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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继续行进在藏学研究领域 ——访著名吐蕃史研究专家巴桑旺堆先生

发布时间: 2018-05-02               来源:《中国藏学》2016年第S1期

 才项多杰:巴旺老师,您好!2012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上,有幸见到了您,今年在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评奖会上再一次见到了您,倍感荣幸。您不仅是藏族著名的学者,而且是享誉国内外的吐蕃史研究专家,今天首先想请教您的学术背景和您个人的一些经历。

 巴桑旺堆教授:著名的学者之类称呼我受之有愧,简单说说个人治学经历。我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初中就读于日喀则中学,高中就读于西藏拉萨中学。1981年以大学同等学历资格,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聘科研人员的全国统考,有幸被录取,成为西藏社会科学院的一名实习研究员。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班结业。现为四川大学客座教授,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民族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研究会理事。2003年在英国牛津举行的第10届国际藏学会上被选为中方理事。1993年以来,七次赴欧美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讲学,先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奥地利科学院藏学佛学研究所、维也纳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德国波恩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和美国纽约拉孜图书馆举行过学术讲座。

 才项多杰: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藏族古代史?

 巴桑旺堆教授:我主要从事藏族古代历史研究。具体涉及的领域有吐蕃碑铭、吐蕃墓葬、古文献、敦煌文书等,对古历史地名也有兴趣。

 才项多杰: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您的科研成果?

 巴桑旺堆教授:我从事藏族历史研究三十余年,出过一些相关论文和著作。最近几年出版了两本书《最新吐蕃碑铭汇编》(藏文)和《〈韦协〉译注》(汉文),编辑出版了西藏新发现的一本古苯教文献集《当许噶塘蚌巴切苯教文书汇编》。发表的一些论文,有藏、汉、英写作的。需要说明的是,我个人无显赫学术背景,汉文是中学打下的基础,英文是自学的,因此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3篇英文论文的文字是一些学术同行修改润色的。现在看起来,从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稚嫩、粗浅,今天可以看作是我刚迈入藏学研究领域时的习作。

 如果非要罗列一些主要论文名称,藏文部分有《新见洛扎吐蕃碑文考证》《吐蕃史研究中的几个年代问题》《冲钦吐蕃墓葬考》《冲钦吐蕃石碑新考》《阿里新发现的古藏文史料》《一份近代西藏贵族档案研究》等;汉文部分有《松赞干布生卒年考证》《吐蕃史研究中几个定论质疑》《解列山墓葬千年之谜》《藏文文献中的古于阗史料》《英藏荣赫鹏远征军所盗藏文文献调查报告》《古藏文写本研究方法再探索》《新发现敦煌古藏文吐蕃兵书解读》等;英文部分有《松赞干布与佛法传入》《吉茹寺相关历史问题考证》《有关1904年西藏抗英藏文档案译文》等。

 另外有3部合作的英文译著:(1)《协噶教法史源流》,藏译英,由奥地利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原文收藏于西藏定日县协噶寺,是一本关于珠峰地区(定日、聂拉木、吉隆三县)的历史、宗教史的珍贵资料。(2)《普彤教法源流》,藏译英,由意大利菲拉里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该书原文收藏于西藏拉孜县普彤艾寺收藏,是一本关于藏传佛教的小支派普彤教派的历史和其创始人普彤·确莱南杰的早期女弟子多吉帕姆一世至四世的传承史。由于这本书是有关普彤教派史唯一的珍贵典籍,所以该书史料价值很高。(3)《〈韦协〉英译注释本》,藏译英,由奥地利科学院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以上3本英文著作是与现为剑桥大学教授的蒂姆伯格博士合作翻译的。

 才项多杰: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实在让人钦佩。从近几年的各类著作和论文来看,藏族现代史、近代史方面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队伍还是研究领域,都在不断扩大、不断增加,可是藏族古代史这一部分,研究队伍、相关论著都相对比较少,对于这个现象,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看待的?

