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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江孜大流感的传播原因及其影响概述

发布时间: 2020-06-17               来源:王同宇,《中国藏学》2020年第2期

人类历史上关于流感爆发的记载中,1918年大流感波及范围之广、危害性之大,堪称史无前例。大流感自1918年春爆发起,至1919年5月基本结束,由于一战的原因,参战的欧洲各国竞相隐匿疫情,最终经中立国西班牙的媒体曝光,而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西班牙女士”。现已查明,1918—1919年大流感系H1N1病毒引发,起源于美国,随着美军赴欧参战而播散到欧洲,使得大流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大流感引发死亡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强烈的病毒性肺炎,引发快速而直接的死亡;二是通过解除机体防御而让细菌侵染肺部,引发一种更常见但稍慢一些的致死性细菌性肺炎。[1]通过对发掘出的7具冰封尸体的检查发现,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具有特殊的基因变异,受害者染上流感后,肺部及身体其他重要器官均受侵袭,最后内出血而死。[2]此外大流感导致的堕胎和死胎的现象非常多[3]。美国分子病理学家杰弗里·陶贝格尔将1918—1919年大流感称为“所有大流感之母”,因为这场H1N1流感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流感大流行。美国医学杂志1918年最后一辑写道:“人类反对人类的时代暂时结束了。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出现了高致病性的传染病,导致了极高的死亡率。”[4]大流感造成全世界约5亿人感染并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死亡人数在5000万—1亿之间,全球平均致死率高于2.5%[5]。大流感死亡率因年龄的不同而变化:0—35岁年龄段死亡率为30%—40%,50—70岁年龄段死亡率为20%,70岁以上者死亡率为10%[6],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15—35岁之间的青壮年,65岁以下的人占死亡总数的99%[7]。K·David Patterson认为, 从历史上的历次流感来看, 1918—1919 年大流感在传染速度之快、死亡人数之多,以及对年轻人和中年人的杀伤力上是独一无二的。[8]

一、大流感传入中国概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9] 1918年大流感在全世界流行正是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例证。

大流感最初起源于美国。当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随着美军赴欧作战传播到欧洲,然后扩散到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由于从世界其他地方远渡重洋来欧洲参战的并非只有美国人,还有英法等国海外殖民地的居民,尤其是印度人、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等,他们往返于各该地方与欧洲之间,也把流感带了回去[10]。因此可以说,正是世界大战和世界殖民体系造成了1918年的全球性大流感,使这场流感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远离欧洲的广大殖民地也难以幸免。[11]

1918年4月,英法军队中出现了一种温和的流感,被称为“三日热”[12];同月,英国海军中也出现了流感;5月,西线的所有军队——美军、法军、英军和德军都有士兵患流感。有人统计,英军从5月至7月间因流感病倒的达226615人。同年7月底,流感从沿海港口传至英国腹地并大面积传播开来。[13]

1918年大流感经海路和陆路传入中国,首先侵袭沿海、港口城市和陆地关口。流感于1918年5月底到达上海[14]。一名观察员说:“它如海啸一般席卷全国。”上海的流感死亡率在1918年6月达到高峰,1919年3月也是高死亡期[15];香港在6月时流感死亡率达到高峰,7—8月继续肆虐,流感在9月蛰伏后,于10—12月再次达到高峰;1918年6月台湾基隆发现流感,随后迅速传播到全岛,至1918年12月中旬为止,感染人数77万,死亡25394人。大流感进而沿水域网、陆地交通线继续向中国腹地省份播散。自夏末从印度传入我国西藏[16],另有称哈尔滨、北京、天津一带流感系俄罗斯人传入。1918年11—12月的《大公报(天津版)》和《申报》多以“流行时疫”或“疫症”概括各地发生的疫病;奉天、吴兴、南京、安庆、桐城、嘉兴等地皆传1918年入秋以后时疫盛行;中国济生会曾就浙江余姚、绍兴等处疫情作专门报告[17];直隶获鹿县流感疫情流行。1918年美国医生万德生曾赴山西临县对一例疑似肺鼠疫死亡患者肺部病理切片进行显微检查时未发现鼠疫菌,而且“在临县疫区的14天中,没有找到腺鼠疫之痕迹。鼠中也未发现任何其他疾病”[18];加之当时医学文献已经报道了禽流感(即西班牙流感)和肺鼠疫病理学发现的相似性,对禽流感病亡者的尸检与对蒙古地区肺鼠疫死亡者的尸检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他认为1918年10—11月禽流感曾经掠过这一区域,临县发生的疫情很可能是禽流感。

