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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活态史诗《格萨尔》:中外合璧、大有可为——访杨恩洪研究员

发布时间: 2018-09-10               来源:《西藏研究》2017年第3期

郑敏芳、弋睿仙(以下简称为:郑、弋):杨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当面向您请教,感谢您在百忙之中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有的人说史诗《格萨尔》就是民间老百姓的俗言俚语,说唱艺人连藏文都不懂,为什么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它的价值在哪里,是怎样的学术价值使它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杨恩洪(以下简称为:杨):在我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藏族是一个崛起于青藏高原的非常古老的民族。从7世纪吐蕃政权建立和创制藏文开始到现在,藏族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1300多年了。但是在7世纪以前的史前史,人们对它的了解却十分有限。想要了解(一些)古代的藏族社会结构、经济、军事形态、思想道德、意识观念、民风民俗以及语言文学艺术等,仅凭考古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但在藏族人民长期共同创作并代代相传的大量的口头作品中,我们却可以找到关于古代藏族高原先民的有关佐证。在这些民间文学的作品中,《格萨尔》就是一部非常难得的珍品,它向人们展示了一部古代藏族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也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多学科价值,它被人们称为“藏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那么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具有价值呢?作为一部史诗,它究竟有哪些价值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文学艺术样式,都不过是对社会生活积极而能动的反应,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黑格尔对史诗曾经有这样的论述:抛开早期的雏形和后来的人工仿制品,史诗是一种用韵文的形式记录对一个民族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歌颂具有光荣业绩的民族英雄的规模宏大、风格庄严的古老文学体裁。《格萨尔》就是这样的一部史诗,它和古代藏族高原社会以及藏民族的精神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史诗《格萨尔》展现的是古代藏族社会的社会形态。

《格萨尔》展现了古代藏族的一种社会形态,即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部落为核心组成的一个部族,向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一个民族共同体演变的社会,也就是民族形成的初期阶段。在当时一个个小部落中,又分为若干小小的部落,比如说岭国,它的地域分为上岭、中岭、下岭三个部分,上岭居住着赛氏八兄弟部落、中岭文布六部落、下岭木姜四部落。除上中下岭外还有丹玛十二部落、达戎十八部落等很多小的部落,这些部落共同组成了岭噶这个国家。共同的利益荣辱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在内部实行军事领主制度,部落之间是平等的,他们都拥戴那些英勇无比的人,在这个民族形成的童年时代,为了保卫共同的利益和维护生存权利,他们上下团结一致,为反对外来侵略进行了多次正义之战。通过不断地征战和交往,由分裂格局逐步走向统一安定,其中涉及的部落、邦国,比如说大食、祝古、卡契、门域、霍尔等,格萨尔和这些国家打仗,这些都是藏族历史上实际存在的部落和邦国。经过这种高原征战,最后统一了高原,把这些邦国统一在一起了,藏民族在这个统一中也就形成了。史诗所表现的社会内容,恰恰是藏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民族进程的真实写照,它就是由部落结为军事同盟逐渐扩展到青藏高原的共同体。史诗关于战争的残酷性、掠夺性、婚姻关系、妇女地位等的描述,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它所反映的就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期,这就是民族的形成、家庭的私有制的强化。所以它反映了古代藏族的社会形态,通过《格萨尔》就能看出来。

第二,史诗《格萨尔》反映了藏族先民古老的民风民俗。

在藏族的史书当中,很少看到关于藏族先民民风民俗的生动记载,但在《格萨尔》中却有很多鲜明、生动的记载,史诗记载了高原古代先民的民风民俗。比如说“尚白”的习俗,“白”代表着“善”,而“黑”和“红”却代表着恶,这是完全不同于汉族的独有的色彩崇尚。如在民间祭祀时,凡是代表着白色的,如牛奶、乳酪等,都要献给他的父王——白梵天王,就像《格萨尔》中的一句话:“我的牙齿指甲是对万民白,我的头发眉毛是对仇敌黑。”再比如说剪掉了发辫,表示绝望、极度的悲苦,或者和亲人的生离死别。史诗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格萨尔的妃子珠姆被霍尔国掳去以后,她的女仆心情极度悲伤,因为自己的主人被夺走了,她就剪掉了右边的发辫。像这样一些描述、这样一些非常珍贵的实际的例子,表现了古代藏族民众那种很古老的一种民俗。再如(这个)史诗中叙述了掠夺财产、掠夺妇女,妇女等同于财产,被视为掠夺对象等。这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另外还有很多反映原始观念制约下的原始信仰的一些事项,比如说三界这个观念就非常明显,如认为整个宇宙分为三界:天界、人界和下界。格萨尔是从天界下降到人间的,他的父亲来自人界,母亲来自龙界,他是三界合一的人物,由于他集三界于一身,所以才会成为战无不胜的一个人物。此外,史诗还反映出万物有灵的观念、神山崇拜观念、灵魂寄存观念,等等。它们为当代人折射出了藏族先民的原始信仰,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我们在读藏族古典文献时是找不到这些材料的。