 巴桑旺堆教授:我倒认为,藏族古代史的研究仍处于一个不断前行时期,但是有多大成果,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从国内来看,藏族学者中以人文科学研究藏族古代历史,始于上世纪40年代根敦群培先生的《白史》。随着藏学领域的不断拓展,当下不管国内,还是国外,整个藏学研究都在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少学者不仅仅是历史研究,还对于宗教研究、宗教艺术、考古研究、语言研究都有浓厚兴趣。有一种观点认为,从藏族历史研究队伍而言,近代史及现代史研究的人相对比较多,古代史研究的人较少,这可能跟研究古代史的门槛相对较高有关系,其中对研究者的古藏文要求很高。对这一观点我不置可否,但有一点是我们需要努力的,这就是要注重培养古代史方面的研究人才,尤其是各民族院校,需要大力培养对藏族古代史有兴趣的年轻人,无论是藏族、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都应该培养。只有年轻的研究团队茁壮成长,才能推动藏族古代历史研究的不断发展。

 才项多杰:我发现在您的研究领域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代石碑方面的研究,希望您对石碑研究的现状和情况做一些介绍,可以吗?

 巴桑旺堆教授:我研究的古代石刻文字主要涉及吐蕃王朝时期碑铭。属于这一时期已经被发现,被学者刊布的石碑和石刻文字将近有30处。在1980年前,学术界熟悉的只有10处左右,其他都是近30多年新发现的。  目前国内外仍有不断发现,如国内四川石渠境内,国外印度拉达克等地。

 从石碑的年代来看,最早的是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的石碑,比这一时期更早的藏文石碑还尚未发现。目前,近30处的石刻文献中,能够确定准确年代的赤松德赞(在位:755797)时期有5处;赤德松赞 (在位:799815)时期的石刻文字最多有9处,赤德祖赞(在位:815841)时期的有5处,剩下的具体年代还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是吐蕃时期历史遗存。以上石刻文献分布在卫藏、康区、安多以及印度拉达克、巴基斯坦巴尔第斯坦等地。赤松德赞时期新发现的石碑有1处,位于西藏林芝市米林县朗噶村,我们称之为朗噶吐蕃石碑。可惜的是,因碑文长期受自然侵蚀,风化严重,文字大部分无法识读。从残存的文字和相关史料中我们可以确定,此碑是赤松德赞时期颁发给工噶布王的盟约。

 我们研究碑文发现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就是9世纪初登基为赞普的赤德松赞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 15年,但留下的石刻文献多达9处。令人不解的是,后期传统史学著作对此基本上保持沉默,没有记述。赤德松赞时期的石刻文字,可以分为碑文和摩崖石刻两种。碑文有坐落于拉萨河以南热玛岗村(今火车站)的噶琼碑,有位于墨竹工卡县境内的谐拉康寺西碑和东碑。摩崖石刻文字有墨竹工卡县境内的恰喀石刻,林芝巴宜区境内的工布雍仲增刻石,洛扎县境内的洛札摩崖石刻,昌都察雅县境内的仁达摩崖石刻,青海玉树境内的摩崖题记和摩崖经文等。

 才项多杰:目前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对藏族古代碑文是否有过关注?我们国内研究此领域的专家及取得的成果如何?

