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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学四十年的发展与若干问题思考

发布时间: 2018-05-02               来源:《西藏研究》1999年第3期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西藏封建农奴制寿终正寝,经过民主改革,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40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学研究事业与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蓬勃发展,在继承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藏学研究历史源远流长,其研究成果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推动西藏社会的进步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不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而且藏学研究事业无人问津,日趋衰败。三大领主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统治,如何最大限度地压榨广大农奴,包括藏学在内的各项文化事业,他们不屑一顾。文化艺术人士社会地位低下,等同于乞丐,生活贫困潦倒,一些有才华、不拘传统的藏学家甚至受到原地方政府的残酷迫害。在旧西藏,传统文化中表现民族特征的许多内容,别说宏扬,连继承都难以做到;历史上表现藏民族聪明才智的文化遗产,别说继承,许多已临近灭绝的边缘。

      民主改革后,随着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传统藏学研究才得以延续,并且不断向新的领域扩展,突破藏族传统的大、小五明的范畴,发展成为对藏族及其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研究。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民族、历史、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地理、教育、法律、逻辑、考古、民俗、医药、天文、历算、工艺技术等,既有社会科学,又有自然科学,还有一些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

      在1959年平息叛乱过程中,就决定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防止叛乱分子对文物的破坏和偷盗。文物管理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对古籍作了妥善保护,对部分古迹进行了修缮,收集、整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大量文献档案资料。1960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公布了西藏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1个,其中9个属于国务院后来公布的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与此同时,民间文学艺术遗产的发掘工作着手进行,藏传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有序开展。1960年和1961年,在中央民族学院还专门开办了两期藏文研究班,培养藏学研究人才。从1951年到1966年,通过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社会调查和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及翻译工作,积累了大量科研资料,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为全面深入地开展藏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1966年至1976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严重破坏了全国的经济、文化等事业,藏学研究也未能幸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西藏社会科学和藏学研究事业也迎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特别是1980年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实行了一系列特殊优惠的政策,藏学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1981年7月始,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筹)一边筹建,一边开展藏学研究工作,承接了几项自治区下达的研究任务。1985年8月5日,西藏社会科学院宣告正式成立。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专业研究机构,从多方面开展藏学研究,并在此前的1981年12月创办了藏学园地——《西藏研究》藏、汉文版综合性学术期刊。在此期间,西藏和全国其他一些省市陆续建立了许多专业性的学术机构。随着机构的增多,科研队伍不断壮大。藏、汉、蒙、回等民族的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在各个科研部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这支科研队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增强各民族的友谊和团结、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自己神圣的奋斗目标,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的优良传统,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服务。40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治区和有关省市的藏学科研人员紧紧围绕西藏经济建设,拓宽了研究领域,就藏学各个学科撰写了大批论文、专著和学术报告,将藏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际藏学界乃至国家社会生活中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藏学科研人员通过实地调查、查阅资料,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语言、文学等各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探索西藏社会发展的规律,促进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研究和解决西藏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际问题,收集、整理、出版民族文化古籍,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普及藏学知识,批判达赖集团散布的反动谬论,积极开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等方面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探讨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途径与办法,等等。总之,党政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热点和难点问题,藏学研究人员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民主改革40年来,党和国家对于与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藏学研究事业,始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积极的扶持。经过40多年的发展,西藏及全国从事藏学研究的机构已有50多个,专业研究人员及辅助工作的人员2000多人,承担并已完成的重大研究课题有100多项,重要课题300多个,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藏学专著、编著400多部,正式发行的藏学学术期刊和有关藏学的学术期刊共有40多种(藏文8种)。80年代以来,全国各藏学研究机构几乎每年都举办l—2次单科或多学科的学术研讨会,涉及西藏历史、语言、宗教、民族、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天文历算、藏医藏药、风土民俗等诸多学科和探讨西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与此同时,藏学界还在拉萨、北京、西宁、兰州、成都和锡林浩特等市分别举办过多次国内外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我国藏学家到国外进行学术访问、考察、讲学的也越来越多。实践证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着社会主义新西藏各项事业飞速发展,我国现代藏学研究事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藏学事业的繁荣,而藏学事业也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和希望,在40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就。

