较。托玛斯在第151页中所引用的一篇完整文书的跋文(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文写本第742号,也请参阅《拉露纪念文集》第282—283页)指出,这是根据对12枚汉地钱币的研究,而进行占卜的论文(《十二铜钱之卜》)。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敦煌藏文写本第742号中,将此文归于“孔子神幻之王”。因为吐蕃人认为孔夫子是“神幻之王”,并且将此人考订为唐朝玄宗皇帝李隆基(713—756年执政)。但石泰安先生最近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即将发表一篇关于吐蕃赞普职官的汉文名称的论著,尤其是对’Phrul一词的汉译文。此文将载入《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篇名为:《吐蕃赞普的藏文汉名尊号考》。

至少据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05号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斯坦因敦煌藏文写本I.O.742号的记载,吐蕃人所使用的占卜术是始终如一的:很可能是把在抛落时平面向下的钱币称之为gan,而其余的则称之为bub。我在《拉露纪念文集》第282页中颠倒了这两种意义:实际上是指由侧向掉落的钱币(参阅gankyal,即指落地时背面向下的钱币),另外那些从反面一侧掉下去的钱币就叫做bub。F·W·托玛斯没有正确解读伯希和Pt.1055号写本中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本来可以使我们正确理解gan与bub相对立的情况(见《西藏东北部的民间文学》第6号文书,第152页),因此,它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他对伯希和这卷写本第5—6行和18—19行的解读是这样翻译的:“有4枚钱币,其余的在其他地方,叫作phub。这是水命的象征。”而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应该为:“如果有4枚钱币是从正面落下去的,那么其他的钱币(8枚)则是从侧面掉下去的,这是水命的标志。”托玛斯对第18—19行解读的意思即为“如果5枚钱币是从正面掉下去的。其余的(7枚)就是从侧面掉下去的,这就是金命的标志”,而不是“有5枚金钱,其余的为金叶,这就是金命的象征”。每一段都引证了同样的占卜方法,一直到“11枚钱币从正面掉下去,而另一枚从侧面掉下去”为止。因此,Pt.1055号写本中缺少有关12枚钱币的一段论述。

在伯希和Pt.1055号藏文写本中。汉地的影响可能表现在占卜方法中[2],同样也表现在把自然因素与各种方法结合的观点中(其中一例便是第65行中,与孔子本人相结合的情况),但这也并不排除完全属于吐蕃的术语和观念的存在。这篇文书以及其他那些与它的内容相似的写本(如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43、1047和1056号等)在其他地方已经被人详细地研究过了。但我们从现在起就可以指出,在那些占卜书中,有关于家宅、敌人、后裔、婚姻、病人、被等待的外出行人等,正如托玛斯所指出的那样(第152页),以上就是这类文献中出现最多的内容。有关生命的占卜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确定这一术语所适用的范围,因为它在晚期文学作品中所占据的比重也是众所周知的,但却与“寿”和“魂”等术语有关系。大家知道,在被认为是由12世纪的娘惹·尼玛悦色所著的《白色王者,六部大咒、伏藏白哈尔》一书中,神魔护法神白哈尔王是桑耶寺的保护神白哈尔先前的土著神,它便被奉为“保护和主宰生命之神”。为了拯救赞普的生命,人们必须向他提供模拟房屋。人们又称这种供器为“生命之宫”(口头传达的国家神谕,奈迥神像)。这些用绳子和竹子造成的多层建筑的每一种成分,也都象征性地代表着人身的一部分,模拟房屋就是供奉在人的侧面像中的。因此,供奉给白哈尔护法神的供器既是赞普的宫殿(从传说来看,它们首先是献给修建桑耶寺的吐蕃赞普的,然后才是献给达赖喇嘛的。此外还要在奈迥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建立一所固定的模拟房屋,那里既是他们生命之所在,又是他们身体的象征)。然而,在晚期(从16世纪开始)的那些献给桑耶寺白哈尔神继承者的文献中,又将它看做是“主宰和保护生命之神”,但我们可以认为当时已经把生命与呼吸联系在一起了,因为楚寺(Ci’u)寺内有一特别的殿堂,那里的死者之呼吸保存在一个皮囊中。此皮囊叫作“呼吸袋”,由该寺中的两位“值事僧”所负责收藏。

然而,在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55号中,有关生命的占卜的描述却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有关生命的占卜和有关家宅的占卜始终是相联系在一起的(《安家宅—安命宫》,第1卷,第6—7、19、31—32、41—42、51—52、66、89—90页),除最后一种情节外,其中所指的始终是由占卜所提供的第一批征兆,而且一直都与家宅布局的典型内容有关系。在由Pt.1055号写本第5—6行所提到的第一种情况中,“4枚钱币从正面下落,其余的从侧面下落,这是水命的预兆。所以占卜者的身体中没有魔鬼,对于家宅和生命的预兆都很好”。在以下第18—21行的情况中,“如果5枚钱币从正面掉落,而其余的则从侧面掉下,那就是金命的预兆。当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家宅和生命的占卜时,对于家宅的预兆是财富即将被毁,魔鬼将是很大的,任何行动都不会获得成功。在有关生命的预兆中,这就是死亡的标志”。然后,在第51—53页的情况中,“如果8枚钱币从正面落下去,其余的从侧面落下去,这就是土命和水命的标志。如果想了解身体寿命的预兆,那就可以肯定非常吉祥”。文中最后一种占卜办法(第89—90页)在两行颇为难解的文字之后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资料:

“如果大家进行有关家宅和生命的占卜,由于魔鬼居于房屋的深处,所以人们不宜采取任何行动。”

因此,从以上这些段落中,我们便可以看到生命的基本成分与身体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完全如同财富与房产联系在一起一样(《家宅》第80—81页)。家宅也可能成了专门破坏一切财产的魔怪的住所,如同身体也成了它们制造疾病的场所一样了。所以在该卷写本48行中又谈到,如果有10枚钱币从正面落下,其余的从侧面落下,那就是火命和水命的标志,那对生命的预兆就会很好,就不会有病。财产的贮集处是家宅。生命的寄寓则是身体,它们二者经常由于受魔鬼的侵入而受到威胁,使房屋财产受到破坏。当身体受到疾病的摧残,生命也就熄灭了。身之命宫就是死亡。这种相互比较的做法使人想起了mdos一词的双重性,既指国王们的宫殿(叫作Srog-kha,即“生命的所在处”),又是身体的象征物。因此,把这种供物供奉给主宰和保护生命之神的做法,是以一些古老的观念为基础的。人们之所以这样奉献,完全是为了使神保护国王的生命、身体和宫殿。古老观念赋予了生命的基本成分一种占突出的地位,这种成分是同整个身体相联系在一起的,而并不是仅仅与呼吸有关,晚期与Ci’udmar-po的传说恰恰是促使人们这样想象的。事实上,伯希和敦煌写本Pt.126号中包括《变幻之“毕书”》中的一个故事(见《拉露纪念文集》第370—373页),其中根据佛教观念而反驳了某些有关殡葬仪轨的土著观念,而佛教观念又是与根据人生羯摩规律而生死轮回的法则有关系的。该故事中提出:“在存在有人体生命的地方,灵魂不包括在内。”(见第37行)然而,我们却无法肯定,关于身体的生命的概念是否产生于佛教之前。虽然一位佛教徒可以将此解释得头头是道,但我们对于把呼吸与生命结合起来的做法是产生于印度,还是吐蕃抱有怀疑,不敢作出定论。寿命的概念在《变幻之“毕书》中尚没有同身体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而我们在其中有关佛教思想的论述中(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6号,第8行)却发现了Chesrog这一术语——“生命(原文为‘存在中的生命成分’)犹如闪电一般短促而又迅速”,其中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在一生中的善恶行为。作为一种假设,我们可以试问寿命是否代替了将生命的基本成分与身体相连系起来的土著概念。