二、江孜大流感概况及原因分析

(一)江孜大流感概况

1918年夏末,起源于美国流行于全世界的流行性感冒最初被驿卒从印度带入我国西藏,后来那些从印度返回的藏商也发现患有流感。大流感是致命的,潜伏期通常为2天,但也可能短到1天或长到7天。许多人在染疫后的两天或更短的时间里死亡,很少有人染疫后能活过3天。据《旅藏二十年》记载:“这种流行病,在社会上已经蔓延很广,每三个人中恒有一人被传染。”据《民国藏事通鉴·藏区灾异志》记载:“发病后两天,江孜成为死亡城。”可见流感在江孜传播蔓延很广,爆发流感后只有2天,江孜就从一座富有生气、繁荣的城市变成了死人城。

英国堡垒中到处都是因患有流感卧病在床的人,少数未患病的欧洲人也住进医院和用作病室的印度兵房,以致于医院的设施不敷应用。堡垒开始严格执行隔离政策,与其他有传染病的城市断绝交通。尽管如此,堡垒中因患流感死去的人仍然很多,对死去的印度人,一般按照宗教惯例在河边焚化。据《旅藏二十年》记载,焚化尸体的做法引起西藏地方官员的恐慌,他们遣人与英国人交涉不要再焚化尸体,以免瘟疫随烟气传染给他们。

江孜的寺院里死的人更多,因为寺院里的喇嘛群居,且卫生条件差。当地政府和民众没有预防流感的知识,也不采取隔离措施。他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在寺庙里举行仪式、在祭坛灯里燃烧更多的油脂。[19]

西藏中部全境,是西藏人烟最稠密的地方,感染情况也特别严重[20]。由于短时间内死亡的人太多,以致于天葬师不敷分配,后来开始将不能立即进行天葬的病死者的尸体先行埋葬,然后一次掘出几个,再进行天葬处理。[21]

1919年,流行病再次侵袭西藏,也死了不少人,只是比不上往年死的多。[22]直至1921年11月,后藏帕里地区仍然肆虐流感。据《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称,英国人查理斯·贝尔所率外交使团路过此地,病死3人,藏人(病死)数百人[23]

综合可见,江孜大流感自1918年夏末沿西藏地方与印度商道传入西藏,流感疫情暴起于江孜,其后沿藏内陆地交通线蔓延至人口稠密的西藏中部及全境,造成大量死亡,其后疫情应有所减弱;1919年西藏再次爆发流感,不过致死率低于1918年,1918年大流感于1919年5月在全球范围内基本结束,而江孜大流感则在1921年11月仍然肆虐于后藏帕里地区。

(二)江孜大流感爆发原因分析

1.地理因素  旧时的江孜东起龙马卡若拉山,北至桑拉山,南至帕里塘拉山以西,西至卡仁青岗,包括现在的江孜、康马两县全境以及亚东县的一部分。江孜平原位于四条河谷的交叉点……平原上共有村庄33个,村庄都坐落在杨柳丛中[24]。江孜古城位于年楚河河谷平原的上部,离亚东210多公里,离日喀则90公里。宗山、紫金寺以及东南方向的乃宁寺互为犄角之势,又各扼守一条通道。乃宁寺扼守去亚东方向的道路,紫金寺扼守去日喀则方向的道路,而宗山则扼守两地通往拉萨的道路[25]