       1、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研究格局正在形成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藏学研究工作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藏学研究工作者在充分继承和发展传统藏学研究的基础上,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借鉴和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现代人文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剖析研究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推出了一批批全新的藏学研究成果,使中国的藏学研究独树一帜,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怀支持下,1984年出版发行的由藏、汉族专家学者共同编纂的综合性藏、汉双解辞书《藏汉大辞典》。又如:1989年出版发行的由西藏社会科学院著名藏族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先生主持编著的《西藏通史》一书,便是现代藏学史学界突出的成果。该书是迄今第一部藏族学者所著,具有通史性质,发掘藏文史料最丰富的权威性著作。1996年出版发行的由北京中国藏学中心总干事、著名藏学家多吉才旦同志主持编著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一书,是对延续至20世纪中叶,长达千年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社会形态全貌进行系统而全面剖析、论述的权威著作。这一时期,我国的藏学研究者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广泛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思维、新知识、新方法,努力寻求藏学自身在现代社会的立足点,使古老而年青的藏学呈现出更加绚丽多姿的局面。

  2、以藏族社会历史、传统文化艺术为主要对象的普查调研工作成绩斐然

  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各民族文艺工作者和藏学研究工作者(包括广大业余爱好者),对我区藏族以及区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传统文化艺术进行了大面积的、多次的普查、搜集、采录、整理、研究和编辑整理出版工作。1985年出版发行的近30万字的《藏族简史》,1993年出版发行的80余万字图文并茂的《中国戏曲·西藏卷》和137万字的《中国歌谣集成·西藏卷》便是其中的突出成果,涉及藏族民间艺术的总共十大部的文艺集成编纂工作和包括《藏学志》、《藏族语言文字志》在内的几十部志书的编纂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近几年内将陆续付梓印行。这些成就为构建科学的藏学分支学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基础性的研究成果,为深入开展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3、填补考古学研究空白,大批珍贵的文物得到全面保护

  现代考古学在我国诞生于本世纪的20年代。和平解放前,西藏考古学研究是块空白。50年代起,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我区的历史考古工作者获得了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不仅发现了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以及大批的古墓葬群、摩崖石刻、岩画、石碑等等各类文化遗存,而且在70年代、80年代先后发掘的昌都卡若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和拉萨北郊曲贡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所获得的重大发现,对校补西藏古代典籍,研究古今环境的变迁,加深对青藏高原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的认识,人们广为关注的西藏文明起源和进程等等,提供了大量可信的物证,澄清了许多西藏远古史上的遗案。进入90年代,我区基本完成了全区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工作,共确认各类文物遗存1768处。自60年代以来,国务院公布的西藏自治区辖区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7处。1994年著名的布达拉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述各级文物单位,自80年代来得到了国家的巨额资金用于维修、修复,使大批珍贵文物不仅得到了全面的保护,向世人展示雪域高原辉煌灿烂的文明,也为藏学研究工作者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深入研究古代文明的“活化石”。

       4、口头说唱艺术《格萨尔王传》得到全面的抢救

      藏族口头说唱艺术《格萨尔王传》被誉为藏族文学之冠,是世人公认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建国以来,国家和自治区都十分重视《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和整理研究工作,80年代前后正式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抢救整理。1980年以来,仅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格萨尔王传》抢救室,就先后寻访民间说唱艺人40名,我区已录制艺人说唱本百余部,整理50多部,出版34部,收集旧版本近百部。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全国有关《格萨尔王传》的研究机构至今已收集民间艺人传唱资料录音5000多盘,整理出5000多万字,发表研究论文1000多篇,出版研究专著30多部。历代藏族人民零散传唱的口头文学成为一部系统完整的文学宏篇巨著,有望成为现实。《格萨尔王传》抢救整理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将给藏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一部弥足珍贵的藏族古代社会百科全书。

       5、藏族古籍和历史档案得到全面保护和抢救

      人们经常以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来形容藏文古籍和历史档案文献。到底有多少藏文古籍?谁也难以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1989年国家在整顿压缩出版机构的情况下,鉴于藏文古籍量多而广,抢救任务异常繁重,特别批准在我院建立了藏文古籍出版社。至此,全国拥有整理出版藏文古籍图书的出版社8家,进一步加大搜集、整理、出版藏文古籍的力度,大批藏文古籍、古代木简、金石文字以及宗教典籍得到了全面的保护和抢救。目前搜集整理的原始底本不计其数,已经抢救出版的科学版本不下500种,其中有反映藏民族历史的孤本《德吴宗教源流》,几近绝版的《苯教大藏经》(308部),8世纪原始文献《敦煌出土藏文写卷》、《西藏拉萨现存梵文贝叶经的整理》、闻名于世的《佛教大藏经》(对勘本)和今年4月在拉萨举行首发式的《西藏历算大全》等,涉及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学、法律、人物传记、全集、地理、藏医药、天文历算、工艺、美术、建筑等众多学科。可以说,藏文典籍名著大多已有了现代版本。为了进一步弄清藏文古籍的家底,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指导下,甘、川、青、滇、藏五省区于去年底在拉萨召开了藏文古籍编目协作会议,制定了十年的协作规划。西藏的藏文历史档案多达数百万件。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是我国目前保存地方档案最丰富的档案馆之一,还保存有大批有关西藏和藏族的汉、满、蒙文种和多种外文历史档案。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均已得到了现代科学手段的保护。保存完好的藏文古籍和历史档案文献,定会为藏学界提出古老而常新的课题。