无论如何,我们总应该想追述一下与生命成分有关的概念的发展,与用来指这种成分的各种术语(寿元、生命、灵魂)所使用的过程。我们仍然是在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中Pt.1005号,第75行中,发现了一种对复合词“喇嘛”的令人值得注意bla-ma的用法,在其背景与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51号第14行相同的其他写本中一样,也是非佛教性的,这就再次使我们怀疑当时已存在于灵魂与喇嘛之间的联系。

最后,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55号中有一专栏是关于魔鬼(gdon,在本文书中取其一般意义)预兆的,这就证明,在本卷写本的作者的思想中,国王加持就形成了与地仙平列的一种特殊的神魔(第91行)。这种用法对于解释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40号《甲金世系》是特别重要的(见有关Pt.1040号伯希和藏文写本的注记)。

A·斯巴尼安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60号

布隆多夫人宣布她将于以后写一篇阐述这卷非常神秘的关于马匹的文书之论著。请大家参阅1972年日内瓦—巴黎出版的《关于研究西藏养马术和医马术的资料(以敦煌写本为基础)》,第136页注[1]。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67号

参阅A·麦克唐纳于《拉露纪念文集》第323—324页的解释,其中将这卷文书与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90号正面作了比较。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68号

参阅R·A·石泰安于《拉露纪念文集》第521—528页的解释。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71号

贝尔诺先生近几年来一直在撰写一篇有关这卷写本的论著,即将出版。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81号

此写本上钤有一颗汉文方形印鉴,据森安孝夫先生的解读,应读作“河西道观察使印”。有关在敦煌汉文写本中所盖的汉文印鉴问题,见陈祚龙:《在敦煌及其附近地区所发现的某些写本中的印鉴统计表》,载1960年巴黎出版的作为《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4卷而发表的《汉学论文集》第2卷,第5—14页;《唐和五代官印补充表》,载1963年《亚细亚学报》第257—263页。

当在藏文写本中钤有方形汉文印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发现了5个例子,即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997、1081、1082、1124和1189号),印章的方向原则上是与写本的方向成正交的(Pt.1189号写本是一个例外,见下文),即钤印盖在头向左转的地方。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82号

在解读盖在这卷写本中的汉文方印时,遇到了许多问题。据森安孝夫认为,该印章中共包括3行字,每行又有3—4个汉字,所以总共有9—12个方块字。第1行的前两个字读作“河西”,中间一行中也可以解读出两个字:“镇道”。最后一行的末尾两个字为“之印”。

另外,在阿尔泰国际研究常设局1974年举行的会议上,这卷写本成了乌瑞(G·Uray)的大会发言内容:《关于藏文文书中甘州回鹘可汗的一封信》。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83号

我们想于此把那些钤在敦煌藏文写本中的藏文方印暂时编列成表。至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任何钤有藏文方印的汉文写本,但却存在有数卷钤有汉文方印的藏文写本(见本书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81号的提要)。这批印中有一些盖得并不太清楚,在此情况下,对印章字样的解读就只能是猜测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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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83号和1085号中的bka(bka’)的写法与当时的习惯完全不同,在Ka一词的上面还写有一个ba字。在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89、1111号和1128号中,实际上指的是同一颗大印。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I.O.67号残卷已由F·W·托玛斯翻译和发表在《新疆藏文史料集》第2卷,第19—20页中;在第3卷插图Ⅲ中,又一次影印发表图版。至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O.Ch.79.ⅪⅤ,Ⅰ和5号这两卷写本,它们也由托玛斯发表在《新疆藏文史料集》第2卷,第361—369页中。在这两卷写本以及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文写本I.O.73卷,第34页中所钤的也可能是同一颗印章。

今枝由郎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83和1085号

这两封信已由更登曲佩转写成现代藏文以后,发表在《白史》中了,这是作者一部写于1946年而未完稿的西藏古代史。伯希和Pt.1085号卷子第10—11页是拉萨的木刻本,出自于伦(登)迦宫,它是唯一的一卷肯定是来自中部西藏(那里是吐蕃赞普的驻地之一)的文书。更登曲佩复制发表了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85号中的一颗大印的图案,《白史》第10页中将印章中的字样读错了(他可能是仅仅掌握有一份原文书的很不清楚的影印本):Mtho-Lanasbka(bka’)rtagbkye(通巧印章关防)。今枝由郎的解读(见上文)是正确的(pho-branasrtag,即“宫府印”)。这就不禁使人想到,吐蕃王权的政治中心在伦(登)迦宫。海德·卡尔梅女士正在准备一篇三级学位论文,其内容正是关于更登曲佩著作的,她将研究西藏的那位20世纪的学者对这些古文献的解释,纠正了诺尔布英译文中的许多错误,英译文于1978年在达兰萨拉出版,书名为《白史》,见第34—35页。

A·斯巴尼安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111号

参阅有关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Pt.1083号的注记。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Pt.1124号

钤在这卷文书中的汉文印章中的字样为“归义军印”(见拉露所编《目录》第2卷,第65页)。在3卷敦煌汉文写本中,同样也钤有带有这些字样的印章,这就是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P.3347、3556和3903号(参阅陈祚龙发表于《亚细亚学报》的文章,伯希和敦煌P.3556号汉文写本中的印鉴发表于图版Ⅱ之中)。尽管印章中的字样相同,我们尚不能肯定它们系指同一颗印,还是数颗印。

