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网

您好,欢迎来到中国藏学网!

国外藏学概况

吐蕃王朝政治史

发布时间: 2020-07-03               来源:巴科《法国藏学精粹》卷一

一、传说时代的历史,天赞普和封建制

我们始终都很难把吐蕃神话传说中的那些可以追溯到汉藏遥远历史时代的固有内容,与外来(主要是来自印度)的内容区别开来,同时更难将前者与虽为当地固有,但却被佛教歪曲了的内容区别开来。所以,吐蕃人坚信地下是一尊叫作“大地之主”的神灵的住处,在随意掘地或搞建筑的时候容易面临打扰这尊神的危险。这种观念非常明显也是很古老的汉人式的。然而,这种观念似乎变成了印度神话中的龙王、栖身于水中和洞中的蛇。同样,在吐蕃人的古老宗教苯教(他们也叫作卍字教)的巫术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喇嘛教的密教仪轨。同样,那种认为死者的灵魂可以转生到一个人或动物的新鲜尸体上,以及自愿返归或不返归已遭遗弃的尸体上的纯粹万物有灵论的教理,也具有梵文名称。因而,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教理是从什么方向,第一次越过了喜马拉雅山麓。

对于古代吐蕃的传奇性的和真实的历史,至少有一部分,已由斯坦因和伯希和,从甘肃携归的具有千年历史的纸卷写本古代编年史所记载。

据古代编年史记载,在吐蕃人传奇历史的初期,吐蕃各部族逐渐地以武力互相争夺,并征服包括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1]东部大河套在内的地区,他们的后面跟着牛群。当时的牦牛刚刚作为一种野生动物出现并象征势力,对牦牛的驯养似乎是导致吐蕃民族定居的主要因素。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没有除了在高地亚洲之外,其他任何地区都不存在的牦牛,吐蕃则是人类无法居住的地区。

据古代编年史[2]记载,吐蕃的传奇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其可靠的历史起始于5世纪。但那时涉及的仍是内部历史、宫廷中的阴谋等具体情节,分别只包括许多小王国的一个或最重要的一个。

吐蕃真正的历史时代,仅仅从公元7世纪开始,以其与唐朝的关系和汉文史籍中的记载而为人所知。除了某些年表之外,作为公元7世纪之前的历史,吐蕃人自己仅仅写过某些具有参考价值的佛教史。

总而言之,在吐蕃民族的历史上可以区别出3个时代,蒙昧时代,从发祥到公元7世纪;7—15世纪的吐蕃赞普(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译者);15世纪之后的神职人员和达赖喇嘛。这后两个时代的历史也是吐蕃的佛教史。各个时代之间仅由某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划分。在15世纪,赞普的政府遭到了衰落;与此同时,则是神职人员逐渐在拉萨王座上代替了他们,其权利在不断增长。

创立吐蕃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是聂墀赞普。在薨于650年的吐蕃王朝的统一者和佛教赞普松赞干布之前,由聂墀赞普开创的世系共包括30代赞普。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第一位赞普的时间置于公元3世纪末或4世纪初,赞普世系就如同后来的达赖喇嘛世系一样,持续的时间都很短[3]。

聂墀原来不是吐蕃人而是印度人。据传说记载,他或属统治尼泊尔的李恰比家族,或者据另一种传说认为是属于释迦家族的一个古老的支系。更具体一些说,他本为改日萨罗国王铎罗犀那特多(胜军)的三太子佛陀师利(觉祥)。其双眼自下而上合闭,完全如同鸟眼一般。其父将他置于一个铜盆内而抛入恒河中。他也如同罗姆鲁斯(被从水中救出的罗马第一个国王。——译者)一样,被农民从水中救了出来。他活下来了,长大成人并知道了其身世,最后决心成为国王。其兄弟们搜捕他,并准备杀死他,他便逃到了北部山区并越过了喜马拉雅山麓。他在大山的另一侧遇到的第一批人是牧羊人,后者认为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由于他们不会讲他的语言,于是便用手势询问他自何而来。他向他们指了指身后那些高耸的山峰。游牧人不知道印度,他们认为这些巨大的山峰是世界的边缘,这是在他们的信仰中已得到证实的情况。他们制造了一乘特殊的轿子,立即把外来人抬上了自己的肩膀,奉他为王并崇拜他。他的名字即由此而来:“聂墀赞普”之意为“坐在颈背上的国王”。吐蕃赞普自天而降的特征持续了历代王朝,在千年之后又通过达赖喇嘛而纳入佛教之中了。

这就是雅砻的第一位国王。“雅砻”一名意为“很高的谷地”,也用以指吐蕃的其他地区。本处所指的雅砻地区是发源于哲古湖的一条河的喜马拉雅山河谷,此河于泽当附近从右岸注入了雅鲁藏布江。这是连接印度和吐蕃的一条最合乎情理和最近的路。但今天却不大有人来往了。该河谷是最为肥沃的地区,最为适合耕种。泽当是吐蕃继拉萨和日喀则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在距两条河的汇合点不远处的一个叫做洛卡的地方,河谷中隐蔽着该地区最为古老的历史建筑,特别是王陵[4]。在雅鲁藏布江的北岸向西走一程远便是桑耶寺,这是西藏最为古老的寺院,据说正在被流沙埋没。

吐蕃第一个王朝共有7位赞普,即7位“南拉墀”,意为“在天上登王位者”[5]。他们都是巫师和长生不老者,但明显是重新升天。一旦当他们的长子可以御马时,他们就返回天上去了,而且也不在人间留下任何踪迹。这就是最早的神话传说。

第一个王朝的结局是灾难性的。它的最后一位赞普仅以其死后的名字为人所知,这就是支贡赞普,意为“被刀杀者”。但据传说认为,这是由其年迈的祖母误给他起的天生灵魂得救的名字。其祖母稍有一点耳聋,她误解了对为给他起名字而提出的咨询的回答。

支贡的性格暴躁,他于某一日向其大臣们挑战,除了他的马夫罗阿木之外,所有人都回避了。罗阿木作为条件而硬性规定要用赞普的魔器进行决斗。赞普被迫接受了。赞普失去了自己不可战胜的武器。他想如同其先祖们一样登天而摆脱之,但罗阿木以阴谋诡计杀死了他并篡夺了王位。他将国王的两个太子流放了。

到了第8代赞普支贡时代,神奇的故事继续存在,但传说比较合乎人情了。支贡采纳并传播了苯教教理,苯教即卍字教[6]。这就是吐蕃人信仰佛教之前的宗教,行巫术仪轨。它后来与喇嘛教结合在一起了,现在于西藏的东南部还有大量信徒。

赞普被装在一个铜盆中并被冲入了雅鲁藏布江,他的身体却逆江而上直达该江的发源地,进入了一条河龙的怀抱。其第3个儿子夏墀[7]出生于支贡死后,因神孕而生。当他获悉自己是赞普的合法儿子之后。于是便出发去寻找其兄弟们及聂墀(应为支贡。——编者)。他首先找到了其兄弟们并向他们泄露了他们的国王出身。他们就在其避难地建立了工布王国。聂墀(应为支贡——编者)也被发现了,母龙希望用一个长有如同飞鸟的双眼一般自下而上合闭着眼睛的孩子来交换他的身体,即如同自天而降的第一位赞普的眼睛一样。经过长期的寻找,夏墀找到了一位由人和鸟而生的姑娘。她正双眼自下而上地合闭着睡觉。他便将她抱去并作为食物而将她放入蛇的嘴巴中。蛇于是便将其父的身体还给了其兄弟们,他们为其父修建起了一座坟墓。他本人虽是其兄弟中最为年轻的一个,但却具有天神的本质,又以布岱勃窣野[8]之名而重新征服了吐蕃王位。

他那些异族起源和成为神圣崇拜对象的先祖们,仅仅是行使了俗权。布岱勃窣野是一位民族化的赞普。他的“天神”出身很可能是完全起源于吐蕃的。他向其臣民们传授使用牛轭和犁、灌溉、种植树木和修建桥梁。

后来的6位赞普也叫作6位列族人。在他们的统治下,吐蕃人发现或重新发现了木炭,冶炼铁、铜和银矿。我们已看到觉囊巴们是熟练的铁铸工。汉族史学家们指出了他们的武器的质量,尤其是防御性武器,如甲胄和锁子甲等[9]。

紧接着后面的7位赞普是岱族人,他们虽然在位,却又不具体行使职权。他们由大相辅政。大相们实际上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并父子相传,形成了与赞普家族并存的另一个家族。这些大相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都高人一等,比巫师们还要不可思议。他们正是在这一方面有别于赞普。他们为凡人,而赞普则处于人类之上。赞普就如同偶像一般留在其宫中,从不参与政务,在古代编年史中仅仅作为划分年代的标记。岱族人之后的5位赞普的情况依然如故,这就是说一直持续到公元6世纪末。在13位赞普在位期间。共有15位大相,大相们的世代基本与赞普们的世代相同。随着赞普们个人权力的巩固,大相的数目也就增多了。在松赞干布时代有4位大相,在他后面的4位赞普期间共有20名大相。后者就是于8世纪初统一整个吐蕃帝国的赞普们。

在公元6世纪末,吐蕃王国始终是围绕着雅砻小王国的一批封地。但在这一时代,还有其他17个小王国。敦煌世系牒中提到了每一个小王国的王子和两位大相的名字。这种对一般总是陪同其主的两名辅弼大臣的记载并不是指两位相继出任的大相,而是两位同时任职者,或为一个等级,或为一种必须的二元论,就如同存在着行政和宗教两种不同的权力一样。在今天仍是这样,东部地区一般都有两个提婆(德瓦),一个居第一位,另一个居第二位,分别占有不同的两个王宫。曾有过世袭小王国的理塘、巴塘和甘孜的情况即如此。

这17个小王国就已经占据了今西藏的全部领土,从拉达克起一直到达雅鲁藏布江大河套地区。雅砻王朝以琼瓦为首府,以虎头宫为王宫,那里为中心省,已经包括紧傍后来很快就创建的逻些(当时尚不存在)的领土。

