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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藏学概况

摩诃衍之后的吐蕃禅宗

发布时间: 2020-06-30               来源:木村隆德《法国藏学精粹》卷二

自从戴密微于1962年发表《吐蕃僧诤记》以来,又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关8世纪末在吐蕃举行的那次汉印僧侣大辩经的文章。戴密微先生于1970年在他有关上山大峻著作的书评中,一一分析了这批论著[1]。

稍后,到了1973年[2],山口瑞风根据某些晚期的藏文史料而证明,早在汉僧摩诃衍到达吐蕃之前,以被称为金和尚的无相(公元680—756年)法师为首的汉传净众宗就已经传到了吐蕃。

一年之后,小畠宏允又指出[3],保唐宗无住大师(714—774年)的某些语录,曾被译作藏文,现在已于Pt.116第165、173和187页,以及《大臣遗教》第22卷第23页中发现。然而,对于摩诃衍之后古吐蕃的禅宗佛教活动,至今却很少有人研究。因此,我现在想探索一下这个尚很少为人所知的时代。

在这一问题上,第一篇引起了我注意的文献为Pt.996,拉露小姐早在1939年就曾作过翻译[4]。数年之前,今枝由郎先生又重新研究了这一写本[5],并且将之与另一卷写本,即Pt.818进行了比较,后一卷写本也包括有与前卷相同的一段文字。今枝由郎在其文的末尾得出了如下结论:

(1)据Pt.996记载,《八十八经源流》(Md’o-sdebrgya–čui’ikhus)的作者是布·益西扬[他是南喀宁保(虚空藏)的弟子]。这卷写本与布顿的著作是相矛盾的,因为后者认为该论著系由摩诃衍和尚所作。

(2)Pt.818的标题为《八十八章》(Le’ubrgyad-čurcabrgyadpa),此文恰恰正是《八十八经源流》的片断。

但是,这一结论是难以站得住脚的。由于今枝由郎是以对写本中某些段落的误译为基础的。所以,我想对其中的某些关键段落重新作以不同解释,以便开辟新的研究前景。我首先翻译一下与本文直接有关的Pt.996号(第4—5页)中的一段文字:

布·益西扬把有经验的吐蕃、汉地和印度禅宗大师们的说法与建议,与意义确切的大乘经卷史料进行了比较。因为其中存在有88项问题,所以他对于每个问题的解释都引证两三段《八十八经源流》中的文字。……撰写这一论著的禅宗大师布·益西扬在80岁时圆寂。

从这一段文字来看,《八十八经源流》明显不是由布·益西扬撰写的论著,但它却是此人撰写个人论著的基础,他在这后一部论著中解释了88项问题[6]。然而,在Pt.996中却没有提到其论著的标题。向我们指出这一标题的,却又是同一特藏中的Pt.818号写本。事实上,我们在后一卷写本中可以发现下面的一段(第1页)[7]。

“《大瑜伽静修奥义》包括了那些深奥大乘经文的引文,第1卷包括88章……至于那些经文,一共有80卷,所提问题共有88项。”

我们上文所看到的一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以下两点:

①布·益西扬撰写了一部叫作《大瑜伽静修奥义》的经文,其中共包括有88项问题。

②为了撰写这部经文,他在作为原始史料而引证时使用了《八十八经源流》。

所以,敦煌藏文写本与布顿的观点并不相矛盾,布顿认为包括《八十经源流》在内的5篇论著,均由摩诃衍和尚所撰。但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八十经源流》,实际上并不是摩诃衍和尚的作品。

现在我就详细研究一下被布顿归于那汉僧的著作目录。布顿一共列举了下面5个标题:[8](一)《禅定卧轮》(bSam-ganna-ba’I’khor-lo),(二)《答禅定》(bSam-gtan-gyilon),(三)《再答》(Ya-lon),(四)《见之里被》(LTa-ba’irgyab-a),(五)《八十八经源流》。正如噶尔美(Karmay)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第1个标题也出现在Pt.811号中[9]。事实上,我们发现其中所提到的是bSam-gtan-gyimkhan-poal-ba’I’khor-Lo,它相当于汉文中一位禅宗大师的名称:“卧轮禅师”。另外,在另一卷敦煌写本,即S.1494号中,我们发现了一篇汉文论著,其标题为《卧轮禅师看心法》[10]。至于在第2和第3篇文书中所出现的Lon字,噶尔美先生同样也颇为有理地将之考证成汉字“论”的对音。前3个标题似乎是指原来用汉文所写的一些论著。就此背景来看,《八十经源流》的情况同样也基本如此。我将要研究的下一卷写本,可以使人更清楚地认识《八十经源流》的本质。