今枝由郎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154号

这篇文书对于了解吐蕃殡葬仪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像对待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136号一样,拉露女士首先在1957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藏佛教》第89—92页中作了摘要。此文书后来又由石泰安先生于《拉露纪念文集》第491—500页中做了精辟分析,石泰安先生分析了这一长达近300行的长卷文书,因为这是同类文书中最难懂的一卷。他将此卷分成了6个片断,把它们当作不同的文书,而并不是当作一卷连续的文书看待。我们力图根据石泰安先生的译文而解读这卷写本,至少一直读到第66行,而且还是将之当作一篇连续的文献看待。我们似乎觉得这种观点可能有助于驱除某些疑点。该译文将要收入一篇叫做《从祖拉(经典)到教法》的文章中。

A·斯巴尼安和今枝由郎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136号

这是一卷有60行的写本(第61行被划掉了),全部写本并不太完整,开始部分已残缺了。正如拉露小姐在其《目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全文确实共包括3部分,每一部分又分成了几段:Ⅰ,第1篇文献的末尾,第1—6行,其中只有3—6行才可读得出来;Ⅱ,第7—29行;Ⅲ,第30—60行。

第1段是在两个双长竖线çad之间以rabs-ryogso(意为“故事的末尾”)结束的,石泰安先生在《拉露纪念文集》第545页注[25]中将这段的末尾部分,现一部写在木头上的文书作了比较,后者已由F·W·托玛斯发表在《新疆藏文资料集》第2卷,第392页中。它似乎与有关殡葬仪轨和王宫建筑(常常还带有“8条绳”这一定语)的文献更为接近一些,其中又写进了一些牲畜和各种大象,人们只能参阅某些类似文献中的相应段落,才可以理解其具体内容。

拉露女士于1953年在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授课中,研究了Pt.1136号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石泰安在《拉露纪念文集》第501—502页中摘要发表了其第2段,我们在该书的第263—266页中部分翻译了第3段,另外,我们即将全文发表该卷文书,因为它可以使大家更好地理解该卷写本这3部分中所提到的内容,特别是关于祭司和苯教祖师“辛饶米保”参加殡葬仪轨的背景。“祭司”出现在第3段的末尾(第51行)。我在《拉露纪念文集》第265页中错误地根据Pt.1136号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而将此人的名字写作Gçen-rami-bo。正如拉露女士在她对伯希和藏文写本Pt.1285号的论著(《领地、毒药和治病者》,见1958年《亚细亚学报》第159页)所作的那样,祭司们(在敦煌写本中,始终称他们为“祭司”而不称之为苯教徒)在Gçenrabskyimyi-bo和Gçen-rabsmyi-bo之间发生了混乱,晚期的传说将后者当作是苯教的创始者和祖神。我们应该从敦煌写本中研究一下此人所扮演的角色、姓名和职责。Pt.伯希和1136号写本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正是由于它将辛饶米保的出现和活动地区确定在象雄,然而,我们还知道,在晚期传说中,辛饶米保的大部分事迹也都是在象雄完成的。因此,在不将由晚期文献中所提供的史料与古代文献糅合在一起的条件下,我们试图理解晚期传说在有关米饶辛保的问题上,离开了古老传说或是将之作了发展。

A·斯巴尼安和允丹嘉错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188号

G·乌瑞曾研究过该文书中所出现的某些专有名词。请参阅上文关于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木Pt.1082号的提要。森安孝夫目前正在继续对该写本进行研究。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189号

该写本中两处钤有一颗汉文方印,分别位于正面文献的末尾和背面两页的接合处。据森安孝夫先生的分析,印鉴字样为“肃州之印”。这颗汉文印鉴的钤印方向与其他印章都不同(参阅上文关于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081号的提要),印迹字头朝文书的上部,是按竖面方向而钤的。这样一来,印章中几行汉文字就成直角斜跨藏文文书中的几行文字。

在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190号背面的汉文文书中,我们也发现了钤有同样相同的另一颗印鉴。

今枝由郎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17号

参阅上文关于伯希和藏文写本Pt.1083号的提要。

伯希和敦煌写本Pt.1228号

尽管有人认为这卷写本中包括有两篇文书或两大段(见拉露《目录》第2卷,第87页),但这卷由汉文翻译而来的写本,实际上仅包括有一卷连续的文书,即《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832号,第85卷,第1270页。前5行已由W·西蒙复原为汉文(见上所引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1卷,1958年,第341—342页的文章)。原汉文文书中没有译文中的最后4个音节,根据前后文来看应复原为“七观禅门”,而不是拉露《目录》中所说的“七观善门”。同样也请参阅上文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448号的提要。

今枝由郎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39号

W·西蒙已将此译文复原为汉文,见上文所引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58年第21卷,第341页的文章。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53号

参阅上文有关伯希和敦煌Pt.448号写本的提要。

伯希和敦煌写本Pt.1256号

参阅W·西蒙:《“而”字的作用和意义》,第4部分,载《大亚细亚杂志》新编第4卷,第1期,1954年,第24页注[1];上引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58年)第21卷,第342页的文章(其中将前3行复原成了汉文)。

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Pt.1257号

这里是根据原页码的顺序而复制的,原来是缝在两根竹棍上的(有关这种特殊的装订方法,见藤枝晃:《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载《东方学报》(京都),1961年第31卷,第291—292页注[60])。其阅读顺序应为:§1,1—3页;§Ⅱ,10—4页。

今枝由郎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58号

这是对汉文伪经《天地八阳神咒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897号)的译本。该抄本基本相当于汉文版本中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第1423页中的第19行到第1425页中的第23行,只有几处不同和脱字的地方,抄本中最后两行残卷除外。W·西蒙已将第7一12行复原为汉文(见上引《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1卷(1958年)第341页的文章)。同样请参阅上文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448号的注记。

这一伪经译作藏文后叫作Gnam-saSna-brgyad(北京版本西藏大藏经,第693号,第2卷,第274—275页)。在敦煌写本中发现了这一译本的许多抄本残卷(参阅W·西蒙:同上引文,第336页注[1]);R·—A·石泰安:《顿悟——汉藏文术语解释》,载《宗教史杂志》。1971年,第179卷第1期,第16页注[1])。该经文在西域广为传播(有关其回鹘文译本,见李盖蒂:《〈八阳神咒经〉考释》,载《突厥学研究》,1971年布达佩斯版,第291—319页)。由于该经文的重要性,我们想于此列一张藏译文抄本一览表(必须指出,这张表也并不完全。如果进行更仔细地考证,那可能还会为此表增补其他写本):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43、106454(全文影印发表于本书第1辑第189幅图版之中)、729、730、742—749、2110、2206;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敦煌藏文写本I.O.458—463页。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62号

参阅W·西蒙上引《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57年第21卷的文章,见第341页。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63号

参阅伯希和:《吐蕃古代史》,1961年巴黎版,第143—144页。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3号Ⅱ

