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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吐蕃与北方草原民族的法律文化交流

发布时间: 2020-07-05               来源:班玛更珠《中国藏学》2019年第2期

略论吐蕃与北方草原民族的法律文化交流[1]


[摘要]作为制度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法律和法律文化,是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吐蕃早在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时期就已经有了名为 “桑缀南松”的执政、司法机构和切倪、协阿等法律制度。松赞干布时期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文法,为吐蕃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传统说法认为,松赞干布曾颁布《十善法》和《纯净世俗法十六条》作为吐蕃王朝的基本法律制度,但通过分析发现,吐蕃的成文法虽然有一定的佛教因素,但远远不是传统史书所记那样是在佛教十善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反,多数法律规定的罪与罚种类繁多,条理清晰,与佛教思想相去甚远。根据藏文史料的记载,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一系列行政建制和法律制度等都借鉴了北方突厥和回鹘的制度,而吐蕃法律的某些处罚方式和北方草原民族的法律文化多有相似,比如对盗窃罪的多倍赔偿制度、伤人罪赔偿女眷的做法、允许血亲复仇的规定等。文章认为,基于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特性,吐蕃在建政初期参考和借鉴北方草原民族的做法,从而制定、改革和完善本土法律制度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关键词]吐蕃;北方草原民族;法律;文化


作为制度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文化,集中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传统、政权性质结构和对外交流成果,是了解当时社会发展、意识形态、阶级关系和文化特征的重要途径。按照文化学的基本理论,法律文化属于制度层面,但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精神文化,包括道德、禁忌、审美等群体性意识因素的影响,也体现在物质文化的获得、享用、交换以及种种行为文化的规范体系中,并由此保障了社会在稳定有序的氛围中发展。正是由于法律文化的这种特点,在古代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中,立法、执法、司法的理念、原则、方法等等都容易引起统治者们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从而推动彼此文化全方位的交流和互动。

藏族文化历史悠久,体系庞杂,其法律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体现了不同时期藏族人民共同拥有的思想、心理、认知、评价、判断,以及集体遵循的行为方式和基本秩序。基于早期高原部落的政权组织形式以及创制藏文的时间节点,我们只能谨慎地推测,在松赞干布制定六大法典的公元7世纪之前,西藏高原的部落和部落集团更多是以道德、礼仪、禁忌和传统习惯法维持社会秩序,典型、系统的法典尚未形成。

从法律的本质而言,其产生当追溯到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形成的人类早期社会,是先于国家而产生的。恩格斯曾经指出: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利,即国家。[2]

法律从产生开始,主要任务是保障利益,规范行为,具有相应的强制性,因此与统治阶级的意志关系极为密切。据藏文文献记载,早在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གཉའ་ཁྲི་བཙན་པོ)时期,当时的雅隆部落就已经有了名为“桑缀南松”(གསང་གྲོས་རྣམ་གསུལ། ,意为三级秘密会议)的执政、司法机构和切倪(ཆད་གཉིས། ,两种惩罚)协阿(བཞེད་ལྔ། ,五种褒奖)等法律制度。[3]从聂赤赞普到松赞干布(སྲོང་བཙན་སྒམ་པོ),从最初的小邦林立到统一的吐蕃王朝,西藏古代法律也随着不同力量的此消彼长,在宗教文化的影响渗通下日益丰富。早期雅隆部落的王政,由苯(བོན)、仲(སྒྲེུའུ)辅佐,[4]历任赞普有苯教祭司(སྐུ་གཤེན)铺政,宗教和氏族力量对法律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习惯法的完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符合梅因对东方古代习惯法的判断:

与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相反,在东方世界,宗教因素的影响似乎超过军事和政治因素,军事力量和民事的贵族政治在国王和祭司等级之间消失了,或被挤压得毫无意义;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一个君主享有大权,但受到祭司阶级特权的限制。在东方,贵族政治成为宗教的,而在西方贵族政治是属于民事的或政治的……对法学家来说,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这些贵族通常都是法律的保管者和执行者。他们似乎已经继承了国王的特权,然而其重要区别,在于他们并不假装每一个判决都出于直接的神示。那种主张整个法律主体或其中一部分出自神授的思想联系仍旧四处可见,这使得族长们所做的判决被看做是某种超人类的命令,但思想的进步已经不再允许将个别争议的解决用假定为神判的方式来解释。法律的寡头政治现在所主张的是要垄断法律知识,独占据以解决争议的各项原则。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习惯法”时代。[5]

当松赞干布最终完成祖父达日年赛(སྟག་རིགཉན་གཟིགས)、父亲囊日论赞(གནམ་རི་སློན་མཚན)未竟的统一大业,制度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吐蕃这个新建立的中央集权王朝能否维持统治并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吐蕃能够先后兼并藏博(གཙང་བོད)、孙波(ཟིང་པོ)、苏毗(སུམ་པ)、象雄(ཞང་ཞུང)等部落,除去原有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的决定性条件外,亦有赖于赏罚分明等制度方面的保障。[6]为了适应统一王朝的发展需要,在立足自身传统制度文化的基础上,松赞干布开始积极从周边文化中借鉴经验、因地制宜并为我所用,“从东方汉地(རྒྱ)和弥药(མི་ཉག)获得工艺与历算,从南方白色印度(དཀར་པོའི་རྒྱ་གར)译得佛法诸经典,从西方粟特(སོག་པོ)和尼婆罗(བལ་པོ)打开财富之矿藏,从北方霍尔(ཧོར)和回鹘(ཡུ་གུར)取得法律与事业之典范”。[7]由此奠定了吐蕃王朝强盛的基础。在藏文传统史籍中,吐蕃的法律与事业借鉴自“北方霍尔和回鹘”的说法几成定论,而从初步的对比研究看,其说确有一定的根据,并非史家纯粹为了集齐四方文明来源而勉强凑之。

