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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藏汉文化交流的结晶 ——访藏族学者赤烈曲扎先生

发布时间: 2018-05-02               来源:《中国藏学》2014年第2期

 1937年年底,我出生在拉萨市一个汉裔裁缝家庭里。我的祖辈都是从事裁缝手艺的,祖辈可能是清代陆军进藏时期陆陆续续过来的,到我这辈大概是第五代了。他们这一批人大都是手艺工匠,有制鞋的、做豆腐的、理发的、种菜的,还有裁缝和厨师等等。他们随清军进藏到拉萨后就定居下来,跟当地的藏族妇女结合,生儿育女,扎根在那里。

 我的家在原拉萨市南城区敏珠康琼院里。我的爷爷叫坚参汉名叫瞿玉堂)。作为川帮一员,瞿玉堂这个名字也刻在拉萨拔玛日关帝庙的匾额上关帝庙是过去川帮年度祭庙的地方,川帮们自愿捐助钱物,大概民国初期川帮集资修缮丁关帝庙,修缮完工后制作了一个修缮纪念匾,捐助者名字写在匾上,以示纪念)。当时,拉萨的汉裔是以川帮和滇帮为主,川帮比较杂,它是陕西帮和四川帮合在一起,以川帮为主而组成;滇帮的据点是云仁拉康云仁拉康在拉萨市东城区八朗学,滇帮大部分是做生意的,有茶叶、布匹等等生意。

 起初,拉萨有称为“嘉色麻钦”的汉裔厨师,拉萨的贵族和有钱人办宴会都请这些厨师,他们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大的汉餐所谓十八种菜肴只有他们会做。后来汉系各种菜肴的烹调手艺逐步传授给了拉萨各大贵族的家厨,这是后话。那时裁缝也很吃得开,因为当时藏族工匠都是手工缝制,而我爷爷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使用缝纫机,做工快,线脚也很整齐,这就把他们的手艺提高了一步,有竞争力。我手里至今还有一个当年爷爷用的熨斗作为传家宝保存了下来。我爷爷擅长做汉装,如中山服、长衫子等,很多国民政府驻藏的办事人员、“国立拉萨小学”的汉族老师以及八廓街的汉族商人们经常到我家定做衣服。爷爷还会做藏式长衫服“才齐玛”。活路不太多的时候,爷爷还会结合市场需要做藏式的金丝帽,请人代销增加收入,他的手艺是很不错的。

 我的奶奶叫格桑,是藏族。我的父亲长大后娶了藏族小商贩家的女儿叫贡觉。我父亲跟母亲结婚以后,我不到两岁父亲就病逝了,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当时我母亲还年轻,父亲过世后她要求回自己的娘家,按照当地习俗,母亲只能带走我的姐姐,我属于父亲家,只能留在老屋,从此家里就是我和爷爷奶奶三个人相依为命地生活。

 1943年,大概我7岁不到的时候,拉萨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楼下有一所“国立拉萨小学”。我印象最深的是爷爷把我送到那里读书。那个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汉裔后代。记得有一天回家后,爷爷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家境不宽裕,就是靠我们老两口做裁缝手艺过活,你父亲和我一样,也是没有文化,跟我一起撑这个家,他是积劳成疾早早病逝的。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文化人,我特别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不要再去做裁缝这个苦活。这次我们老俩口商量以后决定把你送到学校去,学校的罗训导主任也同意接收。那个学校不用交一分钱的学费,家境贫困的有时还给一点生活补助。最主要的是人家教你知识。爷爷一再强调要我好好学习,千万不要贪玩。他的这番话在我的心灵深处刻下了很深的烙印。

 后来我顺利上了这所学校,这个学校跟旧社会内地的中小学校差不多,里面分年级。学校还接收贵族与大商人的孩子,并迎合他们的意愿,开设了一个“特别班”,教学主要是汉藏文一起上。直到1949年出现西藏“驱汉事件”,从此学校关闭了。我在那里上了五年多的学,这给我打下了很好的汉语文基础。学校关闭后,我没有地方上学,只得靠我母亲家帮忙。

