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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

发布时间: 2018-05-02               来源:《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

      一、少年读书小忆
      我识字很早。回想起来,大概4岁开始识字,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能看懂一些文言的笔记小说了。那时候家里穷,买正经书很困难。大概五六年级的时候,有人给我一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目录,后来又得到一部中华书局图书目录。我看着图书目录,心里很羡慕,目录上的书定价都很贵,有的是几毛钱,有的是几块钱,家里是不会给我那么多钱买书的,就想,要是哪天能买到这些书该有多好啊!我最偏重看的是古典的书,尤其是诗文集和历史方面的书。偶然和同班同学谈起来,有的同学很诧异:“你怎么知道那么多?!”我就是想找书读,当时翻看那些图书目录,就好像不能到馆子里去吃饭,却拿一个菜单子在那里看着解馋一样。所以对于这些书目,历史、小说方面,就比较熟,谁做了什么集子也特别清楚。
      我在四存中学(今北京八中)读初中,在古文方面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四存中学是当时北京念古文念得最多的学校。我12岁时,就选读了《四书》《左传》等。高中是在北师大附中读的。从初中到高中,除了喜欢语文、历史外,我最喜欢数学,因为代数和几何是一步一步推理的,差一点都不行,对训练思维有很大的好处。
      高中二年级时,一位邻居汪道久先生说愿意教我念书,就念《史记》。晚饭后,在电灯下,他拿一本世界书局印的《史记》,我拿一本线装石印本的《史记》,他先让我给他讲,我讲的句逗、错误或哪些地方没讲好,他就纠正补充几句。等于我们俩一起从《本记》《世家》《列传》整个按照次序往下讲,但没完全讲完。
      因为能够读《史记》了,所以高中的时候,我就杂览,有什么书到手就看什么书。家里生活困难,不给买书的钱,就把平常一些吃早点或午饭的钱省下来,看见什么书自己喜欢就买,完全没有目的或计划。所以那时候看的书很杂,像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这些古典小说都读了。商务印书馆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出版了一大批文言翻译的小说,我也读了很多,差不多在小摊上看见一本就买一本,前后大概买了200多部,逐渐变成藏书了,而且都看了。这使我在学了古文以后能够运用,起了很大作用。我在高中阶段还看了《宋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还有《世说新语》《文心雕龙》等,不是完全能懂的,就那么看。邻居有位姓汪的大姐,她时常跟我聊天,给我讲清朝学者,讲清朝考据学派,从顾炎武到戴震等重要人物。从那时候起,我在思想上就很佩服这些人。他们的书未必能看得懂,可是埋下了一颗种子,这些学者人品、学问都让我佩服。在日据时期,好多书不能看到。偶然也听人介绍,看到了鲁迅的书,当时是禁书,不能随便看,看到以后,慢慢地我有好多想法跟过去不一样了。
      我上大学是在1943—1947年。最初上的是伪北京大学,是日据时期成立的,周作人当校长。因为喜欢历史,所以报的是历史系。笔试成绩80多分,还要面试。历史系两位先生问我:“你读过什么书?”我一谈读了什么,老师吃惊地说:“你读过这么多书?!”学校那时也有好老师,如金石器学家容庚先生教我们《古器物学》,冯承钧先生给我们讲《中西交通史》,日本的满文专家中西春秋教我们《清朝史》;莫东寅先生是日本帝京大学的留学生,教我们《中国通史》;田农先生教《欧洲史》;教国文的是傅芸子,讲《汉书·食货志》;洪炎秋先生教日文,讲夏目漱石(Natsume Soseki)的小说。还有一位先生教英文,讲英国散文大家兰姆(Charles Lamb)的《莎氏乐府本事》 。先生们讲课不太能够考虑学生的水平,讲得没有趣味。比如容庚先生讲古器物学,上来就画一个鼎,或者画一个古镜,就算讲完了。冯承钧先生因半身瘫痪,就坐在轮椅上讲汉代西域,鄯善、楼兰等古地名,我还能懂,一般的同学就是记笔记,不懂他讲的是什么。我在这个时候,觉得比较苦闷,所以喜欢看鲁迅先生的书。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革命的思想促使我把过去学的这些旧学整个重新考虑。那时,我也偷偷地看过一些从解放区渗透进来的讲辩证唯物主义、讲哲学的材料。但不能随便说,否则很容易出问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大复员了。起先有一个临时大学先修班,就是补习班一类的,由陈垣先生给我们讲史籍解说。他上来就讲二十四史概说,这个书版本是怎么样,有多少卷,是怎么编的,并作了点评。老先生两颊红红,捋着胡子,像个关公似的,不持笔记,滔滔不绝地讲,也不问学生们懂不懂,就讲完了。我们在下面就是听,谁敢说一句话啊!
      1946—1947年,我被分到正式的北大,也有同学去了清华和南开。我在这个北大碰到的几位先生,和过去教过我的那些先生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讲课确实是讲深了,跟过去讲史料的那些先生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最崇拜的就是向达先生。他只讲自己研究的成果,如唐代俗讲、南诏史、中西交通史。我很佩服他,觉得他中国、外国的都懂。他的论文《唐代俗讲考》,还有写得比较通俗的《中西交通史》,我都看了,但分散在刊物上的其他著述,则没有条件都看。不过,我读中学时,在沦陷区,看了向先生翻译的商务版《斯坦因西域考古记》(A.Stein,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当时就很佩服,尤其是书中提到高仙芝打到葱岭那一段,让我觉得中国人在唐朝时是多么了不得啊,心里很佩服。那时候年轻不懂事,老找向先生聊天,聊得挺有意思的。郑天挺先生给我们讲《明清史》,内容丰富,他讲得很多,也很快。邓广铭先生给我们讲《宋史》。邓先生在1946年就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宋朝的政治。他虽然不说,但我们一听就明白,这是比较新的。他讲得深入浅出,是经过研究得来的。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要写论文,我就搜集材料,写了一个关于捻军的论文。写完后,找人帮我打印出来,然后送给导师邓嗣禹先生和向先生。等向先生退给我,我发现内中夹了一些条条:是向先生拿了小小的纸条,把意见工笔写在上面,“哪条哪条,写的数字还要查一下”,等等。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从没有遇到先生对我这么好,所以,我觉得向先生对年轻人很好。我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以后,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研究西藏近代史的同志让我帮他审改英文译文,那时我的眼睛很不好,还是给他弄完了。我跟他讲,向老师对我这样,所以我也应该对年轻的好学的同志给予帮助。邓广铭先生对我也很好,后来我考北大研究院的时候,邓先生对我说:“你应多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按照这书多思考”。
       1947年我大学毕业后,还去北大旁听过很多课,有王重民先生的《图书馆学》,还有胡适之校长讲的《水经注》。

      二、初与藏学结缘
      我和藏学结缘说来很有意思。记得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一本书,是董之学、傅勤家翻译、贝尔(Charles Bell)写的《西藏志》(The People of Tibet),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当时在沦陷区还能买得到。翻译用的是文言,觉得很有趣味。我也去过雍和宫,看藏传佛教僧人在新春元旦时打鬼跳舞等等。此外对西藏没有什么知识。
      1947年我从北大毕业后,曾在北京的两所女子中学教过书 。1949年我24岁,考上了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部。考上后,我问导师向达先生,我研究什么呢?向先生说,你研究近代史吧。我开始学习近代史。可是解放后,我一直安定不下来,学校里的气氛可用 “一片沸腾”来形容,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沙滩北大红楼的后面是个大广场,叫民主广场。解放前,是进步学生集会的地方。解放后一段时间用来听报告,师生们或站或坐在广场上听。有时也用大喇叭大放特放新疆舞曲等,在邻近的街上也听得见。当时很多名人都在这个广场作过报告,包括陈毅将军。陈毅说:现在解放了,一切安定了,你们学生要好好学习、读书,要学习汉代大儒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把功课学好,为祖国服务。只有他说这样的话,没听别人说过。
      北京大学在松公府的灰楼,第一层有一所很大的阶梯教室。1951年,在这个阶梯教室里开欢迎进军西藏大会,嘉宾有班禅大师办公厅秘书长计晋美,还有李有义教授、向达教授等。在这里我是头一次听到藏语。计晋美完全用藏语讲,有译者为他翻译。随后,李有义教授发言。再后,向达先生发言。向达先生的发言是斥责印度尼赫鲁抵制、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干涉我国的内政。李有义先生自己选题,谈到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失和经过以及九世班禅在内地的活动情形。等他们发完言后,计晋美突然要求再次发言。令人吃惊的是,他这次发言和最初的发言不一样。他不用译员,直接说起非常流利的汉话来,严厉地不点名地批评说:“我们大师和达赖喇嘛一直是师弟关系,一直关系很好,有人要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允许”,等等。弄得听众也十分尴尬。李有义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没想到计晋美说的更厉害,有力量,有气势。
      在北大研究部,我那时的研究范围也是与太平天国同期的捻子(现在叫捻军)活动问题。捻子从道光时开始在安徽西北和河南交界一带活动,咸丰时势力扩大,几乎和太平天国同时与清军作战。太平天国灭亡后,捻子还在山东、河南、陕西一带流动,跟清军打仗。这个问题本来在大学四年级时我就开始研究了,到研究部还想继续研究它。一部基础史料是同治时编写的《剿平捻匪方略》,几十函,每册收入大臣的奏议,间有皇帝的批示。每次在图书馆,只能借出两三函。另外还要看《清史稿》以及清朝人写的文集、笔记、方志、野史等,工作量很大。那时候,在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翠花胡同里有一处研究生宿舍,免费分配给每位研究生一间小平房,里面铺的是砖地,只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小书架。另一处研究生宿舍也在附近,是两层小楼,相对舒适些。文理法3部的研究生同学共约30多人分住这两处。我住在翠花胡同内。
      这时候汤用彤先生是北大的临时校长。他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大学者,学问贯通中西,大家都佩服他。胡适在1948年底走了,学校成立了临时的管理委员会,汤先生是其中的一员,以后就由他负责整个北大的事务。几年后,人民政府又正式任命经济学家马寅初做校长,汤先生做副校长。1952年,汤用彤先生就把我们这批研究生找去了,说你们赶快毕业吧。研究部这批学生本来是读书做学问的,当时搞思想改造,一般认为这批学生在沙滩北大师生里表现最落后、最自由散漫,所以就让我们快点毕业。在毕业前,学校号召大家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开会讨论、签名。我也签名了。
      在研究捻军问题时,我已经读到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可是我的认识同范先生的不一样。我怀疑捻子初起时不像一般的农民起义,是盐枭与豪强的组合。解放后,范先生那时候领导一个研究班子,住在东厂胡同,与北大相邻。其中有过去北大历史系和我同班的两位同学:钱念屺 、牟有恒 。他们两人在1948年北京解放前去了解放区,回来后,成为范先生手下的人员。和他们同在一个班子的还有一位荣孟源先生,也是研究近代史的主力。他们听说我在研究这个题目,钱就借去了我的部分稿子,他看了以后,荣先生也看了,评说“还是老一套”。其实,从1947年以后,我已经尽量用比较新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写论文了。我把一小部分初稿投寄给了《历史教学》。当时整个国家的人文学科杂志几乎都停办了,只有《历史教学》,因北大历史系张政烺老师等人的支持,还在办。编辑回信说,我们愿意要这个稿子,请把内容压缩一点。我当时没有心情,就把这事放在一边没去理会。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
      当时有个思想问题,在这样社会大变革的时候,研究历史有什么前途,有什么用处?我和文学院研究部的同学蔡美彪一起去东安市场照毕业像时,一边走,一边谈这个问题。他也有同感。他此前去过内蒙考察,回来后和我谈到地方上共产党员干部无私工作的精神等,使他很受感动,也想过将来自己该怎么办的问题。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和北大罗常培教授、范文澜先生都有接触,他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已经受罗先生委托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八思巴字的拓片了。我那时候没有自行找出路,再加上组织上让我负责青年团的工作,群众工作多,还要参加组织召开的会议,没有很多时间搞研究,又患有神经衰弱症,爱情问题也没解决。所以,就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

