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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我参加历届国际藏学会议的经历

发布时间: 2018-05-02               来源:《中国藏学》2013年第1期

 王尧教授1928年生于江苏涟水,原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51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师从著名语言学家于道泉先生学习藏文。曾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波恩大学《藏文历史文献》刊编委(1981年起)。著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宗喀巴评传》《西藏文史考信集》(大陆版和台湾佛光出版社)等十余种,发表论文数百篇。新近有《王尧藏学文集》(5卷,中国藏学出版社)问世。王尧先生代表中国藏学学者参加了七届国际藏学会议,为中外藏学的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以下回忆录便是根据2011年5月王先生的口述整理的。

 我今天把国际藏学会议的历史先说一下吧。国际藏学会议成立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原因是当时欧洲的一些年长的藏学家们,为了纪念西方最早的一位藏学家——匈牙利人乔玛①——而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藏学会议是在匈牙利召开的,第二次是在维也纳召开的。但是当时的国际藏学会议都是老年的藏学家在参与,没有青年人,于是青年人就有些不服气,觉得既然是国际藏学会议,为什么只有老人参加,而没有青年人的机会呢?在1976年,这些青年人就在瑞士的苏黎世举办了第一届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那时参加的人很少,只有七八个。他们为会议定制了一些规则,并且决定第二次会议要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第二次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在由阿瑞斯·马可②主持,时间是1979年。但是,这两次青年藏学家会议,都没有中国人参加,当时我们甚至连消息都不知道,因为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

 1981年的时候,第二届纪念乔玛的国际藏学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乔玛虽然是匈牙利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地利和匈牙利属于一个国家——奥匈帝国,所以,为了纪念乔玛,第一届国际藏学会议的举办地点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第二届就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我当时去维也纳参加了第二届国际藏学会议,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举办方就说:“下一届的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我们也邀请你参加。”

 我问他下一届是第几届,他们说下一届是第三届。接着他们又把第三届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的邀请书拿给我看,举办地点是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1981年的维也纳之行是我的第一次出国经历,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遭遇很苦的,我算是赶巧了,1981年的时候,来了两个德国人,他们想要邀请我的老师于道泉先生去维也纳参加第二届纪念乔玛的国际藏学会议,但于先生说自己年纪太大了,不方便去参加,就把我推荐给了他们。这两位德国人就来到了我家,其中有一位能讲汉语,是位汉学家,叫做邦克(W.Benck)。他们说在维也纳要召开第二届纪念乔玛的国际藏学会议,邀请我也去参加,我说我不去,因为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国家没有经费支持的,恐怕我去不了。他们就说让我不用担心,会议期间的一切费用他们会提供,还说是于道泉先生介绍他们来找我的,说于教授是个了不起的人,80岁的人了,德文还记得那么清楚。那当然了,于道泉先生早年在德国待过两年,德文很棒,英文、法文也都非常棒,这是他勤奋学习的结果。后来经过与家人的商量,我决定去参加这个“第二届纪念乔玛国际藏学会议”,那一年我53岁。