       6、专业藏学研究队伍成长壮大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今天,藏学研究队伍的人员构成、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批批受到良好现代高等教育的中青年藏族藏学专业研究人员,在实践中正在成长为藏学研究的骨干力量,致力于藏学事业的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学者的加入,更加壮大了这支队伍。现代中青年藏学研究工作者基本上都兼通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其中绝大多数还通英文或其他外文。新一代的藏学工作者知识面宽,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在老一代藏学家培养指导下,现已肩负起使中国藏学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历史使命。这支队伍的综合实力和潜力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7、藏学教学和研究机构日臻完善,学科优势初步形成

      分布在全国的50余家藏学研究机构和有藏学教学任务的院校,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实践和努力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学科优势。尽管这种优势目前还不十分突出,但为集中人力、财务和图书资料,扬长避短,分工合作,加大高层次藏学人才培养的力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攻坚,实施精品战略,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出各自的拳头成果,迅速提高中国藏学研究整体水平,以适应当今飞速发展的国际学术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藏学研究为西藏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藏学界至今在藏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这些最基本的界定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但我们认为“藏学”既然是一门研究西藏和藏民族的独立学科,就应当包括对西藏和藏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研究。西藏社会科学院近几年根据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陆续增设了当代西藏研究所、农村经济研究所和经济战略研究所,既扩大了藏学研究的范围,同时又促使藏学各学科向纵深发展。近几年我们根据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抓住人们议论较多的一些热点和难题,推出了《中国西藏现代化发展道路研究》、《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拉萨市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西藏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研究》、《西藏主要城镇贫困群体与帮困救助问题研究》和《西藏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西藏小城镇建设问题研究》、《西藏农村致富道路问题研究》等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课题,有的成果已经面世,有的正在完成之中。这些新的课题极大地丰富了藏学研究的内容,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和浓厚兴趣,也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当代西藏现实问题的研究,自本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如:《西藏自治区概况》(1984年出版)、《当代中国的西藏》(1991年出版)、《当代中国西藏人口》(1992年出版)、《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西藏卷》(1994年出版)、《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1994年出版)、《西藏人口与社会》(1996年出版)、《中国藏族人口研究系列·西藏藏族人口》(1997年出版)等,填补了传统藏学中的相关空白。有许多课题是在西藏城乡、牧区进行综合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调查采用抽样户访,填写问卷,以及社会调查、专题研究相结合等现代社会学的方法,这在藏学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9、藏学为西藏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服务

      藏学研究紧密结合西藏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以学术视角阐明历史上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的领属关系,是这一时期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藏族同内地中原兄弟民族之间的交流往来,远古时期即已有之,且日益密切,特别是自元朝(公元13世纪)以来,西藏辖属于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或中央政府,藏族与兄弟民族一道为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上,藏族为维护祖国统一和主权完整所作出的业绩将与日月同辉,永载史册。有关这方面的史实,在中国藏、汉、满、蒙文字的历史文献和典籍以及英、俄、法等文种的文献中都有大量的、翔实的记载,这是我国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历史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国以来,加强了西藏政治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大力发掘、翻译整理有关资料,涌现了《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78年出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994年出版)、《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96年出版)、《历史造就的统一体》(1990年出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1994年出版)、《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1995年出版)、《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1996年出版)等一批研究成果,不仅全面系统地向世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西藏历史档案资料,而且史学家们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公正地阐明了西藏主权归属不可动摇的学术观点,并有力地批驳了一些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打着“民族”、宗教及人权的旗号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罪行。这一时期西藏政治发展史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热情,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0、开放的中国藏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形式多样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活跃起来。仅西藏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14年来,就邀请、接待了美国、英国、法国、匈牙利、捷克、苏联、日本、蒙古、奥地利、挪威、西班牙、韩国、巴基斯坦等20多个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区的藏学家和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友谊。与此同时,我院也多次派遣专家学者参与国际藏学学术活动及其他藏学学术会议,先后出访了美、英、法、匈、奥、意、瑞士、瑞典、挪、比、日、蒙等十几个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区,不仅交流各自的学术成果,而且还交了朋友,取得了可喜的学术合作成果。另外,自1987年来,西藏社会科学院还先后聘用美国英语学会师资20人次,在本院开办英语培训班,至今已培训了拉萨地区科技、行政人员1200余人次;还先后派遣本院藏族青年学者12人次到美国、挪威等国攻读英语、人类学硕士、博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采取的请进来、走出去、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无疑对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兴旺发达有着积极的作用。开放的中国藏学也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藏学的一大特点。