 我母亲的老家是后藏南木林地方,她有个亲戚在色拉寺藏巴康村,她就求他收我为徒。1949年底把我送到寺院剃度受戒。在寺庙里待了一年多后,我的舅舅罗桑罗布当时在帕帮卡拉章当秘书,他是个有文化的人,藏文非常好,也很喜欢我,他就跟我奶奶讲:我看这个小孩非常聪明,可以把他送到私塾去继续学点藏文。这样,我就保留僧籍,到甲巴康萨私塾开始学习藏文。私塾的老师是帕拉家的司库,舅舅跟他熟。我母亲在八廓街开铺做日常生活用品零售生意,生活稍微宽裕一点,她给老师送了点礼,就把我收进去了。我在甲巴康萨私塾上了两年学,一直到解放军进藏。这一段学习的主要收获是我在藏文上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1951年,解放军进藏。当时拉萨城里谣言特别多,我们小孩子好奇,部队进城的那天,我和邻居家的几个孩子一起早早地在街上等候进城部队的到来。不一会儿,我们看到队伍最前面的仪仗队彩旗招展,军乐队演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接着战士们迈着雄健的步伐,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过来。由于高寒缺氧,长途行军,不少军人的嘴唇都干裂着,却不断地向路边观看的群众微笑致意,他们根本不像是坏人。我们几个小孩子也不知道累,就跟着他们继续走,一直走到现在西郊的八一农场那个地方。当时那里是一大片很宽阔的荒地,解放军不住在城里,为了不扰民全部在野地里扎营,纪律非常严明,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我以一个小孩的判断,觉得他们是好人。他们还给了我们一个传单,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十七条协议》。跟他们接触久了,我的脑子里就开始起了个念头,想到解放军刚开设的社教班去学习。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因为我是色拉寺的在籍僧人,寺庙控制严格,怎么办呢?

 大概是1952年,雪顿节刚过,我从寺庙里逃出来,逃到我舅舅家,在他家躲了几天。舅舅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母亲也赶过来了,我就如实相告不想当僧人,我想到社教班学习,在那儿藏汉文都可以学,两门课我都有基础,我很愿意到那里去。他们商量以后认为寺庙一定会追查,最后疏通关系,把寺庙的僧籍为我辞掉,然后才开始准备送我去社教班学习。但是怎么联系他们呢?恰巧我当年拉萨小学的几个同学在社会部当通司翻译),经他们帮助把我介绍给了社会部一个姓王的干部。姓王的同志问我,你看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很想学习,这是我最主要的问题。他说学习是很好的,但是你这样走是不行的,你家里是怎么说的呢?意思是不经过家里同意随便走是不行的。他说这样好不好,如果你真想学习,你带我去你家里看看,我见见你的家长,看他们怎么说。他们做事是很谨慎的。我就把他带到我家里,我奶奶简单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后说;他爷爷在世时经常督促他努力学习文化,他也喜欢学习,请王同志帮忙,只要他能学习文化顺利成长,我没有意见。就这样,王同志正式把我介绍到了社教班去学习。

 社教班是西藏军区干校附设的、为拉萨社会青年学习文化的一个教学班,博得西藏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的极大拥护和支持。很多青联会会员、社会进步青年包括很多开明贵族的子弟纷纷前来报到。社教班的老师们非常和气,我在那里整整学了一年多。1954年,达赖喇嘛要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西藏工委要组织一个参观团,参观团附设一个歌舞队,工委宣传部从社教班挑选一些小孩参加歌舞队,我被选上了。19539月正式吸收我为参观团歌舞队队员,我从此正式参加了工作,开始拿到学员工资。 19546月,我们从拉萨骑马到昌都,从昌都开始有公路通往内地。

 前后算起来,我在“国立”拉萨小学学了5年汉语,在私塾学了两年多藏文,在寺庙里住了一年多,虽然在寺庙里待的时间不长,但是学经书学了不少。经书要背呀,当时背的经书搞不清楚内容是什么,但后来在藏汉翻译工作和深造藏文时想起来小时候背的那些经书,还有些帮助。总体上觉得社教班的学习对我影响很大,我到中央民族学院以后一下子可以插到初二班,而且完全能跟得上。