       三、入中央统战部工作
      1952年夏天,我27岁。政务院人事部最初安排我去新疆,我都已经准备买飞机票了,又接到通知说不到新疆去了,后来分配我到中共中央统战部。我从1952年秋到1960年春近8年的时间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其间于1958—1960年到农村劳动2年,实际上在统战部工作了6年。
      当时统战部刚从中南海迁入府右街南口旧交通大学校址不久,开始招大学毕业生到部里工作。1952年我是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被分配到了民族宗教处。1953年,又进来一批人员,包括从其他院校来的大学生,这批人里就有后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初建时期做了奠基工作的任仁 、廖祖桂 。1954年又来了一些大学毕业生。
      到中央统战部的头一天,见到了冯文彬 的爱人文漪同志,她在那里负责人事工作。她很客气地对我说:我们感到需要一些大学生来这里工作,但不勉强,看你自己的意见。我当时想,大家都立誓签字了,虽然现在各奔东西,没有人监督,做人还是不违背誓言的好,就表示愿意留下。
      到了之后,统战部安排各处的处长给新调进来的大学生们讲工作,就是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统战部各个处是做什么的。据说这是统战部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民族处的处长是杨静仁。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现在大家都在学习辩证法,而民族理论、民族问题上是最能体现辩证法的运用的。他对我说:中国民族工作中最困难、最复杂的在西藏方面,希望你将来在这方面工作。他说话很客气。我那时候年轻,有勇气,觉得应该敢挑重担。
      当时处里人员不多,有杨静仁、赵范(解放后民委会的委员,最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韩戈鲁(原在18军,进藏中途调回北京)、胡钧(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负责西北民族及伊斯兰教方面,后来调到中央民族学院)、郭朋(原来是佛教僧人,还俗参加革命,负责宗教方面工作,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赵颖、朱志良(机要秘书)。常怀光、江平等同志是后来的。现在这些同事大多故去了。
      民族宗教处最初只有3小间办公室,最里面是处长杨静仁的,外面是我们四五人办公用的。最外面是秘书室,一幅大的中国西南部地图挂在墙上,因是机密的,不许到前面细看。那时候主要是做文字工作,气氛比较和谐。用现在的习用语说“团队精神好”。有事情,大家在一起商量;写文件时,大家互相切磋。杨静仁在外面有架子,对我们没有架子。他亲自拿着文件到我们的小办公室来找我们,很客气。这种气氛呢,我离开后就很少有了。后来廖祖桂和我都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两人之间还有这种气氛。廖祖桂有时候写完文章还拿来给我看,我起草的文件也先请他阅,彼此交换意见。
      民族处当时的书很少,但有一本书给我印象最深,书名《西藏人物志》,是西南局印的。这书把西藏的重要贵族的历史及其解放后的表现等都编进去了。李有义先生的《今日之西藏》(1948年出版)、任乃强先生的《西康图经》等也有。没有外文书。需要用到外文书时,须自己步行去文津街北京图书馆或骑自行车去北大图书馆借阅。

      四、藏事工作开端
      我第一次接近藏族人,在1952年到统战部工作后,有一批果洛藏族人士到北京参观,民族处叫我了解他们有什么要求。我到前门外东柳树井一所宾馆(那时不过是一个小院子,几间平房)去见他们。当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傅乐焕等也去了,因为他们研究少数民族史。
      1953年,参加过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西藏代表柳霞 ,在和平宾馆(东安市场北面,金鱼胡同里面,当时是北京解放后的最新建筑。)作了一次报告。在那里,我再次听到了藏话。
      1953年10月,中央统战部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名“西藏工作问题讨论会”,由部长李维汉主持,民族处处长杨静仁、民委副主席刘春、西藏工委张国华、王其梅、范明、慕生忠、牙含章,还有民族处里负责西藏工作的赵范、韩戈鲁参加。我做记录。参加者不到20个人,大大小小的会开了90多次,因为拖得时间很长,所以绰号叫“板门店会议”(因为中朝与美停战谈判的“板门店”会议拖得很长)。本来有几批军队进藏,一批先从西南进藏,即由张国华、王其梅等率领;继之一批从西北进藏,由范明、牙含章等领导;还有一批从云南进藏的。这时从政策上到同志的关系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意见矛盾,因此到北京来谈这些事情。我做记录,做完交给韩戈鲁看,他看完确认没有问题之后交到机要局打印,再发给与会者。在这个会议上,张国华和范明各自表明了政策思想,范明与赵范且有争论。我也发言三四次,认为张国华的思想妥当。
      在这个会议前,那年春天,处里收到西藏工委寄来扎什伦布寺藏的有关驻藏大臣权力的汉文译文,要我研究。我主要依据《卫藏通志》、嘉庆《四川通志》,参考《清会典》《清理藩院则例》等做了校注,交给赵范。赵说要印,定名《清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二十九条权力译文校注》,我又写了前言,后来用部办公室的名义印出100本。最初不知那是做什么用的,后来在西藏工作问题讨论会上,李维汉常把它放在手边翻看,才知道是供会议参考用的。
      当时西藏工委常发来电报,有的是报告中央的,有些是直接给中央统战部的。电报的复文就由民族处负责拟写。草稿先由处里比较重要的干部赵范或韩戈鲁修改,然后由处长审定,再交给中央机要局,最后由中央机要局打印出来,凡上报中央的就由中央办公厅发给中央有关领导人。有时候,机要局把经过中央领导人批示的复文的正本,或用蓝色的复印纸印出的副本,交回统战部,部里有时交给处里的同志们看。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笔批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批语。彭德怀的字写得清秀,不像出于元帅之笔;习仲勋的字是圆形的。给我印象很深。这是当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时工作的第二项内容,是在一些重大节日和重要工作会议时,替出席的领导同志拟报告稿、广播稿、发言稿。1955年有一次,安排我在1天里为3位领导同志写庆祝纪念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的发言稿。这个太难了,因为思想就是一个,却需要变出不同样子写出来。有时我为部、处翻译英法文函件、史料。工作时紧时松。松的时候看书、看报纸都没问题,紧的时候就需要加夜班。我工作很努力,得到好的评价。另外,看内部文件,须按密级、级别,间或依工作需要而定。《内部参考》也是载有西藏事情的那期才批给看。我看到的极少。总之,工作要求严格。起草稿,上面有人把关。文件写出后,经赵范、韩戈鲁、江平(1954年来部)、杨静仁等审阅、修改。有时我写的他们不满意,要打回来重写。一次我拟的稿子被江平退回两次,第三次写的才被留下,自己看着这一次写的也感到妥当多了。等到上面最后批下来以后,我还能看到中央领导人对原来的报告所作的改正,这对我来说在文字运用上是个很好的锻炼。过去写文章的浪漫风格、个人特色都没有了,完全是按照领导者的政策思想写出来,变化一点都不行。有几次韩戈鲁说,咱们变一变笔调吧,仿照毛泽东的笔调写。终究不行,还是要求四平八稳。最怕的是负责同志说话不清楚,又不敢多问,还得替他写出。1956年8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上级要求这会要开得达到国际水平。西藏张国华将军来到统战部商议发言稿问题,李维汉部长在会上指着我说:“让他来写吧,他的文笔清通。”张国华欣然同意。这是我听到李维汉仅有的一次对我的评价。
      统战部那时交给我一笔钱,让我为部里买西藏方面的书。我去东四隆福寺街的旧书铺里买了一批书,比如一部非常好的刻本《东华录》,字很清楚;还买了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的最早日本铅印本,里面有插图;还有其他一些,现在记不清了。自己买了一部道光时木刻本《圣武记》。当时隆福寺街有八九家旧书铺,现在都没有了。
      因工作需要,在无人指导下,当时读了不少关于藏族历史方面的史料,翻阅了《东华录》(到道光朝)及《皇朝藩部要略》《绥服纪略》及刘立千译的《续藏史鉴》等。时人著作则阅读了法尊的《西藏民族政教史》、丁实存的《驻藏大臣考》等,晚些时候才看到牙含章送交统战部的《达赖喇嘛传》稿本。我用故宫博物院藏的档案,写了《清代达赖班禅来京的接待仪节》,另写了《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的关系史》并附上这两位大活佛世系年代对照图,整理了关于藏北三十九族和玉树二十五族的史料,写出《西藏的改革问题》,这些都是应工作要求写的,力求叙事准确,但无深入研究。为了写《英国侵略西藏史提纲》,我粗粗地涉猎了贝尔(C.Bell)著的《西藏的过去与现在》(Tibet, past and present)、荣赫鹏(F.Younghasband)著的《印度和西藏》(India and Tibet)、宇克(Huc)的旅行记 及北京图书馆所藏一善本讲波格尔和曼宁(Bogle and Manning)入藏的书等。工作忙,历史方面的书更多地只能在闲时去读。我调离统战部的时候,我把写的这些粗浅的东西都交给统战部了。
      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这一时期,我也有所提高,学习了中央统战部《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参加了部里组织的《联共党史》学习班,读了中译本《资本论》第一卷,选读了《列宁文集》若干篇。
      统战部是个领导机关,可以跟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的民族研究所索要材料。在民族所提供的材料里,我看到了柳陞祺先生亲笔写的关于西藏三大寺内部组织的资料,写得很好。我不懂历史上清朝初年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的关系是怎样的,为此,专门去民族所找王森先生请教,头一次拜访他就是谈这个问题。我还找过中央民族学院的于道泉先生。那时候,于道泉先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藏语广播。于先生对我说,“请你回去跟部里反映一下,让我回民院教书吧”,他不愿意做广播的事情。回来后我见到刘春,他是负责人。我说,于道泉先生说了,他不太适合做广播工作。刘春说,“就要让他做这个事情,锻炼他。”后来我没能回复于先生。