第三,反映了分裂时期藏族先民崇尚英雄的观念。

《格萨尔》是分裂割据时期诸邦国之间相互讨伐、掠夺的真实写照,是处于英雄时代的藏族先民崇尚英雄观念的具体体现。

在那个时代,谁英勇谁就被尊崇为王。我们在《赛马称王》中看到,格萨尔作为一个邋遢的穷小子,最后在赛马中获胜了,他就取得了王位,获得了美女珠姆,他没有地位、财产等。这个只有在古代可以做到,今天的社会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这都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观念的反映。此外,藏族先民崇尚英雄的观念在这部史诗中反映得非常明显。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格萨尔》前冠上英雄史诗,我觉得它可以当之无愧作为一个英雄史诗。在这部史诗当中,民族自尊、英雄气概被表现得非常充分。在格萨尔的多次征战中大多数都是正义战争,降服妖魔、扶助弱小、赞美英雄、鄙视懦弱。比如说它有这样的句子:“不要轻易去犯人,但若敌军来侵犯,奋勇杀敌莫后退。”还有崇尚英雄的:“坐在家中活百岁,不如为国争光彩。与其厚颜老死埋坟场,不如英勇战死赴九泉。与其像狐狸夹尾逃深山,不如做猛虎斗死在人前”等,这样一些在战争起始之前鼓舞士气的句子,表现了尚武、崇尚英勇的精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反对侵略、保卫祖国、镇妖降魔、扶助弱小是《格萨尔》的一个鲜明的主题。

第四,《格萨尔》史诗是藏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的宝库。

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格萨尔》作为藏族民间文学的精粹,作为民间文化的最大成就,她是丰富的精湛的人民口头文学构筑的一座宏伟大厦。

如富于哲理的谚语,遍布史诗的各个章节。比如:“山鹰飞脱了翅膀毛,红岩却屹立不动摇。金眼鱼上了钓鱼钩,海水并不因此而减少。”它用这样的谚语来劝格萨尔的哥哥贾擦,不要鲁莽行事,做无谓的牺牲。这些老百姓的谚语,让人深思。史诗中这样的民间谚语非常多,史诗中的谚语对民间有一定的影响,民间也流传着很多关于史诗的谚语,如:“格萨尔王也有坠马之时,森姜珠姆也有大归之时;有了晁同叔叔不行,没有晁同叔叔也不行”……有很多民间谚语都跟这部史诗有关。《格萨尔》史诗中的谚语源于民间,后来又通过史诗的流传再传向民间,以至于到后来就分不清哪些是史诗中的谚语,哪些是民间的谚语,它们已经浑然一体。

再比如赞词,史诗中有大量的赞词,到现在我统计的大概有十几种赞词。有英雄赞、马赞、鞍鞯赞、弓箭赞、头盔赞、铠甲赞、套索赞、帽子赞、服饰赞、帐篷赞、城堡赞、酒赞、茶赞等。说到一个物品,就有一个赞。这些赞词里保存了大量民间的生产生活知识,而且它的语言听起来非常优美。