 在我上的几个学校中比较起来,“国立拉萨小学”大致跟当时内地的学校差不多,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学校,一二年级还有藏文课,我估计不少学生听不懂汉语,一开始讲藏语有个对照就好理解,三年级以后以汉语文为主,还有算数、公民、常识等课程。公民教育主要讲国父孙中山的故事。星期一有个周会,要给国父遗像敬礼,念诵“国父遗训”;校领导交代这一周学校有什么大的活动安排,每天早上上课前列队升“国旗”、唱“国歌”才进教室,我们的操场设在“联欢社”,大概位置是现在西藏自治区群艺馆一带。“联欢社”的礼堂就是搞周会的地方,那里也是驻藏办事处搞各种联谊活动的场所,还有一个简易操场可以进行体育锻炼。“联欢社”又是幼教班的所在地。和平解放后拉萨的第一个部队便民诊所就设在那里。

 “国立拉萨小学”还有“国语”课本不是人手一册,我跟同桌同学共用一本课本,不管是油印的还是铅印的,总之很重视“国语”教育,课本可能是从内地带过来的。像《三字经》等都要背,背完了要默写,四年级开始要写作文。还有普通常识课。讲自然界为什么刮风、下雨、下冰雹等,内容不光讲科学常识,还有一些哲理常识。这些课给我的印象很深,对小孩的启蒙教育有很大的作用。再就是音乐课,课上不会讲多少乐理,老师用一个脚踏风琴伴奏教大家唱歌,把歌学会就行。我们上个把小时课,课间让大家休息一下。

 私塾我上了两年多,私塾一般是由“根达”相当于班长和“遮架”意为“纠正”或“书改”负责,这两个人都是从学生中老师指定出来的,“根达”负责日常管理和纪律,“遮架”专门纠正你的书写字体规范与否,老师不定期进行抽查。私塾对一年一度的年考很重视,每个学生都要认真做好准备,会在老师亲自主持下将每个学生的藏文书写成绩进行评比,分出优劣,排出名次,给前三名优等生献哈达,以资鼓励;劣等中的最后一名学生要向文殊菩萨磕三个头,用竹片敲打空酥油包三下,以示处罚。私塾的特点是阅读能力和书写能力抓得很紧,早晚注重念诵,白天用于书写,而且在这些方面很有成效。

 寺庙的教学又是另一种方式。凡是剃度受戒、穿了袈裟的僧人首先一律要学习背诵,叫“曲觉布迪”ཆོས་བརྗོད་པུ་ཏི,意为平时要念诵的所有经书之汇集,要在三五个月内背完,大经堂法会上念的就是这些经,如果师傅好的话还会做些讲解,但很少。寺庙教育有个特点是:到一定时候入寺僧人分为“拜恰瓦”学经僧),和“扎居”一般僧,一般僧又包括艺僧、杂役僧等不同的层次。一部分人专心攻读经书然后考格西;另一部分自愿选择职业,拜师学艺,慢慢成为有着一技之长的一般僧人,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会成为唐卡画匠、木匠、雕塑匠、裁缝缝制袈裟等。如果是学经僧这第二步就要学习“堆扎”བསྡུ་ས་གྲྭ了,这是初学法相理论的必修读本,是因明学的基础部分,“堆扎”学完了要开始辩经,再往后学显宗五部、密宗等,由浅到深,一步一步地继续往上走。

 像我这样接受教育的,一边学藏文一边学汉文,当时的拉萨应该不是很多。

 再说社教班。这个班新成立,学校的条件相对简陋一些,用作教室的房子也不多。我们这个基础比较好点的班,人数少,就在林卡里头搭个帐篷,帐篷杆子上挂个黑板,大家席地而坐上课。尽管条件比较差,但是大家的学习态度非常好,积极性也很高,这里开始讲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非常注重学习藏汉双语。这个社教班就像一个转运站一样,把愿意学习的社会青少年陆陆续续送到内地接受更好的教育,一旦去内地学习,一切费用由公家承包。当时,送往内地学习的也有不少贵族子弟,人民政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结果是培养了很多包括贵族子弟在内的有用的西藏建设人才。我经过在“国立拉萨小学”、私塾、寺庙等地读书,学到了一点知识,后来进入解放军开办的社教班,心里感觉生活更有奔头,更有希望。

