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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著名藏学家陈庆英先生访谈

发布时间: 2018-05-02               来源:《中国藏学》2016年S1期

      央珍:陈老师您好!今年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您既是藏学研究中心的老专家,历史研究所的原所长,也是享誉国际的藏学家。精通藏文,尤其是古藏文,您学术成果丰硕,严谨的治学精神在国内藏学界也是有口皆碑。因此我们刊物非常需要把您介绍给藏学界和广大的藏学爱好者。首先能谈谈您的生平,让我们了解您是怎么走上藏学研究的道路吗?
      陈庆英:我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的确,到今年5月,我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了。我是在1993年正式调到中心来的,不过在中心成立之前,通过罗炤同学的介绍,我就和多杰才旦总干事谈过几次话,后来参加了多杰才旦和邓锐龄老师主持的《元以来西藏地方和中央关系史研究》的课题,1991年还被借调来中心几个月。所以对中心三十年来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绩,是有很深的体会的。也愿意趁这个机会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
      首先我要声明,我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是享誉国际的藏学家,也并不精通藏文。我只是因为各种机缘的巧合,较早走到藏学研究这个队伍中来了。在开初的阶段,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自信心还比较强,还觉得自己有一些发现和创造。但是到2000年以后,这种自信无形中慢慢消失了,感觉到自己不懂的地方太多了,写文章、做讲座反倒觉得不那么有把握了。不那么敢下笔,不那么敢发挥了。最近我也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到的原因,一是藏学确实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了解的越深入,就越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二是现在各种研究手段的发展,藏学的各个领域都不断有新成果涌现,而我自己对电脑技术、信息采集等可以说基本上是个门外汉,不能适应学科的发展。三是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在中年时才进入学术研究,青年时并没有受过学术研究的训练,而此前形成的思维定式是工作,是完成工作任务,因此对学术研究在深层次上总有一个不太完全适应的问题。因此,你让我先谈谈我的经历,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家的祖籍是广东省台山市,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在南京读大学,逃难到四川,在四川和我母亲结婚,因此我是1941年在四川南充市出生的。1958年,我在南充高中读完一年级,我父亲所在的四川省荣军学校全部调到青海,我也随家庭到了青海。当时西宁只有两所中学有高中部,我本来是要到湟川中学的,但是该校外语是学英语,而我在四川学的是俄语,因此就转学到了西宁高中(后来是青海师范学院附中)。我们全家来青海后,因为家里有四个孩子,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所以很困难,而当时在青海找工作很容易,我在高三时差一点就退学去工厂了,结果我们的沧石校长特别批给我助学金,才使我坚持到毕业。1960年高中毕业时参加了高考,当时青海新办了几所大学,高中毕业生不够,而外省来青海招生很少,所以我们基本上不看高考成绩,由学校分配你去上哪一所大学。我们班主任唐春华老师是从西南师范学院毕业来青海的,她说,你家庭困难,而民族学院是全公费的学校,你就上民族学院吧。就这样,我进了青海民族学院的物理系。这是我的生活第一次和少数民族发生了联系。
      当时青海民族学院的数理化三个系也是新办的,条件差,不过老师中有的是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有的是因为“右派”问题从内地大学发送来的,所以第一年,尽管因为全国都出于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很差,还是基本上是按照大学的课程在上。到了1961年下半年,青海的大学调整,一些学校下马了,民族学院保留,但是明确是为青海藏族牧区培养中学教师。当时的院长是老红军扎喜旺徐同志,他就决定各个系科都要学习藏语文,而且课时要占到将近一半,要达到毕业后能够用藏语给学生上语文、政治和数理化课。这样,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藏语课。我们的藏语课是学完字母拼音和基本文法以后,就集中学口语会话。教材是民族学院自己编的,每课大约十几句对话,老师讲解以后,就让学生反复诵读,直到会背下来。到1963年春天,学校把我们二百多个学生都送到牧区去学藏语。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藏族牧民的生活。