 出国之前,我就在国内一边办理各种复杂的出国手续,一边准备会议需要的论文。我当时准备了两篇,一篇是关于语言的,叫做《藏语mig(目)古读考》,谈的是藏语里“眼睛”这个词在古代的读音究竟是什么样的,从而论证现代藏语口语与文字的距离。“眼睛”这个词用拉萨口语读作“mig”,是高降调,既然是高降调,就说明这个词应该是有前加字或上加字的。但实际上现代藏文中“眼睛”既无前加字又无上加字,它们到哪里去了呢?我曾经在嘉绒、安多和康区做过调查,发现安多话和康巴话都在不同程度上将“眼睛”的前加字或上加字读出来,而最有意思的是嘉绒话,虽然嘉绒地区的人很多不懂藏文,但他们都把“眼睛”一词的前加字和上加字全部都读出来了。所以这就证明了最古老的藏语方言是嘉绒方言,接下来是安多方言,然后是康巴方言,最现代的、最年轻的是拉萨方言。另一篇论文叫做《宋少帝赵显遗事》,写的是宋朝的一个小皇帝,被蒙古人俘虏以后,被送到萨迦,在萨迦的寺庙里做了34年僧人的一段历史。这位皇帝后来就完全成为藏人了,藏名叫做却吉坚赞。他把《大乘因明入正理论》这本佛典从汉文翻译成了藏文,在这本书的结尾,他也用藏语写上了自己的身份——“大汉天子出家”。于是我就翻阅了很多史料来查找与这个人有关的信息,发现了与这个历史人物有关的很多故事。这就是我在 1981年第二届纪念乔玛国际藏学会议上提交的两篇文章,那时参加会议的都是年纪很老的人,而且没有中国人,我去了之后,他们都感觉很新奇,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尽管西藏是中国的,中国人在管理西藏,但是中国人对藏学不重视,藏学也搞得不好。但他们对我的这两篇论文还是很感兴趣的,于是他们邀请我参加1982年的第三届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

 我从维也纳回到北京以后,就开始准备明年会议的论文了。在准备论文期间,他们派了一个人与我经常联络,那个人是哥伦比亚大学南亚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叫做巴布若·阿吉兹③,她学习过藏语,大概是安多方言,她是做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她到了北京以后,就邀请于道泉先生和我一同参加这次的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我和王辅仁④接待了他。巴布若·阿吉兹是黎巴嫩人,幼年移居到美国,入了美国国籍,但她的血统是中亚的,是一位穆斯林。后来我们带她去见于道泉教授,于教授很开心,他们聊得很投缘。因为阿吉兹曾经从美国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所待过几年,他的导师是海门道夫(C.Von Fürer-Haimendorf),海门道夫跟于道泉先生以前就认识,因为于道泉先生曾经在伦敦大学教书9年呢。他们聊得非常开心,阿齐兹很佩服于先生,她说:“于先生真是了不起,我多年没有听过东方人能讲如此地道标准的、伦敦西部的官方口音了。”她很佩服于先生,一定要邀请于先生去参加第三届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其实国际藏学界早就知道于先生了,于先生曾在法国留学5年,在英国教书9年,在德国待过2年,一共在欧洲学习工作过16年。但先生回国之后,国际藏学界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现在阿吉兹见到他了,自然非常高兴,想要邀请他,还有我跟王辅仁一同出国。但当时的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的主持人威利⑤对我说,我们只给你提供一张机票,以及你与会期间的费用,供你学习和访问,意思是于先生和王辅仁需要自费,这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后来由于于先生的家人不同意他出国,不放心他的身体,因为于先生当时已经80多岁高龄了,所以先生就没能参加那次会议。

 1981年9月,我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了“第二届纪念乔玛国际藏学研讨会”,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人只有我一个。与会的代表,有很多藏族人,到我登台的时候,我便用拉萨藏语向在座的所有藏族学者致意,说了大概3分钟。台下的外国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对彼此说:“He is speaking Tibetan! He is speaking Tibetan!……”因为在当时的外国人眼里,汉族的藏学家都是不会讲藏语的,觉得中国的藏学界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一说藏语,他们都感到很奇怪,很新鲜。

 在维也纳参加会议期间,我见到了李方桂教授⑥和张琨教授⑦,他们都是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是张琨先生的老师。他们两位是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教授,与于道泉先生是同事。张琨先生是马学良先生⑧的妹夫,他的妻子就是马学良先生的妹妹马瑞玉。马学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张琨先生当年是自费留学美国,马瑞玉在资金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变卖首饰,全力以赴支持张琨先生出国留学。谁料想以后几十年的天各一方、永难相见?