 1954年,我们随西藏参观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演出结束后回到北京,领导问我们回去还是留下来继续学习,我坚决地说我要留下来继续学习,于是中央民族学院把我留在预科一部学习。大概是1956年初,周总理有个指示,大意是少数民族没有文字的要创造文字,有文字的需要规范的就要好好规范。根据这个指示,国家民委、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中央民院三家联合组织了一个很大的语言调查队,调查队成立之前要进行培训。1956年初,我还没有读完高中就从预科一部调到语文系,专门学习语音学和语言学概论,除学习理论外,还注重学习和训练用国际音标记录语音,为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打好基础,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的老师都是名家、教授,学校培养我们的起点是很高的。1956年底,我们开始实习,分了安多队、康巴队、西藏队到实地进行语言调查。我们从北京出发在四川康定待了将近9个月,进行实地语言调查。后来,藏区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上级要求我们暂停语言调查,协助地方组织参加社会工作。不久派我到昌都住了半年多,协助昌都分队参加丁青语的调查工作。工作结束后,大概是1957年底,我从昌都回到设在拉萨的语言调查队等待重新分配。

 1958年初,我到西藏组织部报到,把我分到了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当时的处长是多杰才旦,我向多杰才旦请求把我分到拉萨中学,我还是想学点东西。当时拉萨中学的藏文老师大部分是由噶厦旧地方政府指派的,其中有两位西藏知名的高僧学者,他们的藏文水平很高。这两位学者主要是指导藏文老师们的藏文教学,等于是小老师的大老师。后来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居·米旁降央朗杰嘉措འཇུ་མི་ཕམ་འཇམ་དབྱངས་རྣམ་རྒྱལ་རྒྱ་མཚོ著的《智者入门》(མི་ཕམ་མཁས་འཇུག和希瓦拉ཞི་བ་ལྷ)所著的《入行论》སྤྱོད་འཇུག等。

 在拉萨中学,开始我有两项任务,一是校领导上政治课时当翻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第二,我教预备班的藏文课。1958年底,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时全国第一次中小学搞教学改革,我们几个年轻教师觉得藏文课光讲文法和经书也不太合适,应该讲一点文章,这个想法得到学校的支持,于是我自己动手翻译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自己刻写、油印,没想到学生很喜欢,就一直贯彻下去了,要知道1959年以前是没有人敢这样做的,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对拉萨中学的教学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1959年初,西藏形势日趋紧张的时候,工委要求藏族干部们走向社会,为西藏的安定团结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310日拉萨发生武装叛乱,223日我们还在拉萨街上宣传。当时街上的情景是一部分人捂着嘴巴远远地看着我们,再就是“四水六岗”的所谓“卫教”队的人,骑着高头大马,马脖子上挂着响铃,他们身背长枪、斜挎嘎吾(用于“护身”)耀武扬威,在我们身边跑过来跑过去想捣乱,听我们宣传的那些老太太们胆战心惊地好像是在那里听又好像是四处张望,气氛十分紧张。但我们还在街头进行宣传,因为组织上的要求是哪怕一个人在听你也要说。那天帕巴拉堪穷·索朗降村被叛乱分子害死了,那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爱国的人何罪之有?帕巴拉堪穷是一个很优秀的爱国人士,好端端的一个人,后来被一小撮坏人害死,罪名说他是“共产党的尾巴”,活活进行加害,我们当时心里很难受。

 帕巴拉堪穷的被害是拉萨形势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情况就更加严重了。工委指示我们停课,学生都放假回家,1959228日我们全校教职员工集中到藏干校去了。那个时候谣言很多,结果是单位里头噶厦旧地方政府派出的那些教员都走了,过去同一个教研室的人相互间连话都不说。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分化,政治态度非常明显。我在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要好的同学也跑到印度去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拉萨的武装叛乱很快平息了。我又在军管会工作了一段时间。