正是由于这样的谚语和赞词在史诗当中串联,老百姓听起来一点也不枯燥。谚语和赞词作为史诗叙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烘托了英雄征战的主题,展示了藏族人民生产生活场景、经验,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倍增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而且也为藏族的语言艺术增添了绚丽多彩的花朵。这样精彩的赞词和谚语对后世作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史诗《格萨尔》越来越引起学界和人们的关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是一部活体裁的史诗,它还活在人们的口头,人们还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着。而像著名的希腊史诗、印度史诗在民间盛传之后,只有固定的完整的文本留世,口头说唱几近消失,今天的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当时用什么曲调去传唱这些史诗的。反过来看我们的《格萨尔》至今仍是一部活的史诗,仍然还在以最古老的方式——艺人说唱在民间代代相传。它从传播内容到艺术手段都鲜明地保留着史诗的原生形态,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个现象。所以它对研究史诗的发生、发展、传播以至音乐都有很重要的价值。

郑、弋:史诗《格萨尔》有着这么高的学术价值,国际学界对这部史诗都作过什么样的研究?

杨:国外从最早介绍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到现在为止,大概有300年的历史了。随着这部史诗在国外的流传,它的俄文、德文版相继问世,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对于藏文抄本的研究要晚于蒙文抄本的研究。但后来在藏文版的《格萨尔》的推介和研究方面,国外出现了许多大家,我主要介绍这么几位。

第一位就是摩拉维亚的传教士弗兰克(AHFrancke),他是最早真实记录并翻译藏文口述《格萨尔》的先驱。20世纪初,弗兰克在拉达克地区成功记录了2篇故事,后来在下拉达克,他又记录了116岁的姑娘说唱的《格萨尔》,并先后译成德文、英文发表。1941年孟加拉皇家亚洲协会汇聚了他的研究成果,包括他的藏文史诗原文、译文以及他撰写的6篇文章等。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国外口述译本。我认为弗兰克是国外传播《格萨尔》的先行者。

20世纪国外《格萨尔》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有以下几位主要人物。第一位是法国的亚历山大•达维尼尔(Alexandra David-Neer)女士,她和永登(Yongden)活佛合作写了《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这是一个整编本。她当时从甘孜州经过玉树进藏,整个过程完全在民间徒步旅行。她搜集到了有关格萨尔的手抄本,另外收集了《格萨尔》艺人的说唱,她把这些记录了下来,以故事的形态介绍出来,这个本子1931年以法文出版,1933年以英文在伦敦出版,195919781981年多次英文再版,在西方的影响很大。虽然它是一个整编本,但是对于介绍《格萨尔》影响是非常大的。

还有蒙古国的策•达木丁苏伦博士(Cendiin Damdisuren),他撰写的《格斯尔传的历史渊源》1957年作为副博士论文在莫斯科出版,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他主要研究《格萨尔》的起源、归属及主题特征等。他的论点是:《格萨尔》是真正具有人民性的作品,最初由同代人编写,后口头流传。他认为《格萨尔》是913世纪安多人创作的,而且他认为格萨尔王和唃厮啰是同一历史人物,他把史诗定位到这样一个时代。当然他是一个蒙古学者,可能对藏族的传统典籍了解得不是很够,所以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

另一位是法国石泰安(RAStein)教授,他最著名的著作就是《格萨尔王与民间艺人研究》,1996年此书就译成汉文了,有500多页。他除了研究《格萨尔》外,还写了《格萨尔生平的历史画卷》《藏族史诗的古代历史文献》以及多篇研究《格萨尔》的文章。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石泰安的研究著作仍然是研究《格萨尔》的学者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文献。

还有法国的女学者玛丽•艾尔费(Mireille Helffer),她是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研究第四部的藏学研究家。她根据流亡印度的8位藏族艺人的录音资料,对格萨尔中的一些歌曲、诗律、曲调以及其他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981年出版了藏族《格萨尔王传歌曲》。这在格萨尔的音乐曲调研究方面开了一个先河。我国青海玉树的扎西达杰也作了这方面的研究,出版过有关《格萨尔》曲调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格萨尔》不是说出来的,是唱出来的,是说说唱唱体,唱还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曲调是这部史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没有唱词,老百姓不会喜欢,没有唱词,感情就达不到那样一个高度,所以曲调的研究很重要,也需要我们今后在这方面加强研究。

下一位是德国学者瓦尔特•海希西教授(Walther Heissig),他是波恩大学的教授,他主要对蒙古史诗进行了研究,这些年来的影响非常大,主要是对蒙古史诗的类型和母题的研究。此外在波恩大学还有一位藏胞叫白玛次仁,他曾是甘孜州白玉县的一位喇嘛,也是出去后在德国教藏语,他也在格萨尔王方面作了很多研究。