 巴桑旺堆教授:第一个重视碑文研究的是藏族先人。早在1442年,即迄今594年前藏族的先人把5处石刻文献,即赤德松赞墓碑、琼结桥碑、唐蕃会盟碑、噶琼寺碑、工布雍仲增石刻抄录下来,合成了一份珍贵碑刻资料流传下来了。18世纪时,藏族著名学者噶托·次旺仁增罗布的藏书中就保存有这一份珍贵抄件。另外,今天就我们所见到的而言,14世纪问世的《五部遗教》和《西藏王统记》、15世纪著作《汉藏史籍》、16世纪成书的《贤者喜宴》以及17世纪的《西藏王臣记》等史书,都引用过吐蕃碑文的内容。以上史料中,《汉藏史籍》中明确记载过《拉萨雪碑》(即《达扎路恭记功碑》)最初立碑的地理位置。《贤者喜宴》的作者巴俄·祖拉陈瓦的贡献和成就最大,在其著作《贤者喜宴》中,不仅收录了桑耶寺碑的文字,还收录有类似碑文的两件盟约,研究价值非常大,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在记述吐蕃后期的唐蕃关系时,也引用了唐蕃会盟碑上的文字,可以看出五世达赖喇嘛对唐蕃会盟碑的重视。噶托·次旺仁增罗布的藏书中保存的1422的碑铭抄件中的琼结桥头碑文 (又称《赤松德赞记功碑》),是我们今天研究该碑文的基础文字,因为虽然该石碑依然存世,但经千年的风吹日晒,以及人为的破坏,碑铭漫漶,已经无法释读,如果没有噶托·次旺仁增罗布留给后人的碑文抄件,我们将失去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英国人黎吉生的著作中所刊的琼结桥头石碑文字,就是以噶托·仁增次旺罗布的著作中的抄文为蓝本的。近代藏族学者根敦群培、霍康索朗班白先生于1946年前后抄录和研究过噶琼寺碑等,对碑文研究卓有贡献。

 国内研究吐蕃碑铭最早追溯到清末,1909年罗振玉先生的著作中就有相关“唐蕃会盟碑”的研究文字。民国时期罗常培先生刊布过“唐蕃会盟碑”的拓片。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研究石碑成绩卓著,首推已故藏学大师王尧先生。1982年出版的王尧教授《吐蕃金石录》(汉文版)一书是一本集国内外研究成果之大作,极大地推动了国内藏学界对吐蕃碑刻的研究,影响了像我这样一些人迈进研究吐蕃碑铭的领域。1985年王尧教授和陈践教授又出版了藏文的《吐蕃金石录》。后来西北民大贡确次丹教授的《古代藏文文书》(藏文)一书收录了当时已经刊布发表的石刻文字,并有注释和内容解读。最近几年藏文碑铭研究成果最好的是恰嘎·旦正教授的著作《藏文碑文研究》。201112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吐蕃碑刻汇编及校注》(藏文)一书,由于出书过程中的一些原因,录文错字较多,至今遗憾至极。20134月,西藏人民出版社第二次印刷时,正文错字部分基本得到了纠正。

 才项多杰:国际藏学领域对藏族古代碑文取得的成果如何?目前,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是否仍对碑文有所关注和研究?

 巴桑旺堆教授:近现代国际藏学领域研究西藏古代碑文最早的是英国人。17世纪80年代,就有英国人对“唐蕃会盟碑”作过粗浅的解读。1904年,英国侵略军进入拉萨时,挂名为英军医生的一个叫瓦德尔 (Waddell)的人抄录了拉萨雪碑和唐蕃会盟碑。瓦德尔等人研究这两通石碑较为容易入门,因为这两通石碑内容主要反映了吐蕃时期的唐蕃关系,而在汉文史料,诸如《唐书》《通鉴》等中对唐蕃关系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国外学者有条件接触已翻译成英文的汉文史料,从而可以借助汉文文献对碑文开展初步研究。

 上世纪4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研究吐蕃石刻文献的主要学者是意大利的杜齐,英国人黎吉生,美籍华人学者李芳桂。杜齐于1948年左右前往桑耶,对桑耶寺碑文进行了拍照和录文。英国人黎吉生曾在 1934年至1949年期间,出任英印政府驻拉萨商务代表,期间多次有机会对山南、拉萨等地吐蕃碑刻进行拍照录文,并于1952年、1962年、1985年出版过《早期西藏碑铭》为题的书籍。黎吉生于1985年出版的书中收录有15个碑铭。美籍华人学者李桂芳和其学生柯蔚南于1987年出版了英文版的《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一书。该著作在吸收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碑文文献校注、释读、翻译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国内有王启龙教授的译本。2009年,日本东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编辑刊布了《古藏文碑铭》一书,应属国外最新研究成果。黎吉生在解读“拉萨雪碑”和“唐蕃会盟碑”的过程中,有一些歪曲史实之嫌,王尧教授在《吐蕃金石录》中的相关篇目中已作过批驳。另外日本学者佐藤长、山口瑞风等人对藏族古代碑铭都有研究。

 才项多杰:那么以上石碑文的内容主要涉及哪些方面呢?