 19597月份,我到堆龙德庆县农村搞民主改革,帮助成立人民公社。1961年底,工委要求所有学校都要恢复教学,我们就重新回到教育岗位。

 60年代中期,拉萨社会也安定了,这时我花去大部分的工资到社会上请一些专家学者向他们讨教藏学知识。我先后到门孜康拜西藏著名的星相师益西群培先生,从他那里系统地学习了藏文《诗镜》(སྙན་ངག་མེ་ལོང)上、中、下;向原社教班的钦绕维色老师系统地请教了藏语的《三十颂》(སུམ་ཅུ་པ)和《音势论》(རྟགས་འཇུག等文法论著;向原甘丹寺的色宫活佛比较完整地学习了《量理宝藏》十一章等(ཚད་མ་རིགས་གཏེར་རབ་བྱེད་བཅུ་གཅིག),这些对提高我的藏文水平帮助很大。

 大概是1968年后,我在文化教育厅教材编译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事教材编译工作,承担了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讲座,当时自治区领导很重视在汉族干部中推广使用学习藏语文,藏语讲座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大概是1971年,自治区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决定建立西藏人民出版社。我们几个同志,从文教厅教材编译室调到出版社,这就是当时西藏自治区唯一的一家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遵循“以藏文为主,以普及通俗读物为主”的业务指导思想,在制定年度选题计划时,从西藏实际出发,强调藏文图书应以通俗读物为主,同时适当挖掘整理出版优秀的历史、医药、文学等类图书;在出好藏文书的前提下,努力多出、出好具有西藏特色的汉文图书。出版社成立伊始,为了满足广大农牧区的需求,出版了政策法规、科普常识等大批通俗读物。我们还特别出版了一套小开本10册藏文扫盲读本,为当时农村正在进行的扫盲活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受到没有文化的农牧民朋友们的衷心欢迎,这些都是非常温馨的回忆。

 这时我也开始写一些东西发表,如“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历史功绩”,“汉藏友情渊源流长”等文章。后来我写《西藏风土志》时得到原西藏日报社编辑蔡贤圣同志的很大帮助。他和该书责任编辑张蜀华同志一起理顺了整个书稿,在文字上作了适当加工,使文字更加通俗、流畅,深受读者的喜爱,该书汉文版曾重印了多次,成为西藏人民出版社的畅销书。后来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向国外发行。70年代中期,我和蔡贤圣同志作为中方编辑参加了中国和前南斯拉夫两国合作的大型画册《西藏》的编辑工作。参加大型画册《西藏》的编辑工作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当时除了墨脱县,我几乎把全西藏跑遍了,虽然曾经累得吐血,但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找到了写作的路数。回来后,我在《西藏风土志》的书稿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各地的民风民俗内容,编著了《我的家乡——西藏》,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并翻译成德文和西班牙文,发行到国外。我还应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池上正治的建议,编著了《西藏的历史与文化》一书,由池上正治译成日文,在日本东京东方书社出版发行日文版。

 1985年,五省区第六次藏文图书编译出版发行协作会上,决定协作编纂出版《汉藏对照词典》,编纂工作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牵头各出版单位派人参加。社里派我参加编纂工作,我主持了第一、二阶段的编纂和审定工作,参加了资料汇集、词条补充、初步加工、调查研究、延聘专家、综合词汇审定以及组织审定医药、成语、谚语等专科词汇。词典编纂审定工作结束后,交由北京的民族出版社出版。

 回来以后,我参加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审稿工作。我还是藏文版《水浒》的翻译和主审之一,为该书我们在北京前后工作了两年,获得了全国翻译一等奖,该书是第一个完整翻译成藏文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对《水浒》的翻译,当时大家争论很大,后来才慢慢取得共识,决定《水浒》的翻译应以通俗的书面语为主。藏区知名的学者都评论《水浒》的翻译,大家肯定了翻译的成果。后来我把其中的很多例句写在藏族翻译概论中了。

 1987年,我从藏文编辑部主任提拔为西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我上任后,除了保证每年出版一定比例的藏文通俗读物外,有计划地出版了系列图书,如《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藏族名家传记》和藏医系列图书等。还支持汉编部出版了《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该书对藏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作用,当然也对提高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声誉产生了一定作用。1992年,我被评为编审,接着我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和证书。