上世纪7080年代,法国有位著名的藏族学者卡尔梅•桑木旦(Karmay Samten),他出生在苯教盛行的阿坝地区,以研究苯教著称,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曾任国际藏学会的主席,他对史诗的宗教特别是苯教方面的研究很有影响。

还有英国学者杰弗瑞•塞缪(Geoffrey Samuel),他曾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任教,后来又在英国任教,他开展了更多新视角的史诗研究,他探讨了史诗的神话问题、宗教问题、文化心理、结构和象征等这样一些问题的研究,也对史诗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下列书目我没有看到,198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了美国Robert A Paul的《西藏的象征世界心理分析探讨》,其中第10章是西藏史诗的一个章节。

1996年,美国波士顿智慧出版社出版了道格拉斯•潘尼克(Douglas Panick)的《格萨尔王战歌》,2009年再版。

2009年还出版过一些文本,如《穿越光明桥的女王》《经历生死的战歌》等。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由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出版了罗宾•克尔曼(Robin Kornman)的《岭格萨尔的传奇出生——幼年遭遇和加冕为王》,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全书618页,以倒叙的方式叙述格萨尔。

最近还有石泰安的学生安妮•玛丽•布隆多(Anne Marrie Blondeau)女士,2014年出版的《史诗格萨尔的苯教版本》,这是个藏文原文和法文译文对照出版的本子。这个本子很重要,因为史诗的苯教版本现在还不多见。

关于《格萨尔》的研究著作,我大概就介绍这么几部,总之西方学者主要就是从这几方面进行研究:史诗的神秘性、史诗的起源、格萨尔是否为历史人物、蒙藏《格萨尔》关系、史诗和宗教、艺人研究、史诗的比较研究、史诗的结构与文化心理等。

另外再介绍两个会议,一个是国际藏学学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每隔两三年召开一次,今年挪威将举办第十四届。我本人从1995年第七届在奥地利举办的会议开始参会。自我参加的那届起,每届的国际藏学会都有“《格萨尔》论坛”,不管人多人少,专门研究史诗《格萨尔》,而且主要是中国的学者参加,国外的一些兴趣爱好者也参加,但国外的研究者不是很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学术平台,说明《格萨尔》研究逐渐走向了国际学术论坛,而且能够与国际学者对话。

另一个是2014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格萨尔》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岭•格萨尔的多种面孔,是为了纪念石泰安教授逝世15周年专门召开的《格萨尔》学术会。这在国外很少见,因为国外专门研究《格萨尔》的学术会很少。布隆多女士作为石泰安的学生介绍了他的生平、主要成果。我想介绍的是,虽然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小,只有三四十个人,但都是研究史诗《格萨尔》的学者。我们中国只有4位学者参加,国外主要的《格萨尔》研究者悉数到场。虽然与会人数不多,但这次会议涉及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来自法国、英国、奥地利、芬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美国、荷兰、中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都参加了。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印控克什米尔大学克什米尔研究院院长塞迪克•瓦赫德(Siddiq Wahid),我们知道从1904年弗兰克(Frank)搜集史诗起,至今大概有100年我们对拉达克的史诗流传情况是隔绝的,他把那里的《格萨尔》的情况给我们带到了会场,让我们知道了那个时代《格萨尔》的流传情况,他还播放了对艺人的采访及百姓在婚礼仪式上《格萨尔》被使用的情况。目前他在从事弗兰克(Frank)搜集的演唱版本的使用和翻译情况的研究。

另外,有一位84岁高龄来自澳大利亚的学者艾斯泰拉(Estelle Dryland),她不是专门研究《格萨尔》的史诗专家,她是在大学里教英文的老师,是个巴尔蒂迷(也就是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她把近些年来巴尔蒂斯坦地区《格萨尔》的流传情况给我们呈现了出来。所具有的特色是,由于这一地区被伊斯兰化近一百年了,本来老百姓是藏族人,约有50万,但他们的语言中40%都被伊斯兰化了。信仰也被改变了,原来信仰的是佛教,现在信仰伊斯兰教。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格萨尔就是魔鬼,他会把这个地区破坏掉,他们不希望魔鬼再回来,魔鬼一定要上天;但作为藏族人的后代,他们对《格萨尔》有着一种天然的与生倶来的向往和喜爱,他们又想听《格萨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格萨尔》史诗是怎么保存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她的成果给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