 巴桑旺堆教授: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但五个方面中有些界限不是容易划定,很难把某一个归入某一类方面。概括说来,第一方面是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吐蕃时期,赞普、大臣和王族之间经常举行盟誓,以便确定、巩固、约束相互之间的关系。而盟约则刻在石碑上,以传后世。工布雍仲增石刻文字是属于这类性质。这一盟约基本上是一种赞普颁给工域邦国之君工噶布王的诏书形式。开篇首先追溯了工噶布王作为吐蕃王室后裔的渊源,接着赞普申明工噶布王所享有的各种特权,重申地方官员不得强制性地加重工噶布王所需缴纳的赋税,不得侵害工噶布王所属的土地、臣民等内容。“拉萨雪碑”、谐拉康寺碑、洛扎摩崖刻石都属于同类型。第二方面是与保护弘扬佛教有关的内容。在赤松德赞、赤德松赞两位赞普执政时期,由于王室大力推行扶持和保护佛教的政策,佛教在吐蕃社会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佛教的迅速传播与极大发展的局面,自然激起了苯教徒及信仰苯教大臣的激烈反对,两种以宗教为旗帜的政治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反对佛教的斗争时有发生。为了保护佛教的正常传播,平息苯教徒的反抗,赞普采取了吐蕃常见的一种处理矛盾的做法,就是不断地与邦国之君、王室成员、文武大臣之间举行盟誓,参与盟誓的人要立誓永远信奉、保护佛教,赞普为了郑重起见,还把盟誓的誓言刻石立碑。第三方面是有关赞普和大臣的记功碑,如“拉萨雪碑”和“琼结桥头碑”等。“拉萨雪碑”是赤松德赞时期重巨额兰·达扎路恭的记功碑,“琼结桥头碑”则是赤松德赞的记功碑。四是墓碑或墓志铭,这类碑刻能断定的有赤德松赞墓碑、恰喀墓碑、丽江格子墓碑等。五是刻有佛教经文及重大政教活动有关的石刻题记,如察雅仁达摩崖石刻、玉树大日如来佛像题记、玉树勒巴沟摩崖石刻、石渠摩崖石刻等。

 才项多杰:吐蕃石碑上的文字和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文字是否相同?  如何解释藏族祖先为何留下如此多文献遗存?

 巴桑旺堆教授:我在前面谈到了,目前已经刊布的吐蕃石碑有近30处,而根据一些敦煌学研究成果来看,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有近20000个写卷。吐蕃石碑上的文字和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文字,属于同一个历史时期,但吐蕃石碑上的文字与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历史文书相比,较为容易解读。而敦煌古藏文文书中我们还未能读懂的古词汇大量存在。因此,这对致力于敦煌古藏文研究的年轻学者来说,应该是任重而道远。

 说到藏族祖先为何留下如此多文献遗存时,我们知道,古代藏族先民对历史典籍和其传承是非常重视的。我曾在《康巴卫视》“康巴讲坛”栏目中作节目时,曾经引用过藏族史学名著《朗氏家族史》中的一句名言:“生为人身,若不知道自己的祖系,则宛如林中的猕猴,人若不知自己的母系血统,则犹如幻觉中的苍龙(意即非真龙)。”这就表明了,藏民族在很早的时候就关注本民族的起源和历史典籍的传播和继承。吐蕃时期藏族的先人,不仅把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文献记录在纸上,还刻在石壁上,目的是为了让人引起重视、为了后世者传之永久。

 才项多杰:那么请您谈谈吐蕃碑刻的史料价值?请举例说明好吗?