在大谷大学所藏的敦煌汉文写本中,有一篇首尾均已残缺的文献。此文献已经收编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第2819号)中,其虚构的标题为《诸经要抄》。这卷写本同样被影印发表于《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11]中。该文献是有关禅宗经文语录的合集本,并且附有某些解释。

如果把《诸经要抄》与作为对布·益西扬《大瑜伽静修奥义》的一残卷的Pt.818号作一比较,正如我们于上文所看到的那样,那就会发现一种意义非凡的特点。它与这两篇汉文和藏文文书的许多引文都是一致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于此举出一个例证,即《妙法莲花经》的一段引文。

在Pt.818中,我们发现了以下段落[12]:“《妙法莲花经》中与此完全相同的一段文字,同样也出现在《诸经要抄》[13]中。然而,在这一段文字中,只有第1句话是引用《妙法莲华经》的,第2句是作者本人用小字所写的诠释。事实上,无论是该经文的汉译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62号,第9卷第17页),还是藏译本(北京版本西藏大藏经第781号,第30卷第22页),它们之中都没有与第2句话相同的段落。那么又如何解释在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818号中有一段完全是《诸经要抄》的注释呢?如果我们还记得Pt.818是布·益西扬的《大瑜伽静修奥义》的残卷,这位作者又使用了《八十经源流》作为其经典引文的来源,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八十经源流》只不过是其藏文题目,《诸经要抄》也是以此名而在吐蕃人中为人所知的。然而,现在尚很难接受布顿的全部观点,即《八十经源流》或《诸经要抄》,可能是由摩诃衍和尚在吐蕃编纂的5部著作之一。据小畠宏允的研究[14],在《历代法宝记》中似乎就已经把《诸经要抄》作为引文的来源了,而《历代法宝记》却是圆寂于744年的无住禅师的语录集。如果布顿将这部著作归于摩诃衍和尚,那很可能就是因为它是这位汉僧携至吐蕃来的主要经文之一,而摩河衍正是根据这些经文来传播禅宗的。

现在我再来谈一下《大瑜伽静修奥义》,并尽力确定史料来源之一,就是《诸经要抄》的这篇经文的时间。据Pt.996第3页记载,这篇经文的著作布·益西扬是在先王执政年间受命的,并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一位先王,但这里只能是指墀松德赞(742—797年执政)。事实上,同一篇文献(第2页)指出,南喀宁保很可能与布·益西扬是同时代的人,他曾在墀松德赞执政年代接受命令。在第4页中,提到说益西扬在受度之后,曾致力于弘扬佛法40多年。因此,这位大师的活动介于8世纪末和9世纪上半叶。继这一时代之后,便是摩诃衍和尚到达吐蕃(787年),所以益西扬很可能使用了摩诃衍所带来的《诸经要抄》。

接着,据Pt.996第4页第3—4行记载,《大瑜伽静修奥义》的主要目的“肯定是解释大乘之独乘性,即没有任何可以领会的东西”。但是,在敦煌藏文写本中,有一篇文献的目的基本与此相同,这就是Pt.116(第119—170页)中的《问答书》。我们在该卷子的末尾便可以读到:“大瑜伽静修者们不可缺少的纪念经讫。大瑜伽是对没有任何可领会东西的独一乘的真实弘法。”[15]

这两部著作均是以问答的形式写成的,并且作为原始史料而引证了许多大藏经段落。两部著作中所引大部分段落,又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在Pt.818第9页和Pt.116第156页中,发现了对《大乘起信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66号,第32卷第576页)引文的藏译本。在Pt.818号第19页和第6号第147页中,我们又发现了以同样的摘录方式转引的《金刚三昧法之经》的同样段落(北京版本西藏大藏经第803号,第32卷,第152页)。以上事实说明,这二者之中必定有互相引用的地方。另外,Pt.818号中的某些大藏经引文要比Pt.116中的引文长得多,我没有发现过任何相反的情况。因此,Pt.116中《问答书》的作者,转引了《大瑜伽静修奥义》中的佛经段落。

但是,在Pt.116中的《问答书》所征引的大藏经段落中,有一段(第105页)系引自法成由汉文所译之《金光明经》(北京版本第174号)。此经文还有其他多种藏译本,其中与法成在《登迦玛目录》内、译自汉文的大乘佛经第9节中的标题完全相同[16]。据山口瑞凤先生认为[17],这一目录编辑于824年。因此,法成对这一经卷的译本,最晚在824年就已经存在了。另外,仍然是根据山口瑞凤文[18],我得悉法成的译经事业一直持续到860年左右。因此,我认为他翻译《金光明经》的时代只能追溯到824年之前不久。Pt.116中的《问答书》同样也要追溯到824年之前不久,因为它引用了前文的一段。在有关《大瑜伽静修奥义》的时间问题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成书于摩诃衍和尚于787年抵达吐蕃之后,而要比Pt.116号中的《问答书》稍早一些,后者的时间一般要追溯到824年之前不久。