推翻第一批大相们的权力并开创了赞普个人权力的社会变革,似乎是与为反对两位王子而策划的阴谋相吻合的,尽管后者也有自己的大相们治理封地。但他们不是君主,而是赞普的附庸。其中之一令人杀死了另一位并吞并了其领土。该王爷势力的增长及其过分的暴虐,又导致了由吐蕃赞普参与的第2次阴谋,这一现象表现了吐蕃赞普的软弱无能[10]。该赞普是松赞干布的祖父达布聂色。赞普在这次阴谋期间死去了。出于失去了赞普的支持,阴谋分子的恐惧如此大,以至于其中之一由于害怕在辗转不安的睡眠中说梦话,首先假装与其妻吵翻以使之不再于其身旁就寝。他后来又装作与她和解,为了更为安全一些,于某天晚上以其牙齿咬嘶了她的舌头,其妻因这一残伤而死亡。

这位堕落到被迫策划反对其附庸之一地步的赞普的例证,可能使他的儿子,尤其是使其孙子,产生了一种把王权和大相及王爷们权力对立起来的思想。第一位是论赞,他让其他朝臣、王子和大相们发表要忠诚的誓言。他亲自统率一支1万人的军队,去征服其对手仁波杰,夷平了其王宫和吞并了其领土。仁波杰的儿子逃到了突厥人中。这一事件可能发生在7世纪初叶,即处于我们这里的墨洛温王朝中期。

当时论赞被称为南日(意为“天山”)。他犒赏其忠诚的拥护者时,分配给他们各自300—1500户。其中有一位忠诚的朝臣叫作邦色,他通过杀死了其王爷而夺取了2万户并将之奉送给赞普。赞普保留了虚有权,仍把他们连同封地还给了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行了一种在边缘地区于许多情况下都适用的一种习惯,即作为送礼的回报而当场把刚刚收到的礼物再回赠。赞普及其大相们在一次宴会上庆祝他们的胜利。在他们巡盏痛饮的时候,当场作了一些充满暗示竞争和他们的恶感,并且还充满着狂妄和威胁的歌词。

一般都被归于松赞干布的统一大业,其实大部分已由其父完成了。在松赞干布时代,我们还将讲到对仁波杰发动的战争,是为了王国的成立,对于参加的人来说,这是为了感激未来的君主。

据当时的记载神权政治及其起源的官方宗教史《玛尼宝训集》认为,同样是南日而不是松赞干布派遣其谋臣吞米桑布扎[11]前往印度以携回一种文字体系,这样就已经把西藏文字的发明稍微提前了一段时间。但我们应将此理解作那种大写字母的文字,即在拉萨最为古老的碑刻,那通被称为“长石”的尖方形的碑文中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始终是木刻印刷品中采纳的文字。至于草书字,例如敦煌写本中的写法,我们可以说其中大部分成分,于数世纪以来就存在于在西域和从贵霜与笈多王朝时代起,印度本地使用的那种印度文字[12]中了。西藏文字中有双重借鉴,也不是不可能的,既借鉴于一种已经是用毛笔或木尖笔书写的字母,也可能是借鉴于晚期由印度大师们把这种曲线字母改成了直线形,以阴文而雕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印刷的那种。尽管那些草体字的不规则性,在今天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它不一定是对用雕刻刀所刻的直线文字的一种畸变。

南日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的一次暴乱中,因中毒而死亡。

在结束由最近发现的一些古老文书揭示的最早和传说性的神奇历史之前,又必须用另一类传说与之对照比较。后者远不如前者古老,其时间为佛教最终获胜的时代。吐蕃佛教的这种传奇性并不是直接来自古代,而相反只追溯到比较晚的时代,如同通过一种毛细现象一样而使受到浸润、使之变得神圣并使之与国王世系融为一体。据晚期的喇嘛教神权政治的正史记载,这些国王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必然会招致和宣告佛教的出现。据这种正史记载说,第26代赞普拉日自天而获得了第一项神谕。某一天,两只抱在一起以祈祷的手、一个圣物盒、一件珍宝和一本书掉到了其王宫宫殿的屋脊上。我们现在要讲到的第30代赞普[13]是第一位皈依佛门的国王和吐蕃人,他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在人间的化身,如同后来很晚时代的达赖喇嘛一样[14]。佛教之前的苯教,也使吐蕃佛教借鉴了在仪轨、经文和圣像方面表现出来的大部分观点。

吐蕃民族的这部神圣的和感化人的历史,被《玛尼宝训集》说成是佛教注定要获胜的历史,它距由汉族编年史学家们记载的7—9世纪的赞普们统治时代,唐蕃关系中不断的敌对行动和暴力等事实的真相相差甚殊。下面一段节录文可以使人想到当时唐朝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对手:“胜兵数十万……以赭涂面为好……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寇至举烽燧,百里一亭”。“其铠胄精锁于甲”。“兵法严而无馈粮,以卤获为资。每战,前队尽死,后队乃进”。“君死,皆自杀以殉,所服玩乘马皆瘗。起大屋冢颠。树众木为祠所。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三岁一大盟”。“‘若心迁变,怀奸反覆。神明鉴之,同于羊狗’”。“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

吐蕃的文武官吏共分5等。其告身第1等为瑟瑟(绿松石),第2等为金,第3等为金涂银,第4类为银,第5类为熟铜。章饰告身缀在一块布上,佩带在肩膊。

所有兵士都武装以军刀,其中有一部分人还有弓弩或长矛。他们下马排阵出战,一直抵抗到战死,他们在战斗之余仍佩带军刀,甚至直到今天的情况仍如此。当时的军刀是挂在腰带上的。另一种习惯也保留下来了,一支铁箭为官方驿使的标志。奥地利人哈雷,在最近几年,还在新年时举行的中世纪式的阅兵中,发现了穿类似甲胄和锁子甲的骑士。他们头戴伊朗式的盔,或者是会使人联想到日本式的那种古盔。

二、信奉佛教的和发动征战的赞普,松赞干布:8世纪的吐蕃王朝,墀芒松赞、墀都松、墀德祖赞和墀松德赞。

那位被称作松赞干布[15]的人,当时还是孩子。生活在他的那个整个必须消灭投毒的家族中。在我们即将谈到的誓词中,他的大相之一发誓说,无论是他还是其后裔们,都不用毒药反对赞普及其后裔。当时吐蕃的封建制是在同一块土地上诞生的,非常蒙昧,充满着原始的传说,如用牛、马和人在大人物的墓前作祭祀等。

在他执政期间,其大相邦色献出曾获得的两万户。但邦色在晚年却策划了阴谋,想把赞普请到其家中以杀死他。赞普获悉了这一圈套,于是便准备惩罚这个叛徒。大相的儿子抢在宣判之前,亲自砍下了其父的头颅并献给赞普,赞普为了犒赏他,仍把封地留给了他。另外一名大相噶尔芒赞松囊失宠了,也自刎首级[16]。

一位已退职的年老大相“曝日”去了,他要求赞普对他的后裔们许下诺言。赞普为了犒赏他的忠诚,特别向他许诺在其坟墓上祭祀100头牛。赞普和大相互相交换了隆重的誓言,保证他们的后裔要忠诚以回报保护。一方违约就会使另一方解除义务。

敦煌文书没有谈到松赞干布与印度的和亲。也很少讲其青年时代,他的生命始终受毒药的威胁。据编年史记载,当时唐朝采取和亲政策。《玛尼宝训集》中首先记载了他与吐蕃女子的婚事,这些婚事至少为他获得了对3个省[17]的统治权,形成了吐蕃联邦的中心,并使它向西开拓。虽然《玛尼宝训集》的史料价值不大,但也没有任何理由臆造或伪造这些属于内政方面的事实,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真实的,它接着又想象性地,并运用可以作为抒情舞台上的奇妙内容的小说形式,记载了赞普两次与外族的和亲[18]。从这些记叙中仅仅能看到上述和亲事件本身的真实性,第1次是与印度公主墀尊[19]和亲,她是尼婆罗国王盎输伐摩的公主;第2次是与唐朝公主和亲。对于第1次和亲,除了藏文史料之外,我们没有掌握有汉族作家们的记叙,应该感谢有关吐蕃与中原汉地关系的史著。

唐朝的第2位皇帝太宗与吐蕃赞普互换使者[20]。当松赞干布获悉太宗皇帝分别把公主许配给了突厥人和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人时,于是便委托他的第2位使节,负责谈判他与皇帝一位公主的和亲。在吐谷浑人的挑唆下,皇帝拒绝了[21]。吐蕃人于是便向吐谷浑人发动战争并在青海湖击败了他们。他们发兵威胁松潘和中原地区。太宗派3路军队迎击。吐蕃赞普边战边退,但仍然气势汹汹。经过7年的战争。到641年,他得到了文成公主,后者实际上是皇亲。汉文史著中记载说,赞普亲自前往迎接其未婚妻,公主由礼部尚书持节护送到甘肃的河源。“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以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

婚后,赞普向唐朝皇帝派去去了其大相禄东赞,携带一只高7尺的金鹅作为礼物,象征着皇帝亲自率兵远征高丽的疾速。此大相更以噶尔之姓而著称,他是《玛尼宝训集》中的主人翁,唯有他的名声一直很大[22]。正是他戳穿了由邦色策划的阴谋。他在高龄和退休之后,于临死之前6年时,又奉召复职,以取代由他罢免的大相。松赞干布共有4位大相。

来自印度和唐朝的两名外族王后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争相皈依赞普和建立庙宇和寺院。她们后来被神化为陀罗母(度母),唐朝公主被神化成绿度母,尼婆罗公主被美化成了白度母。在被称为拉萨的大都市庙宇觉康寺(大昭寺)内,有一尊佛陀12岁时的金像,在印度铸成,由文成公主下嫁时带到那里[23]。

松赞干布筑逻些城,首先从他的汉族妻子修筑的那个被称作红宫的布达拉宫开始。历史上的喇嘛们都把位于拉萨省内的雍布拉冈宫[24],说成是由拉脱脱日在一个世纪之前营建的。他们始终都在设法把拉萨及其省份的古老历史,追溯到传说时代的过去。但直到王朝的末年,吐蕃的赞普们仍是雅砻的赞普。

吐蕃与汉地的早期关系促进了物质方面的发展。吐蕃人开始学习造米酒、青稞酒、陶器,灌溉青稞田,因为那里雨量很少而很难耕种。他们从唐朝获得了纸和墨。再稍后,他们又获得了中原的茶叶和印度的首饰。

吐蕃文明的双重特点就是从这一时代开始的。这同一位赞普皈依了印度宗教,同时又热衷于汉族生活的儒雅特征。他脱去了皮装和野兽皮而穿上丝锦长袍。他那些自天朝宫廷返回的使节们及其汉族妻子,向其宫廷传授优雅生活和文明的仪礼。如果说民众仍不肯顺从物质方面的高雅,而在礼仪方面却超过了其师,即他们吸收了所有的和以各种细微差异出现的仪礼。但不是在举止方面,而是在语言方面[25]。文成公主作为典型的汉族女子,故而又发展了农业。她极力反对女子用赭石涂面的习惯,这一习惯至今在吐蕃高原上仍未被摒弃。在于阗教法史中,吐蕃人就被称为“赭面人”。