  中国藏学40年的发展,不仅使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更加丰富多彩,而且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并逐步形成一系列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

  1、藏学工作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我国一切事业发展的根本指南,40年来藏学领域每一阶段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改革开放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对我国藏学工作有着更加直接的指导作用,在这一时期,藏学工作紧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前进,并结出了累累硕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藏学研究的灵魂,40年来,藏学工作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的文化进行了积极的扬弃,剔除糟粕,吸取精华,并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研究历史文化,基本上解决了藏学研究偏重于上层僧侣贵族、王公首领的倾向,把研究的视点转移到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领域。

  2、藏学研究工作必须突出重点,坚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藏学工作,在40年的发展中,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的区情,突出研究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在研究内容上,除侧重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外,突出了经济建设和现代社会进步的内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20年里,一大批藏学经济成果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相继问世,使藏学领域更加丰富多彩。实践也证明,藏学研究只有与经济社会相联系,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大潮中才会有生命力,才有发展的前途,否则,任何研究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树,甚至会变成历史糟粕的附庸。

  3、藏学研究必须坚持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在我国,藏学研究已经超出了纯学术的范围。40年来,藏学研究已经紧紧地与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联系在一起,有些已成为政治领域里的组成部分。这主要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入侵西藏以来,始终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与破坏统一的斗争。一段时期内,境内外分裂主义势力在各种形式的宣传中,利用被歪曲了的藏学研究,向西藏及其他省的藏族地区贩卖一些经过篡改和巧饰了的文化历史,企图从精神领域打开缺口,使分裂活动披上一层纯学术的外衣。另外,1959年叛逃到国外的一些大农奴主,为了分裂活动的需要,摇身一变,竟以博古通今的藏学研究者出现,大谈所谓的西藏政治、宗教、文化、历史,而国际反华势力中的某些人也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以藏学研究之名,行支持达赖集团分裂活动之实。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出版专著,肆意攻击和歪曲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政策或篡改历史文化,以此欺骗国外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所以,藏学研究领域始终是与反分裂斗争相联系的,藏学研究工作者也必须肩负起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责任。

  4、藏学研究必须注重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促进学科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加快藏学创新,促进藏学繁荣的重要手段,但由于藏学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导致研究方法的陈旧和落后,如选题重复,成果单一,许多研究很难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往往停留在资料的一般介绍或表面化研究,造成有独到见解和新颖观点的成果少,同水平重复研究却屡见不鲜。另外,藏学研究尚未引入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理性化和定量分析的方法,使研究跟不上现代化发展的水平,因而需要广大藏学工作者积极探索科学研究的方法,总结40年来藏学研究的规律,探索和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藏学理论和研究体系,使藏学研究建立在科学的方法之上,建立在现代化手段之上。

  此外,由于历史的惯性,藏学研究中素来存在着重传统、轻现实,重精神文化、轻物质文化,而精神文化研究中又存在重史学、轻理论和应用的倾向。建国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老藏学研究者优势互补,携手共进,为填补学科空白做了很大的努力,出了一批成果。但至今学科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其表现是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上的冷热不均。这种冷热不均状况若不尽快改变,势必严重阻碍藏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对藏学整体水平的提高也有重大影响。学科发展不平衡,既有研究人员自身的问题,又有研究机构组织者的问题,并且后者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告别20世纪,迎接新世纪到来之际,藏学界应该认真总结我们所走过的路程,从宏观和整体角度审视藏学的方方面面,把握藏学发展的脉络,站在战略的高度制定出全面开创21世纪藏学研究新局面的中长期规划,一步一个脚印地巩固、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藏学研究新格局,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5、必须大力提高藏学科研人员总体素质,不断改进藏学研究中的学风和文风

