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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藏学的历程与展望

发布时间: 2018-05-02               来源:《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

西方人最早提出把对藏族文化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藏学”,把匈牙利学者乔玛推崇为藏学的鼻祖。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不论是从藏族文化内部的不断累积、总结和研究发展方面看,还是从祖国内地不断有学者对藏族和藏族历史文化加以探究和著述方面看,都应当说,青藏高原是藏族文化的发祥地,中国是藏学的故乡,中国的藏学研究源远流长。 

一、现代藏学的特点 

中国藏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现代藏学指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藏学。为什么这么划分呢? 

首先是整个藏学的指导思想、理论、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古代藏学也有相对完备的理论和方法,但它以神学特别是藏传佛教思想占主导地位,以大、小五明为学科体系。近代以来,由于科学知识的引入,新兴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借鉴、运用,特别是在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下,藏学研究逐步脱离宗教神学范畴,开始走向社会,贴近现实。随着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与运用,产生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藏学,即近代藏学。 

现代藏学和前两阶段的藏学是根本不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藏学研究工作者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学术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藏学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当前,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国藏学研究正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广大藏学工作者继承了老一辈藏学家的优良传统,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吸收和运用当代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手段,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前进。 

第二,研究领域有很大的突破,而且研究逐渐由广度向深度发展。过去,即使按藏族传统的大小五明来算,也只有十个学科,经济学、考古学等等许多学科和课题没有涉及。建国以后,藏学学科领域的扩展不是在个别领域,而是多领域的、全方位的,发展成为研究西藏及其他藏区社会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一些原有的基础性学科的研究继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加强;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一些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语言学、法学研究等学科应运而生,快速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研究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藏学领域里充满活力的新生力量。此外,近年来还相继出现了一些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他们在西藏的建设、发展和稳定的事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使我国藏学研究体系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第三,学者队伍也有很大的变化。过去,国内只有少数的学者从事藏学方面的研究,在西藏由于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只有高僧和少数文化人做些与研究有关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藏学研究队伍无论从民族结构还是从知识结构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在民族成分上有很大的扩展,而且有大批受过现代方法和理论训练的各族学人加入了藏学研究队伍的行列。另外,研究人员规模也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全国从事藏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已超过了2000人。 

第四,藏学研究的功能发生了变化,这是现代藏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藏学研究不再是纯学术的东西,而是和西藏及其他藏区整个社会生活、人民需要紧密地结合、联系在了一起。贴近社会,继承传统,发扬优秀。 

这是对现代藏学所作的总体把握。 


二、现代藏学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藏学研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中也可分析出一些发展阶段。 

1、新中国成立初期阶段 

这是现代藏学的起步阶段,做了大量的奠基性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成果。随着全国的解放、国家社会制度的变革,藏学研究工作基本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在藏学研究工作中得到应用。西藏和平解放后,1951年5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组织中国科学院及一些高等院校的科学工作者,组成“西藏工作队”,首次在西藏进行了历时两年,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众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在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同时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在社会制度、指导思想的变革的时代影响下,产生了一些基础性的工具书,如《格西曲扎词典》《汉藏语新词汇》等。这些词典的出版,为进一步发展藏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础性的资料。这一时期,国家已经开始以不同的形式培养藏学和藏族人才,藏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得到加强。尽管这一时期培养的人才规模不大,从事藏学研究的汉藏等各民族学者人数不多,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源于那时的许多成果都是由汉藏族以及其他民族学者共同完成的。 

2、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区社会制度变革阶段 

这是现代藏学的发展阶段。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区社会制度的变革,给藏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藏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是学术资源的公众化。以前西藏的许多学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民主改革后这些资源转为国家和人民所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基础资料。 

二是社会调查的不断深入。在社会制度没有变革的情况下,在西藏和其他藏区进行调查研究,总会受方方面面的制约,难以深入实际。随着西藏及其他藏区社会制度的变革,各种社会调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如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对西藏和各藏区的社会现状、历史沿革、语言文字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全面研究西藏和其他藏区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材料。这些调查材料后经整理以“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形式获得公开出版。 