 在维也纳,我还结识了邦隆活佛⑨和噶尔美博士⑩,邦隆活佛旅居德国,噶尔美博士旅居法国,是著名藏学家石泰安⑪的弟子。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以后的历届国际藏学会议上也经常见面。1983年春天,我应石泰安先生之邀到了巴黎访问,那都是石泰安教授的精心安排。在巴黎,我到图书馆看敦煌藏文卷子,并结识了一批藏学界朋友。

 在维也纳的会议上,我还认识了乌瑞教授⑫,他是匈牙利人,在维也纳大学的藏学一佛学系讲授佛学,也是位共产党人,他的藏学研究一直都秉承着客观、公正的观点。1983年,我应聘到维也纳大学藏学一佛学系担任了一年的客座教授,也就是接了乌瑞先生的工作。以后,一直联系不断。他把90多篇论文抽印本送我,使我对他的工作成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随后这些论文也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上陆续发表。这次维也纳的国际藏学会议,算是一次成功的国际交往吧!

 1982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第三届国际藏学会议,从第三届开始,国际藏学界开始比较广泛地邀请中国学者参加。

 于道泉先生由于身体和经费的原因,没能出席。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对出国访问的学者,是不提供经费支持的。所以,参加这次国际藏学会议的中国人,还是只有我一个。到了美国的飞机场以后,巴布若·阿吉兹马上开着车来接我去她家。在她家我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位犹太裔的基督徒,而阿吉兹则是伊斯兰教徒。看来,他们的家庭组成很有意思。

 在这次的会议上,我准备了一篇论文,是介绍现代西藏戏剧的,就是用藏语演出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拉萨上演后,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我就在大会上介绍了这一情况,包括剧目的台词、排练、演员以及演出的效果。这部戏剧的演员都是上海戏剧学院藏语班的学生,演得很专业。而且,《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戏,描述的是欧洲传统贵族的生活,很像西藏农奴制时期的贵族生活特点,所以,用藏语来转译它,就能够很恰当很充分地表现,老百姓也很容易理解这部戏的内容。这部戏的藏语译者叫龙国泰,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熟读莎翁戏剧,有很高的藏语文和英文修养。他是一位残疾人,驼背,我们也认识。据说他的祖父是去藏地做生意的汉人,后来与藏人结婚,他的家族就慢慢地藏化了。我在会上说,这部戏剧能用藏语翻译的这么好,“充分说明了藏语其实是很丰富的,现代藏语可以表达世界上任何的文学名著!”我发表了这篇论文之后,有的外国人表示十分赞同,有的则以为西藏已经被现代化了,传统文化丢失了,说中国政府在摧毁西藏文化等等荒谬言论。我一方面觉得这种看法十分可笑,令人气愤,同时也深刻地感到,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跟不上,外界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西藏现在到底是什么样。

 在美国参加会议期间,我们还去新泽西的纽瓦克参观了西藏博物馆,西藏的很多经书和文物是在国外收藏的。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他问我说:“你觉得这个博物馆怎么样?”我说:“觉得很好”。他又说:“你不觉得惭愧吗?”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脏话,是用藏语说的,这个人大概懂一些藏语。我说:“奇怪了,我们有什么惭愧的呢,西藏的事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外界不了解真实情况,西藏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人民生活的怎样?总是一味的批评,十分荒谬,不断地编造故事,令人可笑。”我更深刻地感到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外界对我们常常误解,双方都欠缺交流,形成了很多误会。

 说到误会,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带着研究生在青海做调研,正巧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玛⑬也带领一行人在青海探亲,省上就安排我们见面会谈。达赖喇嘛的妹妹说,中国政府非常的残酷,藏族人生活很贫穷,刚生孩子的母亲没有奶水,就用小刀把手臂划破,用血浆喂婴儿。我就觉得这种说法很可笑,因为这根本不符合生活常识,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关于中国的很多说法都是信口传言,是不真实的。达赖喇嘛的妹妹当时在美国纽约开旅馆,也经营藏餐厅,接待去美国的藏族人,美国政府也一直支持她。美国对流亡藏人一直是比较支持的,这是他们的一贯政策,我们得了解这一点。