  民主改革40年的实践证明,藏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发展,主要依靠一批业务素质高,政治素质过硬,历史责任感强的科研工作者,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藏学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现有的藏学科研人员已经跟不上现代化的要求。一是尽管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相对稳定,充满信心与希望的藏学研究队伍,但真正对藏学钻得进去,跳得出来,理论和学术功底较深,胜任重大项目主持工作的研究人员尚为数不多。与其他学科队伍相比较,藏学队伍的数量与质量均嫌不足,个别学科已呈现青黄不接,尤须加强,否则将不能适应当今藏学发展的迫切需求。二是应当承认藏学研究是一个比较清苦的领域,经济效益小,研究周期长,成果发表和出版也有困难。多数研究人员不畏艰难,辛勤地在藏学园地里耕耘不辍,但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耐不住寂寞,不甘坐“冷板凳”,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他们急功近利,热心于经济效益大的工作,自觉或不自觉地冷落基础研究工作,看不到削弱基础研究将影响学科发展,也影响自己的后劲。三是有些研究人员缺乏开创意识,研究工作按老框框办事,归根到底,是更新观念不够。因此,必须加强队伍建设,全面提高研究人员的素质,同时还要拓宽途径,加大培养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高学历、高层次、高素质的藏学研究专门人才的力度。

  搞好藏学研究,必须进一步改进学风和文风,使藏学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功底和详实的基础材料之上。经验证明,凡是在藏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至少在学风和文风上是过硬的。但在近些年里,一些年轻的学者暴露出学风和文风不正的问题,严肃的学术研究不是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待,而是心浮气燥,存在着不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相互转抄,甚至在引证材料时还出现以讹传讹等不应有的现象。有的不能站在藏学发展的全局高度去审题,在选题上不是知难而进,往往避难就易,结果研究成果平平,有些领域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或几乎无人问津,始终得不到突破性的进展或研究者的关注,严重地影响着藏学研究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有些论文论著晦涩难懂,也是藏学研究中,特别是历史和宗教等传统研究中较普遍的现象,这里既有史料(包括汉文史料)年代久远,带有当时时代烙印的关系,也有当今研究者的文风问题。我们今天的研究成果是为了让更多的当代人读懂,而不是用以孤芳自赏,因此,很有必要提倡研究者在引经据典时,用现代语加以准确的注解,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进行表述。学风和文风关系研究的学术质量,也关系到藏学的健康发展,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加大对藏学研究成果评论的力度。

  6、必须加强全国藏学研究的横向联合和交流,进一步改善科研手段

  藏学研究40年的发展经验,重要的一条是注重了藏学研究工作的联合和学术交流。早在50年代末,一批科研研究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到西藏各地进行学术考察,了解西藏的社会形态和各民族发展状况,在其后时间里,分布于西藏、北京、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藏学研究机构和一些民族院校的研究机构相互联合,合作形成了大批的藏学研究成果,同时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了藏学研究的发展。改革开放后,许多地方成立了藏学研究中心,机构规模日趋扩大,但相互联系逐步减少。特别是我区藏学研究机构与区外联系少了,因而影响了学术交流,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加强联系与合作,使藏学研究形成合力,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于藏学研究亟需的地方,以适应现代化的藏学工作的要求。

  现代化的科研手段是搞好藏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条件,在改善科研手段方面,已经得到了国家的有力支持。特别是在搜集、抢救、整理、出版藏文典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成绩显著,赢得了国内外藏学界的赞誉。然而,藏文典籍藏量巨大,且分散保存,至今仍可以说“家底”不清。去年五省区召开藏文古籍编目协作会议,仅编目一项即制定了十年规划,可见藏文典籍的搜集、抢救、整理、出版工作,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浩大的工程,亟待我们去科学地进行抢救。也由于藏学研究机构分散,十分需要通过现代手段加强信息交流,资料共享。因此,从速加强科研手段的现代化,建立可以充分利用藏文典籍资料方面的信息网络,以便藏学研究人员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一方面加速藏文典籍的搜集、抢救、整理、出版工作,另一方面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更好地把握藏学研究发展的现状,多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实在是当务之急。

  民主改革40年来,我国的藏学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顾过去,我们无愧于党和政府的期望,展望未来,我们信心倍增。让我们携起手来,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使藏学研究这朵奇葩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开得更加鲜艳,更加光彩夺目。

 

                                                          (作者:次旺俊美     摘自:《西藏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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