关于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吐蕃制度的具体内容,《五部遗教》 (བཀའ་ཐང་སྡེ་ལྔ)、《弟吴宗教源流》(ལྡེའུ་ཆོས་འབྱུང)和《贤者喜宴》(ཆོས་བྱུང་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等传统藏史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贤者喜宴》把松赞干布制定的这些制度统称为“三十六制”,即所谓的“六六大法”(ཚིག་དྲུག་སུམ་ཅུརྩ་དྲུག),包括六大原则(དཀའ་གྲོས་ཆེན་པོདྲུག)、六种告身(རྐྱེན་དྲུག)、六种标志(ཕྱག་རྒྱ་དྲུག),六种褒贬(ཡིག་ཚང་དྲུག)、六种勇饰(དཔའ་མཚན་དྲུག)和六大法典(ཁྲིམསཡིག་ཆེན་པོ་དྲག),最后的六大法典其实是一个总纲,吐蕃的各种制度几乎全部包括在其中。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这六部法典分别是《以一万当十万法》(ཁྲི་རྩེ་འབུམ་བཞེར་གྱི་ཁྲིམས)、《十万金顶具鹿法》(འབུམ་གསེར་ཐོག་ཤ་བ་ཅན་གྱིཁྲིམས)、《王朝准则法)(རྒྱལ་ཁབ་དཔེར་བླངས་ཀྱི་ཁྲིམས)、《扼要决断法》(མདོ་ལོན་ཞུ་བཅད་ཀྱི་ཁྲིམས)、《权威判决法)(དབང་ཆེནབཅད་ཀྱི་སྤྱི་ཁྲིམས)和《内库家法》(ཁབ་སོ་ནང་བའི་ཁྲིམས),内容涉及当时吐蕃的社会组织、行政区划、属民阶层划分、职官制度、军事制度、等级和告身制度、奖惩制度和诉讼判决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习惯和规则。

仅从法典名称来看,《贤者喜宴》所列六大法典的后3部《扼要决断法》《权威判决法》和《内库家法》就明显带有法律史上“法典”的色彩。法典时代是继“习惯法”时代之后法学史一个明确的时代划分,这个时候,把法律铭刻在石碑上,并向人民公布的做法,代替了那种单纯依赖有特权的寡头统治阶级来记忆的惯例。尽管当时还没有像现代编纂法典所必需的缜密考虑,但古代法典的成功毫无疑问是由于文字得到发明和传播。[8]由上可知,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成文法已经形成,除了上述社会制度性质的《六大法典》外,尚有十五大法(རྒྱལ་ཁྲིམས་བཅོ་ལྔ) 、七大法(ཁྲིམས་ཆེན་བདུན)、纯净世俗法十六条(མི་ཆོས་གཙང་མ་བཅུདྲུག)和二十大法(བོད་ཁྲིམས་ཉི་ཤུ)等。根据(西藏王统记》(རྒྱལ་རབས་གསལ་བའི་མེ་ལོང)的记载,吐蕃当时仿照佛教“十善法”的意义,在吉雪雪玛热(སྐྱི་ཤོད་ཤོ་མ་ར)制定了吐蕃二十大法(བོད་ཁྲིམས་ཉི་ཤུ)。[9]乌瑞认为这里的吐蕃二十大法就是由四基本法(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加纯净世俗法十六条构成。[10]

在提到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吐蕃法律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当时吐蕃法律中的佛教因素到底有多大。无论是传统的藏文史书还是现在的专题研究,人们在探讨吐蕃法律的制定时,都异口同声地说是松赞干布在佛教“十善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吐蕃的法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流传后世的《十善法》(ལྷ་ཆོས་དགེ་བ་བཅུ)和《纯净世俗法十六条》。

《十善法》来自于佛教五戒十善,分别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诳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邪见。如果说这种《十善法》确实在松赞干布当政时以法律的形式得到执行,那么“法王”松赞干布以佛法治国就说得通了,毕竟这十条善法本身就是佛教基本戒律。但是从相关史籍的记载来看,吐蕃法律用刑极酷,这和佛教一贯奉行的“慈悲为怀”的原则大相径庭。《新唐书·吐蕃传》如此记载吐蕃的刑律:“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长算。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11]