 在美国,我还会见了梅祖麟⑭先生,他当时在康奈尔大学,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对我说,他的父母想请我到他们家里住,我想,这一是为了聊一聊国内的事情,也是为了帮助我节省生活费,让我多买一些书籍带回去。梅祖麟的父亲梅贻宝先生,是原燕京大学的校长,后来到了美国某大学执教,他的哥哥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祖麟先生的母亲倪逢吉也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他们一家人都是很著名的学者。晚上,聊天时,我向梅贻宝老先生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情况,他很高兴,也很感兴趣。他对我说,当年燕京大学西迁时,自己曾在西部地区待过,藏族人民和藏族文化对他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而后,他送给我一篇文章,《青海访问记》,还向我问起了关于谢冰心先生、吴文藻先生、闻宥先生等人的近况,说是很想念他们。我送给老先生一双布鞋和几本书,老先生当即把鞋穿上,说来也巧,鞋子不大不小正合适。他穿着布鞋在房间里开心地走来走去,还把脚抬起来端详,高兴地说:“京鞋!”看来,老先生是想念北京,想念祖国了。

 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期间,东亚系主任鲍生先生送了一本《萨迦格言》给我,是他从蒙文的《萨迦格言》翻译为英文的版本,我则把自己藏译汉的《萨迦格言》送给了他。与他互赠译本,也是一段有趣的经历。

 去国外参加国际藏学会议的经历,让我还深深地认识到,中外藏学的交流是多么重要,只有交流,才有提高,只有交流,才能发展。于是,我下决心办一个刊物,专门刊登国外藏学家论著的汉语译文。藏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需要广泛地交流,别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要拿进来参考学习,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要送出去与别人对话。当时,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一个藏学研究所,我,还有陈庆英都在里面工作。在研究所里,我们开始创办《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刚办了两期试刊,就有人向学校领导反映情况,说是要对我们进行“反污染”运动,阻止译文集的印发。还好,后来国家阻止了“反污染”,说“反污染”实际上就是反对改革开放,不让这些人折腾了。由于这些干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的出版,我们就联系了西藏人民出版社,他们表示很愿意合作,因为这是对西藏发展有利的事情。这套丛书一直在进行,现在已经出了近20辑,有很多青年学者踊跃参与,这几年我弄不动了,已经交由王启龙来负责。

 1985年,第四届国际藏学会议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这次中国参加会议的就不止我一个人了,东嘎·洛桑赤列活佛⑮也作为中国代表参会了!他是拉萨色拉寺的活佛,36岁的时候就获得了“拉然巴格西”的学位,当时他正在中央民族学院担任藏学教授,他非常的博学而智慧,思想也很灵活,善于接受新事物。在这次藏学大会之前,东嘎活佛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论述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这篇论文影响很大,当时是用藏文发表的,以后,一共有3个版本的汉译本在国内出现,可见影响之大。一是陈庆英译本,二是唐景福译本,还有一个是郭冠忠、王玉平翻译的。每天开完会后,东嘎活佛都会有小型的接谈会,欢迎各国藏学家前来提问。他说:“你们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随便问,我们一起探讨。”这是何等的自信!由此可见东嘎活佛不仅有渊博的学识,还有着宽大的胸怀、开放的视角,乐于交流。

 在这次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是前些年去青海调研的时候,做的一篇有关地理地名方面的研究,叫做《黄河源上两大湖——扎陵、鄂陵名称位置考实》。过去,外国探险家去青海果洛的扎陵湖、鄂陵湖考察,由于不懂藏语,就把扎陵湖、鄂陵湖的位置记反了。本来是扎陵湖在西边,鄂陵湖在东边,结果被他们记成了扎陵在东,鄂陵在西,联合国也就根据他们的报告一直这样用了。我们去青海考察,用藏语跟当地人交流,也查阅了藏文文献,结果证实了扎在西、鄂在东,并向联合国进行了报告,终于把它纠正了过来。