巴科曾首次发表和翻译了这卷文书(见《8世纪时五位回鹘使节对北部高地亚洲的考察》,载《亚细亚学报》1956年,第244卷,第137—153页)。从此之后,许多学者都曾研究过该文书,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意义。请参阅李盖提于《拉露纪念文集》第166—189页的解释(有关研究的参考资料截自1970年为止)。最近,森安孝夫将此文书置于突厥回鹘史及其与吐蕃关系的统一背景中从事研究,又重将全文译出,并在许多问题上都作了进一步改进。载《藏语资料中出现的北方民族:突厥和霍尔人》。载《亚非洲语言文化》第14卷,1977年,第1—48页(用日文所写,并附有法文摘要)。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4号Ⅱ

参阅A·麦克唐纳于《拉露纪念文集》第370—373页的解释。至今为止,已经发现这份文书的5卷写本,都阐述了由具有魔力的比丘向未来人施教的问题。这就是:伯希和敦煌写本Pt.37号Ⅵ,126号Ⅰ,640号(影印版发表在第1卷中)、992号Ⅵ和1284号Ⅱ。我们还可以从中增补两残卷,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斯坦因写本I.O.285号和第70卷,第49页正面。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和1287号

自从J·巴科与Ch·图散将这两卷写本翻译并发表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1940—1946年巴黎版,第77—170页)之后,这些非常重要的文书又被许多人进行过研究。请参阅A·麦克唐纳于《拉露纪念文集》中的介绍(其参考资料到1970年为止。此外还应该补充哈尔:《雅砻王朝》,1969年哥本哈根版)。

魏普贤从纸张质量和汉文文献的连续性方面,对这两卷写文作了全面的分析(第30页),她的分析将全文分成了各为20段的两部分:

1,伯希和敦煌写本Pt.1286号全文及Pt.1287号的§Ⅰ、Ⅵ和Ⅹ等部分。

2,其余部分,即伯希和藏文写本Pt.1287号第Ⅱ、ⅤⅡ、ⅩⅠ、和ⅩⅥ部分。

另外,我们想再增补一下A·麦克唐纳在《拉露纪念文集》中对藏文文书的某些分析意见。在阅读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同上引书,第195页)中(第4行)gosmtha’,(第5行)bnida中最后一个字母应改为r,最后一个音节也就应为dar。所以这一节与前面4节应属于同一类型。这里是指一系列的比喻,示意其王国的四至。因此,在由于文中缺乏一段有关各种分类法问题上,所出现的怀疑就消除了(同上)。

然而,与A·麦克唐纳的说法完全相反(同上引书,第333页注),伯希和敦煌写本Pt.1237号中的第—这3段都明显是有关大相的,它们也就组成了《大相世系史》中的一段记载。

所以,从文献内容观点上对藏文文献的分析,又提出一种分成3段的做法(见第334页有关这种分类法的困难问题):

一,《吐蕃王统世系牒》: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全文(第202页)、Pt.1287号§Ⅰ(“也可能是《大相世系史》”,第227和333页)、Pt.1287号§Ⅷ—Ⅹ(第259页)和Ⅶ(“更应该称为《吐蕃王统世系牒》”,第334页)。

二,《大相世系史》: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7号§Ⅰ(“以及《吐蕃王统世系牒》”,参阅上文)、1287号Ⅱ—Ⅶ(第229、236、248、254、258页)、1287号—(参阅上文。至于Ⅻ,尽管A·麦克唐纳未作任何分析,它也肯定是《大相世系史》中的一段)。

三,《王后世系》: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7号Ⅺ(第333页)。

根据对两种完全不同观点的两点分析,我们便可以试图假设:在这部卷子的第一种情况下,互相独立却又相辅相成地存在着以下文书:其一是《吐蕃王统世系牒》,其二可能就是《大相世系史》(由于Ⅺ末与Ⅻ的开始部分、Ⅻ的末尾与的开始部分分别写于同一卷纸中,所以很难把这些段落分开。据A·麦克唐纳夫人的分析,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内容)。《大相世系史》的最早形式可能就像一幅有关大相的名表一样(伯希和敦煌写本1287号Ⅱ)紧接着是11段(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1287号Ⅲ—Ⅶ,Ⅵ— XVI )有关各位主要大相的论述。并且是按照年代顺序先后阐述的,从森保杰,两个古小邦的大相到噶尔家族人逃向汉地(如果我们再发现不了续文的话,卷子到这里就已经相当不完整了。《吐蕃王统世系牒》在同一阶段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困难)。至于《吐蕃王统世系牒》,现在很难将其475号)所提出的阅读顺序,假设其藏文文献段落在抄完之后再没有剪贴,那是很难支持这种论点的。然而,《赞普世系牒》(伯希和敦煌写本Pt.1286号Ⅳ)似乎是不大完整的,此名册果真如此吗?我们可以这样提问。背面的汉文文书是完整的,没有任何残缺,没有使续文Ⅳ存在的任何余地。然而,我们在该写本末尾汉文文书一侧,又发现了一种粘贴过的痕迹。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专门论述赞普的那些段落的分类,与对《大相世系史》分类的根据不完全相同。

在编纂或汇集这两部史料之后,我们便可能还进行了如下修改:《吐蕃王统世系牒》的某些段落被剪下了,其中之一被粘贴到了《大相世系史》(今伯希和藏文写本Pt.1287号§Ⅰ)的开始部分,并将另外3段(Pt.1287号写本Ⅷ—Ⅹ)插入Ⅶ—Ⅺ之间了,其余部分(今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至少是至今所残余的全部)又重新进行了粘贴,而且把各条纸之间的顺序贴乱了,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掌握的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和Pt.1287号。

至于《吐蕃王统世系牒》和《大相世系史》这两部文献的内容,它们使我们想起了汉文断代史中的“本纪”(以历代皇帝为中心)和“列传”(包括皇帝殿下群臣们的事迹)之间的区别。

今枝由郎

对伯希和敦煌写本Pt.1286和Pt.1287号的分析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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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藏文文献(Ⅰ—Ⅱ)与一段汉文文献Ⅴ°2相重叠=一段藏文文献(Ⅳ),一篇汉文文献背面第1页。

编目为Ⅴ°2的汉文文献,几乎完全相当于我们已经指出的在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7号Ⅴ°10和5之间(正面:Ⅰ和Ⅷ—Ⅹ)的文书。因此还缺37个字,即3行: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7号Ⅴ°5开始一行的右半部分(=R°X的末尾)。

被编为Ⅴ°Ⅰ的汉文文献,是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7号Ⅴ°5的续文。这一残卷的第1行是Pt.1287号背面最后一行左半部分,残缺非常严重(=背面Ⅷ的开始部分)。

现在对汉文文献的阅读顺序已经打乱了。在某一位西藏人首次使用这一卷子之前,其顺序应该如下:

Pt.1287号写本Ⅴ°Ⅱ+10+1286号Ⅴ°2//残缺部分:2行半//

Pt.1287号写本Ⅴ°5+1286号Ⅴ°Ⅰ//残缺部分:1行//。

Pt.1287号写本原来在第8叶背面进行过修复。

如果假设卷子只是在将藏文文献各段抄写好(与汉文文献的方向相反)后才被剪开的,那么这些段落的原有顺序就为:

Pt.1267号正面Ⅳ//Pt.1287号正面Ⅷ—Ⅹ//缺?//

Pt.1286号正面Ⅰ—Ⅲ//Pt.1287号正面§Ⅰ。

无论这种初步看法如何,在关于这些藏文段落的问题上,我们都可以研究人们之所以重视粘贴痕迹的原因。在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Ⅳ最后一行中,这种粘贴痕迹看得特别清楚(见有关这一卷子注记的最后一段)。这些粘贴痕迹又导致了关于被剪开卷子各页重新接合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拼接藏文文献段落的时候,没有按照原来的样子重新粘贴起来,所以才产生了非常清楚的接迹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后来又做过修改,所以汉文文献在第4—6个字之间出现了划痕(见背面第1段第1行)呢?或者,如果接贴得非常正确的话,那该到哪里去寻找原来的卷子或残页呢?因为后者在内容方面是藏文文献的续文,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Ⅳ的末尾,因为今枝由郎在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的内侧边缘没有发现任何元音符号的痕迹。

吐蕃王统世系牒

 

全文共分以下4大段:

Ⅰ(第1页1—5行):墨迹还显得苍白,有的地方还非常灰白,边缘部分已经破损,下部的距离还有12.4厘米(相当于11行文字的地方)。

Ⅱ(第1页第6—29行):墨迹有的地方比较苍白,有的地方相当灰白,还有的地方相当黑,有的字体用更为黑的墨描画过,每行文字长达25—25.5厘米,左边的空白是0.15—0.6厘米,而右边的空白则是0.05—0.6厘米,下面的距离是0.8—2厘米(严格地说则相当于3行文字的地方)。

Ⅲ(第2页第30—41行):墨迹中有的地方相当苍白,有的地方相当黑,有的地方非常苍白。各行文字的长度为24.5—25.2厘米,左侧空白为0.3—0.65厘米,右侧空白为0.15—0.5厘米,下部边缘空白是0.8—0.7厘米(严格地说为1行文字的地方)。

Ⅳ(第3—4页第42—69行),有的地方墨迹相当苍白,有的地方相当黑,有的地方呈黑色或非常苍白的颜色,各行文字的长度为24.3—25.4厘米。左边的空白为0.1—0.7厘米,右边的空白为0—1.1厘米。

背面

《维摩诘[所说经]》(鸠摩罗什所译)。

1,(中卷,7品)首尾两部分已残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5号,第14卷,第549页。第1行为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7号Ⅴ°5第146行的左半部。Pt.1287号写本第8页背面,原来用以修复的残页,便是从这一残卷下文剪下来的一块。

第4、3页背面第1—20行。

2,(中卷6品和)7品:首尾两部分已经残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5号,第14卷,第547页。在第21行的右侧。第3/2行的接合处正是Pt.1287号写本Ⅴ°10第373行的左半部;在这一残卷与Pt.1287号写本Ⅴ°5第94行之间,共缺37个字,即3行,其中第3行残缺非常严重(只有左侧一部分了):位于Pt.1287号写本Ⅴ°5的第93行。

第2和1页背面的21—56行。

它与Pt.1287号写本Ⅴ°10和5出自同一人之手。用楷体字写得非常流畅。墨迹色彩现在还很深。全文共有56行,第1、19、8和28分别为1页;第1行的右半部分已残缺,第21行的右半部分已被第3/2页的接合处所覆盖了,有5行已磨损或残缺了(第1、46、49、53、56行),每一行有16—18个字。每行高20.25—20.35厘米。上部的空白处为2.6—2.85厘米,下部的空白处为2.55—2.75厘米。带有格子(其行距为1.55—1.7厘米)。

由4页组成的1卷,共包括2个残卷(第1—2页和3—4页)。第1页很完整,共长46厘米,第2页长12.75厘米(由1287号写本第1页所补充),第3页长31.4厘米;第4页长1.4厘米(由Pt.1287号写本第11页所补充)。纸张质量很好,纸浆很均匀,比较厚一些,呈深赭红色。其纸纹相当粗糙而不规则,具有湿点、油渍和虫粪的痕迹,还有粘贴过的痕迹(汉文文献第4页背面第1行)。第1页:左右两侧有的地方已经撕破,原来修复过的洞和痕迹现在均已消失,但从颜色更浅的一残片中,尚可分别出这一点来。有一些小洞和缺口(2—4页),尤其是在第1页中还有划破的痕迹。现在整卷写本都重新作了修复(使用了细丝绸布)。

整部卷子的规格为(25.2—25.85厘米)91.55厘米。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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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王统世系牒

共16大段:

Ⅰ(1—2页,1—62行):墨迹多少还呈一点苍白色,有时候很苍白。有的字体曾用更浓的墨迹描过。有些段落已有磨损,许多地方是重新写的。各行长24.8—25.4厘米。左侧的空白是0.1—0.7厘米。右侧的空白是0.6厘米,上面空0.15厘米,下面的空白是4.5厘米(相当于4行字),但上面有几个乱涂乱写的字。

Ⅱ(第3—4页,第63—117行):卷子的墨迹尚相当苍白,有的字体曾用更为黑的墨描过(第63—69行),卷子有的地方还多少显一点黑色,有的地方显苍白(69—117行)。每行文字长23—24厘米。左侧边缘宽0.55—1.55厘米,右侧边缘宽0—1.5厘米,上部边缘宽0.5厘米,下部边缘宽0.7厘米(相当于1行文字的地方)。

Ⅲ(第4—6页,第118—172行):卷子的墨迹还呈程度不同的黑色,有的地方也呈苍白色。位于第5/6页接合处的第117行可能在将这两页文献粘贴之后重新描画过。每行文字长23—24厘米。左侧边缘宽0.8—1.5厘米,右侧边缘宽1.15—1.2厘米,下部边缘宽2厘米(相当于两行文字的地方)。

Ⅳ(第6—8页,第173—246行):卷子的墨迹有的地方呈苍白色,有的地方呈黑色。每行文字长23.5—25厘米。左侧边缘宽0.5—1.5厘米,右侧边缘宽0.05—1厘米,下部边缘宽2.4厘米(相当于两行文字的地方)。