      我们班去的地方是青海湖东岸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乡,就在著名的日月山下。我去的是麦乃亥公社(当时牧区的公社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分四个生产队,人口和农区的一个生产队差不多),学校的安排是一个生产队一个学生,就是要让学生住在牧民的家里,很少甚至没有说汉语的机会,使你不得不说藏语。我们在牧区生活了将近半年,有时候还去放羊,参加剪羊毛、拔牛毛、砍烧柴等劳动,还和牧民一起擀毡子,装卸驮子,学着用窝尔多甩石子,用火皮袋鼓风烧火煮茶,还搬过两次帐房,从冬春草场到夏草场,从夏草场到秋草场,还参加过牧民的婚礼,参加过生产队的会议。除了学藏语,最大的收获可能是过了生活关,衣食住行都要经过考验。穿衣方面,夏天在高山牧场皮袄不离身,很难得洗衣服,衣服上有虱子,满是酥油味道。吃的方面,适应吃糌粑、羊肉、喝奶茶;住的方面,尽管主人尽力照顾我们,让住帐房里最好的地方,但是也是在草地上铺块油布或者垫子,下雨时帐房还漏雨;行的方面,要学会骑马,还要学会对付路上遇到的牧犬,我们班就有几个同学因为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当然,这半年的牧区生活也有美好的回忆。在湖东的秋草场,我们的帐房正对着青海湖,在风和日丽的傍晚,在帐房里喝着奶茶,面对倒淌河入海口的河畔草原和大海一样的蔚蓝的湖面,看到夕阳慢慢落入湖中,的确是难得见到的美景。这半年的生活,使我真正体验了高原牧民生活的艰辛和他们的善良乐观,我们离开的时候,牧民依依不舍,有的还骑马送行一段,好像是送自己的亲人远行。以后读到这方面的书籍,许多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对书中的记述也能够按照生活的实际去理解。
      从牧区实习回来,我们物理系被调整到青海师范学院,还学了两年的藏文,主要是史白水老师给我们教新翻译出版的藏文的初中物理课本,其实主要是记住一些物理名词的藏文译语。还有一位从民族出版社回青海的洛格扎西老师给我们教古典文学,学了《猴鸟故事》《水树格言》的一些选段。那几年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部播放《格萨尔王传》,青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上部的藏汉文本,我还和同桌的万马巷秀同学买了书来自己读。通过这些,稍微理解到藏文古典文学的优美。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对藏传佛教和西藏历史的书籍基本上没有接触。
      1965年我们毕业后,在西宁市参加了两期“四清”。从1967年底到1978年,我在海西州红卫中学和民族师范当教员。我初到海西时,要求去藏族学校,但是州文教局的领导说,藏族学校没有开物理课的,汉族中学也很缺物理教员,你还是到州中学去吧,因此我在海西主要是给汉族学生教中学的物理数学课。1969年我结了婚,由于我的妻子是海西当地格尔木的蒙古族,所以我就有了一些蒙古族的亲戚朋友和藏族朋友、同事,和他们有很多亲密交往,甚至学了一些蒙古语的日常用语,住过蒙古包和藏区的帐房,带学生参加秋收,还在察尔汗盐湖挖过钾肥矿。不过这期间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学的藏文基本上没有用上。
      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参加了海西州的阅卷,感到教育会有重大变化,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变化很快会落到自己的身上。1987年“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时,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有一些是从北大、北师大、华东师大等学校分配来的,他们报考的积极性都很高。我想我的物理专业知识只相当于一个大专的程度,就没有想去报名。直到报名快结束时,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在招生办工作,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没有去报名,我说按我学的专业,没有办法去考。他说招生的学校很多,各种专业都有,你过来看看吧。我到那里一看,随手拿起几本招生目录,就有中央民族学院的,上面有古藏文专业。他们说你不是会藏文吗,去考一考,试一试吧。因为别的教员都报考了,在学生们眼中,有水平的老师都应该报考的,不报考是自认水平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报考中央民族学院的古藏文专业的。本来我以为,初试完了就算结束了,没有想到,7月初接到要求到北京参加复试的通知。于是抱着到北京去看看的心理,在妻子的支持下,到北京参加复试。记得复试就是考藏文,几个老师来考场上看我们答卷,后来才知道是佟锦华、耿予方、王尧几位导师,但是当时我一个也不认识。复试完了以后,我和谢佐、端智嘉三个从青海来复试的学生一起坐火车回青海,没有想到10月份,我们就成了研究生同学,其他只有来自民族语文翻译局的格桑益西。
      上了研究生,可以说是踏上了藏学研究的台阶。我当时已经37岁了,也工作了十几年了,但是我确实对从事学术研究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也没有什么学术道路的规划,正像当时我的妻子永红说的,你到北京读3年书,再回海西来教书,境遇会要好一些吧。
      感谢中央民族学院和老师们给了我一个进入藏学研究大门的机会。是到了中央民族学院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藏学研究的。读研究生以后的情况,可以结合各个时期的工作来说。
      央珍:到目前为止,您出了哪些重要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能否请您作个简要的介绍?