在论述另一个问题之前,我还必须来研究一下“大瑜伽”这一名词问题,因为我们至今仍如此沿用而未加任何解释。该名词经常出现在有关禅宗的敦煌藏文写本中,如我们刚才所研究过的Pt.116和Pt.818。在一部叫作《三摩地经》的文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卷I.O.709号第43—45页)中,也包括有一段有关“对已经进入瑜伽者的必要布教”的论述。作者在这篇文献中指出:“大瑜伽静修者应该遵照如来有关坐禅的教导来修行”(第43页)。“如来禅是一种没有任何可以理会东西的方法”(第43页)。紧接着有关静修大瑜伽的解释,也几乎与《入楞伽经》(北京版本第775号,第29卷,第40—43页,第1—2行)中有关对修大瑜伽四法的做法几乎雷同。因此,敦煌藏文写本中所使用的“大瑜伽”一词引自《入楞伽经》[19]。另外,《三摩地经》恰恰就在标题之后,而提到了以下资料:“此文是奉神赞普墀松德赞之诏而制”[20]。很明显,这一文献作于墀松德赞执政年间。所以,自从禅宗传入吐蕃之后,它便被称为“大瑜伽”,此名出自于它的基础文献《入楞伽经》。

最后,我来研究一下有关摩诃衍大师的其他敦煌藏文写本。据今枝由郎先生分析[21],Pt.823还包括有一部分由摩诃衍所参加的那次僧诤会的藏文档案,我们从中还特别会看到对有关“看心”教理的论述。Pt.823阐述这一教理的部分文字,同样也出现在Pt.21正面第1页第1—6行中[22]。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第468号和689号敦煌写本以及Pt.121中,我们同样也会发现相类似的论述[23]。正如其标题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摩诃衍大师禅顿入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I.O.468号,是一篇专门阐述这一教理的经文。至于Pt.121,尽管其中没有提到大师的名字,但从其内容来看,它也是论述摩诃衍大师教理的。此外还存在有一篇关于对此经文的疏注文,即Pt.699。它首先全文转引了Pt.121号,然后又作了诠释。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在这篇疏注文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对禅宗相继20位大师世系理论的记载(这一理论完全属于《历代法宝记》[24]),还可以发现引自《金刚菩萨请问经》的段落[25]。这后一部经文的作者是一位属于大圆满(该词在同一部著作的其他地方也出现过)祖传世系的密教徒。据其祖传世系来看,年贝扬(吉祥妙音)是聂智童子的弟子,而后者又是毗末罗蜜多罗(又称无垢友)之徒[26]。毗末罗蜜多罗是在墀松德赞薨逝之后而到达吐蕃的(即792年)[27]。年贝扬可能是生活在9世纪中叶的人。所以,在Pt.699号(它是对一篇汉文禅宗经文的疏注文)中存在有一段密教文献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传入吐蕃的禅宗在年贝扬之后,曾与密宗佛教有所接触。在《小部佛典》第2卷中,图齐先生指出了禅宗对宁玛派经文的影响。我们对敦煌藏文写本的研究也说明,在稍后不久的阶段,即10世纪末左右,禅宗与吐蕃密宗这两大佛教势力就已经有所接触了。

结论

787年抵达吐蕃的汉僧摩诃衍随身携去某些汉文经文,其中包括《诸经要抄》。然后,禅宗大师布·益西扬又利用《诸经要抄》而写成了《大瑜伽静修奥义》。随后,Pt.116中的《问答书》就是根据《大瑜伽静修奥义》而写成的。《问答书》系由无名氏所作,成书时间可能为824年或者稍早一些。至于摩诃衍所参加的那次僧诤会的藏文档案中所阐述的教理,它继续受到了研究。基本是从年贝扬时代开始,最多不超过10世纪末,它与密教建立了联系。另外,传入吐蕃的禅宗在其传播的第一阶段被称为“大瑜伽”(但应将之与密教的大瑜伽相区别),并且至少一直沿用到9世纪中叶。

 

注释

[1]戴密微:《敦煌学近作》,载1970年《通报》(第1—95页),第41卷,第 29—44页,第7篇书评。

[2]山口瑞凤:《吐蕃佛教和新罗金和尚》,载《新罗佛教研究》,1975年版,第 3—36页。

[3]小畠宏允:《吐蕃禅宗及〈历代法宝记〉》,载《禅文化研究所纪要》,1974 年第6期,第139—176页。

[4]拉露:《有关禅宗发展的藏文文书》,载1939年《亚细亚学报》,第505— 523页。

[5]今枝由郎:《有关吐蕃僧诤会的藏文文书》,载1975年《亚细亚学报》,第 125—146页。

[6]冲本克己在最近一篇文章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见《敦煌出土西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二),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79年,第27卷,第2期, 第916页。