 巴桑旺堆教授:目前已经发现并公开出版的约30件的石刻文献,虽然数量不多,但皆为吐蕃历史遗产,没有后人对此进行过篡改,因此具有很高的确信度。它的史料价值,首先体现在为我们还原了吐蕃王朝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历史画面。这在11世纪及其后成书的宗教历史文献中,几乎再也寻找不到相关记载,这时吐蕃世俗历史的记载基本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吐蕃石刻文献的引用研究,更是极受冷遇。其次,吐蕃碑刻提供的珍贵资料,可与汉文古史料《唐书》《通鉴》相互印证。

 举三个例子。一是噶琼寺碑记载,都松芒波杰赞普曾在今德格境内的“岭”一地建有名为“赤孜”的佛堂,这一记载,既印证了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都松芒波杰曾在靠近南诏的德格等地区活动的事实,又纠正了后期史料中对“赤孜”的佛堂的混乱记述。二是在记述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功绩方面,后弘期之后的一些文献中,常会出现赤松德赞时期国力强盛、势力范围广阔、统治了天下三分之二等类似话语。但这类说辞,一般归于泛泛,没有更为详细的说明。琼结桥头石碑,关于赤松德赞国力强盛时吐蕃疆域“西临大食、东达陇山”的记载,既恰好印证了吐蕃鼎盛时期的疆域辽阔,也与《唐书》等汉文资料中的相关记载相吻合。三是吐蕃何时启用僧人为宰相,过去学者们根据汉文史料和《唐蕃会盟碑》的记载,认为是在赤祖德赞时期。昌都察雅县的仁达摩崖刻石则印证了早在赤德松赞,即赤祖德赞父王在位时期,僧人已经位列宰相。这一重要记载,为我们研究早期西藏历史上僧人掌握政权、宗教干预政治的现象是如何形成提供了珍贵资料。

 当然,吐蕃石刻文献的学术价值远不止这些。石刻文献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历史研究方面,还对宗教、语言、文字及其相关文化的研究都有很高的价值,特别是对藏语文的演变与发展方面的研究,也有独特的作用。

 才项多杰:除了吐蕃石刻文献外,还遗存的吐蕃时期古藏文文献有哪些?

 巴桑旺堆教授:我个人认为,今天仍然遗存的所谓的吐蕃文献有五种类型:一是吐蕃的碑文和钟文;二是敦煌古藏文文献;三是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保存的吐蕃时期的佛经及其他写本;四是新疆出土的简牍;五是散落于后弘期史籍中的少量吐蕃原始史料,但界定比较困难。这五种文献或资料,是研究西藏古代史、特别是吐蕃和藏族远古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才项多杰:那么古代藏族墓葬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请从您研究的角度,谈谈古代藏族墓葬研究的难点是什么?

 巴桑旺堆教授:众所周知,现在藏区,尤其是卫藏地区,盛行的丧葬习俗是天葬。可是,在1000多年前,土葬是古代藏族主要丧葬习俗,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现今西藏各处有众多规模不等、形制各异的古代墓葬群存世,其中被世人广为了解,并有文字记载的唯有雅隆地区琼结县境内的藏王墓群。相关记载涉及藏王墓地的诸如形制、墓主等相关问题,吐蕃第27代赞普拉托脱日年赞至第42代赞普沃松的穴墓就筑于此地。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及内地考古工作者,在我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境内发现了几十处中大型墓葬群,数千座古代藏族先人的墓穴。来自西藏、四川、青海、陕西以及中国社科院等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学者和考古工作人员,在古代藏族墓葬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获得了很大成果。试发掘的一些墓穴中出土了一些令人非常震撼的墓葬品,如青海境内藏族墓葬出土了彩画棺板、金银饰件、藏文木简、石刻文字等。从学者们业已出版和刊布的墓葬考古专著、发掘报告和研究文章来看,不仅使我们对藏族古代墓葬的布局、形制、年代、随葬物等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而且对重新认识西藏古代历史构架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我们对藏区不断发现的非王室墓葬研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瓶颈,也是我们研究的难点。这就是藏文文献中对这类散落在广大藏区的非王室墓葬的地望、墓主、形制及相关历史,几乎没有留下有用的文字记载,墓葬所在地本该有的代代相传的口碑史学也早已失传。研究者无法从文献直接获得有关这类墓葬群的相关历史知识。这使有志于对非王室墓葬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们感到极大的困惑。

 才项多杰:您能谈谈您研究非王室古代藏族墓葬的思路和方法吗?