 1992年,国家正式批准了建设西藏博物馆,把它列入援藏六十二项工程,由国家投资建设西藏第一座博物馆。不久我调任博物馆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兼建设办公室主任。根据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的指示精神,博物馆建设领导小组提出:西藏博物馆应该建设成为以人文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提出整体规划上要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充分发挥西藏的自然条件,放远眼光,从长计议,体现风格民族化、功能多元化、设施现代化、管理科学化的原则。我认为博物馆既是对外开放的文化窗口,也是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景点,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应该是西藏建筑民俗的陈列品,因此,一开始就非常注意建筑的结构与布局和风格特色,认为西藏博物馆的建筑外形不能模仿其他博物馆,应该把它建成一个藏民族建筑精粹。我们首先组织设计人员,介绍西藏建筑民俗的特点和特色,同时带他们到西藏各地考察不同类型的建筑,让他们自己感受不同风格的建筑特点,在这基础上提出博物馆建设规划和建筑特色的设计任务书,让设计人员提出不少于三个的方案,提交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选定。在建设过程中建筑民俗构件制作,各种建筑装饰图案的选择安排,以及各种颜色的选定等凡是体现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项目审定时我们都直接参与。经过六年多的艰苦努力,19979月博物馆主体工程竣工,填补丁全国省级博物馆的空白,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了馆名,可以说博物馆建筑集中体现了西藏民俗文化的精髓,体现了西藏建筑民俗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后来我出访日本,在东京做的第一个讲座就是关于西藏博物馆的建筑特色和西藏的文物保护工作。

 布达拉宫申请加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的时候,我作为申请单位的答辩人,在布达拉宫住了一个月,集中精力进一步研究布达拉宫的历史和文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前来考察的时候,我解答了专家提出的所有的提问。

 1998年我退休了。1999年我被聘为西藏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至今带着藏汉翻译学和西藏民俗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期间,本人第一次将《八大传统藏戏》50余万字翻译成汉文交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我还整合国内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成果,编写了一本关于非物质文化的藏文知识读物,由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并发行全自治区,告诉人们究竟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如何保护文化遗产。

 我在近几年还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历届研究生导论课的讲稿加以整理补充,归纳了几大问题,编著了《藏族翻译史论概要》བོད་ཀྱི་ལོ་ཙཱའི་རིགས་ལམ་རྣམ་བཤད།藏族翻译史论,一个“史”一个“论”,内容广,涉及资料很多。要说藏族翻译的起源,必然牵扯到象雄文化。象雄的崛起早于雅砻索卡几百年,象雄文明对整个藏族文化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一专门的篇章介绍象雄和象雄文化,列举说明象雄文化的特点。其次概述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雪域高原后,梵藏文化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是在赤德松赞时期,形成了完整的梵藏翻译理论《声明要领二卷》做了较详细的阐释,并分析了佛教高僧大德们关于梵藏翻译的论述。接着以较大的篇幅论述现代汉藏翻译的理论、实践和基础,以及译者的素养等几个问题。该书作为西藏大学十一五规划教材,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汉藏对照词典》出版二十多年来,在汉藏译词的统一规范和丰富藏语文词汇、培养汉藏翻译人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民族出版社决定将该词典修订再版,还是要我负责把关。历时一年半,我们主要负责将各地翻译工作者分别校对的译稿进行终审,并补充选收了近三千多条新词术语,现在这项工程基本结束。

 最近我应《中国地质通览》西藏卷编辑部之约,撰写了几篇西藏民俗专题文章。西藏民俗文化是高原民众实行的日常生活方式,是民众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能够体现出某种文化特点的物质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所有内容,譬如,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七十多年来我是在西藏民俗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天天实践着民俗、演绎着民俗,民俗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在有生之年,把我所熟悉的西藏民俗文化及汉藏民俗文化交流情况记录整理出来,对西藏民俗研究人员提供一些翔实的资料。

 自古以来,汉藏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其中包括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是民族进取精神的表现,其带来的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经过历代贤哲们的共同努力,汉藏文化交流事业逐步向着纵深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汉藏双语藏学研究人员,这是可喜的事情,我祝愿他们继续努力,把文化交流推向全方位,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作者:赤烈曲扎口述  索穷记录整理     摘自:《中国藏学》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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