[7]请参阅上引今枝由郎文,第145页中对这一段藏文文献的翻译。

[8]见《布顿教法史》,载《百藏》版本第64(24)卷,见第128页。

[9]噶尔美:《有关10—13世纪大圆满教理的讨论》,载1975年《亚细亚学报》,第153页。

[10]芳村修基先生指出了有关卧轮禅师的两部残卷,即S.1494和S.5657,详见《印度大采佛教思想研究》,1974年京都版,第146—149页。

[11]由野上所刊布,1972年出版。

[12]原写本的转写文抄于第9页第1行说“最上宝物不求自得。如果有个人既不求人世间的法,也不求佛法,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求法者”。

[13]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第1194页中的这一段原文如下:“《法华经》云,无上宝聚不求自得,若人不求种种世法,亦不求佛法,即是真求法人。”

[14]上引小畠宏允文第168—169页。

[15]这一段文字出现在第170页第2—3行。因为这篇文献似乎是没有标题,所以我就根据其内容而称之Pt.116的《问答书》。然而,在本文写完之后不久,我又觉得上文所引大瑜伽静修者们不可缺少的纪念经《无分别境陀罗尼》应该为全文的标题。
    事实上,在《布顿教法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下面一个标题:《无分别境陀罗尼》(《百藏》版本第64(24)卷第208页第7行)。布顿认为,这一论著共包括半卷,而Pt.116中却包括52页。布顿还认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是由一卷组成的(同上引书,第146页第4行),这同一篇经文就相当于Pt.116号中的88 行,因此也明显就是布顿所说的“半卷”。
由此看来,我们认为Pt.116号中所包含的《无分别境陀罗尼》,就相当于《布顿教法史》中所提到的同一经文。
    然而,布顿所提到的藏文著作以及本文所涉及的论著,大部分都是以《庞塘目录》为基础的(同上引文,第209页第1行)。据山口瑞凤认为,《庞塘目录》是继《登迦玛目录》(824年成书)之后和墀足德赞薨逝(841年)之前写成的。详见山口瑞凤《吐蕃王国佛教史年代考》,载1978年《成田山佛教研究所纪要》第 3卷,第20页。因此,《无分别境陀罗尼》经文似乎是于841年之前编辑成书的。

[16]拉露:《墀松德赞赞普时代的佛经文献》, 见1953年《亚细亚学报》,第 325页。

[17]山口瑞凤:《吐蕃王国佛教史年代考》, 载《成田山佛教研究所纪要》, 1978年,第3期,第18—20页。

[18]上山大峻:《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的研究》, 载京都《东方学报》,1968年,第39期,第173页。

[19]我在其他写本中也可以发现“大瑜伽”一类的术语,如Pt.122、Pt.819和 Pt.807等,它们均为密教经文。但这是一个密教术语,它与本文所说的“大瑜伽” 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20]这一段文字见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卷I.O.709号第43页第1行。

[21]上引今枝由郎文,第127—136页。

[22]冲本克己先生将这一文献同《顿悟大乘正理决》(P.4646)进行了比较。详见冲本克己:《桑耶的宗论(Ⅲ),二种摩诃衍遗文》,载《日本西藏学会会刊》, 1977年第22卷,第5—6页。

[23]这后两卷写本为同一篇文献的不同抄本。

[24]我们在Pt.609第4页中,也发现了这段引文。原文载北京版本的西藏大藏经第5082号,第87卷,第165页,第1—6行。山口瑞凤先生指出,Pt.837相当于北京版本的西藏大藏经第5082号。详见上山大峻:《年贝扬所著的大瑜伽文献——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837号》,载《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1977年, 第16期,第1—13页。我们还可以从中补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尚完整的敦煌写本I.O.470号和首尾已残损的Pt.819。

[25]有关这一问题,请参看小畠允文:《西藏禅宗和藏译伪经》,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75年第24卷,第1期,第292—232页。

[26]见图齐:《小部佛典》第2卷,载1958年《罗马东方丛书》第9卷,第2 期,第150页。

[27]山口瑞凤于1975年在平川彰博士还历经念论集《佛教和法的研究》第 658页注〔24〕的解释。


(译自《1981年《亚细亚》第269卷,第1—2期)

知识来源:郑炳林主编:《法国藏学精粹》卷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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