      陈庆英:《一份吐蕃驿递文书》《土地面积丈量——试析吐蕃时期的土地制度》(藏文)《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生平简述》《试论赞普王权与吐蕃官制》《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元朝帝师制度述略》《西宁弘觉寺与西安小雁塔“正统圣旨碑”》《西纳家族、西纳喇嘛和塔尔寺西纳活佛》《江孜法王的家族与白居寺的兴建》《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噶玛巴·攘迥多吉两次进京事略》《香山昭庙乾隆御制碑考释》《夏鲁的元朝帝师法旨》《元代玉树藏族名僧胆巴国师》《青海贵德珍珠寺碑记》《元代乌思藏本钦纪略》《大元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料记载》《元朝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从帐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雍和宫佛仓简说》《雍和宫杂考》《关于元代西藏的户籍清查》《五世达赖喇嘛年谱(1654—1662)》《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事迹》《元代朵思麻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和名称》《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略传》(藏文)《元朝帝师八思巴传》《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塔尔寺概况》,主编了《中国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中国边疆通史丛书·西藏通史》《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西藏历史文化辞典》《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等。
      央珍:在您80多篇论文和专著中,您自己最满意的论文或者专著是哪一篇呢?因为哪些方面的原因呢? 
      陈庆英:对于我自己来说,很难说对那一篇论文或专著感到特别满意,因为现在回头来看,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不过这些论文和书,都和一些朋友有关。现在看这些文章和书,都会回想起一些往事。
      比如说《斯坦因、伯希和敦煌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是我最早发表的文章。1978年起我读王尧老师的研究生,就我一个学生,当时条件很差,没有教室,就在王尧老师的家里上课。王尧老师对我悉心教导,从怎样收集资料、发现问题、怎样论述自己的观点,一步一步引导我进入研究文献的门。他在头一年布置学期论文时,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敦煌汉文写卷的胶卷,里面有一些夹杂的藏文,让我去抄下来,整理成一篇文章。我用了一个多月,天天去王府井北面的考古所里看胶卷,用的是王尧老师的借书证。把这些资料抄录下来,写成文章后,王尧老师又推荐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办的《敦煌学辑刊》上,在那里发表。因此我在研究生毕业以前已经有论文发表了。看到这篇文章,我就会想起王尧老师对我谆谆教导的情形,的确,师恩难忘。
      又比如说《一份吐蕃驿递文书》,是我和端智嘉在读研究生时候写的。1980年夏天,我们几个研究生,我、端智嘉、格桑益西、阿沛·晋美,还有王森先生的研究生祝启源,在王辅仁、王尧、洛桑群觉老师的带领下到 甘青藏区去实习。我们先到了敦煌,受到敦煌博物院领导的热情接待。端智嘉和我几次到著名的藏经洞和吐蕃时期的洞窟,当时还没有任何护栏挡板之类的,可以在跟前看,还可以用手去摸,我们没有照相机,把能够看到的藏文题记抄写在笔记本上。后来又到敦煌县文化馆(现在的县博物馆),看保存在那里的吐蕃的《般若八千颂》写本和藏传佛教的铜像。我们看到《般若八千颂》的经叶边上写有一份吐蕃王朝时期的驿递文书,就把它抄下来,回来以后写成了这篇文章。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去刊物上发表,是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部要印研究生论文集,就把这篇文章交上去了。文集是油印的一个很简陋的本子。不知道怎么的,北京大学的张广达先生看到了,他很重视,他不认识我们,就叫张崇根同学来找我们,叫我们去见面。他当时正在写吐蕃飞马使的文章,就说这个资料很重要,希望我们同意他在文章中使用我们的资料,我们当然同意。他还鼓励我们正式发表,因此我们这篇文章很快在甘肃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刊物上发表了。由此开始了我和张广达先生几年的交往,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学问。甚至在1984年我已经到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时,他给我来信,说他可以招收博士生了,和学校说好,可以用藏文顶替英文,招我去读他的博士生。这事因为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不同意,没有办成,但是张先生的一片好意,却使我倍感欢欣。端智嘉与我的合作,还有翻译《新旧唐书吐蕃传》为藏文,《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生平简述》等,原来我们还计划把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中的藏族史料翻译成藏文,可是在我们毕业以后,因为在不同的单位,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又如《西宁弘觉寺与西安小雁塔“正统圣旨碑”》一文,是1982年夏天,我和仁钦扎西到西安出差时,在参观小雁塔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慌忙躲到一个石碑下避雨。