Ⅴ(第8—9页,第247—298行):卷子的墨迹多少还呈一点黑色,每行文字长24—25厘米。边缘部分已经残损,左侧边缘宽0.1—1.05厘米,右部边缘宽0.1—1厘米,下部边缘宽1.65厘米(相当于两行文字的地方)。

Ⅵ(第9页,第299—314行):墨迹多少还呈一点黑色。每行文字长24.6—25厘米。边部已残损,左侧边缘宽0.65—0.1厘米,右侧边缘宽0.05—0.9厘米,下部边缘为4厘米(相当于4行文字的地方)。

Ⅶ(第10页,第315—327行):卷子中的墨迹有的地方呈苍白色,有的地方呈黑色。每行文字长25.8—26.1厘米。边部已有残损,左侧边缘宽0.25—0.7厘米,右部边缘宽0—0.4厘米,上部边缘0.2厘米宽。如果把第10页的下部接在第13页的上部(这样衔接起来是非常合适的),那么整部卷子的下部边缘就宽1厘米,如果不把这两页拼合起来,那就只有0.2厘米宽。

Ⅷ(第11页,第328—337行):卷子的墨迹相当苍白,有的地方非常苍白,有的字体已用更黑的墨重新描过。每行长25—25.7厘米。左侧边缘宽0.05—0.7厘米,右部边缘宽0—0.6厘米。第328行部分地被第10/11页的接合处所覆盖,下部边缘长1厘米(相当于1行文字的地方)。

Ⅸ(第11—12页,第338—365行),卷子中的墨迹有的地方呈苍白色,有的地方呈黑色。每行文字长24.8—25.4厘米。左部边缘宽0—0.6厘米,右部边缘宽0.05—0.9厘米,下部边缘宽0.65厘米(相当于1行文字的地方)。

Ⅹ(第12页,第366—397行):卷子中的墨迹有的地方还很苍白,有的地方相当苍白,有的字曾用更黑的墨重新描画过。有一段已磨损,是后来重新写的(第366行)。每行文字长24.8—25.9厘米。左部边缘宽0.05—0.7厘米,右部边缘宽0.06—0.8厘米,下部边缘宽3厘米(相当于3行文字的地方)。

Ⅺ(第13—14页,第398—432行):卷子中的字迹有的地方显黑白,有的地方显苍白色。有一段(第398行)是磨损后重写的。每行文字长26.6—27厘米。其边缘部分残损相当严重,左右两侧边缘均有0.15—0.85厘米的空白,而上下边缘的空白处则为0.5厘米(仅仅在下部边缘才有相当于1行文字的位置)。

Ⅻ(第14页,第433—455行):卷子中的字迹有的地方相当黑,有的地方发黑,还有的地方很苍白。每行文字长26.7—27厘米。其左部边缘宽0.25—0.85厘米,而右部边缘则宽0.1—1厘米,下部边缘宽0.4厘米(只有1行文字的距离)。

ⅩⅢ(第14—15页,第456—481行):卷子的墨迹有的地方相当黑,有的地方发黑,还有的地方呈苍白色。有的地方用更为黑的墨描画过。每行文字长26.4—27.8厘米。左侧边缘宽0.35—0.9厘米,右侧边缘残损非常严重,只有0—0.6厘米之宽,其下部边缘宽0.5厘米(严格地来说,只有1行文字的地方)。

ⅩⅣ(第15页,第482—494行),卷子中的墨迹有的地方显黑色,有的地方相当苍白,有的地方略显苍白。每行文字长27.4—27.6厘米。边缘地方残损相当严重,左侧边缘宽0—0.7厘米,右侧边缘宽0—0.5厘米,下部边缘宽0.65厘米(相当于1行文字的地方)。

§ⅩⅤ(第15—16页,第495—525行):卷子有的地方字迹相当苍白,有的地方发黑,有的地方呈苍白色。第524行的开始部分与第525行已残损。每行文字长26.1—27.6厘米。边缘部分都残损了,左部边缘宽0.25—0.8厘米,右边一侧宽0—0.7厘米,下部边缘宽0.9厘米(相当于1行文字的地方)。

ⅩⅥ(第16页,第526—532行):卷子中的字迹有的地方发黑,有的地方相当苍白。第526行的开始部分到535行已残损。左侧边缘(第536行)宽0.65厘米,右侧边缘已残损,宽0—0.8厘米,下部边缘宽5厘米(相当于5行文字的地方)。

背面

1.《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玄奘译

[第34卷,第7品(24)]开始部分已残缺,由于在第10行的文献中有空白处,所以这是未抄完的卷子。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0号,第5卷,第189页。

第16页背面第1—25行(一顺一倒地相衔接)。

成楷书本,粗细笔画都很苍劲有力。墨迹颜色尚很深。“兑”字写在了上部的空白处。一共有25行文字,其中有7行(1.3—8)已残损,每行有16—18个字。每行高20.1厘米。上方的空白处为3.5—3.85厘米,下方的空白处宽3.35—3.6厘米。带有格子(共28格,每格之间的距离为1.5厘米)。

2.《金光明最胜王经》,义净译

(第2卷第4品)开始部分已残缺。由于在第11—12行之间出现了空白,所以这是一卷未完成的抄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665号,第16卷,第412—413页。

第15页背面第26—49行。

楷体字。墨迹闪闪发亮。“兑”字写于上部边缘。一共有24行文字,每行有两句七言律诗。每一行字高20.5—20.6厘米。卷子所留下的空白处也不太规则,上部为3.3—4厘米,下部为3.7—4.0厘米。带有格子(共28行,每行之间的距离为1.55—1.62厘米)。

3.《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玄奘译

[第369卷,第64(4)品]开始部分已残缺。由于在第20—21行之间出现了空白,所以这是一部未抄完的卷子。《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0号,第6卷,第902—903页。

第14页背面第50—74行(一倒一顺地衔接起来)。

楷书字体,字形很干瘪。墨迹的色泽很深。“兑”字写于上部空白处。共有25行文字,每行有16—18个字,每行高20.55—20.65厘米。上部的空白处为3.4—3.7厘米,下部的空白处为3.35—3.8厘米。带有格子(共27行,行距为1.55—1.65厘米之间)。

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玄奘译

[第140卷第30(38)品]开始部分已残缺。由于在第11—12行之间出现了空白,所以这是一未抄完的卷子(见Ⅴ°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0号,第5卷,第758页。

第13页背面第75—92行。

成楷书字体,写得很流畅,无论是粗的还是细的字体都强劲有力。墨迹带有色泽。“兑”字写在9—12行之上以及上部的空白处。共有18行文字。第75行有一部分被14/14页的接合处所覆盖。第92行的左半部分已残缺。每行有16—17个字,高20.1—20.2厘米。上部的空白处为3.3—3.5厘米。下部的空白处为2.85—3.25厘米。带有行距为1.55—1.65厘米宽的格子。