      五、藏区、彝区考察
      1953年底,我和常怀光同志(比我稍晚到统战部)随杨静仁下去到藏区和彝区考察。我们那时候的考察和现在的学术考察不一样,到地方都由地委接待,尽管没有奢侈浪费,却没有深入到基层,听到的全是地委负责干部的谈话。地委书记等人告诉我们的又多是机密。没有机会接触一般的藏、彝、汉族老百姓,这又与我们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不能沟通也有关系。当时,我们先到了雅安,见到西康省政府主席廖志高,后到了西康省康定,见到康定地委书记苗逢澍。苗是山西人,对我们很好。我们住在康定地委所在地。旁邻急流,名头道河,从大门出去走几步就到大河边。河水冲击河床里的巨石,从早到晚轰隆隆响个不停,睡觉时也能听到水流响声。河对岸有个喇嘛寺,夜深人静时,可以听到从寺里传来阵阵低沉忧郁的僧人吹号筒声。
      后来我们从康定坐吉普车到德格。到了德格以后,就住在德格土司家里面,还参观了德格印经院,看了更庆寺。此前在康定时,只去过寺院的庭院,德格喇嘛寺则让我们进入殿堂,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大殿黑暗神秘,充满酥油的陈腐气味。上楼没有楼梯,只竖着一根大木头,在其上切出一条条窄梯供人上去,两侧扶手上蒙着多年的油腻,黑乎乎厚厚的一层。密宗护法神的像阴森可怖,屋里又暗,打开帐子一看,神像是凶恶的样子。喇嘛给我们指点介绍的时候,说有的古物是从印度飞来的。杨静仁和我都感觉到荒唐。可是去德格的路上,经过甘孜,气象一新,有许多藏族妇女,脸上点着防晒用的黑膏,听说她们是逃亡出来的农奴,解放军要盖机关、百货公司等等,她们帮助盖房,一天劳动很累,还是高高兴兴,总在唱歌,一边劳动一边唱歌,与寺院给人的压抑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到现在,我一直尊敬有宗教信仰的人,但对于高级僧人中并非无知而故意用谎话欺骗人民的,就非常反感。
      后来我们又到了彝族昭觉雷波地区。彝族地区的路非常难走,很危险。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点也不假。幸好我们骑的马都是川马,老马识途,有时候马走到灌木杂草丛生的悬崖前面就不动了,因为晓得前面是万丈深渊。我们先到昭觉,当地政府派了4名解放军保护我们过凉山。他们也懂得彝族语言。听彝族人说,“汉人又来了,汉人又来了”。过彝族地区的时候,见到一个小姑娘在外面玩,吹着彝族特有的口琴,很可爱。懂得彝族语言的解放军问她,她说她原来是汉人。那应是被俘虏到彝族地区做奴隶的后代。她还天真烂漫,不懂得生活的无望痛苦。大家都很同情。当时杨静仁叫我们把吃的都送给这个小孩。在西康地委里也听说,胡宗南部队打败了,往西南撤退,有一批军官的太太随军走,经过彝族地区后全部被俘虏做了奴隶。后来她们见了解放军就跪着哭:“你们做做好事,救救我们离开”。
      我们快要离开彝族地区的时候,一天,马走了一大段下坡路,周围景色平淡,但到了尽头,突然发现置身一大峡谷的岸边,这是四川云南两省以金沙江分界处,大江是褐红色的急流,两边又高又大的山夹着,江水冲击河床巨石的声音加上山壁的回音,如同阵阵雷响,四周没有人,没有别的声音。天色晚了,杨静仁说,这里是两省交界,容易出事,带着勤务员先走了。黑暗里常怀光与我只能找块稍平的地方,解鞍过夜,睡下,忽然看见这边大山上,从下到上满满一片荧光闪闪,照得都像白昼了,这是遍山铺满的萤火虫,何止亿万。天亮醒来,才知道睡在一条陡峭的岸坡上,下临大江不远。
      过大小凉山时,据说可能会遇到彝族人的狙击,过了雷波,见到解放军的帐篷,就安全了。我们觉得,康定的藏区在苗逢澍为首的西康省康定地委领导下,工作稳健,按照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慎重稳健的方针做事。到了四川之后,遇到解放军,那就不同了,他们有解放奴隶、革奴隶制度的命的抱负,对当地民众宣传,说话激烈。两者大有差别。
      无论从康定到德格,还是从昭觉到屏山,这一路山水之雄奇秀美,很难描写。有时候真像走在古代的画卷中,自己是蜀山行旅里的人物。可是,偶然马的一后蹄踏空,就悬在崖外,这样艰难行路中,也顾不得欣赏苍崖悬瀑。我还遇到过危险:有一次在高山上,马疯狂地跑,我向内靠山崖一面跳下来,马停了,但缰绳还绊着我的脚,而另一面就是深渊。此外,在凉山与同行者用溜索渡江;归程乘船经三峡,船舵突然失灵,也危险万分。反正那时候没有结婚,没有家庭的负担,生死置之度外。
      凉山上满布原始森林,空气的洁净清凉,以前从未遇过。处处都是树,大树倒了,横倒在地上的树干生满苔藓,又生出新树。有些地方从没人走过。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坡还能努力走,下坡时脚已由不得自己。走了几天才到了平地,这第一次感到平地的可爱。到一个地方,休息几天,脸上变成了花脸,半白半黑,因为紫外线特别强,把整个脸部烤成这样。说实话,虽然有这么多危险,这么多艰难,可是想起来,艰苦比不了过去费孝通夫妇到广西大瑶山等地的考察,也比不了现今专家们做的学术考察,因为我们是中央下去的人员,有这种身份,到处得到保护和接待。

       六、达赖喇嘛来京, 四川藏区叛乱
      1954年,我遇到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喇嘛到北京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贵族如索康等也来了。他们住在王府井南口偏西的北京饭店。我先去北京饭店看望了达赖喇嘛的姐姐等,问有没有需要办的事。 后来有一天,在北京饭店的过道上,我看到了计晋美,当时边上的一扇门忽然开了,年纪同我相差不多的十世班禅出来了,计晋美吐着舌头往后退,恨不得退进墙角里去似的,我明白那是表示恭敬。统战部也安排宴请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等。有一顿饭是吃火锅,火锅的火弱了,当时在我们这一桌负责招待的是汪锋同志,他就拿最好的酒,不知是不是茅台,往火锅里倒,火“扑”一下子旺起来了,索康在旁惊得吐舌头。汪锋做统战工作,出手大方,给我印象非常深。在这次会议期间,达赖喇嘛去过民族事务委员会。有一次他的墨镜掉了,大家还拿着看,说镜片相当高级。
      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喇嘛等参加完人代会走了以后不久,四川传来了藏区发生叛乱的消息。据民委负责人刘格平从四川回来说,四川藏区叛乱是从实施改革引发的。康定地委把土司等上层召集来康定开会,协商藏区土地改革问题,开会中间,下边的干部就动手搞起了改革,因此引起了上层叛乱,死了一批年轻的干部。在此之前,杨静仁、常怀光和我曾住在中共康定地委,闲暇时有些青年男女干部和我们一起在小院里打克朗球——这是木制的颜色不同的小圆圈,放在木盘上,拿杆子打,和打台球一样,圈碰圈,打入悬垂在木盘四角的布洞里,以入洞多少计输赢。后来他们中有些人到基层搞改革,出了叛乱这事,其生死存亡就不明了。
      中央统战部获知四川藏区叛乱的消息以后很震惊,因消息不明,就催促四川省委速报或赶紧派人来北京商量此事。结果,发了几次加急电报,四川方面却迟迟不答。所以,我和常怀光私下议论说,这一路诸侯真了不起,架子真大。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派了省委委员廖志高、苗逢澍来。当时还有西康省。廖志高是西康省委书记,下管两个地委,一个昭觉地委,一个康定地委。苗逢澍这时已是省委委员了。李井泉不光是四川省的党委书记,好像还是西南局的书记,地位很高。廖、苗到北京后,在统战部开会,讨论藏区的叛乱问题。刘格平也出席了。我记得,廖志高和苗逢澍到部里来时,都一脸不满,像跟人生怒气的样子。当时,江平已经来统战部了,讨论会上他发言提出内蒙牧区、西北牧区的改革用了和平方式做得如何的成功。会后,李维汉批评了江平,大意是说:“你这话就等于说四川他们做得不对。要注意我们一切谈话首先要想想效果。”后来这个会写了一个总结性文件。多年后,江平说文件是他和我起草的,我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最初李维汉还同情刘格平的意见,说康定地委不能这样急着办。后来,李维汉就问刘格平说,为什么吸收藏人加入的藏民团,在叛乱中却站在党的这一边战斗呢?我先是觉得,统战部还是维护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慎重稳进的方针的,后来感觉有些不一样了。我觉得内地土改刚刚完成,一切正在建设中,等大部分地区建设有了更大的成效,自然会影响少数民族地区,那时再实行改革也不晚。后来我想来想去,大概李井泉有中央书记处支持。邓小平的风格一向凌厉无前。我听刘格平讲,送什么文件到邓小平那里,放心,他从不拖延积压,马上批完,做什么事情都快得很。有一次我起草了一个电报稿子,发回一看,是邓批示的,一字不改,我感到很荣幸。李维汉谈到邓小平时,我觉得态度慎重、有相当敬意。经过这么多年,回想起来,邓小平是一个自信心强、很有魄力的领导人。
      我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时间,正是西藏从和平解放后不久到四川藏彝区出现叛乱时。回想检查自己的工作,我没有任何对不起组织和不利团结少数民族的言行,也没有闹过是是非非、整过人。这让我心里一直无愧。在被打成右派后,1959年少数民族地区平叛扩大化,还有达赖喇嘛外逃等事情,我就只能从报纸上略微知道点消息。