等雨过天晴,再看那石碑,前面是冯玉祥的一首诗,后面却是一块圣旨碑,是讲一位西宁宏觉寺的僧人,先在北京供职,后来到西安,集资修复西安小雁塔寺院的事情,还刻了一幅当时小雁塔寺院的图形。我们俩都是青海人,对此特别有兴趣,就把碑文抄下来,回来查资料,写成这篇文章,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刊物上。可是仁钦扎西不幸在1989年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的底稿,是王辅仁老师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上课的讲稿。我们研究生入学后,学校又招收了一个古藏文进修班,王辅仁老师给我们两部分学生一起开了藏族历史和藏传佛教史两门课,可以说,他是我们这方面的入门老师。1981年我们毕业前,王老师让我帮助他整理这个讲稿,还把他在二号楼的办公室给我用,让我专心写作。我用了一年多时间,补充了当时学界还不熟悉的藏文《萨迦世系史》《汉藏史集》的有关内容,扩充成了一部书稿。王老师又做了仔细的修订,再送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还清楚记得王老师当时说的话,他说一部书稿,要反复修改,就像一个面团,要反复摔打,才能拉撑成细长的拉面。王辅仁老师的认真治学的态度,对我影响也很深。
      而《西纳家族、西纳喇嘛和塔尔寺西纳活佛》则是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时和在青海民族学院同过学的蒲文成一起写的,他大学毕业后到果洛州的班玛县工作,因为交通不便,1978年考研他没有得到消息,没有考成,1979年考入西北民族学院,是才旦夏茸活佛的学生。在青海社会科学院我们成了同事,这篇文章是我们转入研究青海藏族历史人物、家族和活佛系统的开始。
      《塔尔寺概况》《中国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这三本书,则是我们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塔尔寺历史文献整理研究所(后来改为藏学研究所)的同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1984年到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时,所里基本上都是西北民族学院和青海民族学院毕业的藏文专业的毕业生,我们从头做起,逐渐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我们先是在塔尔寺工作了几年,了解塔尔寺的藏书,各个殿堂的情况,抄录碑文,在却西活佛的帮助下,了解塔尔寺的历史,实地考察寺院的宗教活动和酥油花的制作等,编写了《塔尔寺概况》,对宣传塔尔寺起了较大的作用。1985年,在院长史克明和副院长隋儒诗的领导和支持下,申请到一个藏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研究的六五规划的社科基金项目,由我负责社会历史方面,蒲文成负责宗教方面,结果出了《中国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这两本书和蒲文成他们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中国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对除了庄园制地区以外的藏族部落地区的社会历史做了系统的论述,对藏学研究有长远的学术价值。同时我们还翻译了一批藏文历史古籍,在这些年轻的朋友中出了许德存(索南才让)、何峰、马林、马连龙、谢热等有成绩的学者。因此我始终怀念我们那一段精诚合作共同努力的时光。
      我自己下过很大功夫、花费很多时间而写成的著作是《元朝帝师八思巴传》,八思巴是元朝的第一个帝师,他的活动对当时西藏乃至全国的政治、宗教、文化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关于他的记载,在汉文史籍中比较零散简略,《元史》中系统记载他的只有几百个字,藏文《萨迦世系史》《汉藏史集》中有较多的记载,但是年代和前后顺序很不清楚。我是在整理这些资料时,发现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人,应该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先根据八思巴文集中他在各篇文章后面的题记的记载,先清理出他在什么年代在什么地方,清理出他一生活动的轨迹,清理出他一生中两次到蒙古和汉地又两次返回西藏的年代顺序,再结合藏文史籍的记载,对八思巴一生的业绩作出比较清晰的论述。这本书在写作时没有什么科研项目,也没有出版经费,因此在篇幅上受到很大限制。不过出版以后产生了较大影响,有不少跟进的著作和论文,对元代西藏历史和萨迦派历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1993年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后,我做的课题主要是,《元以来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史》的元代和明代部分的编写。这个课题是多杰才旦总干事和邓锐龄先生主持的,还有张云博士和祝启源等参加。除了这本专著外,还有李鹏年和刘丽楣他们编的档案资料汇编。这个课题的工作量很大,加上没有经验,中间参与人员又有变化,所以拖了十几年,最后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才完成。还有一个课题是由我主持的《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历史研究》,我们组织力量将历辈达赖喇嘛的藏文传记翻译成汉文,再结合相关的档案资料写成一部研究历辈达赖喇嘛生平的专著。参加这项工作的有熊文彬、冯智、王维强和青海社会科学院、青海民族学院的学者。另外,还由高淑芬给我们联系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编写《中国边疆通史丛书·西藏通史》的课题,参加课题的有张云、黄维忠、熊文彬博士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曾国庆教授等人。