根据对直隶获鹿县的流感疫情资料研究发现,感染率、死亡率较高的村庄主要位于交通线沿线或是各区的中心村镇;中心村镇以外村庄的感染人数较多,多与交通线有关[26]。大流感依赖交通线传播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都出现类似情况,因为交通线快速集散的特点给流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而江孜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大流感传播创造了空间上的有利条件。

2.宗教因素  据《旅藏二十年》记载,一位名叫“培利”的卫队长感染了恶劣的流行病和疟疾,因热度过高而昏迷不醒,由于医护人员染病而不能亲来医治,培利的藏族仆人请两位喇嘛为他治病,“一个敲着鼓,一个敲着铜。两人都念喇嘛经,使得病人不要睡眠。大家都相信,所有病原,都由恶鬼所致。假使一个人睡眠太长,那么更多的鬼怪要到他的身上去”。对于藏族民众来说,当人们感染流感时,“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在庙里边举行仪式,在祭坛灯里燃烧多量油脂,请神灵拯救他们”。[27]可见,当时藏族广大民众对大流感的认识仍停留在宗教层面,采取的应对措施只是举行宗教仪式求助神灵,延请喇嘛驱除“恶鬼”,这种措施不仅对大流感患者而言是徒劳无功的行为,而且由于未能对流感患者实行隔离,反而在宗教活动中大量人员的过度集中与接触,大大增加了健康人群被感染的几率,对西藏地区大流感的传播蔓延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3.结核病等患病人群感染  1918年大流感是由目前人类能够追溯的流感病毒株H1N1引发的,该流感病毒株在全世界大规模爆发时,当时大部分人类的免疫系统从未接触过此类病毒,故容易被感染且症状严重,以至于引发大范围的死亡;患者在发热期间、病后康复期间休息不足,容易病情加重、复发。大部分流感死亡病例是由结核病导致,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心脏病、肾脏病的人更容易感染流感,女性怀孕期间感染几率要大得多,且流感导致的堕胎和死胎的现象非常多[28]。以西藏地区的结核病流行调查数据为例,1979年西藏地区肺结核涂阳患病率316/10万(标化率310/10万),患病率为1261/10万(标化率1202/10万);1979年0—14岁无卡痕无接种史儿童结核自然感染率11.33%[29]。1986年我国逐步展开扩大计划免疫(EPI)工作,根据1990年西藏全区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发现,0—14岁无卡痕无接种史儿童4365人,结素阳性人数220人,感染率5.04%;农牧区阳性人数147人,感染率4.30%;城镇阳性人数73人,感染率7.72%。1995年时就全国而言,西藏是结核病高流行地区,而西藏本身则以各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为高流行地区[30]

以上数据可见,1979年0—14岁无卡痕无接种史儿童结核自然感染率11.33%,1990年0—14岁无卡痕无接种史儿童感染率5.04%,其中城镇人口感染率较高,通过比较可见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érin)在降低结核病感染率上具有重要作用。鉴于卡介苗是于1924年公布于世之后才在各国推广使用的[31],可以确定在1918年前后的一段时期,西藏地区没有任何预防控制结核病的有效措施,当时的儿童结核自然感染率应不低于11.33%。

另外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数据中并未发现进口治疗结核病的抗生素和硫黄类药物的相关记录,且各地领主亦无为患病民众及农奴提供合理作息环境及治疗条件之觉悟,故西藏地方结核病及其他疾病的传播和感染亦甚为严重,使得患病人群孱弱不堪抵抗力下降,既为大流感的爆发创造了易感染的载体,也为其高致死率提供了物质基础。