       七、撰写广西壮族简史,受到周总理表扬
      1956年12月,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民族处副处长江平,还有联络处处长金城,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从北京出发到广西去,从广西又到了海南岛。李维汉是老资格,是党的元老。他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办过学。建党后,他就加入了共产党,所以资格非常老。他身材魁梧高大,神态威严,对于副部长或稍微低一级的秘书长、处长要求很严格,大家都有点怕他。可是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不摆架子,很喜欢谈自己的想法。在火车上或在宾馆里常同我们聊天。当时李维汉的思想比较活跃。在广西桂林叠彩山散步时,山上有明末忠于桂王抗清、兵败被俘就义的名臣瞿式耜墓。他了解到这墓是清代官修的之后,就有些感慨,说一切事物要一分为二来看,清为了鼓励其臣民效忠,就郑重地甚至给反对他们的前朝的抗清大臣修墓,不一味地将其视为敌人。又说,对蒋介石也要一分为二,蒋坚持抗日还是有对的一面。我们到了海南岛海口,他看到了民主党派的机关所在,认为民主党派的机关太简陋、寒碜,由此他提出共产党的党务机关也不能那样大。到了通什,这是当时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的党政机关所在地,在一个月圆的晚上,我们在一个极小的丘陵上散步,见到了两所建筑,一个是自治区政府的楼,一个是区党委的楼。他说:党委的楼为什么比政府的楼盖得豪华?他认为不应该这样。后来他又带着我们回到了广西,在南宁举办了一些座谈会,与会的有些文艺界人士、还有政府的一般干部。座谈会上大家提意见,地方干部包括海南岛的干部和广西省的干部,都反对“条条”、主张“块块”。“条条”就是从中央一直管到底,中央把权力贯彻到县一级。“块块”就是允许各个地方充分行使处理地方政务的权力。来自教育界、文艺界的人,其怨声相对就更大一点,无非也就是说领导的党员包办一切,有时候不能听一点不同意见等等。后来李维汉表态说,这些事情,你们完全靠我来反映给省委和中央,在我是可以的,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你们自己要作斗争,自己不斗争就没法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李维汉的这些话,我感到都是对的。总之,1956年,党内外气氛似乎一度宽松、活泼,允许提出各种意见来。
      1956年末到1957年初,我们到广西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准备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此前因为广西有不同的声音,所以,李维汉带我们去广西就是调查此事,听听党内外各方面的意见。他回京汇报之后,中央经研究有意成立自治区,于是全国政协在北京开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各界知名人士,其中绝大部分是广西人,我记得人数约有200多人,讨论是否要成立自治区。当时广西籍的民主人士很少有反对成立自治区的,坚持不同意见的有黄绍竑,他提出即便成立自治区,也要把广西分成两部分,在东面的3个专区还叫广西省,在西部成立自治区就可以了。他的这个意见说出后,广西省的一些干部站起来就坚决否定,而且还揭黄的历史,说在国民党的时候在广西做的坏事,至今民愤仍在,还不知改悔。我记不清为这事总共开了几次会。有一次会上,周总理谈到广西历史的时候,说在座的有邓锐龄同志,这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他写的《广西历史概况》很好。我当时站起来了,大家都瞩目我。
       为什么周总理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表扬我呢?原来,跟李维汉部长去广西调查前,处里忽然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写一个广西历史情况的报告,当时并没有告诉我要作什么用。我就写了一篇《广西历史概况》,简述广西的政区建置沿革和民族关系的历史。当时部里的图书馆没有相关书籍资料,没有二十四史,却最爱买进一些新译出版的苏联小说,所以我只好去当时在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查书、抄书,白天去图书馆,晚上回部整理。这样写出来的概况,基本上用的是原始史料,也参考了近代学者的著作。作为内部报告,就这么匆匆地写了。正文后都按照论文的规格做了注释。只有一个地方用了徐松石写的《粤江流域人民史》里的一句话,漏注了出处,具体是哪个地方,我后来也查不出来了。别的都注明了。当时我想,这是给上面写的报告,我已经这么严格地做,应该就可以了。在抄这份报告的时候,还请了同事廖祖桂和萧天一帮我一起抄。后来忽然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我的文章公开问世的第一篇。后来知道,原来是李维汉把我的报告送交给周总理,周总理用墨笔把一句一句都点了,还改了错字。不知是谁决定,文章就这样发表了。
      这两件事,一是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文章,二是周总理当着广西来的和北京的广西籍的上层人士表扬我,这就造成我在统战部年轻人里成了突出的一个。我的思想是否因此而变得不可一世呢?不是。当时我在政治上非常天真幼稚。我仍然觉得那篇文章因为写得太仓促了,够不上学术研究的水平。有一次我碰到北大历史系研究宋史的老师邓广铭先生。我问他,您看到我那篇文章,有没有什么意见?他没说什么。我心理就有些打鼓。因此,在1957年反右那种大的政治压力下,要我谈我近年的错误思想,我当时就说:我的文章发表后,还受到周总理的那样表扬。如果这篇文章能在学术界通过或者受些表扬的话,心理就更踏实了。这是自己真诚忏悔的想法,但别人听了就会认为我太目无长上了。当时我谈的是自己的思想活动,并不是说我看不起周总理。
       我回想多年以来,自己有时自卑,有时骄傲,但我当时对部和处里的领导们丝毫没有什么骄傲可言。统战部当时的领导人有经过长征的如李维汉、童小鹏,其他起码也都是从延安来的。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打过仗,甚至进过监狱,如平杰三。我可没有这么长时间的革命经历,我对他们是十分尊敬的。当时统战部里的工作人员不算多,因业务不同,而且各处工作都有保密性,相互不能询问,较少能互相畅谈,缔结友谊。一般凡是担任研究起草文件的这些人,大部分又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以前做过地下工作的,其中有些是很能写文章的,比如黄铸、林青、李青等,年纪都比我大两三岁,班次比我高,我把这些人都是当做学长敬重的。又如韩戈鲁和1954年从西北局调来的江平,都审改过我起草的文件,我对他们是佩服的。另外,我工作特别繁重,接触同志不多,也可能在某些交谈场合中,有什么神气、言语不对。我仔细想,得意有之,有点傲,那应是对待我周围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同志,这是我的不对,但目空一切,自认为了不起等等,是没有的。