 三是人才培养进入了新的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央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相继开设了藏语言文学专业,大量招收培养藏族本科生,以培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用现代科学和方法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才。1960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中央民族学院还开设了藏文研究班。当时的着眼点非常清楚,藏族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必须培养高级研究人才。主讲教师既有学有所长的藏族专家学者,也有汉族等其他民族的知名学者。在周总理亲自出面工作下,著名学者喜饶嘉措大师也被请亲自登台授课。喜饶嘉措大师在课堂上笑称,这是总理亲自让我来的,说是不讲课,肚子里的学问是要腐烂的。

四是成果突出。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少资料都是这一时期开始整理、撰写的,只是正式公开发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比如前面提到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1]、《藏族简史》、《藏族文学史》[2]等,实际上都是在这一阶段的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

然而,当藏学研究事业正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文革时期全国的学术研究活动都被迫停止,藏学研究也同其他学科一样基本上停止,而且大量资料以“破四旧”的名义被销毁,人员遭到摧残。 

3、改革开放以后 

这是现代藏学的复兴阶段,以1977年邓小平批准编撰出版《藏汉大辞典》为标志。张怡荪教授主编的由藏汉等多民族的很多学者参与编撰的《藏汉大辞典》收词5.3万余条,是当今世界已刊印的藏语词典中收词最多、诠释详备的洋洋巨著。到现在为止,它还让我们引以为豪,因为不论走到世界的哪里,都会发现那里的藏学家案头必有一本《藏汉大辞典》,谁都离不开它。 

总括起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是人才方面形成了一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具有较高的专业修养、梯队结构相对合理的研究队伍。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招收藏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到21世纪初,全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藏学研究人才,其中硕士近200名,博士数十名,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结合,藏汉等各民族学者团结协作,以中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藏学研究队伍的新格局,显示出中国藏学的勃勃生机。 

二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对藏学事业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一批专业性较强的藏学研究机构,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藏学研究事业。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相继建立。此后,北京、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的藏族聚居区,又先后建立起一批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在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西藏及其他藏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在学术战线、理论战线和对外宣传方面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此外,在我国的一些省区还先后成立了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会、西藏自治区藏学学会、四川省藏学书院、甘肃省藏学研究会、云南省民族学会藏学研究会,以及有关省区的藏语文研究会、《格萨尔》研究会、藏医研究会、民族语文翻译协会等。 

三是专业出版方面,原来的民族类出版社和几个藏区的出版机构都对藏学事业做了很大贡献,改革开放后,不仅原有出版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对藏学成果的出版发行工作,而且成立了像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古籍出版社等专业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的藏学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为我们更多地了解藏学、了解藏族文化奠定了基础。学术刊物有《中国藏学》、《中国西藏》、《西藏研究》、《西藏大学学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西藏艺术研究》、《藏语文工作》、《西藏教育》、《西藏科技》等等。它们为我国的藏学工作者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发表和出版成果的园地,也为我国藏学研究培养了人才、壮大了队伍。 

四是这一阶段除了把先前一些阶段整理、撰写好的部分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以公开出版外,还出版了很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影响的最新成果。比如工程浩大的藏文版《中华大藏经》的对勘、整理,可谓前无古人,国家投入巨资,大批藏学界、佛学界的藏汉等各民族学者共同参与。[3]另外还有像《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经济简史》、《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丛书,还有藏文古籍和《格萨尔王传》[4]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西藏的考古和文物研究工作的进步,既拓宽了藏学的研究视野,也推动了藏学研究的深入。《昌都卡若》、《古格故城》、《拉萨曲贡》、《西藏布达拉宫》等一大批以文物考古和古建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相继面世,为藏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 

藏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相关藏学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对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准确介绍藏族地区的社会变革、藏族文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改革、开放、稳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2004年秋季召开的全国藏学协调会为标志,中国现代藏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中国现代藏学的未来展望 

步入21世纪以后,国际上藏学越来越热,国内藏学研究队伍不断成长、壮大,中国藏学研究面临的任务和挑战也日益严峻。在全球化、信息化这样一个知识爆炸而社会问题频出的时代,国内相关藏学机构之间加强联合、协作,共同发挥我国藏学故乡及藏学资源丰富和专家学者众多的优势,可以更加广泛、深入地推进藏学研究事业,推出更多的藏学精品力作,更好地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和谐发展服务,向世界上一切关注、关心中国西藏和藏族人民的各界人士及时介绍西藏和其他藏区发展进步的客观进程。2004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藏学协调会,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要求。 