还有一些对当代作家的研究,如喇嘛嘉布(Jabb),他是位尼泊尔藏族,长期在英国作学术研究,他提交的论文是《格萨尔对当代作家的影响》,其中提到了许多年轻人,如更敦群培的诗句:雪山雄狮不来,《格萨尔》文学不在。年轻一代诗人同样受到了《格萨尔》的影响,如端智嘉、次仁顿珠、桑德尔、桑钦德珠等,他们都从《格萨尔》厚重的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或者借鉴它散韵结合的说唱形式,或者借鉴史诗的价值观念、想象力等,这些在他们的现代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

国外一批年轻的学者加入到《格萨尔》研究的队伍中来,引人注目。他们都有非常扎实的藏文基础,令我们惊叹。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他们的起点就非常高。与此同时,他们还有藏区的田野调查,有些人在域外,比如印度进行调查,有些人来我国,比如在青海的玉树、果洛地区进行调查,我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国内同学科的年轻学者来说是一个挑战。牛津大学的藏学研究讲师乔治•费泽伯特博士(George Fitzbert),他是前国际藏学会主席Charles Ramble的博士,他对《格萨尔》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的藏文尤其是口语很好,精读了许多藏文版本,对它们了如指掌。他通过版本研究,研究史诗中反映的萨满教、密宗传统等问题,从精神层面进行研究,他的著作即将出版。

一位芬兰的电视制作人多纳赫•廓里曼(Donagh Coleman),他在玉树地区录制了玉树的一个年轻艺人叫达娃扎巴的生活,录制了他55小时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剪辑了一个《格萨尔》艺人达娃扎巴的纪录片,这在我们国内都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资料对我们研究《格萨尔》都是很好的。

郑、戈:作为西藏高校的老师,我们欣喜地听到藏族的文化遗产有着这么重大的学术价值,我们学校有个由英、日、法、俄等语种、十几位老师组成的“涉藏翻译研究中心”,另外还有藏英翻译专业的学生,我们这些外语专业的师生要作《格萨尔》研究,该怎么入手,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另外,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格萨尔》已经有12个英文本子,它还有再复译的必要吗?如果有,该选什么样的本子复译?

杨:先说第一个问题:

我特别高兴有汉族学生投身到这个专业中来。因为作为文化交流来说,不能是单向的,不能只是藏族来学习汉族的文化,汉族人更要学习了解藏族的文化,这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能够关注藏学并主办藏英翻译专业、为藏学研究服务,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赞赏的事情。当然,一开始在藏学领域选择什么样的题目,可能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但我想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你要了解藏学,不一定面面倶到,但要了解有哪些领域在做,哪些人在做?王尧先生主编出版了一套《国外藏学译文集》,那里面有很多国外研究的介绍,比如挪威的帕•克瓦尔内(PKavaerna),他是专门研究苯教的,可惜他去世了,他是非常好的一个藏学家。把这16本书拿来看看就够,通过这些介绍看看哪些领域是你比较感兴趣的,或者你认为他们的研究还有一些需要延伸的方面;另外你也可以考虑自己在知识储备方面更擅长作哪方面的研究,比如,典籍的研究、田野调查研究等。考虑你在哪方面更有兴趣,你把这两点结合一下,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另外,我建议大家不要从大的题目入手,要从小处着眼。不要搞很大的课题,因为你驾驭不了。社会科学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慢慢地积累,不要着急。知识面也是这样。一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找一个小题目做,以小见大,把它挖深一点、挖透一点,或者做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可以既有田野调查的资料也有一些文献的东西,这两者结合展现你外文和藏文的优势,这样就很容易做出成绩来。别人没调查出来的东西你调查出来了,这就行了。从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从一开始我对《格萨尔》就抱着敬畏的心情,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太大的东西,民间老百姓一千多年口耳相传保存到今天,它的存在与传承一定有它的灵魂,如果没有价值它早就被淘汰掉了。为什么保存到今天,我认为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它有它的灵魂。它有这样的价值,你才想做它,但你想全面地说它,没那么容易。所以我也是从一个很小的点来切入,从自己的实际调查中一点一点地来了解它、学习它、逐渐地掌握它。在我自己个人的调查中,我有这么一个感受,当你越走进这个课题的时候你越觉得自己无知,你一开始觉得不就这点材料吗?这点东西,不就这几本书吗?可是当你真正深入到里面去,让民间的艺人给你讲史诗是怎么回事,你就觉得你什么都不懂,完全要从零做起,所以我觉得还要有这种心态:把自己放在地上,从零开始。怀着敬畏的心情,不乱加评论、乱下结论,实事求是地从最小的课题做起,一点一点做,逐渐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