吐蕃与印度的关系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从这一时代起,汉族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未来的年代中,则表现为物质方面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受由吐蕃的不太好客的性格所提供的可能性的限制。印度的影响则完全是精神宗教方面的,不受大山和气候的阻碍。印度对吐蕃山地人精神世界的影响,随着它对后者的感染而成为迅速的和最终性的。当吐蕃不断对汉地天朝作出反应时,常常爆发战斗,它对自己并不了解的印度,始终保持了崇拜的心理,吐蕃从印度继承了许多传说,当这些传说在印度已寿终正寝时,在吐蕃仍充满活力并保留了最初的激情。吐蕃艺术(至少就我们所知的那种艺术而言)也很快得到了发展,其素材和技术成分部分是土著的,部分是从汉地借鉴的,而仅仅向印度借鉴了某些形式上的传说及文学内容。

不仅吐蕃与印度的关系,是从松赞干布在位期间开始的,中原地区与尼婆罗的关系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648年,从中原汉地赴印度的直接通道,第一次穿过了吐蕃领土。

当取经僧玄奘重新从北部绕过吐蕃而返回唐朝时,另外一个由王玄策率领的唐朝使团又打开了一条通过吐蕃高原而到达摩揭陀国(即今之比哈尔)的道路。该使团在那里遭到了杀戮。松赞干布忠于他和唐朝皇帝的联姻,于是便发兵进攻摩揭陀以惩罚罪犯。背信弃义的国王阿罗那顺(那伏帝阿罗那顺)被作为战俘而押解给天朝皇帝。

这条新路在以后的数世纪期间,成了军事或外交征服的大通道,是最近却又最危险的一条路,被称为官道。此路也是在1950年才被放弃,可能已荒凉了。另一条路稍偏北一些,这是一条商路,也就是商队之路,打通的时间较晚。它至今一方面仍是中国的茶叶之路,另一方面又是羊毛之路[26]。

当松赞干布于650年薨逝时,唐朝太宗皇帝的继任人高宗皇帝也为其盟友服丧并遣使参加其葬礼。在松赞干布执政后,作为对赞普那奇异而又豪华的礼物的回报,唐朝皇帝也应他的要求而为他送去了压纸浆的碾、大量的纸墨、蚕种、工人等。这些礼物只能对那些骑士们在我们即将谈到的事业中有用,即它们在后来都被用于了佛教。

如同已故赞普一样,松赞干布的孙子墀芒松赞(或芒松芒赞)在孩提时代,就登上了王位,由著名的噶尔大相摄政。有关这名在位27年的新赞普的统治,敦煌编年史保持沉默。这是否是说,在这位赞普执政期间,没有任何值得记叙的宫中阴谋呢?我认为是这样的。敦煌吐蕃纪年的写本对此作出了解释。在27年期间,芒松赞普20次变换驻地。他的一生是在巡视中度过的,其大相噶尔也是不断地旅行。他们共同分割了吐蕃部落联盟的辽阔领土,很少互相见面。在他执政的末年,每年召开一次大会。这种活跃的生活和不断的迁移,不利于宫中阴谋诡计的产生。编年史学家在追述这一切时,也具有一定的困难。他在位期间的主要关心的焦点是战争。

公元659和663年,大相征服了青海湖一带的吐谷浑,这是一个操通古斯语种的民族,汉人支持他们以便把他们当作自己与吐蕃人之间的缓冲地。他在大部分时间内都生活于他们之中,既为了挫败唐朝的计谋,又便于监视其新征服地。因为这里是其征服地中最为重要和最为不驯服的地区。在赞普一方面,他即前往北方征战,使他的征服建立在大相征服的基础上。在驱散了塔里木盆地的突厥人之后,唐朝在其西陲面对两个新的对手。除了西部的大食人之外,又增加了南部的吐蕃人。这两个同时发动征服的民族,在帕米尔附近相遇了,都处于其征服能力的鼎盛时代。对于他们双方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知甚少。黑衣大食的哈里发和吐蕃赞普似乎都在避免发生冲突,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串通一气。

公元670年,吐蕃人入侵了西域。唐朝在8年期间被迫放弃了西陲四镇:焉耆、龟兹、疏勒和于阗。唐朝被帕米尔与西亚分隔开了。当时吐蕃人控制了新疆和大勃律。他们控制这一地区近两个世纪,唯有692—787年之间除外。

大相在离开了17年之后,又返回了赞普身旁并于次年(667年)卒殁。墀芒松赞普吞并了居住在汉人领土上的匈奴人,这种威胁又导致了与唐朝的新战争。670年,吐蕃人进入四川和云南,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军营,共侵占了17个州。

当墀芒松于676年薨逝时[27],其王国从于阗起一直到西宁和凉州,此外还包括北部的回纥人地区、古格[28],那日的一部分和南部的尼婆罗。它一直深入到云南和四川[29]。

墀都松(器弩悉弄)在承其父而出任赞普时也很年幼。其母墀玛洛行使某种摄政权。从679年起,在举行了死者的葬礼之后,一位强大的大论钦陵及其家族统治了该王国。695年,他在青海湖地区与中央政权作战。赞普于699年与唐朝缔结盟约。当赞普居住在年喀尔和后来迁至气候比吐蕃温和的尼婆罗时,大相们于谷地举行冬季会议,在高原上举行夏季会议,他们始终都在不同的地区和处于视察之中。墀都松生活并执政28年。这一漫长的统治时期,使人认为他是受人尊敬的赞普,即使编年史中没有向我们提供他诞生的具体时间也罢。几乎所有的赞普都早逝,然而墀都松则很健壮。编年史告诉我们,他可以套住野牦牛和抓住老虎的耳朵。他很早之前就参加了政府,也就是从694年起,在19岁的时候,他便不停地在其王国内巡视。在薨逝之前,他争得了时间以征服突厥人,亲自长途远征中国西南部的南诏。所以,他的各个住所也都相距数千公里,这就意味着需要数月的旅行。他在远征南诏期间死亡。高宗皇帝遣使吊嗣。

在墀都松统治期间,文成公主于680年逝世。高宗皇帝也遣使致哀并祭祀。同一年,吐蕃人把陈行焉的尸体归还唐朝,他是唐朝先前派遣的使节。因为他在吐蕃大相钦陵面前“不为屈”,甚至在威胁下也不肯屈服,所以被扣留囚禁长达19年。

墀都松在薨逝时,与天朝宫廷和解了,虽然也遭到了论钦陵的反对,钦陵及其左右的百余人都自杀。自30年来,其将军们不断地侵犯边疆,他被迫以武力平息叛乱。

就在墀都松薨逝的704这一年,他的继承人墀德祖赞——唐史中的弃隶蹜赞诞生。新赞普的祖母墀玛洛重新摄政,她召集了会议并遣使负责为其孙子向一位唐朝公主求婚。她需要立即镇压一次反叛,处死了叛乱者并罢免了尼婆罗的国王,该国王出身于吐蕃王家。

当其孙子在尼婆罗的温和气候中成长时,女摄政官必须留在吐蕃的准地。赞普年长6岁时,为婚配唐朝金城公主[30]才到达逻些[31]。

同一年(710年),也就是睿宗皇帝登基的那一年,吐蕃人又以重礼索取黄河九曲地,以为金城公主“汤沐邑”。获得这块领土之后,他们便在那里放牧自己的畜群,并把军队驻扎在唐朝的边界上。他们从那里入侵唐土。

年轻赞普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是在尼婆罗度过的。他于712年在8岁时登基。其祖母墀玛洛也于同年死亡,第2年被埋葬。唐朝派遣使节前往承认新赞普。稚童赞普仅于夏季居住尼婆罗,冬天则前往红山居住。他的大相们仍根据传统,而在王国内尽可能多的地方召开冬季会议和夏季会议,并设法扩大开拓。他们夺取了或曾试图夺取孽多城(吉尔吉特)[32]。他在位期间不断与唐朝发生战争。据藏文史料记载,他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据汉文史料记载,他们有时也会遭到惨败。

714年,吐蕃人要求与唐朝缔结盟约,他们入侵和劫掠了兰、渭和其他州。唐朝迅速作出的反击是很强烈的。天朝派出的反击吐蕃人的王师大举厮杀,以至于使“洮水为之不流”,还获得了成千上万的马羊。吐蕃人于是再度要求缔结和约,但遭到了拒绝。双方仍处于对峙状态。然而,皇帝仍向金城公主派遣一名使节以平息她的恐惧心情。当时赞普刚刚年长成人,他的使节则被遣返,因为赞普想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天朝皇帝,公主在两位执政国主之间作了调解,以重修友好关系。赞普致书唐朝皇帝指出,前任赞普做不了其将军们的主,而他自己则是自总国事。他又指出吐蕃进行的征兵不会导致增加新部队。“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他在中立领土上所筑的城,是为了响应唐朝皇帝也在那里令人筑城一事。他还指出:“假令二国和,以迎送”等。唐天朝皇帝以礼物赠送赞普,并款待其使,但不再复盟。

吐蕃人派遣了一位高级人物前往洮河畔以祭祀他们的阵亡兵士。后来,由汉族史学家亲自证实,吐蕃人每年仍继续侵犯边界,在唐朝军队集聚之前便撤走了。725年,他们遭到一次失败,“恸而走散”。第2年,有人向唐朝皇帝建议议和以纾边患。为了在一次胜利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唐朝又于727年初击败吐蕃。吐蕃人索求一要塞甘松,遭到了拒绝。因为“甘松中国阻”,于是便把会盟碑立在了赤岭关。吐蕃人是不知满足的索求者,他们又索求汉文五经著作。皇帝令人抄好后赠送他们,尽管其左右的亲信们都害怕某些书会向他们传授战斗艺术,并使他们拥有武器。赞普在20岁时开始至少于夏季到处巡视。他前往北方狩猎野牦牛,亲自于727年秋季夺取了唐朝城市瓜州和其他地方。藏文编年史记载说:“在此期间,唐帝国地域非常辽阔。它包括了全部北方的突厥人和一直扩展到波斯。中原地区的许多财富都流向了高原地区并集中到了瓜州。吐蕃人全部出动抢劫。他们获得了大量珍贵物资,以至于直至普通黑头臣民(农奴),也可以穿汉地的漂亮丝绸。”大相们仍继续进行征战并于729年取得了重大胜利,他们在此之前还遭到过一次藏文编年史没有记载的失败[33]。