需要强调的是,全国藏学协调会只是一个标志。实际上,国内藏学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不同单位专家学者之间联合攻关课题,在这之前一直都有,一直都在进行,很多成果都是大家通力合作的结果。与协调会所要达成的目标相比,只是在此前的合作中,参与合作的机构还不够全面,一些资源、信息、人才的优势互补效应还远没有体现出来。协调会的成功在于它反映了分散在国内各藏学机构中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心愿,把全国各藏学机构都纳入了一个体系,确立了联合、协作的一些机制和形式。比如,作为一种新的形式,课题招标制度为藏学研究工作者的通力合作提供了更好的机遇;“珠峰奖”的评选活动,这是藏学领域设立的第一个全国性奖项,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大家投身藏学研究事业的积极性,激励大家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还有,协调会之后个别大课题项目组中,也开始请进了国外的同行专家,这也是一大突破。当然,2004年全国藏学协调会只是一个开头、一个标志,确立了一些合作的机制和形式,但这是第一步,它的重要性在于达成了需要合作才能共赢的共识,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整合方方面面的藏学资源,形成合力,还需要不断探索。从2年来的实践效果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协调会之后,中国现代藏学出现一个新的繁荣发展局面是可期的。 

所以这样看好未来,是因为我们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优势。新中国成立以后,藏学研究工作一直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国家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涉藏工作的一部分,视为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去年新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更是提出要“加强藏学研究,培养一支坚持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藏学研究队伍”。在中央文件中明确地对藏学研究提出这样的要求,这还是第一次,说明党和国家对藏学工作是越来越重视了,也表明党和国家对藏学研究工作有新的期待。 

二是资源优势。我国开展藏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从历史上来说,包括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5]和实物资料,都保存在中华大地;从现实来说,西藏的人民、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社会正处在国家的改革开放、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一种活跃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氛围之中,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内容日益丰富、水平不断提高。这样的资源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无法比拟的。这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三是新的人才优势。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我国藏学研究事业中已经汇聚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藏学研究队伍,其中既有国际上大师级的研究者,也有近些年培养出来的一大批优秀年轻人才,他们不仅具有传统文化知识,而且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与时俱进。能够培养藏学硕士、博士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越来越多,将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人才,这是很大的队伍优势。 

四是开放的优势。在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国际上影响力的增强,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平崛起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国家的藏学研究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密切,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国内藏学研究工作者已然处于完全开放、与世界同步的状态下,可以随时获取新的科学知识、技术和国外藏学的最新研究动态。 

正是有着以上这些优势,中国藏学在新的世纪、新的历史阶段必将会有大的发展。当然我们也不断地会遇到这样那样一些困难。从一定意义上说,困难和挑战也正是我们不断取得成绩的一种动因。我们要善于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应对挑战,破解难题,推进中国现代藏学研究事业不断攀登新的阶梯,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占有其应有的学术地位。 

 

[1]王森先生力作,1964年写成,次年以“内部本”铅印,70年代逐渐流传国内,1987年公开出版,易名《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2]由佟锦华教授主编,始于1958年。

[3]目前已经《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已对勘、整理完毕,并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全部出齐;《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正在对勘、整理。

[4] 《格萨尔王传》连续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被国家列为重点社科研究项目,设立专门机构,抢救、收集流传在民间的文字和说唱资料,已经整理出40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发表学术论文1000多篇,出版研究专著30多部。通过藏学工作者的努力,使这一长期零散传唱的口头文学变成了一部系统、完整的文学巨著。

[5]卷帙浩繁的藏学文献资料,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汉文。至今西藏和其他藏区还保存着从元代以来的藏文历史档案数百万件,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的宝贵材料。特别是还有数十万函藏文典籍,其中包括海内独有的手抄孤本。 

藏族先哲翻译佛经所用的大量梵文典籍(即贝叶经)现在仍有大部分保存在西藏,这是海内的秘笈,祖国的瑰宝。大力开展对西藏和其他藏区保存的贝叶经的研究,中国将成为世界贝叶经的重要研究中心之一。

 

                                                   (作者:拉巴平措     摘自:《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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