4.商贸因素  近代列强垂涎并欲图瓜分中国,其中又以英国、俄国对地处我国西南边疆的西藏素怀狼子野心,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时论以为“两国之互欲争藏地也,不为藏而皆为印度”,正因列强各怀鬼胎,故西藏地方乃至整个中国受害尤为深重。1888年第一次英国侵藏战争结束后,于1890年签订《中英会议西藏地方与印度条约》;后于1893年12月5日签订《中英西藏地方与印度续约》,规定藏内亚东订于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1894年5月1日)开关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亚东,查看此处英商贸易事宜[32]。“西藏应允所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噶大克各通道,不得稍有阻碍。且应随时修理,以副贸易之用。并于亚东、江孜、噶大克及日后续设之商埠,各派藏员居住。英国亦派员监管各该处英国商务。”[33]1904年9月7日,英国武力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英国“在江孜设立了商务代表处”。[34]并且“在亚东、江孜派驻军队,设立军营仓库、邮政、电报及驿站等特殊设施,英国在亚东、江孜、噶大克派享有比领事职权还大的商务代表”。[35]1908年4月20日,中英双方签订《西藏地方与印度通商章程》,规定允许英国商务委员、英印人民“得在各商埠内,租地建筑房栈”。正如柳陞祺指出:“许多英帝的特权,如在西藏设立所谓商务委员会处,沿途设置驿站,架设电报线,派驻卫队等等,都是根据这一不平等条约。”[36]据相关论文统计,在西藏历史上形成的较大的口岸和边境贸易市场有27个,还有200多个民间贸易点[37]。随着口岸、边境贸易市场和民间贸易点的建立,由印度进入西藏的商路得以通畅,商业和民间交往渐次频繁,人口流动成为较为常见的现象。这也为大流感在西藏的传播提供了人员条件。

5.政府因素  江孜大流感爆发期间,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正忙于同四川军阀作战,无暇亦没有能力采取遏制流感疫情的举措,遂置疫区于自生自灭的境地,西藏地方政府及江孜宗政府未作过任何实际的努力。达赖喇嘛于西藏地方推行改革亦仅限于行政、经济和教育方面,并未涉及公共卫生建设领域,因此西藏地方不具备专门的公共卫生机构,对传染病缺乏基本的常识和防治措施,故流感爆发时并未见采取诸如关闭公共场所、采取隔离等应对措施。必要的隔离措施、及时的应急准备阻止疫情蔓延、适当的医护和药品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向公众和被确定人群准确公布信息[38],政府所应履行的以上各种基本职能,在江孜大流感爆发前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而西藏地方政府将大量的财政预算用于购买枪炮支持内战的出纳记录,却历历在目。在某种程度上讲,无论政府还是民众的认知都被战争所扭曲,政府的专断无能及对民众的漠视到达了极点,底层民众和广大农奴只能眼看自己的劳动所得被无休止的战争吞噬,面对大流感的传播和蔓延只能束手待毙,无望地求助于宗教听任命运的裁决。

大流感疫情爆发时,欧洲主要参战国家尚未对分割全球殖民地达成共识,遂将流感疫情作为军事机密隐瞒,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受到不同程度波及,加之当时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和医学观念陈旧,多以“天灾”“时疫”混淆大流感爆发的真实本质,导致全球人类死伤甚重。

三、江孜大流感的影响

(一)人口急剧下降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历史上的江孜人口情况如下: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江孜宗辖区人口最多时50115人(包括今康马县)。民国4年(1915),江孜年楚河北上游总人口3325人,其中0—14岁382人,占总人口的11.49%;15—60岁2689人,占总人口的80.87%;60岁以上的254人,占总人口的7.64%。1959年,民主改革时江孜人口30394人[39]。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江孜年楚河北上游的人口以15—60岁为主体,是大流感感染率、死亡率最高的年龄阶段;而且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江孜的人口巅峰,到1959年人口数量对比相差近20000人,对于多数时间里环境相对封闭的江孜而言,这种人口基数的下降程度是惊人的。江孜地区人口急剧下降的因素中,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严酷统治,和自甘丹颇章执政后寺院数量大增,使得庇护的僧尼人数增多,以及当时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因素相互作用外,可以肯定地说,这种非正常的人口下降与1918年大流感的传播有着必然的联系。由于大流感的死亡率曲线呈W形,死亡率最高的是年轻人,流感过后生育率也随之下降[40],可见大流感对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发展改变起到了决定性的破坏作用。