吐蕃的这种酷刑在藏文史料中亦有反映,《贤者喜宴》说松赞干布为了震慑民众,曾经幻化各种违法的可怖后果:“如此在建成吐丹佛殿(ཐུགས་དམ་ལྟཁང)之后,为了使十善之国法变得严厉而牢靠,(赞普)幻化出各种恐怖的监狱和刑场,那些犯了十恶(违背十善法就相对犯下了十恶)且不认罪或不悔改者,由凶恶的刽子手抓住以后,将头颅、四肢及手足砍断、剁碎,割舌,挖眼,用熔化的铜水剥皮。砍下的头颅、四肢及眼睛等堆积成山……”[12]《西藏王臣记》也记道:“从此开创了善美之礼仪,争斗者处罚,杀人者依照等级大小赔命价,偷盗者罚款被盗财产的八倍,加上原物须赔偿九倍,通奸者断肢、流放,说谎者割舌。”[13]尽管其中不乏佛教因素,但这些史书对吐蕃刑罚的记载和上引《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基本一致,即当时吐蕃刑罚中的确存在砍头、剜目、剁手、刖足、割舌、劓鼻等酷刑,而这种残酷的处罚是很难和佛教的“十善法”联系起来的。

与此同时,和《十善法》并列的《纯净世俗法十六条》,不同时代的文献记载都有不同说法,最初指的是:1、敬信三宝,2、求修正法,3、报父母恩,4、尊重有德,5、敬贵尊老,6、利济乡邻,7、直言小心,8、义深亲友,9、跟随选贤、远虑高瞻,10、饮食有节、货财安分,11、追认旧恩,12、及时偿债、斗秤无欺,13、慎戒忌妒,14、不听邪说、自持主见,15、温言寡语,16、担当重任、度量宽宏。后期逐步发展为:1、虑奉三宝;2、三宝中法宝要确实修行;3、孝顺父母;4、遵道敬德;5、敬老重贵;6、去私心交朋友;7、帮助邻里和无靠者;8、居心正直,不听闲言;9、效法上人;10、不走极端,饮食行为都要合乎中庸之道;11、勿忘恩德;12、斗秤要公平;13、不嫉妒旁人;14、语言婉善中听;15、不听女人与损友言;16、道法与世事均非易者,要忍耐,要宏毅。[14]

直观而言,这部传统的《纯净世俗法十六条》更多展示的是道德自觉方面的要求,其中惩恶诫非的法律因素相对较少,严格意义上不能归为法律。

其实从史料中的蛛丝马迹看,松赞干布制定的法律不是《十善法》,也不是《纯净世俗法十六条》,而是上面提到的《六大法》或《七大法》。藏史载:松赞干布制定了《纯净世俗法十六条》,尤其是戒十恶的王朝大法。当时的王朝大法包括:戒杀生之法为处以死刑(གཤིན་སྟོང),杀人未速者处以罚金(གསོན་སྟོང);戒偷盗之法为多倍赔偿制度,盗三宝之财物者赔偿百倍(བརྒྱ་འཇལ),盗王室之时物者赔偿80倍(བརྒྱད་ཅུ་འཇལ),盗民众之财物者赔偿8倍(བརྒྱད་འཇལ);戒邪淫之法是处以赔偿金(སྨད་འཇལ)和惩罚(བྱི་ཆད);戒妄语之法是以天神和护法为证赌咒发誓;戒饮酒之法(ཆང་ལ་ཚོད་ཟིན་པ)。在参照佛教这五大戒制定的法律之上,加上不造反、不掘墓,即为六大法(ཁྲིམས་ཆེན་དྲུག)或七大法(ཁྲིམས་ཆེན་བདུན)。通常在戒十恶法的基础上加孝顺母亲、孝顺父亲、敬重出家人和修行者,尊敬长辈,知恩图报、不损人害人等,合称《纯净世俗法十六条》,[15]显然,《十善法》完全来源于佛教,而从《纯净世俗法十六条》的构成来看,其性质似乎也是立德因素胜于立法,着重反映了世俗社会的道德标准。反观上述六大法和七大法,倒是佛教色彩较淡,与汉藏文史籍中的记载也多有相似,相对符合吐蕃王朝初建时期的社会特征。

如上所述,松赞干布时期建立以《十善法》和《纯净世俗法十六条》为基础的法律制度这种观点似乎还有可商榷之处。首先是松赞干布时期吐蕃佛教的状况并没有后世传颂的那么兴盛,目前资料所能反映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翻译部分佛经、建立部分佛殿等方面,当时还没有建立寺院和僧团,佛教作为一个新传入的思想文化体系在吐蕃还处于萌芽状态。

其次是关于当时吐蕃法律的文献记载,无法证明其中有佛教思想因素。根据敦煌古藏文文献《大事纪年》的记载:“兔年(655),赞普驻于美尔盖(མེར་ཁེ)。大论东赞于“高尔地”(འགོར་ཏིར),写定法律条文。”[16]我们不知道噶尔·东赞当时写下的法律具体是什么,但从敦煌出土的吐蕃时期成文法典《狩猎伤人赔偿律》(ཁྱི་རྦོད་ནས་མི་བསད་པའི་སྐོར་གྱི་ཁྲིམས་ཡིག)、《纵犬伤人赔偿律》(ཁྱི་རྦོད་ནས་མི་བསད་པའི་སྐོར་གྱི་ཁྲིམས་ཡིག)、《盗窃追赔律》(བརྐུས་པའཇལ་གྱི་ཞལ་ལྕེ)等文献来看,其中的佛教因素并不明显。