这年冬季,赞普正在红山,唐朝一个搜集情报的使节前来会谈。730年的条约是我们所知道的吐蕃最为古老的文献资料,这就是拉萨寺院中的石碑。

墀德祖赞没有经过战斗便以威胁和诡计,而降服了南诏部分地区的王子阁罗凤。南诏王成为吐蕃的附庸对于唐帝国是一种令人不可容忍的侮辱。他经常向吐蕃赞普献地、城堡、农奴和唐朝战俘。南诏王的这种背叛也可能会说明他们种族的近似。南诏的白蛮和乌蛮,完全如同古代写本所提到的那样,是摩些人,他们虽然居住在汉人领土上,但主要是吐蕃人而不是汉人[34]。阁罗凤在政治上归附吐蕃赞普的同时,又选择了佛教。

公元732年,吐蕃赞普在红山(他每年冬天都在那里度过)接见了一个波斯使节,第2年又会见了唐朝使节。正是由于他的灵活性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到处露面,才使如此弱小的一个民族的政府,得以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也能感到其势力并维持其开拓成果。

公元738年,赞普废除了730年的会盟条约并缔结另一项条约。前一年,唐朝利用大勃律(吉尔吉特)被吐蕃人战败的机会,而占领了其国。吐蕃人通过新条约,设法让人承认了他们对要塞玛孜的占领,从而可以抵消唐朝的占据。墀德祖赞在位的整个期间,在唐朝边境上一直不停地爆发战斗。在下一个世纪期间,战争仍如同前一个世纪一样在继续:吐蕃人对唐朝边境的侵犯和劫掠袭击,夺取城池。根据战斗的结果不同,有的城池保守住了,有的遗弃了。和平条约缔结之后,立即就由于胡族人长期以来的不守信用而被违背。

在双方阵营中,首领们都多少有一点自作主张,而远不是听其政府定夺。唐蕃在数千公里的边境上,都难以划界,又不使用地图绘制术。本来这种地图在今天,可以使我们把边界走向与和约文件相契合。

有关这一时代吐蕃的汉文史著,是西部边界地区的历史。它详细地记载了战斗、失败和胜利。藏文编年史则是吐蕃的内部史、宫廷史和王国的开拓史,它们仅仅记载胜利,认为唯有胜利才值得记载。当金城公主于740年(或741年)薨逝时,吐蕃派出了一个使节前往唐朝报丧,并要求谈判缔结和约。唐朝皇帝作为回报,也派出了一个使节负责前往吊祭,同时又拒绝了议和。与此同时,在740年,吐蕃对唐朝边城的劫掠活动,只是由于非常寒冷的冬季的严酷气候才停止,“贼久之自引退”。741年,吐蕃人的40万军队(这一数字不大可靠)被击败,但第2年又从唐朝手中夺取了石堡城。

墀祖德赞是一位专门发动征服的赞普。同时也好佛事。根据他的王命而开始并完成了大量大藏经的翻译。

他的太子拉本于739年逝世。其弟墀松德赞继任王位。后者于755或756年即位,于760年有了一位王冠的继承人。他亲自行使职权,在吐蕃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怀念。他在作出决议方面,尤其是在选择能够与他合作的人才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与唐朝不断的战斗中,又将其王国的边界往后收缩。完全如同他的前任们一样,他把两种互相矛盾的爱好结合在一起了,即爱好战争和佛教。当佛教祖师们从两个方向穿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吐蕃将领及其军队正在发动战争,把一些条约强加于人。组织友邦和同盟以对付唐朝和巴格达的穆斯林哈里发们。

年轻的赞普刚一即位,就对其臣民们征收重税。由赤赞东赞和阁罗凤指挥的吐蕃军队夺取了吐鲁番。稍后不久,赤苏仁木夏将军又收复了已经反叛的于阗。这几次相继夺取大绿洲,说明了通过奇袭而对沙漠以远地区发动的征服,是何等脆弱。为了维持这一切而需要作出多大的努力啊!前几代赞普的征服不是吞并,而仅仅是强迫联盟和承认其宗主权。稍后不久,唯有吞并才表现得可以确保归附。对于古格或象雄,也就是玛法木错湖地区的处置,即如此。墀松德赞的妹妹赛玛喀尔嫁给了象雄国王李迷夏,她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满意,于是便暗中唆使其兄向其夫王发动战争。这样一来,墀松德赞又重新征服并吞了象雄。这也是为什么古代编年史正确地(但没有解释其原因)多次把由几位相继执政的赞普,置于同一地区。敦煌吐蕃纪年中几乎是逐年地记载了爆发的战役和派遣的使节,但却没有提供有关其目的或规模的任何资料。我们丝毫不能由此而认为,唯有在唐代汉地才与吐蕃赞普保持了不间断的关系,一旦当后者不太黩武时,就与之保持正常的交往关系。

同在763年,回鹘人为帮唐朝从反叛的契丹人手中夺回了洛阳,只是在经过彻底抢劫之后,才将该城还给唐朝。吐蕃人把唐朝的边界从西域的龟兹,恢复到距位于陕西省内的京师有100英里的地方,即今甘肃省境内。在10—11月间,吐蕃将领綝息野和大相达札路恭(马重英)在一场令人震骇的战役中,夺取了唐朝京师长安[35],把皇帝驱跑了。他们以自己选择的皇帝代替了逃跑者,经过15天的占领和抢劫之后才撤退。这次胜利是短暂的,代宗皇帝很快就还京了,但吐蕃人仍继续在其西侧,于唐朝本地上,甘肃省以远地区、陕西省和云南省作战,他们在那里镇压了南诏的一次叛乱。在7—8世纪期间,军事上的成功使吐蕃人控制了一个地域辽阔的王国,这是由于同时使用战马和弓弩而取得的战术上的成功。唯有吐蕃武士,即那些骑马的弓弩手们,才既有骑兵的灵活性又有步兵的装备。这就是一种投掷武器,也就是一种牛尖小弓,既使用方便又强声力。出于同样的原因,4个世纪之后,蒙古人也变得所向无敌了。但他们的征服更为持久,因为他们人数更多,韬略更好,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可以留下兵营,而且还善于调和当地政权[36]。

如果阅读一下吐蕃人在唐代的每年入侵和背信弃义的行为,那就会由于其中的重复而感到千篇一律的单调。对于唐朝宫廷来说,具有这样一个邻居是一种考验,同时也造成了边民的长期不安。吐蕃人仅仅是为了消除汉人的不信任心情才歃誓,而且始终都会取得同样的成就。在该世纪初,人们还必须深入了解大汉帝国,才不会对如此的天真感到惊讶。在1910年之前,官吏界养成的世界观与8世纪时没有多大差距。大汉帝国除了它自己之外,仅仅知道一些附属民族,那些已归附的或未归附的蒙昧民族。吐蕃人的朝贺属于正常现象,送礼情况也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在违犯这种规则时不能去惩罚,出于面子[37]的原因,就应得到皇家的恩赐和宽宏大量的饶恕。

公元778年(误,应为780年。——译者),德宗登上了唐朝的皇位。该皇帝具有无可比拟的仁慈,他想实现和平和通过道德而赢得敌人的友爱。他遣其太常少卿释放吐蕃人的500名战俘,厚给礼物和棉衣。吐蕃人首先是不轻信,然后就感到震惊,最后就感到高兴。他们满怀高兴地欢迎如此之多的宽宏大量,同时也遣使回报。其结果是从第2年起,赞普却突然向一位唐朝使节抱怨。因为天朝皇帝致他的信中,使用了一位君主对待其附庸的一些令人感到耻辱的术语,而不是使用像从前(707—710年)那样的“舅甥”之间的关系。当天朝皇帝获悉这抱怨之后,便令人以“献”为“进”,“赐”为“寄”,“领取”为“领之”,他解释说前宰相不通故事。当国书经过这样的修改之后,赞普也好意地释放了800名唐朝俘虏。

赞普陶醉在胜利的兴奋之中,直到企图与唐朝平等,而唐朝所作的唯一让步,则表现在“舅”和“甥”的术语上。当汉族史学家叙述唐蕃互换拜访和赐礼中,他称吐蕃的礼物为“贡”,因为没有其他术语来指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唐帝国”的东西。在两个世纪之后,当佛教使武士贵族阶级手中的武装被解除时,它也未能使那些在处理宗教事务时,被提拔的和可以与皇帝平起平坐的高级神职人员们趾高气扬的情绪,有所收敛。

在吐蕃王国存在的整个期间,他们的使节经常出入唐帝国宫廷中,并且比其他异族人更具有优先权,甚至还超过了倭国人,他们坐在皇帝的西侧(右侧)。

783年还举行了一次会盟宣誓仪式,首先在吐蕃领土上隆重歃誓,后来于同年夏季又在唐土上重新举行。皇帝借这一机会公开抱怨,200年来没有一年是在和平中度过的。新的会盟仅仅持续到次年。

786年,吐蕃人在夺取唐朝数城之后,想以重新会盟的方式来使自己的征服得到承认。皇帝拒绝了。第2年,赞普重新提出了他的要求,声称他无意中越过了边界,不知道边界在哪里;而且各城的节度使们望见其军队就感到害怕,亲自把城池拱手相送,吐蕃人毕竟不允许强行进入。他还补充说如果重新歃誓,则需要更多的证人。无论是否是骗局,皇帝也接受了。

这一次,吐蕃没有过一年就违约,甚至就在举行歃誓仪式的同一天,这一事件值得记叙。当皇帝决定举行歃誓仪式时,他希望吐蕃人提前归还盐、夏二州以证明其诚意。赞普回答说他将在会盟之后退还各州。皇帝于是便强调会盟地点必须在平原上,即不在由吐蕃人选择的山区之外的任何地点举行,因为在山区容易设埋伏。双方的不信任状态达到了如此之程度,以至于双方代表都同意各自带领3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驻扎在营地外,率领一支不带武器的侍从站立在祭坛的脚下,最后还要派遣一支小分队到对方阵营中去以监视部队。