(二)加快农牧业生产的倒退

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对亚东、江孜一带的经济产生了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也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生产结构,甚至对当地的农牧业生产构成了一定的破坏性。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中获利的僧俗贵族不遗余力地扩大收益,使得贸易活动更加频繁,贸易量也随之增加,商道必须配备满足运输、中顿的人力资源和车辆、骡马、旅馆、堆栈等配套设施,如此,原来从事农牧业的民众转而经营或从事运输、旅馆、堆栈等行业,其间穷困者成为工人或仆佣,大量牲畜作为生产资料亦转用于商业驮运,低廉的报酬不足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甚至于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基础的农牧业生产技术得不到改进,在原始耕作和原始的放牧方式徘徊不前,直接导致农牧业生产的倒退。大流感致命性的传播蔓延导致大量年轻生命丧失,骤然之间劳动力的缺乏,对农牧业生产乃至商业都造成了重大危害,使得耕地荒芜、粮食缺乏,加深了这一地区对商业贸易的依赖性,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农牧业生产的倒退。

(三)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的暂时停顿  

根据1893年12月5日签订的《中英西藏地方与印度续约》,规定藏内亚东订于1894年5月1日开关通商。辛亥革命后,中央所属的西藏亚东关管理事务不能正常开展,从1913年3月亚东关奉命办理结束,到1914年3月后完成结束事宜[41]。此后亚东关管理权暂归西藏地方政府,亚东商路依然保持通畅,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继续开展。

英印政府是按财政年度而非日历年度统计贸易数据,故英印政府对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的数据统计方式为跨日历年度制。根据一战前后的英国财政年度来看,其统计方式自本年度的4月1日至下一年度的3月31日为一个财政年度,殖民地的财政年度原则上与宗主国一致。根据《英国、俄国和中国西藏》记载英印方面1910—1911年度至1924—1925年度亚东商路印藏贸易数据可见,1915—1916年度至1917—1918年度达到300万卢比规模, 1920—1921年度进一步扩大为400万卢比,可以发现亚东关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总体上呈不断扩大的态势,然而英印政府的贸易统计数据缺少1918—1919年度、1919—1920年度的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数据,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其原因。

一战期间,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工业有一定程度发展,对英国的工业产品需求降低;由于英国将资源主要用于军事工业生产,使得本国民用工业萎缩,其主要纺织品产业也被日本排挤出东南亚市场;战争导致英国黄金储备大量外流,海外投资的巨额利润也急剧缩水,同时欠有外债且国内通货膨胀。随着一战结束,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却失去了全球霸主地位,工业指数由1913年的100降低到1918年的80.8,占比世界工业生产10%的比重,而此时美国的占比为47%。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地宗主国为弥补战争损失,不断加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控制和经济勒索,对中国的干预就包括极力插手康藏边界纠纷以从中渔利。因此一战结束的头两年,英印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中断西藏地方与印度的贸易。

由此可见,1918—1919年度、1919—1920年度英印政府对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经济统计数据的缺失与“江孜大流感”爆发存在一定联系,高致死率的大流感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西藏地方民众间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恐慌,导致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不得不暂时中止贸易活动,直至1920年大流感疫情减弱,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才随之恢复。根据英印政府1920—1921年度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达到400万卢比数据规模可知,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一经恢复就达到并超过中止贸易前的最高水平。这种由贸易数据反映出的现象,从侧面说明了1918年江孜大流感爆发及其持续过程中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四、小结

1918年大流感对人类自身及人类社会的公共卫生体系构成致命性的威胁。江孜大流感的爆发既符合1918年大流感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一般规律,又基因于西藏地方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形态的特殊性,它的爆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也具有多面性。针对封闭状态下形成的严重不合理的西藏社会制度而言,江孜大流感的爆发是一种反向的作用力,它暴露了西藏社会沉滞落后的社会运作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对社会制度不合理的一种无声的控诉和谴责。