 巴桑旺堆教授:谈不上有什么成型的思路和方法。我研究位于今西藏林芝市朗县境内的列山墓葬群时,由于对涉及列山墓葬群的一些至关重要问题,诸如墓葬和其所在地的历史背景、墓地性质、墓主的身份等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和口碑历史,我就首先从古代文献中发掘这一地区的历史风云记载;其次,在了解有关古代葬俗沿革、宗教礼仪、军政建制等的基本脉络的基础上,把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从研究墓葬所在地区的古历史地名、历史事件着手,以不同学科多方位进行相互参照研究。这一研究过程中主要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必须熟悉藏文古代史料,这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

  才项多杰:对于您新发现的藏文古籍以及在当许噶塘蚌巴切发现的苯教古籍研究情况,请您作一个简要阐述。

 巴桑旺堆教授:我年轻时进入藏族历史研究领域,一来是兴趣所在,二来是机缘巧合。后来经常下乡实地考察过程中,格外关注发现新的史料。有句话说天不负有心人,这30多年,我先后发现了洛札摩崖石刻和《协噶宗教源流》《普彤宗教源流》《阿里古代藏文史册》等珍贵史籍。其中1993年,在日喀则定日县协格尔曲德寺,发现了《协噶宗教源流》,这是研究珠峰地区11世纪至18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书中关于萨迦时期13万户府之一拉堆洛万户府兴衰历史的记载,是藏文史料中至今最为详实完整的文字。1996年这本书的英文版在奥地利出版,前几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撰写前言的藏文版。《普彤宗教源流》虽然短短只有31页,但记载了佛学大师普彤·确莱南杰传承下来的多吉帕姆一世至四世的历史,弥是珍贵。2009年,应西藏自治区文化局的邀请,对山南地区措美县境内一残破佛塔中发现的一批苯教文献的鉴定识别,通过研究分析,我挑选了三部苯教文献和一部古代医方书籍汇编成册,以《当许噶塘蚌巴切苯教文书汇编》之名出版,受到了国内外藏学界的极大关注。美国藏学家詹姆·布雷泽近期已把该书译成英文,即将出版。

 才项多杰:我注意到,去年和前年,您发表了关于新发现的古藏文吐蕃兵书的解读文章,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巴桑旺堆教授:大约在20143月和20152月,拉萨知名的民间文化组织“百慈古藏文研究所”负责人噶玛德莱先生和达瓦先生前后向我提供了一份古藏文文书的图照电子版。据噶玛德莱先生介绍,文书拥有者为民间商人,说是在西藏阿里一带发现的古藏文文书。

 噶玛德莱先生是付出不菲的资料费后,从第三者手中获得了这份文书的图照电子版。先生知道我的藏学研究领域中涉及古代藏族历史和古藏文文献,因此热心而无偿地向我提供了这份文书的图照。当我阅读领略了文书中的几行文字后,便欣喜至极。因为我能断定原来我所看到的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流散于民间的出自敦煌的古藏文遗书写卷,而非所谓出自阿里的文书。更让人兴奋的是,此写卷是第一次发现的有关敦煌吐蕃军事文书。我们知道,敦煌古藏文遗书问世百余年并不断刊布以来,其内容涉及领域有历史、佛教、苯教、语言、文学、艺术、医学、经济、法律、书函、星相、历法、占卜、民间故事、格言等等,但无论是流落国外的,还是留存国内的上万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无一件关于吐蕃兵书的写卷。因此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件兵书重见天日,是藏学界和敦煌学界值得庆贺的学术新发现。

 为了尽快地向藏学界介绍这一份珍贵吐蕃文书,我于2014年在《中国藏学》第3期和2015年《中国藏学》增刊号上发表了两篇这件写卷的初步解读文章和译文。由于该文书中存在许多已经在藏文词库中消失的古词汇,我在解读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已发表的译文中错译、误译不在少数。

 才项多杰:听说您的研究领域还涉及古藏文文献,这一方面能做个介绍吗?