吐蕃将领在西侧埋伏了3万名士兵,其监视巡逻部队的首领扑向了唐朝官员,后者不带武器,请他们进帐。他们于是便击鼓和呼噪以发出信号。对于天朝代表团来说,这是灾难性的。共有1000多名汉人被杀,其余均被俘,其中包括60多名武官和宦官。在往吐蕃押解的时候,他们双手反剪背后,每个人都绑着一块从脖子到脚趾的木板,用3根绳子捆牢。夜间把他们推倒在地上,把他们的头发绑在一起,绳子拴在橛子上,然后再往他们身上盖一块毛罽,看守人睡在上面以防止他们逃走[38]。这种野蛮的虐待是为了报复将军们没有执行皇帝的允诺。

皇帝在一道诏令中公布了这些事实,他自我指责“朕之不明,致其至此……朝之尽臣,婴絷穹庐,渺然殊域。念其家室,或未周于屡空”。

一次流行病把吐蕃人从盐、夏二州赶了出去,但他们放火烧了房舍。他们化装成汉族士兵而突然到达吴山和宝鸡,焚烧了一切,杀死了青年男子,砍下了老人和儿童的手臂或剔去他们的双眼。对于他们准备押往西部以准备分配给羌族和吐谷浑的强壮者,“令东向辞国,众恸哭”[39]。

在这种极端的疯狂和残暴停止之前,即在另外的半个多世纪期间,唐朝边境上又出现过几次相继的骑马勇士入侵之浪潮,其目的仅仅是在其边境地区蹂躏另一个文明世界。装备基本相差无几的唐帝国的软弱无能,主要是由于其边境过分辽阔而无法以武力保护。由于其平原和城市中无争议地占有的财富,使劫掠袭击者们感到吃惊。从吐蕃一方来说,在其边缘地带既没有乡村,也没有城市,而只有非常容易防守的山谷区。如果说吐蕃人没有保守自己征服成果的优势,但也可以在唐军到达之前就携带自己的战利品而去。汉族史学家们也记载了唐朝的一些猛烈的抵抗,其中发生在墀松德赞时代的一次抵抗规模最大。唐朝于792年击退了“贼”并收复了沦陷的领土。

唐朝军队带回了3万只左耳。他们在计算被活捉的俘虏和被斩的首级时,始终以1万作为基本单位,并以此来估量胜利的规模。对于这些数字不要咬文嚼字地理解。“一万”仅仅是“很多”的一种表达方式。从前还有另一种做法,当讲到慈禧太后时,也称她为“万岁”。

在唐朝进行这次报复之前,在由吐蕃人强占并劫掠的大量城市中,应该提到连云堡是如何陷落的。该堡位于一个高地,颇峻峭,通过正面袭击是无法攻克的。但当吐蕃人以7门高大的弩炮,用石块填满了城中唯一的一口井时,此堡投降了。那里是汉人可以向西瞭望的唯一一个要塞。戍边将军们不敢承认这一丢失。由于敌人在撤退时带走了战俘和牲畜,所以他们仅满足于向皇帝呈奏祝贺“贼”[40]兵退去的表章。

三、吐蕃早期的佛教,莲花生和热巴巾传播佛教,朗达玛的抑佛和佛教寺院

然而,墀松德赞在吐蕃人记忆中的赫赫名声,却并不是由于他从波斯到黄河流域的军事征服。这些人没有从他自己不知道的军事历史中获得任何荣耀。他们把墀松德赞当作一位伟大的赞普,仅仅是由于他贤明,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他是佛教徒。其母是唐朝公主,因而也使他成为一位笃信宗教的人。事实上,当时佛教尚未能在一个不但非常执著于其原始宗教,而且还长期处于战争中的民族中扎根。下面就是王朝编年史中,对在吐蕃王朝时代,针对墀松德赞而记载的有关佛教的情况:“我们接受了无可比拟的佛教教法,在王国的中心和边缘地区到处修建精舍。佛教教理一旦奠定之后,所有人都充满了怜悯心情,通过对十真谛的记忆,他们都摆脱了生死轮回。他们被升为塞缚悉底迦(吉祥万字符)”。叙述者继这一声明之后,立即重复了一系列的最为明显的破坏和战争远征。正如我们于下文将要看到的那样,赞普对佛教主要是好奇而不是虔诚。

如果说现在于湄公河与扬子江在西藏境内地段的苯教,仍保留了其传统,那么吐蕃的民族宗教则具有夹杂着很发达巫术的一种原始宗教的色彩。这种宗教现在于西藏地区还有许多信徒,但严重浸透着佛教的内容。它也有《甘珠尔》和《丹珠尔》以及喇嘛教的圣像和仪轨。另一方面,吐蕃佛教也向苯教借鉴了许多殡葬仪礼,对某些湖泊和雪峰祝圣使之成为神的住处,以及对这些地区的崇拜。同样,它仍以印度名字保留了“龙”的名称和形式。出自吐蕃的神话神灵,如“大地之主”住在地下,这与龙和汉族人的堪舆术相混淆了。所以吐蕃在与印度有任何接触之前,就出现了一条龙附身支贡赞普的事件。

佛教在吐蕃的缓慢发展,完全可以解释我们所掌握的古代碑铭中对此保持的沉默。当佛教传入吐蕃时,它已有了近千年的存在史了,即使在印度本土上的变化也很大。在印度,佛教属于国粹人物和民众,佛教就是在他们之间传播的。佛教是大众性的。因为为了对僧侣种姓作出反应,它出自广泛的基础,以自身的上进力而逐步地攀登社会金字塔的台阶:小民、富翁,房产主、王子,一直到婆罗门僧侣。最后,在阿育王时代,它攀上了顶峰,征服了王位。同时,佛教又具有始终都不太大众化和更具有思辨性的特点。

在吐蕃却出现了相反的过程,赞普是第一位皈依佛门的人。佛教是从王位上开始传播,而且还是以其晚期形式出现的。它由那里艰难地传到了宫廷,慢慢地向民间扩散,它不像在印度那样是自我传播的,而是在政权的压力下扩展的。我们于下文将会看到,其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位不信教和想扼杀佛教的王子,只有先杀死赞普。在一个世纪之后,在吐蕃则需要重新说法佛教。我们可以想象,经过如此之传播和14个世纪之后,在喇嘛教中已很难辨认出释迦牟尼说法的情节了。一种由中央政权依次先强加于人,接着禁废,然后又重新强加于人的佛教,由此而必然与当局的尊重和畏惧相联系。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形式主义,基本缺乏宗教思想。我们将会看到其对立面,即精通于最为出类拔萃的神秘论的国粹阶级的自然反应。后者逃往沙漠中的私人阿兰若中去了。官方的喇嘛教则相反,它在大型和有势力的寺院中占据统治地位。吐蕃的寺院没有锡兰和中国汉地佛刹中的那种平静的魅力。那里的一切都是严酷的、粗野的,常常也是宏伟的。

我们再回头来谈8世纪传入吐蕃的佛教之命运,与基督教在15世纪传入南美洲时的遭遇并非毫无相似性。一种非常发达的宗教仪轨掩饰了其教理,从原则上攻击了地方上的迷信和巫术。事实上,它吸收了后者的本质并使它发生了深刻的质变。新的仪轨完全代替了旧仪轨,但古老仪轨中的迷信也导入了新仪轨中并沿存下来了。

第一次采取的支持佛教的尝试来自墀松德赞。他从印度请来了寂护班智达,但面对吐蕃人对自己古老的民族巫教的忠诚而失败了[41]。赞普为了设法使人放弃这一巫教的理论,在对付当时维护蒙昧民族迅速繁荣的巫术力量的欺骗性方面,则是不大有成功之希望的。在8世纪时的这一股激情的推动下,佛教也在艰难地前进。它与征服精神如此不相容,以至于使这种教理原则之间的斗争,成了吐蕃人历史上的真正悲剧。最后取得胜利的是佛教精神。它取得胜利是由于与古老宗教观念的调和,这种调和是伟大的战争和佛教国王们的人格化。从这一时代起,吐蕃历史仅仅成了吐蕃佛教史。稍后不久,同时代的唐蕃关系史几乎始终是与宗教问题有关的。但它不是教理问题,而是人员问题。

在彻底放弃的理论失败之后,佛教仅仅是在莲花生上师[42]妥协时,才取得了成功。他带来了大乘密宗,即在印度最新诞生的教宗。密教推动了神秘学的力量,以确保迅速解脱,这样一来就避免了生命无休止的继承。对于吐蕃人来说,目的是新颖的,但手段却是人所共知的。最正确的则应该是说这些手段的精神,因为密教在目的方面是玄奥的,即宗教方面的成就,但它赋予了这种宗教一种信条的有形表现。某些吐蕃人,即神秘主义者,他们仅追求目的,其他人则占有信条,以培养他们的密教道德。吐蕃人的气质把这两种对立的倾向,推向了边缘。

佛教在这种形式下可以吸引一个巫术民族,而又不会使他们感到吃惊,因为该民族经常与神学界接触。吐蕃人从佛教的苦修中主要是获得了(在加强之的同时)对恐怖气氛的追求。由佛陀所要求的在坟墓上的默祷,在莲花生的行为中变成了粗犷现实主义的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发展[43]。吐蕃的某些殡葬仪轨,在恐怖方面超过了一切可以想象的程度。现在的密教徒是宁玛巴,或“古旧派”,也就是“红教”,其中有些是最没有教养的和行为大胆的人。他们可以结婚、蓄留长发、食肉和在酒醉中追求灵魂的庸俗状态。正是他们在仪轨中把切开的人粪便吹成喇叭,表演用人头颅制成的酒杯和用人皮绷的鼓,在仪礼性的宴会上用人头颅杯饮茶或喝酒。佛教(如果还可以用此名称呼它的话)的这种外表形式,未受多大损害地度过了9世纪时的抑佛。

红教喇嘛很少在寺院中生活。他们是世俗人,但也如同正统的传教一样,在居民中进行赎罪祈祷。然而,他们比祖师们更为明显的是巫士。在宁玛巴中,真正的祖师是家长,如同在苯教中一样。