再次是佛教对吐蕃法律的影响,只有到了后期的赤松德赞时期才开始慢慢显露,以赤松德赞颁布的《兴佛诏书》为代表的文献将崇佛法、尊僧侣等以法的形式规定了下来。[17]最后,虽然吐蕃七大法和二十大法中诸如杀人者偿命、偷盗者加罚、奸淫者断肢、谎言者割舌等刑法的确和佛教十善的前几条吻合,但是不可否认,戒杀、戒盗、戒奸、戒伪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后实现稳定发展最基本的保障,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种文化传统,所有的统治者在制定法律时都会首先规定诸如杀人偿命、伤人囚禁、偷盗罚款、奸淫鞭笞之类的法律。这些基本法律,不但是广大群众的基本需求,也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因此松赞干布制定的上述大法,其实和佛教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吐蕃时期佛教思想影响到法律是后期的事,且影响力有限,而吐蕃传统法律,仍以严酷为主。

既然现有资料无法证明最初的吐蕃法律确实建立于佛教十善法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吐蕃法律与外来文明的关系问题。毋庸置疑,吐蕃法律是在青藏高原产生阶级以后,经过极为漫长的时间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得以形成的基础是当地的生产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不过,在吐蕃法律的形成过程当中,亦受到外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贤者喜宴》说吐蕃从北方取得法制和事业之典范,这里所谓的“法制”,除了行政建制、了职务制度、军事制度等方面的借鉴外,也应包括法律方面的内容。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典籍中关于北方民族制度文化和社会习俗,尤其是法律文化的记载,并将之与吐蕃的法律文化进行尝试性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从定罪到判罚,吐蕃法律和当时的西域法律——北方草原民族法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

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北方,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草原东起我国东北,西接中亚草原,连起了欧亚大陆,也成为历史上欧亚游牧民族迁徙的走廊。历史上的北方草原民族,通常就指匈奴、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等活跃在我国蒙古高原和西域大地这片欧亚草原之路的游牧民族,他们创造和发展的游牧文明,在与南方中原农耕文明的长期互动中共同发展。

匈奴是文献中最早系统记载的北方民族。《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18]其中关于法律这样提到:“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19]

《史记》所载匈奴的法律,尽管字数很少,但却是关于北方草原民族法律文化的确切记载。其他出现在西域历史上的著名 “行国”如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等,《史记》不单记其法,还多有“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等语,从中可知广义西域地区游牧文化的本质特征大体上保持一致[20],而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法律文化,其选择显然也要符合以游牧文化为特征的匈奴那种“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的特色。关于这一点,在之后一些北方民族文化的记载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这种早期的习惯法,一般由贵族阶层中的特定人员负责,甚至由最高统治者进行最后的裁决:“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21]

汉代匈奴逐渐没落。鲜卑继匈奴之后在北方草原崛起,并深深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草原文化。鲜卑“为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 而乌丸的法律,则和匈奴相近:

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自杀其父兄无罪。其亡叛为大人所捕者,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22]

之后的《魏书》对鲜卑的法律有进一步的记载:

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23]

显然,从盗不止死、有罪者出牛羊以赎命等习俗来看,鲜卑的习惯法与匈奴、乌丸也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鲜卑习惯法中有支持或允许部落和个人实施血亲复仇的做法。作为北方草原民族法另一大特色的盗窃多倍赔偿制度,在地处乌丸之东的夫馀(又作夫余)亦得到实行。《三国志》记其 “与匈奴同俗”,显然这种多倍赔偿制度也见于匈奴法:

用刑严急,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窃盗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妒,皆杀之。尤憎妒,已杀,尸之国南山上,至腐烂。女家欲得,输牛马乃与之。兄死妻嫂。[24]

继鲜卑之后,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但北方草原民族习惯法的基本传统大致得到延续。突厥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制的民族,这从古代突厥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作为古突厥文献的代表,立于公元732年的阙特勤碑和立于公元735年的苾伽可汗碑的碑文多处把突厥国家和突厥法制并列而论。以阙特勤碑为例,石碑东面写道:

第1行:他们(指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

第3行:因此,他们这样统治了国家,他们统治了国家并创建了法制。

第15—16行:我父可汗(指颉跌利施可汗,即骨咄禄可汗)这样建立了国家和法制以后就去世了。

第22行:我们建立的国家、法制就是这样。突厥乌古斯诸官和人民,你们听着!当上面上天不塌,下面大地不裂,突厥人民,谁能毁灭你的国家和法制?

第31行:当他(指阙特勤)十六岁时,我叔可汗(指默啜可汗)这样获得了国家和法制。[25]

与之前的法律比,突厥法律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严酷著称。《北史·突厥传》记曰:

其刑法,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奸人女者重责财物,即以其女妻之,斗伤人者随轻重输物,伤目者偿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肢体者输马,盗马及什物者各十余倍征之。[26]

从突厥法来看,一方面继承了反叛者死、伤人输财、盗窃多倍赔偿等北方草原民族法自匈奴以来的一些基本刑罚原则,但在其他方面多有从重从严处罚的规定,比如鲜卑允许血亲复仇,突厥则是“杀人者死”。除了反叛等重罪,杀人、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可见,随着北方民族法律文化的发展,刑罚逐渐趋严,到唐代,黠戛斯“法最严,临阵桡、奉使不称、妄议国若盗者皆断首;子为盗,以首着父颈,非死不脱”。[27]

综上,北方草原民族的法律文化,整体上体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多为习惯法形式,成文法典尚不普及。