 在慕尼黑开会期间,我们与邦隆活佛有过多次接触。邦隆活佛的本寺是云南迪庆的松赞林寺,但他一直居住在拉萨。在旅居德国之前,他曾经与东嘎活佛一起在色拉寺学习,并共同取得了“拉然巴格西”学位,他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后来他转向西藏古代语言研究,在这方面很有成就,并且在慕尼黑大学和巴伐利亚州科学院担任研究员,主编藏德大辞典。邦隆活佛拍摄了很多拉萨修复古建筑的照片,在会议上放映幻灯片,以此来告诉人们现实的西藏正在发生的变化,告诉人们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邦隆活佛尽管旅居国外,但在对待西藏问题上,他一直都秉持着公正、平实的心态。

 1989年,第五届国际藏学会议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举办。先是在东京召开,然后在京都召开。这次去的人就多了。1989年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不太平的一年。3月份在拉萨发生了动乱,6月份在北京又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因此,这次我们去日本参加会议,是很小心而敏感的,大家都对这些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在当时的场合谈论国内发生的那些问题,是非常不合适的。

 1992年,第六届国际藏学会议在挪威奥斯陆的法根尼斯召开,这里是一派安静、优美的乡间风光。这次,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更多了,大陆代表有26人,台湾代表有6人。看到有这么多中国人参加国际藏学会议,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说明我国的藏学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且越来越得到世界的认可。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相见,都表现得非常热情,两岸学者在会场找了一个房间,开起了茶话会,大家聊得非常开心。外国人推开门一看,满屋子都是中国人,还以为我们在商量什么呢!这次会议有这么多中国人参加,而且是两岸同胞在一起,真是令人激动啊!

 1995年,第七届国际藏学会议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召开,中国的代表仍旧很多,有26位。重返奥地利,我见到了熟悉的朋友和校园,想起我第一次参加国际藏学会议的时候,中国人只有我一个,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中国藏学家可以参加这一国际性的藏学大会了。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藏学的生命力。

 1998年,在美国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第八届国际藏学会议。中国代表有28位,其中西藏社会科学院和西藏大学的代表共有10人。印第安纳大学也是美国藏学研究的一个中心,它有一个乌拉尔研究中心,从事藏文研究,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诺布⑯也在里面任教,他原先也是一位活佛,到了国外以后,就还了俗,娶妻生子,并在大学的研究机构获得了工作。当年达赖喇嘛流亡国外的时候,很多活佛也跟他一起逃了出去,他们走的时候,带走了很多古代的文献。这些活佛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到了国外之后,很多被大学聘请,讲授佛教文化和藏语文,国外有很多大学对这些活佛很欢迎,这点我们也得承认。其实,藏族活佛对大学校园的知识体系,是很感兴趣的,想要学习这些知识,拓展自己的眼界和思维。我曾提议让中央民族学院办一个活佛班,与这些藏族高僧交流知识和思想,但学校一直不同意。现在,在北大,已经有这样的活佛班了。

 美国的著名藏学家梅尔文·戈德斯坦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是外国藏学家勤奋学习藏语的典型代表。外国藏学家的藏语文水平普遍提高了,而且学习藏语的积极性也很强,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向人家学习。有一句话说得好,“只会自己的语言,相当于不懂语言,因为无法与别人交流。”要想好好研究藏学,必须有过硬的藏语基础。

 当然,研究藏学,也必须有扎实的汉语能力。很多外国藏学家都有一个遗憾——不会汉语,因为一直以来,汉族都是中央王朝的主体统治者,汉文文献里有很多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记载。著名藏学家梅尔文·戈德斯坦的藏语文非常棒,但他就一直因自己不懂汉语而深感遗憾。前些年,在中国自己举办的藏学研讨会上,戈德斯坦也受邀前来。他对我说,想把自己的儿子多布杰送到中国来学习汉语,我答应了他,答应要把他送到中央民族大学⑱学习汉语。但是,学校一听他的身份,便不同意他入学。这让我非常为难,因为我已经答应了他的父亲,怎么能食言呢?后来,我联系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大接收了他,他在那里的中文系读了三年。

 2000年,第九届国际藏学会议在英国牛津大学举办,有不少中国藏学家参加,这也是目前为止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藏学会议。从1982年的第三届国际藏学会议算起,到2000年,我一共参加了7届。