然而,这种巫术的目的,仅仅是使由寂护传入的龙树教理获胜。据我们的吐蕃史学家认为,魔鬼是佛教第一次失败的唯一原因,莲花生上师的主要作用是用巫术战胜了魔鬼。这就是经文中的莲花生。经文中的事实都如此以无稽之谈作掩饰,以至于使伪真的界限也变得随心所欲了。我们把吐蕃史建立在这些经文的基础之上,仅仅保留了一些可能是真实的实例。这一已神化的人物作为宁玛巴祭坛上的主要偶像,以及在正统教徒中作为次要形象的存在,加强了对这一历史人物的信仰。但令人感到非常为难的是,敦煌写本中对这样一位可能占有如此重要位置的人物,却几乎缄口不言。我们很难绝对肯定,这位世人把喜马拉雅山地区的许多寺院建筑都归于他的宗教大师,是否是一位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龙树的教理也很容易战胜稍后不久到达吐蕃的汉族佛教祖师们的寂静和被动的教理(禅),汉族祖师们是应墀松德赞之邀参加一次隆重的大辩论会的。大乘天和尚和两位僧侣为莲花戒以及莲花生的弟子们击败,然后被驱出了吐蕃。这至少是官方历史的记载。一卷敦煌汉文写本[44]是于大辩论之后,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写成的,因而证实了其真实性和重要性。赞普本人提出了问题。3名汉人对30名印度人。汉僧大乘和尚支持顿门禅对渐门禅的优势,然而却禁止忽视功德,而仅限于宣布功德不足以确保拯救。这次辩论持续了两年,既在拉萨也在沙州(敦煌)举行,该和尚于780年被召到了那里。吐蕃赞普并不对该和尚有恶感,虽然指责他热爱与教法严重对立的战争。王宫中的情况却相反,非常仇视汉族祖师。吐蕃宫廷驱逐了他们,但未能排斥他们的教理,也没有阻止这种教理后来在吐蕃传播。

戴密微先生认为这是唐朝外交令人赞赏的创造,即这是一个负责神密的和具有安抚思想的使命。对于和尚们来说,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在比赛中获胜,而在于向一个不安分的和好战的民族灌输一种软弱无力的禅的思想。吐蕃保守的贵族们并没有上当。

由该写本作出的另一种证实,是这个时代在民间尚不存在佛教信仰。它认为782年交换战俘是吐蕃与汉族佛教的首次接触,在这批战俘中有数名僧侣。这一证据还动摇了有关皈依吐蕃佛教的莲花生的传说。莲花生表现得更可能是一位属于王宫的外来博士,而没有政治行动。

莲花生开始翻译梵文经典。这项翻译工作持续了数世纪,尤其是在9世纪期间,由一批翻译家承担。他们首先需要以通俗语言术语创造一种文学的和抽象的语言。这种很不自然的语言正是古典藏语。吐蕃人不专门学习,也不会懂这种语言。此外还存在有一类“宝藏”[45]的著作,据称是奇迹般地被伏藏于石窟中,然后又以神启的方式被掘藏。这就是被归于莲花生或有关莲花生的著作。对这些著作的编注本,从由两个重叠的和由一条水平线分开的小圈,就可以辨认出来。在不认识的语言和文字中的情况即如此。一些活佛喇嘛在某些仪轨中发表了某些译文。

最后,无论民众的皈依状况如何,在791年时,佛教被奉为吐蕃国教。这是否是指唯一的一种官方的或被承认的宗教呢?正如晚期在蒙古皇帝宫廷中出现的那种情况,该宫廷欢迎多种宗教,包括景教。我对此无法作出决断。

藏文文字变成了西藏和蒙古[46],乃至布里雅特西伯利亚,以及西域和汉地[47]的佛教神圣语言。这种语言用拉丁字母转写之后基本是无法发音的。一种多音节的语言是不能用字母转写和难以区别其同样的音素,又缺乏一种复杂的写法[48]。在纂写本部西藏史中加入这些专有名词是第一个困难。赞普的名字是根据其令人棘手的写法确定的,它们对于那些发这些音的嘴唇和阅读的眼睛来说,都是一种严重考验。其真正的发音是不大好办的。

吐蕃最大的赞普墀松德赞薨逝于797年,这是在他执政41年之后遭到军事上的严重失利的一年[49]。他的继承人赛那来执政时间不长。他可能向桑耶寺奉献了一部梵文三藏经,现在可能还收藏在那里。他曾3次试图使其臣民们的财富平等,其母以鸩杀而中断了他的良好愿望。他当时仅仅17岁。于是又从印度请回来了大译师莲花戒并赞助佛教。有关木内赞保和赛那来这两代赞普,藏族、蒙古族和汉族史学家们都为此提供了某些不太吻合的资料。赛那来共有3个合法生的儿子。第1位死去了或遁入佛门;第2位是墀松德赞,又叫热巴巾(意为“长发人”),于816年继任王位。他完全不再是黩武之士了,而成为一名虔诚者,占据一个对于他来说过分辽阔的王国。他可能是吐蕃王朝的最后一位“王中王”。

但在此之前,由于热巴巾部下的恶意,而使天朝皇帝感到失望和气馁,后者于819年在一道诏令中抱怨说:“朕临御万邦,推布诚信……申恩示礼,曾无阙焉”。正当最后一位吐蕃使节受到了彬彬有礼的接待后,刚刚离去和还“未出境”时,吐蕃人就如同蚂蚁一般地集合起来,犯边并在河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劫掠。皇帝克制了自己的愤怒,令人释放了被擒的使节,认为他们对这次入侵无关,希望对他们的这种宽宏大度和信任,能触动他们的心。

在此后不久,墀祖德赞又与唐朝会盟。会盟歃誓于821年在唐朝京师、边界和822年于拉萨多次重复。会盟誓辞已被雕刻在拉萨城的大寺觉康寺(大昭寺)的石碑上了。双方规定要在给战俘们穿戴好之后,再把他们遣返。当唐朝使节前往拉萨,而从甘肃兰州渡过黄河时,这座已成为吐蕃疆土的城市,还有唐朝的城郭和中心大街。其居民是落入吐蕃政权的汉人。当他们看到唐朝使节的旌节时,便夹道观看。老人手拉他们的孩子向他们诉说伟大天朝的庄严。

在古边界赤岭,使节发现了两块被推倒的会盟碑,都是汉文碑,藏文碑仍竖立在那里。

在臧河之西南,地很平坦且肥沃[50]。在河岸上有柽柳,山多柏[51]。“坡皆丘墓,旁作屋:赪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52],死以旌勇,徇死者瘗其旁。度悉结罗岭,凿石通车,逆金城公主道也。至糜谷,就馆。臧河之北川,赞普之夏牙也。周以枪累,率十步植百长槊,中剚大帜为三门,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门,巫祝鸟冠虎带击鼓,凡入者搜索乃进。中有高台,环以宝楯,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钵掣逋立于右,宰相列台下。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百伎皆中国人[53]。盟坛广十步,高二尺。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已歃血,钵掣逋不歃[54]。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

元鼎还,虏元帅尚塔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遍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尚塔藏语元鼎曰:‘回鹘小国,我尝讨之,距城三日危破,会国有丧乃还,非我敌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鹘有功[55],且如约,未始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56]

汉文史书中的这一段长长的记载值得引证,因为其中含有非常丰富的有关9世纪时吐蕃文明程度的资料:军事王权;仍过着一定程度的游牧生活,尽管有汉族菜肴和印度的细纱头巾,尚很蒙昧;但尽量使其由军事胜利而获得的荣耀,适合外邦宫廷的方式。由此而产生了无可指责的外交习惯。最后是吐蕃元帅的饶舌,被唐朝使节的一句打下去了,即仅仅在提到由他所代表的被触怒的荣誉。

当时佛教在立法中只占有很少的位置,尽管据《玛尼宝训集》记载,松赞干布可能把理想法建立在《十德经》的基础上了。松赞干布在废除他之前的12位小国王自利性的法律之后,又颁布了道德法。

他惩处了十恶。惩罚也针对宫廷中那些仅仅要求避免作孽的人[57]。这已经就是一种宗教政权向一个精英阶级发号施令了。它要求民众,即世俗政权实施以十六诫的形式出现的十德,其中也包括自然法并反映了孔子的智慧行为。实际上,在9世纪时,司法从征服的必要性和维护权力机构,尤其是维护道路安全方面获得了启发。这一时代为我们留下的唯一文献,就是诏令或出自现职官员的应时命令。但它们足可以使人了解,作为他们的资料来源以及他们解释的全部风俗习惯。此外,他们还参阅了一部根据估计盗窃的款项的多少而量刑的刑法。各种性质的罪行都将被视作是盗窃了一笔特定的款子。法官只要参阅一下刑法即可宣布判决。但对于特殊的偷盗,判决将要考虑到3种因素:受害者的社会地位、实施偷盗时的困难程度、所盗物的性质。其等级共分成了3大类:平民、平民以上和大相、公主或王后以下;大相、公主或王后;再向上直到王子,国王和国家,但我们的文献未对此作记载。行窃的地方可以是一所房屋或营地,一顶开着的或关闭的帐篷,一处有狗或无狗看守的帐篷。最后,诏令规定了对偷盗青稞、马匹和银钱的处罚,这些东西是西域道路上最需要和最为引起人垂涎的东西。所有这些因素都改变了行窃和惩治的严重性。甚至对于行盗的意图都要惩罚。一个尚未来得及行窃的盗贼,其条件是假设他家中存有更多的白银的话,那就将被认为是偷窃了2两;如果他家中所存白银不足2两,将被认为是偷盗了一两半。“如果一匹马被盗,除非他是大相和非同一般平民,假如行窃者在试图出售时被抓获,那就要把马匹折成白银的两数和钱,然后行运撬开关闭的宅门而行窃的法律”。这种法律似乎仅仅保护王子、官吏和商人。当时的法律至少有一部分仍为这样,施行神意裁判,主要是以火来进行。

热巴巾赞助和传播佛教,但并不是任何一种佛教。他主张的是中观宗佛教,在藏文中叫乌玛巴,也叫作中道。它是以龙树的教理为基础的,已经流传8个世纪之久了。这是由寂护传入的教理,该教理在宫廷之外很少有所知,未能传入民间。它比理想主义更为消极,尽管其名称很有节制,但却是绝对的虚无主义。它不仅否认现象的明显真实性,而且还否认现象本身,不仅否认因果,而且也否认—切。除了那些流传不甚广的著作之外,龙树的思想还包括在《大智度论》中。这部经文发挥得最为充分的一种文本,共为10万偈,一种较简本共为2.5万偈,另外一种只有8偈。所有的吐蕃人家庭都根据其财富而拥有一部部头大小不等的该经文。这部书成了非常活跃的贸易对象。家长们让他们的祖师或住在他们家中的过路喇嘛来诵读,以确保彼世的功德和本世的好收成。在今天,无论是他们还是其祖师,都不大懂这部过分深奥的经文了。这是命中注定要产生的僵化,随着岁月的流逝,通过这种僵化作用而使一种教理思想,干涸到仅仅存在于文字之中了。但热巴巾想以玄学的内容来说服其臣民,色界是空的和虚幻的。因此,它对于我们的感官和感觉的反应,也是空的和虚幻的;我们由感性认识而产生的思想,也是缺乏真实内容的,由思想而产生的意志是缺乏基础的。对这几类因素或意识的概括完全是幻想,其中不存在“我”。此外,我们在西方说:“二者必居其一。”龙树说:既非此种又非彼种事物,既非生灵也非非生灵。事实上仅仅是为了锻炼我们的思想,它远离了我们,即在我们对立面的中道,以及我们的理解无法接触的道路上调和了。当时甚至向吐蕃小学生传授人类复合体的空性。