从史料记载来看,北方草原民族的法律多以习惯法为主,系统的成文法相对较少,或者说实行范围有限。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曾先后九次修律,形成著名的北魏律,其中中原法律文化的因素随着汉化立法的推进得到日益加强。而与此同时,更大范围的北方草原仍以民间习惯法为主,之后的突厥、回鹘法的特点也说明了这一点。北方草原长期流传下来的这种“以言语为约束”的法律形式,多以道德、舆论和相互监督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仲裁、判决多采用权威裁决和神判法,与普遍的成文法相比缺少系统性和严谨性,但这种做法又是适应草原文化土壤和生产生活要求的必然选择。游牧民族地域广博、人口稀少,生产生活逐水草而居、社会组织松散、生产方式简单、人力资源有限,加上是否有文字或者文字使用率等多种客观因素,使得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更容易被接受和继承。习惯法的特点有:

其一,用刑严酷,死罪、肉刑适用范围相对宽泛。在北方民族习惯法中,重罪处理多用极刑。比如谋逆、反叛类罪行,这在中外古代法制史上属于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容忍的罪行之一,有的甚至会有株连的严重后果。“用刑严急,杀人者死”,也符合人类文明对“杀人偿命”的普遍认同。但是,北方草原民族用刑严酷,体现在死罪和肉刑的实施范围上。比如匈奴“有罪小者轧,大者死”,乌丸“违大人言死”,鲜卑“男女不以礼交皆死”,夫余“男女淫,妇人妒,皆杀之。尤憎妒,已杀,尸之国南山上,至腐烂”。突厥“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匈奴法规定“拔刃尺者死”,甚至对意图犯罪者都要处以极刑。

其二,少监禁,多罚财,广泛推行多倍赔偿制度。除了死刑和肉刑,北方草原民族处罚犯罪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罚赔财物。从文献记载来看,匈奴、鲜卑等通常在处理伤人、偷盗等常见犯罪形式时不用古代法制史上多见的监禁,而是多用罚没财产的处罚方式,“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不使用监禁或缩短监禁期限,显然是由游牧文化的本质特征决定的。游牧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一直处于移动当中,劳动力也相对有限,既不具备长期监禁的客观条件,监管人力成本也太高,相对而言,罚没财产对一个牧民来说无论是惩罚犯罪还是防止犯罪都会产生明显的效果,所以才会有“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的情况。在罚没财产的同时,对偷盗者实行加倍赔偿制度也是北方草原民族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窃盗一责十二”“盗马及什物者各十余倍征之”。值得注意的是,多倍赔偿制度对倍数的判定,除了依据罪责严重程度,尚有阶级之别,比如“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

《贤者喜宴》说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从东方汉地和弥药获得工艺与历算,从南方白色印度译得佛法诸经典,从西方粟特和尼婆罗打开财富之矿藏,从北方霍尔和回鹘取得法律与事业之典范”。从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结果来看,这种记载有一定的依据。从东方获得工艺与历算,且看《旧唐书》的记载:吐蕃“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28]在藏文史籍中,相关记载更为详细:“多种美食烹饪法,各样佳肴酿煮法,黄金马鞍碧玉鞯,赐我女儿做嫁妆。……大唐历算卦书三百卷,占卜吉凶祸福如明镜,赐我美丽女儿做嫁妆。建筑构雕塑造工巧技,如意镶嵌点缀装饰法,巧夺天工技艺六十种,赐我美丽女儿做嫁妆。”[29]另有公主入蕃带来内地五行算的记载。[30]可以说“从东方汉地和弥药获得工艺与历算”确有所据。关于从印度传入佛教和吐蕃的翻译佛经事业,自然不用赘述,吐蕃佛教的发展与印度佛教有密切的联系。至于西方的粟特和尼婆罗,从“打开财富之矿藏”的判断来看显然与财富紧密相关,这和相关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历史上,精于贸易的粟特人曾经西通拜占庭、东入中国,在广袤的欧亚草原建立起广泛的商业网络,既聚敛了财富,也增强了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流。[31]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了一系列粟特金银器,[32]可见吐蕃与粟特的文化交流是密切的。另外,在藏文史料中,西方是财富的象征,多处可见“西方大食财宝之国”的描述,而这也许是粟特发达的贸易业给当时吐蕃留下的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的是,《贤者喜宴》中与粟特并列在吐蕃之西的是尼婆罗,尽管后期一些流传在南亚的传说亦有“尼泊尔以产金而闻名于世,所以该国遍地都是财富”[33]的谣言,但历史上对尼泊尔矿藏财富的描述在汉藏文史料中倒没有标签化的认识,甚至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其国度似乎更应属于吐蕃的“南方”,因此这里的“བལ་པོ”就更值得玩味了。

与上述东、南、西三方的交流一样,吐蕃时期与北方西域和草原民族的文化交流,是“取得法律与事业之典范”。但即使是历史上狭义的西域,即以现我国新疆为核心地区的文化圈而言,南方绿洲定居文化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仍有较大的差别,因此《贤者喜宴》才明确了“法律与事业”之法的学习对象是霍尔和回鹘。

我们结合史料记载和对比研究,确能发现吐蕃的行政区划、职官、军事制度等有北方草原民族制度文化的痕迹,比如左右翼的行政区划法、十进制的军队建制法、军政合一的政权组织法等等。而作为制度文化的一个主要构成,双方在法律文化方面是否有实质性的交流和借鉴,是当下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也只有发现双方在法律文化方面的交流痕迹,我们才有可能以“从北方霍尔和回鹘取得法律与事业之典范”为据,就古代藏族与西域的文化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梳理。