笔者曾广泛搜集江孜大流感档案文献,并在掌握一定资料的基础上,就此题目向西藏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普通群众和疾控机构从事流行病工作的专业人员咨询,最终没有发现记录1918年大流感的本地文献档案,甚至口耳相传的记忆性线索也不存在,曾经广泛肆虐的大流感已在历史长河中湮灭无闻。对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骇人灾疫而言,缺乏本土的文献档案和历史论证,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乔治·桑塔亚娜说过:“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当历史翻过一页后,关于它的认识,将不再仅仅停留于感性的层面,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人们终将清晰地看到人类历史的病态真相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



[1] 约翰·M·巴里著,钟扬等译:《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2页。

[2] 李秉忠:《关于1918—1919年大流感的几个问题》[J],《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

[3] W·I·Beveridge,Influenza:The Last Great Plague.London:heineman,1977,pp.15—17.

[4] 余凤高:《瘟疫的文化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5] 杰弗里·陶贝格尔、大卫·摩森特:《1918年流感:流感之母》[J],《传染性疾病的形成》2006年第1期。

[6] W·I·Beveridge,Influenza:The Last Great Plague.London:heineman,1977,p.31.

[7] 李秉忠:《关于1918—1919年大流感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

[8] 刘涛雄、彭宗超:《大流感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预测》[J],《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89页。

[10] 曾金花、张彦敏:《1918—1919年大流感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1] 同上。

[12] 刘文明:《全球史视域的1918年流感与尼日利亚木薯种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13] Niall johnson,Britain and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A Dark Epilogue,Routledge,2006,pp.40—53.

[14] 约翰·M·巴里著,钟扬等译:《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第42页。

[15] 克里斯托弗·朗福德:《1918—1919年大流感是否起源于中国》[J],《人口和发展评论》2005年第3期。

[16] 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518页。

[17] 《济生会姚医队报告》[N],《申报》1918 年 11 月 13日。

[18] 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9] 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70—171页。

[20] 同上,第171页。

[21] 同上。

[22] 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第189页。

[23] 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第519页。

[24] 参见埃德蒙·坎德勒著,尹建新等译:《拉萨真面目》[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

[25] 包路芳:《1904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历程》[J],《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6] 郝红暖:《1918年流感的中国疫情初探——以直隶获鹿县为中心》[J],《安徽史学》2015年第5期。

[27] 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第171页。

[28] 李秉忠:《关于1918—1919年大流感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

[29] 肖和平、杨敏:《西藏肺结核病的流行流行趋势》[J],《西藏医药杂志》1996年第4期。

[30] 肖和平、杨敏:《对西藏开展卡介苗预防接种的认识》[J],《中国防痨杂志》1995年第1期。

[31] 陶炳根、马福宝:《疫苗的应用与发展》[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32] 梁俊艳:《清代亚东关首任税务司戴乐尔》[J],《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

[33] 张皓、叶维维:《1888—1947年英国攫取的侵藏权益及其危害》[J],《东北史地》2016年第1期。

[34] 胡岩:《柳陞祺先生谈所谓的英国“驻藏办事机构”——从黎吉生的去世说起》[J],《中国西藏》2001年第3期。

[35]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使团的回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92—193页。

[36] 柳陞祺:《柳陞祺藏学文集》[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772页。

[37] 美朗宗贞:《近代中国西藏亚东口岸开关通商后的对外商业贸易研究》[J],《西藏研究》2009年第5期。

[38] 任世平:《比利时应对大流感和危机的机制及措施》[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9年第7期。

[39] 江孜县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编:《江孜县志》,第546—547页。

[40] 曾金花、张彦敏:《1918—1919年大流感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1] 陈继东:《近代西藏亚东与印度的贸易往来》[J],《南亚研究季刊》2003年第4期。

作者:王同宇,拉萨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员。

来源:《中国藏学》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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