这种教理以其最为简单的形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种普通经文中的两页)在热巴巾时代就已经传播开了。敦煌8世纪的藏书中就包括它的某些收藏品。《心经》于今天和过去一样,也大量传播[58]一种类似的教理,它对于行动来说具有毁灭性,逐渐适合了一位软弱的、神奇的、仅仅注重于宗教辩论而不是维持其王国的国王。

赞普的兄弟朗达玛被唐朝称为达磨,他后来被当作是一位亵渎宗教的人,但他仅仅是民族传统的保守者和外来宗教的敌对者。

他令人通过扭断脖子而杀死了其兄赞普。“把其面扭向了背部一侧”。这是836年的事,朗达玛夺取了王位,驱散了僧侣,迫使他们还俗,强迫他们结婚和拆毁其寺院。842年,朗达玛本人又被一名化装成舞蹈家的和尚[59]所杀。后者在他长衣袖中藏有一张弓。他边舞边逐渐接近赞普,突然向赞普射了一箭。射穿了其咽喉,把他钉在了座位的靠背上。他骑上了自己的一匹用炭染黑的白马。由于他泅泳渡河,所以当马出水时就变成白色了。同时,和尚又翻穿了自己的白黑大衣。他就这样逃脱了追捕者,后者被甩脱了或被这一奇迹吓坏了。他到达时是魔鬼,在离开时反倒成了天使。这一事件每年都要用隆重的宗教舞蹈来纪念,象征性地追述这一悲剧的主要情节。但人们也表演有关同一内容的哑剧。其中对这位凶残的人作了嘲弄并使大家取笑他。

传说中也有朗达玛,并把他作为魔鬼的化身和凶残的人。其中认为他长有小角,这是其恶魔本性的象征,他细心地将之藏在帽中。他比美提亚国王更多疑,为了使这一秘密能得以保守,他每天都杀死为他梳戴的女子[60]。在吐蕃人的记忆中,其名受人憎恨的程度,就如同虔诚国王的名字受人尊重一般。

朗达玛的抑佛似乎没有触及到莲华生一派的信徒们,后者很少在教团中生活,而且也婚配。这种迫害触及到了那些许愿要独身生活者们的教团。当时很可能毁掉了一些经书,其余的则被伏藏起来了。对于某些经文的发现产生了掘藏师们的传说。在篡权者死后,被流放的僧侣们没有立即返回。然而,史料中在这一点上是互相矛盾的。据史学家布顿记载,当佛教在卫地和藏地消失了70年之后,经过十名僧侣的努力才得以恢复。其他作者们认为是在108年之后。但这后一个数字具有象征性意义,并没有历史意义。宗教史希望佛教的隐没是短期的,而且仅仅是由于一魔鬼的妖法。然而,在两个世纪之后,我们将会看到像阿底峡那样的印度班智达和玛尔巴那样的吐蕃人,也在吐蕃从事弘法事业。

我们可以怀疑在事实上是否有一种巧合,即在朗达玛开始抑佛的4年之后,在唐朝也爆发了对外来佛教僧侣的法难,其中受迫害者之中就有印度人宝月。到了845年,抑佛就触及到了佛教本身。

以上就是吐蕃史学家们在宗教传说方面对热巴巾和朗达玛的看法。墀祖德赞与汉族史学家们所说的达磨,具有一个略有小别的方面。前者在获得了许多可靠的保证之后,在821年会盟时设法使人承认了他占据的全部领土,从而确立了吐蕃短暂的鼎盛时期。继此之后,他与唐朝维持友好关系。“虏使来,必报。所贡有玉带、金皿、獭褐、犛牛尾、霞、马、羊、橐它。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死,以弟达磨嗣。达磨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除了被其敌对的兄弟和佛教的破坏者杀死了虔诚的赞普之外,两种面貌的人——宗教人士(吐蕃人)和世俗人士,毫无困难地结合在一起了。

  

注释

[1]布拉马普特拉河在西藏仍保留了其当时的名称:“藏布”,意为“江河”。

[2]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保存的在敦煌发现的古代藏文编年史的原件,将是对从古代到藏文编年史写成的10世纪之间的汉文文献具有裨益的补充。它们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中的最后编号为Pt.1286、1287和1288号(翻译发表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作为《吉美博物馆年鉴》第51卷而刊行)。我于下文将经常参阅此书,以及伯希和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讲义:《有关吐蕃的古汉文文献》。

[3]所有藏文佛教史著作都提供了吐蕃赞普世系。它们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变化,逐渐都开始转抄由敦煌写本中提供的名表了。

[4]见弗兰克发表于1910年的《孟加拉皇家学会会刊》中的《吐蕃第一位国王聂墀赞普的神权王国》一文。作者把吐蕃王朝的摇篮置于拉达克地区。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斯拉金特维特的《吐蕃的国王》一书中,拉达克的世系是与雅砻的世系单独记载的,图齐先生于最近一次在西藏的旅行和他对藏王陵的研究,提供了某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件。

[5]前3个王朝各自有7位国王。

[6]苯教中的是向左转的。

[7] Ch.贝尔公爵于1920年出使拉萨,他认识了一个贵族家庭,即拉喀萨尔家族。他们就是吐蕃第8代赞普的后裔,从其先祖以来共有1400年了。根据这一基础,即按6—7世纪的22代赞普计算,每代赞普的平均执政期为10多年。

[8] “布”似乎是在吐蕃所知道的第一个名字,有时也指吐蕃的一个地区。有关吐蕃最为古老的汉籍《通典》(成书于801年)记载的某些历史事实,似乎是这一传说的真实基础。利鹿孤(支贡)于414年被乞佛炽盘(罗阿木)杀害,后者于427年死亡。当其父被杀时,樊尼(夏墀)还是孩子。利鹿孤之弟夺取政权。当樊尼长大成人后,他离开了西宁的西南地区,率其部与统治新疆的沮渠蒙逊相会合,他成了鹘提勃窣野。
在414和427年这些时间与松赞干布于650年的薨逝之间,共有23代赞普执政,即每位赞普的执政时间平均为十几年。这种史料证实了我们前面的看法。另外一种汉人的传统是把“赞普”(国王)译作“赞府”,后者是甘肃的吐蕃行政官员们的尊号。汉族的官僚制会使所有传统都无法传播,但它却把所有藩属都看作是归附或反叛的附庸。对其辞汇的解释可能会造成对这些渴望权威和自主的蒙昧民族的赞普们的误解。在17世纪时,当蒙古人奉佛教为公教时,喇嘛们也想方设法地把他们的可汗,说成是支贡一个从工布迁往贝加尔湖的儿子的后裔。这种既是吐蕃又是印度的所谓直系亲属世系也倚仗释迦牟尼本人的名声,这对于赞普们来说则是很讨人喜欢的。

[9]虽然铁工的职业在吐蕃受到了鄙视,如同行刑队或刽子手(这两个词在藏文中是同一词)们的职业一样,我们可以通过村中的匠人们的产品来判断这一点,这些产品仅供家庭使用。这都是一些专门艺术家们的作品,也是镌铁的代表作,其技术引起了我们的金银匠们的赞赏。在与汉地接壤的吐蕃东部的德格,则以其铁工而享有盛名。

[10]这两位王子是年喀尔的老王爷达甲瓦·森波杰和赤邦松·森波杰的王爷宇那。年喀尔后来可能成了王宫的所在地。

[11]编年史中没有提到这位著名的大相。但据传说认为,于南日在位初年,有一位具有双重势力的大相,甚至在一位信使到达之前,他就手执已写好的复信了。在《玛尼宝训集》中,也赋予吞米桑布扎同样的本领。据《白琉璃除锈》记载,吞米的主人是拉日僧格的李琼。

[12]藏文字母不是由古典梵文字天城字母(神字)派生而来,正如许多作家和笔者本人都不厌其烦地多次重复的那样。请大家特别参阅鲁道尔夫·霍思勒的《西域佛教文献特藏中的残稿》和J.费利奥札:《西藏文字的起源》和《外国古今文字提要》的新版本。

[13]据《玛尼宝训集》记载则为第33代,此著在他之前提到了12代赞普,共分成了6个以支系姓氏或王朝名称而分类的集团;大墀七王、上部“登”二王、列族六王、萨拉岱八王、赞氏五王和松赞干布的4代直接前任,但没有王朝名称。

[14]有关赞普天神起源的传说同样也出现在达赖喇嘛的宗教和天神世系中了。

[15]在汉文中又叫弃宗弄赞,在藏文中又叫作墀松赞或松德赞。他最为著名的历史名字松赞干布是死后追谥的封号。据《菩提树》记载,他可能是在13岁时即位的。其后的几代赞普的名字,很容易与其年号相混淆。他们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的成分,但排列次序不同。他们名字的相似性如此之大,以至于使史学家们自己都搞错了。我们应该记住其顺序或仅仅记住其全名。

[16]对于那些在其受保护的颈部练刀术的人来说,这一本领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

[17]指象雄(古格)、茹庸和蔡庸。

[18] J.巴科:《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公主和亲考》。

[19]应是尼泊尔公主。

[20]吐蕃赞普于634年派出了第一个使节。唐朝皇帝“下书临抚”。

[21]为了向赞普解释其出使的失败,吐蕃赞普误将此归咎于当时正在帝国宫中朝觐的吐谷浑头领的反对。

[22]这一为大众喜欢的与唐朝公主和亲的故事,也是舞台上白话神秘剧中的内容。赞普堂堂正正地留在了拉萨,派遣其噶尔大相前去为他向皇帝的公主求婚。噶尔大相在与印度、波斯和鞑靼等国王们的其他求婚者们的竞争中赢得了唐朝公主之后,他便以第三者的身份在这次婚事中代表其主赞普。他甚至在王后的床上也代表了赞普。他后来又嘲弄皇帝和败坏皇帝的荣誉,然后逃回了吐蕃,在那里又更巧妙地使用了诡计,平息了两位王后的嫉妒。禄东赞是他的汉文名字。其藏文名字是噶尔·东赞域宗。