前文已经对北方草原民族法律文化的内容、特点和演变作了大致的梳理,以此为参照分析吐蕃的法律,两者的异同之处亦极为明显。我们首先来看两者的共同之处:

两者都显示出诸法合体的现象,其中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混合使用。无论是叛国违逆、抗命不遵等重罪,还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如杀人伤人、偷盗抢劫、破坏婚姻,乃至行政、军事命令等,均以一种或一类法的形式颁布,并依据传统习惯和长官意志处以死刑、肉刑、财产刑等不同处罚。比如松赞干布时期的戒十恶之法既包括不造反、不掘墓等重罪,亦有戒杀生之死刑,戒伤人之罚金,戒偷盗和邪淫之罚金制度,同时将“六标志”“六褒贬”“六勇饰”等纳入法的范畴。在诸法合体的情形下,对刑事民事责任等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似乎较少。与之近似的是,北方草原民族也将杀伤盗淫叛等一并治罪,死刑、肉刑和罚金因罪而异,亦有不同犯罪种类皆判死刑的现象,如突厥法采取“刑法,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的做法等。

两者都是用刑极严,某些处罚方式也基本相同。比如判国、弑君者诛。对背国、弑君者处以杀头、绝嗣的极刑,在吐蕃历史上并不鲜见。根据敦煌古藏文文献《赞普传记》的记载:“父王囊日论赞被进毒遇弑而薨逝。王子赤松赞幼年亲政,对进毒为首诸人等断然尽行斩灭,令其绝嗣。”[34]之后权臣琼保·邦色计划暗害赞普,在阴谋败露后自刎身亡,死前嘱子昂日琼在其死后割下首级献给赞普,以大义灭亲之态换取赞普开恩。松赞干布亦如昂日琼所求,未毁其家族政事。[35]而著名的噶尔家族,亦因功高震主遭到灭门。[36]公元755年,王廷再以兵力捕杀谋害父王之元凶。[37]与之相似,北方民族对判国、弑君等大逆不道的罪行都处以极刑,处罚方式为杀头,灭种。例如鲜卑法规定,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武德三年(620),宋金刚背突厥而亡,还至上谷,为追骑所获,腰斩之。[38]开元二十二年(734),毗伽可汗为梅录啜所毒,忍死杀梅录啜,夷其种。[39]又如《北史·突厥传》记载奸人之妇、淫者皆处以死刑,吐蕃对奸淫者的处罚也非常严厉,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记载道:“淫人妻女,触及刑律大法,元帅及悉编掣逋(观察使、御史)应将犯人处以绞刑。”[40] 另外,突厥和吐蕃对奸淫者还有类似的肉刑,比如突厥对淫者是“割势而腰斩之”,吐蕃则是“通奸者断肢”。

从法律的基本特点来看,一方面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维护统治和安定秩序服务,因此无论古今中外,类似叛国、谋逆等皆属重罪、大罪。而在古代民族法律中,通常都会对这种重罪处以极刑并且大概率会牵连家族。另一方面,法律又要体现其公平公正的基本属性,因此诸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等基本原则,也是人类法律文化的共同特征。当然,古代法律也不可避免地夹杂道德成分并受舆论影响,比如判罚的从宽从严或者担保制度等。所以说在探讨两种法律文化的关系时,我们不能以上述弑君者死、叛国者斩、株连家族子孙,或者杀人者死、偷盗者赔、欠债不还者罚、红杏出墙者罪等常见做法或通例来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交流或借鉴,而是要从两者的独特性来分析。吐蕃“从北方霍尔和回鹘取得法律与事业之典范”,借鉴的也不可能是怎样处理反叛和谋逆,或者怎样处罚杀人犯,而应该是符合自身发展的一些具体做法。如果从这种角度分析双方一些特色鲜明的法律规定和执行方式,吐蕃从北方借鉴法律文化确有一些相对清晰的线索可寻。

其一,吐蕃和北方民族对伤人者多处以罚没财产或者赔偿制度。关于对伤人者的处罚方式,历史上一般都采用肉刑惩罚和财物赔偿两种,而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吐蕃和北方民族多采用后者。松赞干布时期的《十善法》和《纯净世俗法十六条》没有专就伤人案作出规定,但从之后的吐蕃三律看,伤人的不同情形和与之相适应的赔偿制度已经完全形成。比如《纵犬伤人赔偿律》中记载道:“男子放狗咬人致伤,惩罚从严,罚骏马一匹,并根据伤情赔偿相应之医药费用。女子放狗咬人致伤,罚母马一匹,根据伤情赔偿医药费用给受害者。”[41]《狩猎伤人赔偿律》中也多处记载了射箭伤人后不同的赔偿标准,比如“瑟瑟告身之尚论本人及与瑟瑟告身命价相同之人,被大尚论以下、平民百姓以上,因狩猎而射中,视其身亡与否之处置律:……这些命价相同之人,彼此因狩猎等被射中,或者这些人为大尚论本人和与大尚论命价相同者,或同颇罗弥告身者及其命价相同之人因狩猎等射中,无论中箭者身亡与否,[放箭人]发誓非因挟仇有意射杀,可由十二名担保人连同事主本人十三人共同起誓。如誓词属实,其处置与《对仇敌之律》同,不必以命相抵。查明实情,系中箭身亡,赔偿命价六千两,由受害人与告密人平分。若无告密人,六千两全归受害人。少付一两则处死。中箭人未身亡,赔偿三千两,交受害人和告密人平分。若无告密人,三千两全归被害人。伤人后,若进行抵赖,谓‘非我所射之箭’无论中箭人身亡与否,均按《对仇敌之律》处死。若不抵赖,虽起诉,亦可按《对复仇人起诉之处置律》对待”。[42]关于北方民族对伤人者的处罚规定,记载相对清楚的是《北史·突厥传》,即对伤人者有明确的赔偿规定,比如“斗伤人者随轻重输物,伤目者偿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肢体者输马”。由此可见,突厥对伤人者主要处以财产刑,多以财物为主,罚金情况不如吐蕃那么明确。