第二个问题:

外语学院的涉藏翻译是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在和国际上学者交流的过程中,觉得语言上存在很多障碍,《格萨尔》研究本身最早发端于国外,在上世纪有很大的成果。当时由于没有翻译,因此我们不知道,盲目地做了一些东西。其实在研究的过程中,本身应该没有国界,在整体的研究领域我们应该是知己知彼,应该在研究之前掌握整个学术界是一个什么状况:发表过什么作品、有着什么样的资料,在这些基础上再找出切入点来研究。但现在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各方面的因素,我们英文的整个知识面还很窄,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这一代,都是学俄语的。当我们接触到国际藏学界的时候,我们觉得不懂英语是个太严重的短板,国际上很多的学术活动都是用英文来交流的。当然也用藏文交流,但藏文由于方言问题,口语交流存在很大的障碍,相互之间还是不能沟通,你不懂英文是交流不了的。所以我感觉没有英文、日文(日本有很多《格萨尔》研究的学者)、法文(法国在《格萨尔》研究方面是领先的,我们有很多的法文资料,但由于没有翻译,不知道它到底写的什么)做桥梁,在国内外互相隔阂的情况下,我基于自己田野调查的资料国际上是认可的,但对于一些共同的话题,我们不知道人家在做什么,做到了哪一步,我们在人家的基础上再怎么对话?从学科、学术交流的角度,我觉得外语能搭起一个桥梁。我们不可能让我们国家的藏学家或者藏族学者都成为外文专家,都能够自己去看原文,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你们了解那些文献的思想。你们不一定全文翻译,把它的主要观点翻译出来,搞个目录、索引、检索,那对国内的学者都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将来再出去,就有针对性了,知道谁在哪篇文章中的观点是什么,针对人家的问题提出问题。所以我觉得,外文是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可以帮助国内的学者和国际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通过学术的交流推动学科的发展,也推动我们国内的学科的发展,让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能上一个台阶,使他们不再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格萨尔》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前的研究中心在西方,现在已经转到了国内。中外结合,《格萨尔》研究将大有可为。

第三个问题:

你提到的已经有这么多英文版本存在了,还有翻译的必要吗?我想各个版本都有它存在的重要性。《格萨尔》作为一个口头传承史诗,它是藏民族世世代代用大脑保存下来的智慧,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呈现出这么一个状态。虽然大家共同歌颂同一位英雄格萨尔,但在每一位艺人的口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格萨尔。比如,有的宗教因素多,有的宗教因素少;有的艺人语言非常丰富,他就把自己从民间吸取的精彩语言放到《格萨尔》中;有的擅长于故事,他就把故事的内容编到《格萨尔》里;有的擅长歌曲、民间谚语、赞词,从而丰富了史诗。所以不同的艺人在呈现着方言、地域等不同的特色,因此每一个版本都很重要。当然全面翻译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找出一些有特色的版本,比如,果洛州有一位有特色的艺人叫格日坚赞,他是位掘藏艺人,掘藏的形式和普通的艺人说出来就是不同的。再比如女艺人玉梅说唱的版本,它对女性的描写就特别细腻等。所以说挑选一些有特色的版本还是可以做的。有许多优秀的版本、优秀的艺人的作品还是可以再译的。

郑、戈:感谢杨老师对我们所提问题的耐心解答!我们一定谨记您的教诲,力争为《格萨尔》的研究添砖加瓦。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扎西德勒!

 (本文作者:郑敏芳  弋睿仙,摘自《西藏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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