       八、被打成右派
      1956年初,周总理有篇号召知识分子归队的报告。看到这个号召,我的心里就动摇不定。当时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的沈家驹老师找过我,提出来他们要制定科学12年规划、做各方面的研究,问我:“你怎么还在统战部啊?!”这位沈老师是党员,燕京大学毕业生,是做学问的人(后来他在文革中自杀了)。我的老师向达先生,当时也到了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历史所二所任领导,他也愿意让我到他那里去工作。还有天津南开大学的郑天挺老师,当时是历史系主任,他亲自到我家里来找我,要我到南开去教书。我觉得更愿意回到研究岗位。
       我是1955年结婚的。原来有个天真的想法,认为一个人白天可以做工作,晚上再看书、做研究,像哲学家斯宾诺莎白天以磨镜片为生,晚上做学问一样。结婚前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但结婚后就不可能了。所以,我想我还是回到大学好,就请求调动工作。副部长刘格平知道后说:统战部对邓锐龄不错,他干嘛要离开呀?我听到后就觉得,人与人之间,业务不同,很难理解,真是隔行如隔山。我当时不过是愿意继续做研究工作而已,不愿意永远在党政部门里工作。
      我在统战部6年,工作非常繁重,但事无大小,都尽力做好。当时读到列宁的书上说到,不要嫌小事,大事是小事积累而成的。所以,小事也都努力地做,如抄写。大的事情,如起草电报或者答复地方问题的公文,以及重大会议的记录和某些领导干部的公开场合的发言稿等,这类事情我都做。在部里,我大体上是做西藏工作的,中间也有过变化,比如,曾经看了贵州省各县县委有关民族工作的检查报告。广西成立壮族自治区的事,也参加了。可大体上,我还是做西藏工作的。工作成绩让大家比较满意。我27岁入统战部,因为我是研究生所以给我定了20级,而给一般大学生定的是21或22级。来部几年,我已被提到17级了,相当于副科级。统战部的规矩,给人提级,不公布于众。我是没落的旗人后裔,“纨绔子弟”,从小还不愁衣食,不贪金钱权位。给我再多的钱,提升得更快,我也不因此觉得了不起,对我思想上真没有多大的影响。后来的经历让我悟到,当时在统战部里是有点突出了。另外,我还被评为中央统战部的先进工作者,时间大概是在1956年,记不太清楚了。统战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把日常工作私下记录。因此我当时所做的许多工作,现在都已经忘记了。我的意思是,当时我不安心,并不是因为统战部对我不好,而是工作与我的志愿、能力、兴趣不一致。
      1957年我被划定为右派,组织上在1958年春天作了书面结论。结论不太长,我本来有一份,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结论分3部分,一部分是错误言论;第二部分是对待错误的认识和态度;第三部分是结论,即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3级。整个看起来,这个结论有一个重大问题,当时我也意识到了,但是不敢提。首先,我说的一些话,是1957年6月份整风开始以前,如1957年3月在处里学习哲学问题集体讨论小会上,我说科学既以探讨客观真理为目的,本身无阶级性,社会科学也是一样;无产阶级也会犯认识错误;4月在部总支改选大会上说应该实行民主,不要对出现“问题”的同志,群起而攻,不容分辩,还不如法院中有辩护律师可以依靠。还有头一年(1956年)在统战部内与同处个别同志私下聊天的话。更多的一些话,是把我揪出来斗争数次以后,支部让我谈思想根源,让我交代曾经有过的即便是片刻的错误想法,我向支部指定的联系人说的,如斯大林杀了许多好同志,这在英美就不会发生;政府内可以设立一种牵制性的机构(现在叫做制衡),如唐代的门下省,以防决策上出现影响全国的严重错误。帮助我认识问题的韩戈鲁说:“谈或写出自己的思想是最容易的事。只要谈出来就能减轻你的处分,不会加重的,这些不会记入你的结论。”结果把我在支部委托帮助我提高认识的同志面前坦白交代的思想,也都作为鸣放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记入结论了。
      在结论还没有下来,我受审查的时候,只许我自己一个人在一间办公室看反右派的政策讲话,偶尔会有人来问我几个问题。但反复看一篇文件,太枯燥了。其他时间,我就看《通鉴》。我原来看过《通鉴》,那时候又有了标点本,所以这段时间我又把唐朝的部分看了一遍,都是偷偷摸摸地看。因为部里的人们已经不理睬我,甚者用特殊眼光看我,我面子心重,午饭时不敢去公共食堂,那里会遇见很多人。我出外吃饭后,就到缸瓦市附近一家名叫“亚东书局”的小旧书铺看书。书铺主人约40多岁,很精通目录版本之学,和他谈谈学问,就算暂时逃避一下。当然,受各种各样的歧视相当多,这些就不必说了。
      那时,我确实有一些独立思考的意见,可并不是一定坚持不舍的。遇到这种情况最难办,就是众口一词说我坏,问我:为什么别人都没有这种想法,只你有?可见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立场很顽固。逼我承认犯罪,用强大的语言力量压迫一个人深挖思想,并要服罪,这是很难受的。人们老说,你这个立场必须转过来。我当时也老想着转,有时候想得脑袋都大了,不知这个立场怎么转呢?说反党反对社会主义,与党有深仇大恨,这些我都不可能有。我的家庭是没落的旗人,我们的老房子在府右街北口,正好对着政务院,政府收购了房子,给家里一笔钱。可以说,我家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文化界的名流。我的上一代人没有从事政治的,没有海外关系,也没有跟国民党走。我自己历史也简单,离开学校就到统战部来了,没有什么别的事。
       戴了帽子后我被下放到山西崞县(后改名原平县)劳动,同我一起去的也有一些革命干部。后来我又被安排到北京大兴县南苑劳动。前后一共2年。正值高举“三面红旗”时期,在革命干部监督下右派的改造也要求“大跃进”,精神上所受的种种刺激和重压,可以想知。1960年春,我被分配到民族研究所。在离开统战部前,副部长平杰三请我们几个“右派分子”吃了一顿饭,席上对赵范、郑心如和我说,你们都是在党多年,工作努力,有贡献的,开除你们是不得已的。
      我这个问题到文革后1978年得到了改正。

      九、初涉藏学研究
      我的学术研究生活是在分配我到民族研究所以后再度开始的。刚到民族所时,做了很多零散工作。譬如当时民族研究所购买了法国人沙海昂(A.J.H.Charignon)收集的一大批中西交通史资料。这些书80%以上都是法文的,包括耶稣会士的书简集、《通报》等都有,几乎是全的。这些书应是民族所的一个珍藏。我到民族所后,就给这些书编目,一部一部搬上架。在这个时候因为工作关系,与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等先生们有了接触,在一起编写《辞海》中国民族和世界民族部分词条的释文,也与翁独健先生接触过。有一次为了《辞海》工作,我查了一下《英国大百科全书》,打开书卷,好多字都似曾相识,却不知是什么意思了。所以,那时候工作之余,自己还要找些英文读物、英文小说之类来看,慢慢恢复。那时候,潘光旦先生倒是挺愿意帮我的,不过他地位那么高,学问那么大,也不能给我做英文教师,得靠自己。
      1962年,我37岁了,才开始做西藏史的研究工作。那时候是王森先生做组长,组员有柳陞祺、李有义、常凤玄、李凤珍、黄颢、我。李有义当时是研究员,而王森和柳陞祺是副研究员。柳陞祺先生年纪最大,其次是李先生,再次是王先生。
      说搞藏族史,我得学学藏文吧。当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还是学了一年多的藏文,先后4位老师:邓蓓蕾(女)先生是开门老师,从藏文字母讲起,讲到现代语体文;第二位是车如龙先生,讲文言文,引人入胜;第三位是庄晶先生,庄先生也讲文言文,广征博引,讲了很多藏文语法和词汇的知识;第四位是扎西旺堆先生,教我们公文、档案。当我学完以后,有一次跟常凤玄在一起看一本书,他说:“你怎么藏文学得这么快啊。”黄颢也说:“你们可学得太快了。”我们学习藏文,没有从口语入手。4个学期,头一个学期讲的是一般的简单的文字,第二、三学期就开始讲古文,第四学期讲档案。每星期学2个小时。在这之后不久,我就跟王森先生、柳陞祺先生在一起工作了。
      我曾经给王森先生做助手,王先生的那本《西藏佛教史略》就是由王先生口述,常凤玄和我两人记录的。那是1963—1964年,中央统战部交下来的任务。王先生谈话逻辑性很强,慢且清楚,讲时很少改换说法,谈这句话,上面的话也没有忘掉,脑子非常好。我们当时每个星期记1次或2次,我写一份,常凤玄写一份,交给王先生看完以后再改。改完以后,内部印出来大字本,送交统战部;王先生又加以订补,1987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就出了《西藏佛教史略》这部书。现在想起来,王森先生主要是根据《青史》来写西藏各个教派源流的。书中有创见的考证,如关于元代的十三万户、黄教的兴起等部分。全体上是对各种史料融会贯通以后写成的。但王先生的兴趣不在藏传佛教史,他的兴趣在研究因明学上,算是接受任务做了这个事情。上世纪30年代王先生从北大毕业后就坚守这个专业,直到谢世。
       1962年,民族所订立制度,每年要考核成绩。我决定先找一本书翻译,就选择了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当时这部书的上册在王森先生手里,我不好要过来,于是就拿下册来翻译。我对于唐代的吐蕃一点都不懂,就根据字面意义硬译,那些人名都是用日本片假名拼出来的,就这样硬译,译得很不好,我一直不愿意拿出来给人看。有一次王辅仁同志要借,我没有答应,也没跟他解释。后来认识到,应该解释一下就好了。我当时只觉得实在是译得太差了,很惭愧。这种情况之下,有的同志就说:“你看他调来以后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后来,王森先生跟人讲:“你得容他时间,他刚刚开始做这个工作。”那时一般写什么东西呢?主要是汉民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民族的四大特征,斯大林的定义适不适用于中国,“民族”一词在西文里是什么等等。我不愿意花时间在这上面,愿意学点实际的东西,所以当时一些同学都写文章发表了,我什么都没有。在那时期,所里还让我给历史室的同事补习英文,我是被硬逼上场的。
       1960年开始进民族研究所从事科研,1962年开始学习藏文,1964—1965年又到山东黄县劳动兼搞四清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能做什么呢?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又是所谓“牛鬼蛇神”了。