关于伤人赔偿方面,吐蕃和北方民族法律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共同点就是伤人赔女眷的规定。类似于突厥法律明确记载之“伤目者偿以女”,吐蕃《狩猎伤人赔偿律》中规定:“……查明实情,被害人为中箭身亡,则将射箭人处死,并绝其后嗣。其所有奴户、库物、牲畜、妻室,均由受害人与告发人平分……”[43]。在突厥和吐蕃的法律中,妇女地位极为低下,有些法律明文规定把女子作为赔偿或奖励,如《狩猎伤人赔偿律》在提到救人于牦牛身下的奖励时多处记载有类似 “若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要将己女作为礼物相酬。无女则以妹酬,无妹无女或酬而不受,则须赠(银)一百两”。[44]突厥法在关于强奸案的处罚中甚至规定“奸人女者重责财物,即以其女妻之”之类完全不平等的规定。

其二,盗窃罪通常处以多倍赔偿惩罚。在吐蕃和北方民族的法律中,对盗窃犯的处罚方式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以被盗财物的价值为标准,对盗窃犯处以多倍的赔偿处罚,根据《贤者喜宴》的记载:“若偷盗三宝的财物,赔偿百倍;偷盗国王的财物,赔偿八十倍;偷盗百姓的财物,赔偿八倍。”[45]《五部遗教》同样记载:“若偷盗国王的财物,赔偿百倍;偷盗三宝的财物,赔偿八十倍;偷盗百姓的财物,赔偿九倍。”[46]《吐蕃法律二十条》之第二条也规定:偷盗者除追还原物外,加罚八倍。[47]吐蕃这种多倍赔偿制度和北方草原民族处罚盗窃罪的方法基本一致,比如《北史·突厥传》所言:“盗马及什物者各十余倍征之。”由于资料所限,除了“十余倍”的信息外,我们不能确定突厥法律对盗窃不同什物的具体赔偿标准到底是被盗财物的多少倍,但其法律中的多倍赔偿制度是明确的。而《魏书》关于鲜卑 “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的规定,几乎与吐蕃的多倍赔偿制度如出一辙,两者皆以盗窃对象的身份或地位区分赔偿的倍数,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

其三,吐蕃和北方民族以法的形式保障部族或氏族的血亲复仇权。血亲复仇的现象在藏族历史上并不鲜见,甚至偏远牧区直到近代仍有发生且受到民间习惯法的保护。从《吐蕃三律》来看,吐蕃法律对血亲复仇是有专门规定的,即多处出现的《对仇敌之律》,王尧、陈践先生认为该律就是不成文的《血亲复仇律》[48]。《狩猎伤人赔偿律》中规定:“……这些命价相同之人,若彼此因狩猎等被射中,或者这些尚论,为瑟瑟告身以下,颇罗弥告身以上,以及和他们命价相同之人因狩猎等射中,无论丧命与否,放箭人发誓非因挟仇而有意射杀,可由十二名公正且与双方无利害关系的担保人连同事主本人十三人,共同发誓。如誓词属实,其处置可与《对仇敌之律》(即‘血亲复仇律’)相同,不必以命相抵。”[49]针对不同阶层的非主观故意伤害罪,《狩猎伤人赔偿律》都依据《对仇敌之律》了类似“不必以命相抵”的处罚规定。同时从《狩猎伤人赔偿律》来看,对已犯伤害罪企图抵赖否认者加重处罚,依据仍然是《对仇敌之律》:“已射伤他人,尚进行抵赖,不予承认,谓‘此箭非我所射’,无论中箭人身亡与否,均按《对仇敌之律》处死。”血亲复仇的实例亦见于《大事纪年》,比如 “及至牛年(653),于多思麻,甘·墀桑介达为仇敌所杀,报血仇也。是为一年”。[50]可见这种血亲复仇是一种传统,早在吐蕃时期就较为多见且有相应成熟的习惯法规定。北方民族的法律中也有类似血亲复仇的规定,而且明确了尊重民间习惯法,只有发展到不可控的程度才由官方裁决,比如《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所言:“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

关于吐蕃和北方民族法律文化的共同点,其实并不止于以上几点,在继承制度、婚姻制度等方面亦有诸多相似之处。通过对权威史料的对比研究,我们认为两者在上述伤人者罚没财产或赔偿、伤人赔女、盗窃处多倍赔偿、血亲复仇等几个方面,无论是基本理念、处罚原则和执法方式上都有一定的相似性。综合吐蕃崛起的背景和建立统一王朝基本过程的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吐蕃“从北方霍尔和回鹘取得法律与事业之典范”是有明确的指向和原因的。