5.《维摩诘所说经》,鸠摩罗什译

(卷中,第7品)首尾部分均残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5号,第14卷,第547—548页。在这一段与前一段文献(见Ⅴ°11和10以及伯希和Pt.1286号写本Ⅴ°2)之间有37个字的空缺。有关这一段的下文,见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Ⅴ°1。

第12和11页背面第93—146行。

楷书字体,笔迹流畅。墨的颜色很深。有4个字是在磨损之后重写的。一共有54行文字。第93行的右半部和第146行的左半部已残缺,有关这两段,见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Ⅴ°Ⅰ第1行。每页分别有26和28行,每行为16—19个字。高20.2—20.4厘米。其上部和下部空白为2.7—2.8厘米。带有间隔为1.6—1.7厘米的格子。

6.《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玄奘译

[第40卷,第30(38)品]由Ⅴ°4所开始,没有抄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0号,第5卷,第758页。

第10页背面第147—154行。

该文与Ⅴ°4是由同一人以同样的墨所抄完,全文共有8行文字,位于第147行的右侧,在第11/10页的接合处,Ⅴ°4第92行的左半部。每行16—18个字,高20.1—20.2厘米。上部的空白处为3.2—3.6厘米,下部的空白为2.95—3.25厘米。带有格子(共10格,行距为1.55—1.6厘米)。

7.《四分律》,佛陀耶舍念、共竺佛等译

(第37卷)首尾两部分已残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28号,第22卷,第836—837页。原来在修补时将197—198行下半部分糊住的纸片是与Ⅴ°5、10、11和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背面属于同一卷写本,相当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5号,中卷7品,载第14卷,第548页。

第9—8页背面第155—203行。

用楷体字所写,属于碑铭文字风格中。墨迹的颜色尚很深。有一个字已用红墨听涂改(第183行)。全文共占49行,其中第203行的左半部已残缺。每一行有21—28个字,高19.55—19.75厘米。上部和下部的空白处为2.9—3.4厘米。带有格子(间隔为1.8—2厘米)。

8.《大般若波罗蜜小品经》,鸠摩罗什译

(第6卷第14品)末尾部分已残缺。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7号,第5卷,第14品(载第8卷,第560页)相比较,这是另一不同的文本。

第7—6页背面的第204—257行。

非常精心地用楷书所写,粗细笔画都很匀称。墨迹呈程度不同的黑色。全文共占54行字,第257行成斜向裂开了。每页有26和28行,每行16或17个字,高19.9—20厘米。其上部空白边有2.9—3.2厘米,下部空白处有3—3.2厘米。带有行距为1.45—1.75厘米的格子。

9.《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

(第3卷第6品和)第7品的首尾两部分已残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62号,第9卷,第21—22页。

第5—3页背面第258—332行。

用楷体字所写,粗细笔画都很均匀。墨迹尚有光泽。共有75行文字,第258行已部分地被6/5页的接合处所覆盖。每页有16—18个字,或四句四言或五言律诗。各首诗之间的空白处为0—1厘米。每行高达19.4—20cm。边缘空白很不规则,上部为2.3—2.65厘米,下部边缘空白为2.7—3.15厘米。带有格子(行距为1.55—1.8厘米)。

10.《维摩诘所说经》,鸠摩罗什译

(中卷6品)首末两部分已残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5号第14卷,第546—547页。Ⅴ°Ⅱ就位于此文之前,对于下文,请参阅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背面第2行,然后是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7号背面第5行及Pt.1256号背面第1行,最后是Pt.1287号背面第7行原来修复的地方。

第2和第1页背面第333—373行。

与Ⅴ°5为同一人所写,字体也相同。墨迹尚有光泽。有些字是在磨损后重新写的(第349、353和361行)。全文共41行,位于3/2页接合处之下,通过透明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Ⅴ°Ⅱ最后一行的左半部,第373号的左半部已残损,我们由此便可以看到被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背面的3/2页接合处所掩盖起来的一行。每1页有和20行,每行16—18个字,高20—20.35厘米。其上部边缘的空白处为2.6—2.9厘米,下部的空白处为2.65—3.1厘米。带有间隔为1.6—1.7厘米的格子

11.《维摩诘所说经》,鸠摩罗什译

(中卷6品)开始部分已缺损,它是Ⅴ°10的续文。《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5号,第16卷,第546页。M·拉露女士生前所拍摄的写本图版,现在由A·斯巴尼安所掌握。从图版来看,这一残卷原来是粘贴在第1页背面上的,在Ⅴ°10的相反方向上,其一端已超过了2.07厘米,位于藏文文献第2—6行的右侧。

写本开始部分残卷的背面。

此文与Ⅴ°10和5同出于一人之手,字体也完全相同。黑迹尚有光泽。全文共有行,已残缺或破裂,第4行的左半部分已残缺或撕破。每行16—17个字,高19.8厘米。其上部空白边缘为2.7厘米,下部边缘为3.1厘米。带有间隔为1.7厘米的格子。

这一拼凑成的卷子共有16行,由10个差别很大的片断所组成,而且是首尾相衔接起来的,其中有4个片断可以相互比较:a,第1和第6段(正面§Ⅰ和ⅤⅢ—Ⅹ;Ⅴ°10和5)属于同一卷子,其中另外两部分被编为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b,第5和第7段(正面§Ⅶ和Ⅺ,Ⅴ6和4)原来是同一页。

某1个片断(第1和2页,25.5×2.8×68.4厘米):共有不完整的两页(第1页由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第2页所补充)。纸页的质量相当好,纸浆相当均匀,纸张也相当厚,页深赭红色。带有相当粗糙和不匀称的纸纹。上面有些棕色的小点,沿着纸页的粘贴处(尤其是在第2页正面与第3页背面的结合处)有粘贴的痕迹。卷子中有小洞和缺口,由于修复的原因而在边缘部有划破的地方(尤其是背面)。

第2个片断(第3—5页,25×25.25×127.55厘米):长42.35—42.7厘米的3页,有2页(3和4)是完整的。纸的质量相当好,纸浆不匀称,纸张相当薄,用雄黄所染色,纸纹相当粗糙,但由于上色的原因而使纸纹不太清楚了。纸上具有潮湿污点和虫粪点,沿着纸页的衔接处还有粘贴的痕迹。正面文献在背面的透亮度比背面文献在正面的透亮度要大。整部卷于遍布裂缝,缺口和很小的洞(尤其是第3页)。

第3个片断(第6和7页,25.9×26.15×88.65厘米):共有两页,分别长44.75和43.9厘米(第6页中有几厘米的长度已残缺)。所使用的是很漂亮的纸,纸浆很匀称,纸张很薄,用雄黄上色,带有很精细和匀称的纸纹。有潮湿污点,纸纹呈淡红色(第6页正面)。背面的文献轻微地透亮到了正面,正面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卷子中有一些小洞(尤其是第6页)和小缺口。