      十、参加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
      1969年冬,我们集中到学部,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在,参加运动。民族所,还有外文所、文学所等几个所集中在那里住宿,搞运动。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斗争我都不能参加,也不知道运动情形,工宣队就让我和经济所的一位同志在老师傅的带领下烧锅炉给革命群众取暖。大概烧了有一个多月。忽然,12月5日,通知我说不要烧锅炉了,要参加工作,这就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工作。后来才知道这是地图出版社的功劳,地图出版社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贴出一些大字报要求把这工作继续做完,说这地图本来是遵照主席的指示开始编制的,我们应该继续做,结果真是实现了。民族研究所文革前就承担了地图集的西北部分,这就包括现在的新疆、甘肃和中亚的历史地理研究。起初翁独健、冯家昇、张锡彤、汪公量、楚明善、吴丰培等先生都参加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教学研究一律停止,老先生们纷纷被审查,工作就停顿了。所以恢复续作就由当时革命的年轻人主持了。当时林家有同志是党员,年纪轻,所以工宣队要他来主持这事。参加这项工作的也多是年轻人,只有两位老先生,一位是冯家昇,他研究辽史、西北史地,国内、国际上都很有名,当时大概已经60多岁了。另一位是罗致平,广东人,曾经留学日本,通日语、德语、英语、俄语。其他年轻人在此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西北史地方面的研究。而这年我已经44岁,过去听向达先生讲过《中西交通史》,也听过冯承钧先生的课,多少有些影子,再加上我努力自修外文,还能用,就留下来了。
       留下来以后,最初几个月,我们住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院的大批师生、员工都下去了,所以环境非常安静。到了次年1970年夏天,搬到了学部,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住了有2—3个月。后来,又搬到东厂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在那里住的时间比较长,有两年零三个月。
       住在民院的时期还是过军事生活,每天要集中学习时事、政策,老先生下班可以回家,其他人不能随便走。我那时被说成是在革命队伍以外,甚至是在人民以外,还是所谓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予追究的这么一个人。心上是很自卑的。
       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汉魏六朝部分由肖之兴负责。隋代由马恩惠承担,她是北大阴法鲁教授的夫人。隋代时间很短,没有很大的变动。她没有跟我们一起工作。唐代是林家有负责。北宋由罗致平承担,后来加上了杜荣坤。南宋、元、明都由我承担,明代一小部分是罗致平先生。清代部分由肖之兴、杜荣坤、林家有一起负责。我担任的部分是比较难做的。
       当时不但是民族研究所,整个北京市的公教人员大多都由于所谓林彪的一号命令被下放了,留在北京的人少极了。我们这些人经过一段集中办公,住到近代史所。林彪事件后,慢慢松一点,仍是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有时候加班,晚上还要写东西。还要学习政治。全组除老先生外,要参加劳动。到冬天,大家都去运煤,生火,封火,弄炉子,扫院子。为此,蹬三轮车运东西我都学会了。
       1.回忆冯家昇先生  西北历史地图工作,辽史专家冯家昇先生应该是主导力量。我一开始做的工作就是边界线的划定,先从明代的做起,然后往上推是元代的,再后是西辽的。做这三代的边界需要用外文。冯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当时在我对面工作,每天就是看看书,不动笔,不写什么东西,精神状态很低沉。我有什么问题就问他,他即给我以指导,告诉我应该看什么书。
      我跟冯先生在一起工作相处不到4个月,他就故去了。他去世前一天,因为我们手头有一些美国出版的讲中亚史地的杂志。他叹息地说,这个作者,他认识,写了文章了,那个人也写了文章了。那时候我们俩聊天,他说晚上睡不着觉,我说元代人写的一部笔记里有一条讲睡觉的办法。我还说那笔记上面说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要杀魏大将军曹爽,搞政变。晚上,兄弟两个人在帐子里睡觉,司马师睡着了打呼噜,司马昭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因为第二天就要实施大政变。我说这本书里的这个事讲得真有趣。冯先生说,谁告诉别人说他睡不着觉啊?我一听,觉得冯先生是读书能够怀疑,挺好的。那是1970年4月上旬,我送他到楼门口,我说:“您慢慢走!”他说:“好,好。”回去第二天,冯家就来人了,说冯先生已经故去了。冯先生故去以后,我失去了导师,工作任务更加重了。
       2.勇担责任,尽心工作  历史地图这个工作,若出了政治性的错误就不得了。当时我确实也是要真正革命,不怕牺牲,不怕惹祸,就承担了西北边疆的边界研究工作。当时我觉得民族所在整个地图集各相关单位里比起来,相对弱一点,冯先生在时还好,冯先生故去后更不行了。我暗下决心得拼命来做,维护所的荣誉。我对这个工作一直盯得很紧,我承担的南宋、元、明这三代地图,几乎是从头做起的。最后还把全组的整个地名考释看了一遍,写了各代图幅的说明。依照编撰体例规定,一幅图应有一个标准年代,要到史籍里面找这个年代内出现的地名,或者用前后夹出的办法,即如果某地名在标准年代中不见,但在此年代前后出现了,就可以采用。当时有些外文书我还是较早看到的,可是没工夫研究,只能从中摘地名,看看外国人的注解,把它记下,这也花了不少工夫。
      西北组的编制工作得以较快地完成,归功于民族所图书室的负责同志魏治臻同志。在1969年编撰地图的工作刚开始时,他把民族所关于新疆方面的书籍,不管是汉文的,还是外文的,整个都拿出来供我们使用,这太方便了。不然,在文革中,很难找到这些书。在那不久,1970—1971年之间民族所的其他藏书就因备战需要,先运到河南,后运到西安,存放在三线山区了。有一次,考古所夏鼐先生到我们那里看了看这些书,觉得挺好,连连称赞。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黄盛璋先生也到我们那儿来过,说你们把书都集中在一起了,不错,言下之意非常羡慕。可是民族所图书室没有的书要向外面去借。那时候借书很困难,我们要看外文书,尤其是关于边疆的书,需要到外交部开介绍信。这期间,我学了德语。最初我找了一本德语课本来学,字母和发音都不会,就请研究民俗学的江绍原先生教我一遍。又从民族所图书馆领来了一个留声机和德语唱片,跟着学。学了以后,只用过两次,一次是看一个日本人写的有关西北方面的论文,其中引用了一大段德文,我全看懂了,很高兴。还有一次,我写论文《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卫杂考》时,引用了傅吾康(W.Franke)的一段德文,借助字典把它看明白了。以后就再没有用了。
      研究边界的部分以外就是地名考释了。这需一个一个地点来研究。尽量先看史料,然后再看有没有做考证的必要。没这个必要,而且学者们已经有结论了,那只好采用,没有别的办法。这样,基本上算是编的工作而顾不上研究。可是,编也花了很大力量,一个是搜寻各家研究成果,另一个是要写出关于这幅图的说明,要解决边界线上的什么问题,点上的什么问题,尽量不要让人家挑出毛病来。
      在这一工作过程中,我在民族所收藏的用于编制历史地图的资料里,偶然看到了俄国著名学者巴托尔德(W.Barthold)著、英国人米诺尔斯基(V.Minoersky)译的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不知谁又把这英文本译成汉文,还是一份工整的手写稿。我就对着原书看,译得真好,令人佩服。后来才知道是张锡彤先生译的。张先生是张广达教授的父亲。我想,要是自己来译,肯定译不了这么好。
      从1969年12月到1973年,差不多有3年多,我整个精力都投入到历史地图的编撰工作里。在这3年中,付出的劳动相当多,对自己的要求也相当严,不敢大意。1952年从研究部毕业以后,虽在文革前进入民族史研究领域,但临时加派的任务多,而且总在动荡不安之中。到了这时候,是头一次能安静下来集中精力做点事情。
      我们在北京编撰地图的时候,有好多同事在下面劳动,一时不能回来,很羡慕我们。后来,从他们中间传出一些话,说我在历史地图编制上做了不少工作。同在一组工作的肖志兴当时也说:“你来了可好了,解决大问题了”。有时候当面对我说这些话时,我只好苦笑,因为自己觉得知识还很浅薄,有些问题想深入研究,还要有充足的时间来学习语言,这怕不可能了。无论如何,这3年集中搞西北,西北方面最重要的书,几乎全涉猎了,有些同志们写的稿子也都交给我看。我没有想借这个工作博得名誉,只是想把这个工作做好。 
      记得我在近代史所住的时候,吃完午饭可以在附近散步走走。一次,走到东四牌楼西北角的新华书店,我进去看了看,书店里都是毛主席的语录、毛主席的书、江青的书、林彪的书,其他什么书几乎没有。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依靠着柜台看书,看的是当时是姚文元下令出版的一个薄薄的小册子,英国赫胥黎(Thomas H. Huxley)著的宣扬进化论的译本。那小孩在那儿看,我看了心里非常之难过,我觉得小孩正在求知的年龄,这本书她肯定是看不懂的,却没有什么书给他们看。
      当时全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而我们这几个人安安静静地在一起看书,过了3年非常安静的生活,深感非常幸运。另一方面,当时我的心情还是比较复杂,有种种困难。
      第一种困难是政治上低人一等。当时的政治气氛,大家可以想到,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在西北组里没人歧视我,但我的心上总有负担。当时对于毛主席的指示都须认真学习领会。努力要求自己在思想上能够改造得好。在业务方面,在这一领域接触了许多学术著作以后,我就发现外国人的研究,有些地方比我们开展得早,而且研究比较深入。记得有一次我在组里说了这个观点,当时还有一位同事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我说有些日本人的一些论著要留心看一看,他就说,这是不是媚外。会后,林家有就跟我讲,不要理他,让他去说。
      第二,在经济方面,当时因为我的收入降得比较低,又不能分出精力照顾家里。家里也是生活太困难的缘故,不是特别和睦。
      第三,在学术成绩方面,我在近代史所办公时,和当时留在北京的几位史学界同仁接触过,像近代史所研究西藏史的王忠先生,我过去在师大附中时比我高两班的史树青先生,近代史所卞孝萱先生,这些人大多年纪比我大,都很有学问,跟他们一比,我就觉得自己仿佛是刚刚开始研究工作。别人都是在一个学校里教书,或在一个单位里研究,连续多年,写作不少。曾和我一块儿在北大研究部里读书的,像安志敏、蔡美彪等同志,也结束下放生活,回到北京,都做出了很多成绩。我感到因不能专一,老大无成,深深自卑。还意识到,要在中亚和新疆史地研究方面有所前进的话,需要的条件太多,我已经40多岁了,做不到了,如果再学俄文、维文,或者波斯文、阿拉伯文,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了。
      大概到了1973年春,下放结束了,民族所从河南的明港迁回到北京了。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了。我也在1972年年底时从近代史所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内民族所原址。
       3.回忆与谭其骧先生一起工作,同辈间为历史地图工作进行交流    我遇到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期间,1973年1月。初次见到他,是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一个会上。他那时刚被“解脱”不久,坐在后排,前排坐的都是年轻人。后来他慢慢就主持工作了。他工作非常认真,对于边疆史地方面,他自己谦虚地说没有什么很多的研究,很愿意下问。我把西北方面的地图交给他,他总是一个地点一条界线地看,从不马虎,所以我觉得谭先生担任主编是名副其实的。不但是地图,就连《历史辞典》后来他接了郑天挺先生的班,也是这么做的。他脑子好,好多历史记载一经提起,都谈得原原本本的,我们和他是没法比的。他是一个实在地做事情的人,没有什么奇怪的脾气,平易近人,工作第一,其他的都是其次。因为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没法随时请教,我觉得很遗憾。他常常写信跟我讨论地图上的事情。1984年他给我的一封信里说,在他认识的人里面,在这审订地图工作中,我是工作最认真负责的一位,他很久以来就把我当作同道。这几句话对我来说就是莫大之安慰。因为他毕竟是行家,他说出这话来是有分量的。南京大学的魏良弢教授有一次来北京,到我家,他说去上海见了谭先生,谭先生正和弟子们讨论事情,葛剑雄也在,有些英文方面的什么事情解决不了,于是谭先生就说“问老邓去”。
      我和南京大学的陈得芝教授也是在编撰历史地图工作期间认识的。陈先生跟着韩儒林先生读书,研究蒙古史,造诣很深,在西北、西藏史地方面都有坚实的基础,指出我写作上若干不妥的地方。民院的贾敬颜教授专攻蒙古史,给了我很多帮助,是同我最能谈得来的一位先生。看了我写的地名考释后,夹上纸签,写着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对。这都使我感谢万分,同这些老师和许多同辈同龄人的交际,让我既虚心又愉快。
       十一、重启藏学研究
      我回到民族研究所是在1972年底,到了73年以后,便又开始藏族史研究了。当时民族所历史室的主任侯方若问我:“你是继续研究西北呢,还是研究西藏呢?”我想研究西北要许多的条件,语言方面还要再学一个古维文,哪天能够用啊?若研究西藏呢,不管怎样,我过去多多少少还学过藏文,早些年前还能够初步看书;而且当时中国和苏联纠纷很大,继续研究西北,又会有好多临时任务交下来。我还是搞西藏吧。我还想到研究西藏方面的话,西藏有佛教,我的家庭里面,我的父亲过去信佛教,有佛教典籍可看。再说,英文书里讲近代西藏的比较多,这都对我有好处。今天讲来,我研究西藏历史也好,藏族历史也好,很多都是服从组织需要,不是我自己主动的。西藏研究是很难的。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曾经到北大,见过去的同学,当年他们只比我的年级低一些。有一位说:“你看看老邓这么多年也没有写什么东西。”但另一位说了句很温暖人心的话:“他这行是一条比较难走的路,走这条路,许多条件得要具备,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到成效的。”
       所以,从1973年起,我又搞西藏史研究了。可是,编撰地图的工作还没有完结,还要一直坚持做。此前同组的同志,如林家有、杜荣坤都纷纷搞自己的专业去了,我仍守着地图工作的西北、西藏两方面的修订工作,一直到1986年。1988年《中国历史地图集》16开本8册才全部出版。
       1982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开始主持《中国大地图集·历史地图卷》的工作。这是一个动态图集,不只是一个疆域和行政建置的地图集,比如民族分布迁徙、战争、交通等等。编撰这些图,又要我来参加。2005年上半年,原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工作的高德,受命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他看到有些地图上的问题,又让我帮忙。这个事情一拖再拖,直到今年(2014)才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由地图出版社、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出版的还只是第一卷,还有两卷在继续做。回想此前出版的8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说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多名学者,大家同心合力搞的一个工程。标点《二十四史》还是在其后开始的。这两项工程对史学界极有贡献,在这以后,再组织这样巨大的工程就不好办了。要是谭先生在世的话,谭先生的威望高,大家都听他的,没问题。到后来找不到这么一个人了。