这个课题没有在藏学中心立项,也没有经费,是我们完成书稿后,由边疆史地中心交给中州出版社出版。还有王尧老师和我主编的《西藏历史文化辞典》,参加的人很多,初稿完成后一直落实不了出版社,后来是浙江人民出版社作为出版援藏的项目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为了出版这本辞典,西藏人民出版社的旺久社长和冯良编辑和我到杭州与浙江社的徐忠良、陈巧丽编辑一起开了好几天会,然后又在编辑部坐下来修改补充,做了几个月才定稿的。后来我和丁守璞还主编过蒙藏关系史大系丛书,我写了其中的政治卷,也是作为出版援藏的项目,由外研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你可以看出,由于藏学中心在当时还是一个新成立不久的研究机构,所以在研究工作中是通过集体课题来组织队伍,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历史研究所的这些工作,也可以说是在为编写《西藏通史》做准备。
      编写一部《西藏通史》是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多吉才旦总干事给历史研究所设定的目标,他为此做了很多工作,组织研究队伍,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直到他2000年离休、拉巴平措总干事继任后,这个项目才开始启动。2002年,课题立项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由拉巴平措总干事和我担任主编,中心历史研究所全力投入,还动员和组织有关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参加,前后参加的学者有将近一百人,得到蔡美彪、陈得芝、王尧、恰白·次旦平措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帮助,还有周伟洲、林冠群、蒲文成、石硕、陈楠等著名学者参加写作,应该说有一支很强的队伍。不过,由于课题本身的难度,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中间一些其他工作占用了一些时间,所以课题一直到去年才得以完成。在前一段时期,我在拉巴平措总干事的领导下,做了一些课题的策划和组织工作,并负责宋代卷和元代卷的具体工作。后来主要是张云所长和所里的青年同志大家共同努力,才保证了课题的顺利完成。
      上面讲这些,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前一辈的藏学家以及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做藏学工作的学者,是把藏学研究作为一种工作任务来对待的,同时也是在完成工作任务中增长自己的学识和研究能力的。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大有自己的规划,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大多包含在一些集体完成的课题中。所以自己没有考虑过,哪部著作哪篇文章是最好的,哪部著作哪篇文章对学术有什么贡献等,也就是不对自己的成果做自我评价,这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成长起来的一些著名学者是有所不同的。
      央珍:听说您最早是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有不少和吐蕃有关的论文,后来转到了元代历史,这是为什么呢? 
      陈庆英:这也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和领导的安排。1981年我硕士毕业后,留在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工作。当时王尧老师是想要建一个敦煌藏文文献研究室或者研究组,但是没有实现。而当时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社会科学院共同承担了编辑出版《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资料选编)的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领导安排我和祝启源、仁青扎西负责元代和明代的汉藏文资料的编选工作。因此我转到和周润年他们一起翻译《红史》《萨迦世系史》《汉藏史集》,并从中编选有关资料的工作。从那以后,由于工作任务的原因,我基本上转移到研究元明清三代的藏族历史的研究领域中。
      央珍:您的论文和著作里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证,可以说,旁征博引,论据充分和扎实,但是很少见您轻易地下结论,或给出个很清晰的答案,可以谈谈原因吗?
      陈庆英:藏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很大很深的研究领域,像我这样一个外民族的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始终是处在一个边学习边探讨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新的文献资料,加上自己的思考,可能会有一些前人没有论及或者论述不够充分的新的发现,但是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是否正确,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觉得还是应该始终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
      央珍:在藏学研究方面,给予您主要影响的是哪些藏学家,有哪些方面的影响?比如国外的藏学家,或国内的藏学家,他们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有什么不同和特点吗?