第4个片断(第8和9页,25.5×26.5×89.95厘米),共有两页,分别长50.5(残损了几厘米)和39.45厘米。纸张很漂亮,纸浆均匀,纸张薄细,用雄黄上色,带有不规则的纤细纸纹。卷子中有虫粪点和略呈棕色的小片(第9页),沿着9/10页背面有粘贴的痕迹。背面的文献能透过正面,正如正面文献也能透过背面一样。尤其是沿着左部边缘有缺口。在第8页背面有原来修复过的痕迹(各剪片都是与第1和第6部分在同一卷子中剪下来的)。

第5个片断(第10页,26.6×27×16.45厘米):这一页已由第7个片断所补充。相当好的纸张,纸浆不太规则,纸张相当细,略呈深赭红色,具有相当粗糙和不匀称的纸纹。有潮湿点,沿着纸页的衔接处(尤其是第10页Ⅴ°/11R°)有粘贴痕迹。背面的文献多少也能透过正面。卷子中有一些缺口、裂缝和小洞。

第6个片断(第11和12页:25.7×25.95×86.75厘米):一共有分别长为45.05厘米(第11页由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第4页所补充,长46.8厘米)和41.7厘米的不完整的卷子。这一部分所使用的纸张与第1部分的纸张完全相同。具有潮湿点和几处虫粪痕迹,有两个红点(第11页背面)。有一些缺口和很小的洞。

第7个片断(第13页,26.4×26.85×26.65厘米):这是用与第5部分同样的纸所写的不完整的卷子。卷子中有潮湿点,沿着第13页背面与第14页正面接合处有粘贴的痕迹。背面文献多少也能透过正面。有缺口、裂缝和小洞。

第8个片断(第14页:27.4×28×44厘米):几乎是完全完整的一页。纸的质量相当好,纸浆不匀称,很厚,呈赭红色,具有相当粗糙和不规则的条纹,由于上色而变得不太清楚了。其中的油迹与以下两部分相比较,变得越来越小了,沿着第14页背面与第15页结合处还有粘贴的痕迹,有一些淡紫色的斑点(第14页背面)。背面的文献可以透视到正面。卷子中有小缺口和小洞。

第9个片断(第15页,27.5×28.5×45.65厘米):这1页的纸相当好,纸浆相当均匀,纸张相当薄细,呈深赭红色,带有不规则的粗条纹。同下一部分比较起来,油渍点比较小,还有一些潮湿点,沿着第15页背面与第16页之间接合处有黏合痕迹,有虫粪痕迹。背面的文献透过正面的程度比正面向背面的反射度要强一些。卷子中有缺口和很小的洞,由于用薄纱修复每页右下方的影响而产生的裂口。

第10个片断(第16页,27.1×27.6×43.85厘米):这是一残页(左下角已缺)。纸张的质量很好,纸浆相当匀称,纸张很纤薄,呈赭红色,带有不规则大条纹。卷子中有油渍和虫粪的痕迹。尤其是沿着左侧有一些缺口,在背面有几个小洞和一些撕破的地方。

整卷写本已完全修复。第3行(最后18厘米)到第9行,第15(最后11.6厘米)和第16行都是用细纱所裱糊。

[25×28.5×637.9厘米]。

魏普贤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I.O.Ch.ⅩⅦ.2号写本

参阅A·麦克唐纳于《拉露纪念文集》第251—255页发表的文章,其中误将该文献引成了印度事务部I.O.716号写本。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7号§Ⅳ、Ⅵ和ⅤⅡ中提供了一些相类似的资料,这一文书又对它们作了重要的具体解释。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8号,印度事务部图书馆750号和大英博物馆东方部Or.8212(187)号写本。

参阅《吐蕃历史文书》(原文和译文)第7—75页;黎吉生:《关于敦煌历史文书残卷》,载《西藏学报》,1965年第2卷,第3期,第37—38页(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8号前10行的译文和转写文,《吐蕃历史文书》中没有发表);张琨:《敦煌吐蕃王统世系牒简析》,载《东方研究学报》,1959—1960年,第5卷,第122—173页,G·乌瑞:《古代吐蕃的世系与职官制度》,载1975年《亚细亚学报》第263卷,第1—2期,第157—170页。

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号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斯坦因千佛洞藏卷79.ⅤⅢ.7(见L·德·拉·瓦累·普散和榎一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1962年伦敦版,第750号和C27号)背面的汉文文献相当于:

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62号,第3卷,第5品,载第9卷,第19—20页]: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1288号背面。

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62号,第3卷,第5品,载第9卷,第20—23页: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O.Ch.79.Ⅷ.7号卷子背面。

这是对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的抄本,因此与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7号背面第9页的卷子有所不同,后者相当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O.Ch.79Ⅷ.7背面的写本,即《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62号,第21—22页。

魏普贤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9号

参阅R·—A·石泰安于《拉露纪念文集》第516—621页发表的文章。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90号

该写本正面和背面的资料都是经不住推敲的。请参阅A·麦克唐纳于《拉露纪念文集》第317—328页发表的文章,同样也请参阅对伯希和Pt.1067号敦煌藏文写本的注记。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91号

这部卷子包括对《战国策》中五个故事的译文:第1页1—8行;第2个故事:第1页9—23行;第3个故事:第2页1—15行;第4个故事:第2页第16—21行,第3页第1—23行;第5个故事:第4页第1—28行。如果对藏文文献和汉文原文进行一下考订和比较,那就可以使我们复原第4页所撕碎的3块。有一篇论著正在研究这一写本,很快即将发表。

今枝由郎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92号

参阅伯希和:《一卷藏文回鹘佛教教理文书》,载1921年《亚细亚学报》第2套,第18卷,第135—136页,克劳松(G·CIauson):《突厥蒙古资料汇编》,1962年伦敦版,第96—100页。释尾目前正在同森安孝夫合作研究这篇回鹘文书的藏译文。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640号

参阅A·麦克唐纳于《拉露纪念文集》第351—354页发表的文章,其中谈到了根据这卷以及其他写本而对(经)的注释。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2118号

参阅A·麦克唐纳于《拉露纪念文集》第351页中的解释。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O.Ch.73.ⅩⅤ,第12残卷

这篇文献已经由F·W·托玛斯发表于《新疆藏文史料集》第2卷,第67—71页中了,并由藤枝晃在上引文章中发表,载《东方学报》(京都)1961年第31卷,第229—231页。

 

(译自巴黎1978年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文献辑》第1辑)

知识来源:郑炳林主编:《法国藏学精粹》卷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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