      十二、与柳陞祺先生合作,撰写藏学论文
      大概上世纪80年代以前,简单说就是改革开放前,我一直是以参加集体写作为主的,80年代以后慢慢风气变了,变成要看个人的成就和表现了。这下我怎么办呢,许多工作都压在我身上,我脱不出手。这时候柳陞祺先生约我一起写点东西,就算挽救了我一下。因此,我对他很感激。不然的话,就变成我一篇论文也没拿出来了,要拿,就只能是很早前在统战部时写的《广西历史简况》。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在近代史所搞历史地图的时候,碰见近代史所的卞孝萱教授,他说:“我读了你那篇关于广西历史的文章,写得挺好的。”当时,我的脸通红,羞得不得了,我想我就这么一篇文章公开发表过。别的都是内部写的,不标出自己的名字。在这以后,我发表过的就是关于西辽的文章。关于西辽的文章是这样出炉的:当时有人跟我约稿,我说:“我没有什么值得发表的。”当时有同志就说:“可以把你写的那些地名考释,找出一些来写一写。哪怕是两个东西拼成一篇也行啊。”我想了半天,只有西辽边界问题可以写一写,另外就是明初西北四卫了。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最初发表的东西。后来才有和柳先生合写的有关金瓶掣签的文章。 该文最初是社科院历史所编的《中国史研究》约的稿,柳先生把初稿写了一个大纲,拿出来让我看。我因为忙好多别的事情,就直接交给了历史所的许曾重了。许曾重和我是高中同学,友谊已经很长久了。后来,他把这稿子退回来了,说话很婉转,不好伤我的面子。我拿来再看了看,确实还需要加工,与柳先生商量,扩大内容,包括将引用的藏文翻译等,后来发表在《民族研究》上。马大正同志当时是《民族研究》编辑,他看了以后找我,说这里边有一段藏文转写前面是汉文译文,我们想把这过长的藏文转写删掉,我们说:“千万不要删!有些人说好多材料都是汉人写的,都是带着偏见写的,这次就拿它来证明,藏文的材料记载的事实是和汉文材料记载的事实一样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历史所的林永匡同志很欣赏,说“这篇文章掷地有金石声”。许曾重看了以后说,原来就应该要这篇文章。他还指出:“你们这篇文章是维护中国主权的。”当时柳先生和我商量,不要写得有大批判那样咄咄逼人的口气,要“引而不发”,把事实说明白,用心人一看就明白了。后来我二人合作,继续写了几篇关于清代藏族史的论文,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说:“邓锐龄可以写书吧,他干什么老跟柳先生合作?”我其实没有写巨著的、那么大的精力了。那时候民族所有些什么事都要找我,我的精力已经很分散了。
       关于柳先生,我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字,谈到了他的学风给我的影响。他毕生治学,怀着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高尚理念,直到92岁去世前,还念念不忘。他淡泊宁静,不求闻达,是一位纯真的学者。
       当时我做的工作头绪纷杂,却都是现实和形势所需。回想起来,觉得自己是逐渐在这些困难中进步的。我是不拒绝做工作的一个人。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二哥一块谈话,他是学机械的,他说现在有些人趁着文化大革命,什么事都不愿意做,认为这很舒服自在,其实做工作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很赞同他的意见。我没有拒绝过琐小的工作。在民族所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我还在业余时间练过字。后来,《辞海》编写的世界民族组领导人金天明有一次看见我,说:“你的稿子写得这么清楚呀。”他不知道我在练习。
      上世纪80年代,我一度做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做科研工作的领导者,做了3年多,极不成功。

      十三、入藏研中心工作及访学日本
      1986年,我61岁,调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刚来时,确实很愿意帮多杰才旦同志把中心办好,可来了以后不久我就到日本去了。我在民族所的时候日方就已经约我去做研究了,第一次我没有去。第二次又来约。当时多杰的意思是去1年,江平说去2年,到那又多加了1年,共去了3年(1988—1991)。我在日本帝京大学任教授,业余的时候还是努力想搞一点学问,没有忘记自己的业务,可是,做一点东西也很困难。访问日本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迹补考》。当时在日本写这篇文章,要跑图书馆,又要教书,又要写作,非常不容易。东京大学敦煌学、唐代史专家池田温教授把我的全部稿子译成日语,译文文笔很好,发表在《东方学》第81号上面。译稿也曾寄给藏史研究先驱者、京都大学佐藤长教授看,他说挺有趣味,写得挺好。后来我又补充修改了原汉文稿,经过谭其骧先生审阅,评价很高,发表在《历史地理》杂志上。可以说,这份在国内发表的汉文本比日文译本所根据的稿子要好得多。
      从日本回来以后,我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参与撰写多杰才旦同志领导的《元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研究》,这个项目是如期完成的。当时我写的章节所用的材料只有《东华录》和《清实录》,近代的参考资料只能看到兰姆的书和清代驻藏大臣的奏折。我是尽了自己的力量了。我记得那个时候领导说有两个国家级项目,一个是编纂档案材料,由李鹏年同志领导;一个是多杰同志领导的这个写作。当初我就觉得这样做是有问题的,材料还在编,就同时写作,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材料编纂在先,材料编好后再写。可是李鹏年那摊,我们不能加入了,没有办法,这面只好看一看一般的书。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里,我写了近代部分。研究隆吐山反击战时,我发现当时驻藏大臣文硕是激进的,一直支持藏人抵抗英国,到后来变了,为什么呢?确实是当时驻藏大臣没有什么威望了,因为整个军政要务全都被摄政呼图克图揽过去了,文硕连要去边境上调乌拉都不容易。三十九族本来是归驻藏大臣直接管的,其时他作为驻藏大臣连从那里调乌拉也都不容易了。关于隆吐山属锡金还是属藏的问题,在西藏人看来是西藏过去给锡金的,现在要拿回来;英国人说,你已经给了,就不能越境驻军。但是,边境线到那时并没有划定。英国不能不默认清廷对西藏地方享有主权,英国人用它那种19世纪欧洲通行的看法来看问题,西藏用西藏传统体制来看问题,清朝中央最初弄不明白。在这种形势下,让驻藏大臣怎么办呢?文硕后来也翻脸了,感到如果在雍乾的时候,摄政敢这样对我吗?这些东西我不能不如实写出来。写出以后我感觉得到,我的这些观点与流行的一些看法不一样,这是让我极为难的地方。
       原来一起合作的其他人员也交了初稿,多杰才旦同志和我都看了,认为写得太简略了。后来陈庆英、张云调来中心了,就请他们和民族所的祝启源参加这个重要项目。这书大概是在1996年写完的,不知何种原因,一直拖到2005年才出版。

       十四、离休后继续研究工作
       我在1998年,73岁离休。离休后,我想有两条路可以走,为此我还问过大学里年级比我低的一位校友。我说,我过去好多书虽读过,但没有读透,还想在老年的时候把我喜欢的书再读一遍。另一条路就是继续搞些研究。究竟怎么做好?他说:“你还是继续搞研究好。搞研究的话,还能写点东西给大家用。”我觉得这话是对的。所以,退休以后我还慢慢地继续做研究,当然也时时杂览。
      有些东西起初我自己并没意识到,慢慢做来做去,它就有体系了。比如明朝那3个僧人到西藏去,最初只想写一篇就完了,后来慢慢找些材料把另两名僧人也写了。清朝的部分也是如此,有时候写前面的事,有时候写后面的,零零落落的,后来慢慢就补齐了。这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有什么雄心大志,我没有的,就是做着做着,自然而然就成了这样一个情形。
      另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本来想把藏文趁着离休了把它补起来。因为过去学过,也能看书,结果又扔掉了,很可惜的。可是后来看到很多汉文材料,我就觉得汉文材料本身我们都没有弄透呢,而且汉文材料的质量一般要比藏文材料好。如果不搞翻译而做研究的话,那藏文材料的可信度要首先考虑。汉文材料的可信度也有问题,但是还可以取旁书互证。所以我觉得还不如自个儿先把汉文的东西弄好了,弄清楚了,后人再补充再纠正就行了。在承担《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工作期间,我阅读并使用了[英]兰姆的《英国和中国的中央亚细亚》(A. Lamb, British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1767—1905)一书。兰姆完全使用英国档案,也能写得细致深刻,这也给我以启发和鼓励。
      我真正感觉能够安静下来,能够放松,还是在最近这十几年。因为老了,任务少了,没什么事情干扰,才真正感觉到生活平静下来了。可以自主选择题目写论文了。在这阶段发表的文章也最多。我统计过,先后承担过集体写作的大项目有8项,最好的年华和精力都贡献在这个方面了。从这些经验里可以看出:没有一种气氛,没有一种环境,让人们能掌握充分的时间,安静下来搞点研究,而希望将来学界出现大师或大家,那是不可能的。