 巴桑旺堆教授:近几十年来,国际上有一个新兴学科叫做“写本学”,或称之为“手稿学”。以科学的方法对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写本或手稿所具有的、显示时代烙印的特征进行详尽的科学技术分析,还原写本所承载的特定时空下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弄清某个写本的成书年代及相关的历史文化问题,是写本学的研究宗旨和课题。

 1999年瑞士学者安·克丽丝蒂娜·谢勒·肖布教授发表了《敦煌和达波古藏文写本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这是古藏文写本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重要著作之一。她以敦煌、中亚及印度达布寺保存的古藏文遗书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古藏文写本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研究写本特征的9种方法,涉及写本的载体纸张、书写工具笔墨以及字体、装饰、插图、正字法、页码的设置和标注等等。谢勒·肖布教授所提倡的研究方法,对我启发很大,于是我在谢勒·肖布教授文章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对古藏文写本研究的一些思索,就研究方法问题作了一些进一步的思考,从15个方面提出了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我研究的古藏文写本,主要是以纸张为载体的古写本。按其年代分界,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吐蕃时期的文书写本;二是佛教后弘期初期的文书写本,指12世纪前的写本。由于古藏文写本对藏族早期历史、宗教、文化的研究价值极其巨大,因而对古写本本身的研究显得至关重要。

 才项多杰:国外的藏史研究专家对藏族古代历史研究主要有哪些成果?研究方法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巴桑旺堆教授:长期以来,国外研究藏族历史,尤其是古代史,主要依据的是传统史籍,如《西藏王统记》《布敦宗教源流》《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等。上世纪40年代前后,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陆续披露后,研究藏族古代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法国、英国学者发表了一些法藏、英藏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的解读研究成果。其中法国学者巴考和拉露,对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解读基础上对古代藏史的研究引起了藏学界的关注。可以说,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出现,使学者们对古代藏族历史涉及的宗教、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有了全新的认识。这种历史背景下,对西方学术状况有所了解的根敦群培先生的《白史》应运而生。其后,研究古代藏族历史的西方学者,欧美、日本都有,其中日本学者山口瑞凤,丹麦学者索仁琴成果突出。尤其是索仁琴花了15年时间把《西藏王统记》翻译成英文,其译著的注释多达2600以上,似乎有小百科全书之模样。用功之深,由此一见。

 西方学者研究古代藏族史取得一些成绩,在我看来影响深刻的有两点:一是引用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和吐蕃碑刻史料,结合传统史学文献进行考辨,去伪取真。二是在广泛借鉴前辈或同行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西方熟悉的科学研究方法,不惟某一种文献为是非,综合比较,多方位论证。当然,国外研究藏族古代历史学者也有些短板,主要是许多人没有到过藏区进行实地调查的体验。

 才项多杰:最后,对于年轻一代的研究学者能说说您有何期望吗?

 巴桑旺堆教授:藏族是中国多民族统一体中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民族,也是除汉民族以外拥有极为丰富文献的民族。今天,藏学研究已是国际上一门热门学科,国内有不少各民族青年学子有志于踏入藏学研究领域,其中,不乏对古代民族史研究的爱好者。对青年人我想到的忠告有三点:一是研究藏学首先要过藏语关,这是基础,这个要求对藏族、汉族或其他民族都适合。已故王尧教授有一句名言:藏语是打开藏学之门的钥匙。这是至理名言。当然在藏汉语精通下也要掌握一门外语。二是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较为熟悉藏文文献,但对研究方法还未入门的年轻人来说这点着实重要。三是勤奋与执着,有了勤奋与执着的精神,定会有所成就。

(作者:巴桑旺堆口述  才项多杰整理    摘自: 《中国藏学》2016年第S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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