      陈庆英:在我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很幸运地和不少藏学家有过接触和交往,也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指教,受到各方面的影响。首先,当然是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们。汉族老师中有王尧、王辅仁、佟锦华、耿予方、胡坦等老师,藏族老师有东噶·洛桑赤列、洛桑群觉老师。王尧、王辅仁老师对我的教导和帮助前面已经谈到。东噶·洛桑赤列教授给我们上了一年多的课,讲巴沃·祖拉陈瓦的《贤者喜宴》,应该说是从他的教学中让我认识到藏文史籍的博大精深以及阅读和使用藏文史料的基本方法。后来我翻译他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时,在课下和他也有不少的接触,对他的博学和治学精神有较多的感触。东噶·洛桑赤列教授回西藏后,甘肃藏学所洲塔他们请他到甘肃、青海讲学和考察,他到西宁时在我家里还住过一个星期,和我们全家都相处得非常融洽,他生活简朴,乐于助人,性格乐观开朗,有时还会开开玩笑。东噶·洛桑赤列老师对生活和学问的态度,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除了这些老师外,我也接触过很多比我年长或者和我同辈的从事藏学工作的朋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常凤玄、姚兆麟、黄颢先生,西藏民族学院的张天锁、申新泰先生,西北民族学院的唐景福先生、青海民族学院的李延凯先生等。
      我和国外的藏学家也有一些接触和交往。交往多的是哈佛大学的范德康教授,他对萨迦派和八思巴很有兴趣,做过很好的研究,他看到我翻译的《汉藏史集》后,让他的一个在青海短期教英语的学生来找我,后来在藏学研究中心举办的1991年的首届北京藏学讨论会上我们见了面,谈起来有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1997年,范德康教授和他的几位博士生来参加北京藏学讨论会,和中心的多位学者有很好的交流。1999年,因范德康教授提出和我进行合作研究,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邀请我去做访问学者。在美国的十个多月中,我们有过多次讨论和学术交流,这次做访问学者的期间,我写了关于大乘要道密集和西夏佛教的两篇文章,发现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一些萨迦派、噶举派的教法的法本的汉译是在西夏时期完成的,对这方面的研究起了一个头。同时,我和范德康教授的学生刘国威、李若虹、格瑞·塔脱有较多的交往。另外还有美国的开普斯坦教授,我们是在塔尔寺认识的,后来在拉萨遇到,有过一起考察几座寺院的经历。
      我认为国内外研究藏学的学者,只要是认真做学术研究的,他们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只是因为各人的条件和研究环境的不同,而有一些差别,并不是国外的学者有一套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国内学者有另一套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正因为这样,才能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
      央珍:除了学术研究专著,您还有大量的译著,可以说还是一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您为什么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呢?您在翻译时遇到过哪些困难? 
      陈庆英:我觉得翻译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学习藏文古籍。藏文古籍是藏族的先辈学者在几百年前写成的,和我们今天的环境,特别是和汉族学者们的生活和成长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要读懂它们,除了文字的功夫外,还要仔细去体会作者的思想和逻辑思维,甚至要设身处地去思考。而要做到这一点,对古籍进行全本的翻译比仅仅选择某些写作论著需要的段落和字句要好很多。另外,从翻译古籍中,还可以学到很多相关的知识,对藏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有更广和更深的理解。当然,对于汉族学者来说,从事这种翻译会遇到很多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除了多下功夫外,还需要多向藏族学者请教,最好是藏汉学者一起来做翻译,互相促进。实际上,从事藏学工作的前辈学者是很重视翻译工作的,如法尊法师、金克木、刘立千、张澄基、郭和卿、王沂暖等前辈,都做过很多翻译工作。直到80年代、90年代藏学界还是很重视翻译工作的,黄颢、蒲文成、才让、索南才让教授等都做过藏文古籍的翻译。只是到后来,藏文古籍的翻译不作为科研的成果,不被重视,所以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了。 
      央珍:我看到有些学者写道:不懂藏文也能搞藏学研究,因为我们国家有大量的汉文文献资料可供查阅和参考。关于藏文和藏学的关系,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陈庆英:这方面一直存在一些争议。也有学者说,不懂藏文就不能从事藏学研究。 我觉得这和我们对藏学研究领域的认识有一定的关系。从研究藏族的传统文化、藏传佛教、藏族古典文学、藏文文献、藏医等方面来说,懂藏文是一个必备的条件,而且懂得越深越好。不过现在藏学的范围扩大了,与藏族地区相关的许多领域也纳入到藏学的范围之中,如经济发展、交通、扶贫、国际政治的许多问题,研究这些问题,有可能学者懂不懂藏文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不过我认为,除了有正确的思想理论和对藏学事业的热爱以外,做藏学研究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学者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学术素养,如做历史研究的要懂得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的要懂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二是掌握语言文字工具,包括藏语文、汉语文、外国语文;三是有在藏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对藏区的风土人情有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得到藏族朋友的信任和帮助。即使这三个方面不是全部具备,也应该具备两个方面,并且努力使自己具备这三方面的条件。
      央珍:另外,陈老师,我还有个话题,听说您和端智嘉是同学,不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并不具体了解他,我本人也是这样。您能顺便简单地介绍介绍他吗?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哪些方面?