 2001年,第十届国际藏学会议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办,中国人参加的也很多,这次我就没有再参加了,而是赴香港大学教书,一共在港大教了4年。我发现,港台有很多年轻人对藏学很热心,对学习藏语也有很大的决心,我带的学生里面,就有好几个奔赴藏区各地,长时间做田野,勤奋地学习语言,而且专心致志,这让我十分感动,欣喜地看到了港台藏学发展的新生力量。

 尽管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国的藏学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就,但还是不得不承认,我国的藏学界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汉族学生不肯定下心来学藏语,而有些藏族学者也不欢迎其他民族的人搞藏学,认为这是本民族自己的学问。其实这样是不行的,藏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应当听到不同的声音,应当开放自己的胸怀,多交流,多对话,共同探讨问题。

这就是我参加的从第三届(1982年)到第九届(2000年)国际藏学会议的大体状况,一共7届,以后我还会选择一些专题,再详细地谈谈。

①  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1784-1842)匈牙利人,19世纪30年代出版《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

②阿瑞斯·马可(Dr.Aris Michael),牛津大学藏学家。

③巴布若·阿吉兹(Dr.Barbara Aziz),美国人类学家、藏学家,著有《藏边人家》等著作,对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的藏人生活有深入研究。

④王辅仁(1930—1995),河北滦南县人,毕生致力于民族学、藏学的教学和研究,参与创建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是藏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

⑤威利(Dr.Wyllie),美国著名藏学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藏学教授,创立藏文拉丁转写系统,被国际藏学界奉为圭臬。

⑥李方桂(1902—1987),英文名Fang-Kuei Li。著名语言学家,原籍山西省昔阳县,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之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之权威学者,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

⑦张琨(1917—  ),著名语言学家,1947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1963年转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中国语言学汉藏语教授迄今, 1972年起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⑧马学良(1913—1999),山东荣成人,著名语言学家、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奠基人。

⑨邦隆活佛,出生在昌都地区的管觉县,5岁时被确认为第三世邦隆活佛的转世灵童,被迎请到云南中旬松赞林大寺坐床供养。 1959年在拉萨传召大会上荣获“拉然巴格西”学位。后到印度和德国,以佛典中“戒经”的辨析在慕尼黑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编纂《藏德大辞典》。

⑩噶尔梅·桑木丹(Dr.S.Karmay)教授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曾任巴黎第十大学教授,法国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苯教研究学会主席,第九届国际藏学会主席。

⑪石泰安(Prof. R.A.Stein,1911—1999),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藏学家,在藏族史诗和吐蕃佛教研究方面影响深远,著有《西藏的文明》等著作。

⑫乌瑞教授(Prof.Ge za Uray,1921—1991),匈牙利著名藏学家,维也纳大学藏学一佛学系教授,发表研究藏族语言、文字、历史、宗教、民族关系、考古等方面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一部分被翻译为汉文。

⑬吉尊白玛,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妹。

⑭梅祖麟,1933年生于北京,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在汉语语法史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领域成果卓著。

⑮东噶·洛桑赤列(1927—1997)现代著名藏传佛教高僧、藏学家。西藏林芝县人,民国23年(1934)7岁时,被认定为林芝觉木宗扎西曲林寺第八世东嘎活佛,曾任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西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第六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著有《汉藏历史词典》《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等著作。

⑯土登晋美诺布  (Thupten Jigme Norbu,1922—2008),十四世达赖喇嘛兄长,法号塔泽仁波切,27岁担任塔尔寺堪布,1952年抵达美国印第安纳州,1965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藏学研究系担任教授。

⑰梅尔文·戈尔斯坦(Dr.Melvyn C.Goldstein,1988—  ),美国著名藏学家,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医学院国际健康兼职教授(体质人类学)以及“西藏研究中心”教授兼系主任,著有《喇嘛王国的覆灭》《雪狮与龙》等著作。

⑱1993年,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

 

                                (作者:王尧口述  王玥玮整理     摘自:《中国藏学》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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