[23]这尊雕像是真人原大身高的两倍,叫作“尊敬的王爷”。它是由摩揭陀的国王进献给唐朝皇帝的,被认为是一尊原像。其面容与一般所见的佛像的尊容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所有吐蕃人都知道这尊像,至少从名字上知道,它成了吐蕃人朝圣的主要对象。

[24]一幅附在布里亚特和尚马祖诺夫游记故事中的图版向我们揭示了这座宫殿的存在。他的游记故事是由J.德尼克在《环球》第10卷,第19和20期中发表的,于1904年5月出版,其标题为《1898—1901年的3次拉萨之行》。大家经常把这一建筑称为雍布拉冈宫(用大块坚硬的石头砌成的寺庙),此名可能是由于该建筑的外形和它产生的强烈印象。《环球》中发表的图片是在宫殿后面拍摄的,因为照片是偷拍的(这是在1899年),而且还由于在建筑的正面有许多来回走动的过往人。该建筑的真正名字叫作甘康萨,意为“迷人的新宫”。远征吐蕃的固始汗于1642年就驻扎在那里,即正当达赖喇嘛扩大布达拉宫的时候,这一古老的王宫虽然被遗弃给了取经人和恶劣的气候,但它似乎显得是无法摧毁的,它那用坚硬的岩石砌成的墙壁是那样的厚,成了金字塔形的圆柱体,矗立在它的地基上。
    为了不把这一雍布拉冈与雅尔的雍布拉冈相混淆,请参阅图齐:《到拉萨及其以外地区》第1版,第177页和第49页对页的插图;A.费拉丽:《卫藏圣迹志》第49、50、124、126页和插图25。

[25]见本书的《附录》Ⅹ和Ⅺ。

[26]就在印度本土的噶伦堡,那里的茶叶种植园是茶叶之路的一端,吐蕃的骑士和定居居民,仅仅饮用中国中原地区的茶叶。

[27]这是据吐蕃的记载。汉文史料认为,679年这一时间是举行葬礼的时间,在吐蕃国王和王后死后两年或3年后才举行这种仪式。在这一期限中还应再补充以使者到达唐朝宫廷的时间。

[28]玛法木错湖地区。

[29]它们之间持久的外交关系即将开始,持久的和无情的战争状态并没有使之断绝和改变其彬彬有礼的形式。在两个世纪期间,战争仍是吐蕃人和汉人之间接触的第一种形式,他们之间的这种接触形式没有被互换使节和礼物所取代,反而是奇怪地被加强了。所以在侵占了吐谷浑领土和侵犯唐朝的领土之后,赞普又遣使(仲琮)入唐朝宫廷朝贺。仲琮“少游太学,颇知书。帝召见问曰:‘赞普孰与其祖贤?’对曰:‘勇果善断不逮也,然勤以治国,下无敢欺,令主也……’”然而该使节却称赞其赞普,将唐朝与吐蕃的文明进行了比较。吐蕃的劣势则由于上下为了全面的利益而团结一致得到了抵消,“是能久而疆也”。皇帝要求他解释一下吐蕃人的行为。使节跪下说道:“臣奉命来献,它非所闻。”皇帝同意他的话,然而,由于使节无权谈论政务,故杀其礼(伯希和译本)。就在墀都松即位的那一年,其军队进攻唐朝的4个州,押走了官吏及其畜群。

[30]她是中宗皇帝的养女。这些皇家公主们享有藏文中的“公主”的头衔,这是由汉文尊号“公”组成的。由于金城公主非常年轻,所以皇帝在她身旁派遣了许多伶人以供其消遣,同时还有乐队和匠役。他亲自送她到达始平县,悲涕歔欷。他甚至赦免了始平县中的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赐民免税一年,改始平县为“金城”县,易乡名为“凤池”,里曰“怆别”(伯希和的译本)。这类感情是不可能假装佯作的。当时吐蕃人的蒙昧,需要穿越地面的恐怖和辽阔程度以及汉人对于孩子们的温情,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皇帝利用这一机会在花园中举行了一次宴会,并组织了一场汉人与吐蕃人之间的马球赛,皇帝与诸匠们也都参加了(伯希和译本)。这种游戏及其名称“马球”源出于吐蕃,我们已经指出,后经迦湿弥罗而传入印度。

[31]或拉萨,这是古代史中首次对其历史京都的记载。

[32]据《菩提树》记载,墀德祖赞也曾娶过一位康国(撒马尔罕)的公主为妃。他在孽多城的战役中,曾得大食人的支持,当时的吐蕃赞普之一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保持关系并送礼。

[33] 《旧唐书》记载说:“贼败,散走投山,哭声四合。”

[34]现在白倮倮人与黑倮倮人之间的差异,也可以使人联想到他们与8世纪的“蛮”人的相似性。从地理学和民族学来讲,他们都与那些人近似。但由于他们距吐蕃太远,而难以成为由墀德祖赞征服的南诏国的蛮人。
    对南诏国征服,是明显启发了格萨尔王史诗中一片断的、唯一一种已知历史事实。格萨尔也如同墀德祖赞一样,用诡计攻击南诏王。他引诱收买南诏王的儿子,使后者成为南诏王和自己忠诚的附庸。对于剩余内容,格萨尔史诗与所有的常见长篇史诗都很相似,其中心内容是诱拐一位女子,即由霍尔(或回鹘)国王诱拐林地王格萨尔的妻子。这首诗在形成过程中还吸收了一些传说。
    现在摩些人都是西藏人古老宗教的信徒。佛教很少能进入他们之中,佛教在真正的摩些人中仍为—种外来宗教信仰,没有与民族的宗教信仰结合起来。

[35]在布达拉宫那块独石方尖碑上,即在“长石”上,长安即今位于渭河畔的西安府。

[36]在此之前很久,这种令人烦扰的机动性也属于高卢人,他们乘两匹马的马车,上面坐有两个人,即驭手和武士(《高卢史》,C.T.特夫诺著)。在恺撒时代,高卢骑兵就已经换掉了车子而表现得不太有效。
就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指出,在人民解放军于1951年进入之前,在西藏既没有齿轮,也没有车轮,甚至没有家庭器皿上的轮,因为当时还没有西藏瓷器。那里只有青稞磨坊、转经筒和木杯制造者们的旋床在转动。

[37]这里的“面子”与我们西方所称的“威望”不同,其差异是从宇宙观上来看的。一个辽阔帝国的“面子”,要比我们现代的威望更为伟大和更少稚气,而今天的那些小民族或仅仅是他们的首领。

[38]我们应该承认,有大量敌人投降,便提出了一个在战斗中必然会出现的军事问题:抽出过多的战斗人员去看守俘虏,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控制他们。当时出于安全的考虑,必须对这一问题作出彻底解决,近代战争史学家们,都默契地将这一问题置于一旁不提。

[39]戴密微先生在《拉萨僧诤记》中翻译了许多首这些汉族俘虏写的保存在敦煌石窟中的诗。它们描述了吐蕃荒凉的地貌、山峰和奇形怪状的深渊,已绝望的流放者们的难以忍受的抱怨。

[40] “贼”字在吐蕃并没有在唐朝那样的贬义。今天紧傍中原的倮倮人(彝族)就曾从事骑兵抢劫的行为,从前也以其好斗的传统而攻击那些大商队。

[41]墀松德赞的妻子之一是苯教徒,她为了背叛他而企图勾引佛教经典的大译师毗卢遮那。

[42]出生于乌苌国,今喀布尔的喀兹尼。

[43]参阅G.Ch.图散:《莲花生遗教》译本。

[44]见戴密微:《拉萨僧诤记》。

[45]本处的“宝藏”指“伏藏”。

[46]现在蒙古在宗教方面附属于拉萨,唯有在政治方面它才起重要作用

[47]汉传佛教则是另一回事,虽然那里西部的大型佛刹吸引了许多吐蕃朝圣取经人。

[48]见本书附录Ⅹ。

[49]据汉文史料记载是785年,正是在这一年或是据《青史》记载的780年,插入了木内赞保的统治期间,某些史料中没有记载他。在这一问题上,仍可能是如同在松赞干布的问题上一样。把在另一位赞普执政期间发生的荣誉事件,归于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50]很可能是指雅砻河谷。

[51]有一座王宫就被称为柽柳宫。柏树是南部河谷深处的自然植物。在夏季,树上遍是蝉,震耳欲聋的蝉鸣声是当地的特点。

[52]今天西藏的老虎已经变得很少了。康地的人穿豹皮,仅仅作为衣服里子的下部。雪地的虎是白色带黄条,这是吐蕃人所知道的唯一一种虎,也是他们在绘画中所画的那种虎。

[53]这是由吐蕃赞普从战争中抓回的乐队。

[54]佛教是一种官方宗教。汉族史学家记载说要把佛陀供在兵营一角的小佛堂中。“钵掣逋”一名再不是指大巫师,而是指宫廷中的佛教首领和大相。当时就有佛教的宗教大相了,唯有他才可以与达赖喇嘛相比较,戴密微先生指出了此人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后来负责撰写唐朝的会盟条约(《拉萨僧诤记》)。

[55]即在夺取西安府之后与吐蕃人作战。

[56]这是伯希和在法兰西学院讲授有关吐蕃的汉文古文献时所讲解的情况。

[57]见本书附录Ⅴ。

[58] 1920年,在北京还可以发现这一经文的藏文、汉文、蒙文和满文刊本。

[59]此人叫作贝吉多杰(吉祥金刚),属于拉垅寺。

[60]由朗达玛发明的这种帽子被称为“高塔”帽,后来变得很时髦了。今天,唯有贵族才有权戴它。它包括有一个椭圆形的小圣物盒,一般都是金质的,固定在两个角上,这是根据拉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而决定的贵族标志。他们那些没有任职的儿子和其他地区(甚至包括藏地)的大官吏们,都应该戴这种扎在垂到胸部的辫子上的宝箱。第一类叫作“政府的仆从”。其帽子上的两个角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小垫圈,两端绑在头顶上,或者是朗达玛有两只鹿角。这一非常特殊的小物件就使他在外表上有一顶小白帽或一顶合头的帽子。参阅图齐的《到拉萨及其以外地区》,第1版第100页对页,有关戴这种帽子的贵族们的画像。


(译自法国巴黎1962年出版的《西藏史导论》)

知识来源:郑炳林主编:《法国藏学精粹》卷一,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中国藏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