      陈庆英: 我和端智嘉是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同学,他比我小十来岁,在这之前我们的生活经历很不相同。上研究生后,有3年时间,我们俩同住一间宿舍,有很多的交往,有过学术上的合作,也有很深的个人友谊。他从小生活在青海省尖扎县偏僻的藏族山村,对藏族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理解。他勤奋好学,而且天分很高,不仅藏语文程度很高,学习汉语文和英语也很快。他在上中央民院的研究生以前,就开始着手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的吐蕃王朝部分翻译成藏文,上研究生后,我们合作把《新旧唐书吐蕃传》翻译成藏文,这对他学习汉文和我学习藏文都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我们还合作写过《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小传》。他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在学习和理解藏文古籍方面,给了我很多指教和帮助,使我受益良多。
      端智嘉的志向是做藏文文学的创作和藏族文学史的研究。他的硕士论文《道歌源流研究》在1985年就出版了,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赞扬。他1985年底去世时,还不到34岁,但是他留下的作品汇集成七本文集出版,可见他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可惜,他没有等到80年代以后我国藏学研究迅猛发展的大好时期,没有能更好地发挥他的聪明才干。
      央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是我国藏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学术机构,您认为这个机构对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
      陈庆英:1986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于中国藏学研究的发展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大事。从我个人的体会看,经过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提高了社会各界对藏学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部门走出了“文化大革命”10年造成的万马齐喑的萧条的局面,迎来了迅速发展的春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藏学研究的重新起步却遇到很多困难。尽管开始筹建西藏社会科学院(到1985年8月正式成立),在北京成立了少数有关研究机构,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却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这个学科是叫藏族研究还是叫西藏研究还是叫藏学研究都还争议。如中央民族学院,在1981年成立了藏族研究所,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学校整体的工作中,藏学研究很难排上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本来有较强的藏学研究力量,但是分散在民族语文、历史、社会等几个研究室,难以形成一个合力,开展大的项目的研究。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是经过中央下文件批准成立的,从此这个学科的名称“藏学”在社会上普遍传播开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提升了藏学在学术界的地位。
      二、带动了一批藏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后,北京、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的藏族聚居区,又先后建立起一批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近年来,在一些内地的高校也建立了一些研究藏学某个领域的研究所或者研究中心。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招收藏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到21世纪初,全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藏学研究人才,其中硕士近200名,博士数十名,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后,才有可能成立《中国藏学》杂志社,发表藏学研究学术论文和资料、信息。才能成立中国藏学出版社,作为我国专业的出版藏学成果的出版社。《中国藏学》杂志社和出版社,对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这两个都是代表中国最高藏学学术水平的阵地。只要看在《中国藏学》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和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著作的学者名单,就可以清楚了解,活跃在当今藏学研究各个领域的学者和这个刊物和出版社的关系。
      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可以相对集中一批藏学工作者,加上图书资料馆的配合,可以开展一些在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难以完成的重大科研项目和文化工程,如工程浩大的藏文版《中华大藏经》的对勘、整理,《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研究》《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研究》《藏传佛教通史》《西藏通史》等大型项目,同时在完成这些项目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支具有较高研究水准的学术队伍。近年来成立的西藏文化博物馆,则为藏族文化在首都北京向各界展现自己的风采打开了一扇很好的窗口。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30年 ,30年中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相信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将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陈庆英口述 央珍整理  摘自:《中国藏学》2016年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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