       十五、回顾与反思
      我在民族研究所后,1960年到1962年间,思考自己之所以弄出这么大的“右派”问题,也有本身原因,一是骄,二是私。我那时私下重温一些儒家的书,一些宋明理学的书,希望解决自己的问题。我逐渐认识到,天下事情不是一个人所能尽知,也不是一个人独力做成的。一个人的知识毕竟是很有限的,而且在这很有限的知识里,还不见得是完全正确可靠的。事情都是许多人一起做的,不是一个人做的,自己只能做极小一部分,而且还要靠社会各方面的援助支持。这就让我努力去掉了“骄”、“私”。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事当前要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悟到这两点后,我在各方面与以前不同了。可是,过去多年内一直搞运动,人们接触我有顾虑,政治上那个“右”字一直去不掉。事实上,那仅是因为我在1957年说出了些真正的思想而已。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批判我越变越坏,这不是事实。很多事情,真是“众不可户说”,很难解释明白。
      随着年纪越大,越理解了祸福相依的道理。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得意的时候,就埋藏了失败惹祸的因素;在最不幸的时候,也潜伏着将不幸化为幸福的因素。吉凶同门、祸福相倚,老子、贾谊提出这些观点,确实是对的。
还有一个多年的经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过头、走极端,要适可而止。因为如果做过头,往往事物走向反面,适得其反。政治上如此,个人做事也是如此。
      有人说过,人既是天使,又是恶魔,人性里总是有两面的。我们是动物的一种,为了求生,为了繁衍后代,在社会中既有想到别人、与人为善的一面,也有自私自利,贪心炽盛,甚至不利于人乃至最后并不利于己的一面。所以,按照儒家荀子所说,君子应勉强为善。勉强就是说,遇事要用心反求诸己,把对旁人有利不利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有所为,有所不为,用力量来克制自己。荀子说“伪”,是努力作为的意思,不是假。如果一个人完全放任对自己的气质、心理、思想的更新,就不能进步了。当然,这是对生活无忧,有一定知识,能够读书,能够观察、理解各种现象的人来说的,而不是对那些吃不饱,穿不暖,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同胞所言。从职业角色来看,我认为知识分子、执政人员,有知识有才干的人,往往为恶最甚,误人越多。我跟工农接触,工农里也有这样那样的人,若为恶,比较轻。知识分子若为恶,就特别重。一旦极有才干而本质极劣的人掌握政治权力,不遵法律,不践诺言;欺骗蒙蔽,不受监督,可以为所欲为;打击排斥不同意见的人,如果没有办法抵制,就为祸最烈。因此,我就觉得,人们为了生存的舒适,都是要追逐一些外面的事物,有时候也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自己。在知识界,追逐知识是好的,知识是无穷尽的,但如果只追求知识,知识会增加一点点,而忽略培养健康的人格、思想、心理,可能本有的可以对社会起的积极作用反而被削弱了。
     (说明:这份自述的材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2005年4月、5月和12月,邓先生与黄维忠4次谈话的录音整理稿;二是2011年12月—2012年1月,邓先生与邱熠华、梁俊艳的5次谈话记录,此次由邱熠华初步整理成文,再由邓先生修改成稿。)

[附]邓锐龄先生作品目录(依出版年代次序排列)
论文:
1.《清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权力二十九条译文校注》(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印 内部参考 1953年5月) 
2.《广西历史简况》(《人民日报》1957年4月20日、21日;《新华月报》1957年第2期)
3.《西辽疆域浅释》(《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
4.《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与柳陞祺先生合写,《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5.《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卫杂考》(《历史地理》第二辑,1982期)
6.《乔治·波格尔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与柳陞祺先生合写,载《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7.《关于琦善在驻藏大臣位上改定藏事章程问题》(《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8.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基本情况(1954)(与杨静仁、李子杰合写,载《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社会科学院印,1985年)
9.《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唐蕃边界
10.《中国大百科全书 民族卷》(1986版)“女国”
11.《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贝丹意希生平事迹述评》(与柳陞祺先生合写,载《民族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7年)
12.《结打木、杨打木二城考》(《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
13.《1978—1985年国外关于藏族历史研究情况》(《藏族史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14.《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由《藏族简史》相关部分补充订正而成,《西藏知识小丛书》之一),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
15.《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迹考》(《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
16.《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迹补考》(《历史地理》第十辑,1992年)
17.《〈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
18.《明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事迹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
19.《元代杭州行宣政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0.《关于1652—1653年第五辈达赖喇嘛晋京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21.《清初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及受封经过》(与柳陞祺先生合写,原载《藏族历史宗教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22.《清初阐化王入贡请封始末及其意义》(《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23.《吴三桂叛清期间同第五辈达赖喇嘛通使始末》(《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
24.《1720年率军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 (《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
25.《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26.《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
27.《关于清雍正五年西藏阿尔布巴事件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
28.《拉萨布达拉山东侧康熙时汉文摩崖考释》(《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29.《岳钟琪与西藏问题》(《中国藏学》2004年第3期)
30.《读〈西藏志〉札记》(《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
31.《拉萨现存雍正时摩崖考释》(《西藏研究》2005年增刊)
32.《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的再思考》(《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
33.《第一次廓藏战争(1788—1789)中的议和潜流》(《中国藏学》2007年第1期)
34.《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之役(1791—1792)》(《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
35.《1789—1790年鄂辉等西藏事宜章程》(《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36.《清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1791—1792)史上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
37.《中国古典小说中所见藏事的痕迹》(《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0 年第5期)
38.《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藏内善后章程的形成经过》(《中国藏学》2010 年第1 期)
39.《清代驻藏大臣色楞额》(《中国藏学》2011年第4期)
40.《清拉萨图(1875—1908)及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译文:
1.《1961年重印〈巴协〉——桑耶古代编年史的引言及提要》[法]石泰安著(中央民族学院1963年印《巴协》)
2.《西藏的文明·跋》[法]石泰安著(1963年译,未刊)
3.《元代帝师考》[日]野上俊静、稻叶正就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铅印本,1965年) 
4.《蒙古史料中的早期蒙藏关系》[日]冈田英弘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民族史译文集》第4集,1978年)
5.《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美]怀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历史室《民族史译文集》第4集,1978年)
6.《第十三到十八世纪西藏中部简史》[意]杜齐著(与李有义合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民族史室民族学室铅印本,1980年)
7.《元末明初西藏的形势》[日]佐藤长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历史室《民族史译文集》第9集,1981年)
8.《乔玛(1784—1842)小传》 [匈]约舍夫·特意克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油印本,1985年)
9.《蒙古政权在西藏进行的户口调查》[意]L. 伯戴克著(《民族译丛》1985年第2期)
10.《西藏史研究入门》[日]佐藤长著(《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
11.《帕木竹巴王朝的衰颓过程》[日]佐藤长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历史室《民族史译文集》第14集,1986年)
12.《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上、中、下)[日]佐藤长著(《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第4期,1988年第4期)
13.《西藏摄政沙札·汪曲结布》[意]L. 伯戴克著(《中国藏学》1990年第4期)
14.《古代西藏史研究总论》[日]佐藤长著(《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3、4期)
以上论文、译文大部分(除带※号的5项外)已收入《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和《清前朝治藏政策探赜》(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

文章(书评、序言、回忆及其他):
1.《关于国外研究藏族社会历史的情况》(部分由柳陞祺、张广达先生编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1978年)
2.《布达拉宫(序言)》(一)(载《西藏布达拉宫》,上海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
3.《介绍李安宅著〈拉卜楞寺〉》(《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
4.《纪念匈牙利东方语文学者乔玛诞辰二百周年》(《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
5.《魏良弢著〈西辽史研究〉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6.《评谭·戈伦夫新著〈近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7.《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学说简介》(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4期)
8.《近年中国关于西藏研究的动向》(载日本帝京大学《国际文化纪要》第1号,1989年)
9.《藏学建设四题》(《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10.《迟开的蔷薇—评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书》1999年第1期)
11.《别具一格的史学佳作——杨珍〈康熙皇帝一家〉读后》(《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2.《回忆张少元老师》(北京师大附中编:《在附中的日子(1901—2001)》,2001年)
13.《布达拉宫(序言)》(二)(载《布达拉宫之秘宝》,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日本Inter-Plan株式会社合刊,1999年)
14.《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5.《四存中学的国文课与音乐课》(载《四存校友专刊—北京八中校友第3期 》1998年)
16.《听邓恭三先生讲课》(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17.《回忆潘仲昂先生之一》《回忆潘仲昂先生之二》(载《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8.《一个重大问题的思考—评杨珍〈清代皇位继承制度〉》(《读书》2002年第8期)
19.《“杨图”琐忆》 (忆冯家升、王忠、谭其骧先生,载《历史地理》第 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0.《做学问与做人》(《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
21.《柳晓青译〈西藏与西藏人〉》序(《西藏与西藏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22.《北京师大附中生活的片段回忆》(2007年写,未刊)
23.《纪念翁独健先生百年诞辰》(载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燕京大学校友通讯》第49期,2007年6月)
24.《回忆藏学家柳陞祺先生》(《纪念柳陞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2008年)
25.《忆郑毅生师》(《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
26.《忆向觉明师》(《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年)
27.《梁俊艳〈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34)〉序》(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
28.《我与C.T.有旧盟,至今白发未忘情》(《中国藏学》2012年第1期)
29.《答客问治明清两代西藏史经验》(《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
30.《中国历史地图集 南宋、元、明西北边疆部分地名、边界释文》(待刊)
另:邓锐龄先生也参加了《辞海》《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大地图集·历史地图卷》《中国历史大辞典》《藏族简史》《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西藏通史》等集体学术工程的写作。
 
                                                            (作者:邓锐龄     摘自:《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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