吐蕃之所以借鉴北方民族的制度和法律文化,是由其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特性决定的。粗看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从匈奴到鲜卑,从柔然到突厥,再到回鹘、蒙古,这些驰骋在广袤大漠草原上的北方马上民族,基本上延续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以游牧生产为基础的草原文化。虽草原广袤,但其人口相对较少,迁移频繁,生产生活环境并不限于一地。生产主要依靠壮劳力,“贵壮健,贱老弱”。社会财富的增加,除了加强自身生产,也依赖于对外兼并和扩张,因此崇尚进攻。从自然环境来看,吐蕃大部分地区天寒地高,高山险峻,荒原空旷,由此奠定了高海拔地区社会生产和文化的基本面貌。生产方面,除了藏南河谷地带,西边和北边包括苏毗、象雄等地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属高原牧业区,“逐水草而居”是吐蕃时期最重要的生产方式。由于艰苦的自然环境,历史上的高原人口规模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产的角度分析,吐蕃社会的基本特点,除了其中的高海拔因素,其他与北方民族多有相似。

按照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制度文化以物质条件为基础,受人类的经济活动制约。刚刚兴起的吐蕃政权,在兼并了其他高原割据政权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制定符合新政权特色的制度文化,从而巩固其统治。从生产传统和社会组成的角度,北方草原民族的制度文化更接近于吐蕃的现实,由北方引进制度模型,对当时的吐蕃来说是最直接可行的。以往的研究证明,从行政区划制度、职官制度、军事制度等方面可以发现吐蕃“从北方霍尔和回鹘取得法律与事业之典范”的痕迹,而借鉴法律之说显然也有同样的道理。类似的地广人稀和游牧经济特征,决定了人口资源是吐蕃和北方草原民族最稀缺的资源,保证足够的劳动力和战斗力是两者实现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保障。基于此,吐蕃和北方草原民族对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有鲜明的特色,宽严两极、杀罚并用。在处罚杀人、伤人、偷盗等犯罪时,两者既有处以极刑的记载,也有罚财和赔偿的规定,不重牢狱之刑,广施赔偿之法,可见物质因素在制定和执行法律过程中的作用。

社会组织方面,北方草原上先后兴起的民族政权如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基本上保持了部落联盟的特色。比如著名的西突厥汗国,其组成包括史书中常见的突骑施、乌古斯、葛逻禄、钦察、卡拉吉、样磨、处月等。回鹘汗国的建立,就是在袁纥部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成立联盟的基础上实现的。这种部落联盟基本以户为单位建立军政合一的组织模式,以地理方位为基础,多以左右或上下划分行政区域,部落首领即为汗国第二级或以下各级官员,统一尊崇大汗的命令。属下百姓平时经营生产,战时参军打仗。

吐蕃王朝的前身是雅隆悉补野部,起初只是西藏高原诸多小邦中普通的一个。在吐蕃王朝之前,西藏高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小邦割据时期,史称“十二小邦”和“四十小邦”,即敦煌文献中所言“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其家臣应世而出,众人之主宰,掌一大地面之首领,王者威猛,相臣贤明,谋略深沉者相互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的情景。关于吐蕃统一之前高原各小邦,历史上的不同史籍对名称和地域的记载大同小异,以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6号《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为例,其中就记载了17个小邦,分别为象雄塔尔巴(ཞང་ཞུང་དར་པ)、娘若其噶尔(མྱང་རོ་འི་པྱེད་ཀར)、努域林固(གནུབས་གྱྀ་གླིང་དགུ)、娘若香波(མྱང་རོ་འིཤམ་པོ)、吉若江恩(སྐྱི་རོ་འི་ལྗང་སྔོན)、岩波查松(ངས་པོ་འི་ཁྲ་སུམ)、伊莫域西(དབྱེ་མོ་ཡུལ་བཞྀ)、沃域邦噶(འོ་ཡུལ་གྱི་སྤང་ཀར)、俄域楚西(རྔེགས་ཡུལ་ཀྱི་གྲུ་བཞྀ)、鲁莫若亚松(ཀླུམ་རོ་འི་ཡ་ལུམ)、斯域热莫空(སྲིབས་ཡུལ་གྱི་རལ་མོ་གོང)、工拉哲那(རྐོང་ལ་བྲེ་སྣར)、娘域达松(མྱང་ཡུལ་གྱྀ་རྟ་གསུམ),塔吉楚西(དགས་ཀྱི་གྲུ་བཞི)、钦域固域(མཆྀམས་ཡུལ་གྱི་དགུའ་ཡུལ)、苏毗雅松(སུམ་ཡུལ་གྱྀ་ཡ་སུམ)、卓木南松(འབྲོག་མོ་སྣམ་གསུམ)。[51]这些小邦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兼并和消亡,最终雅隆、苏毗和象雄呈鼎立之势。到了7世纪中叶,在达日年赛、南日松赞和松赞干布祖孙三代赞普的努力下,日益强盛的雅隆先后兼并苏毗、象雄,并将其他小邦纳入统治,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最终,以鹘提悉补野之位势莫敌,最为崇高。其施天威震慑,行王道治服矣!”[52]因此,建立在兼并小邦基础上的吐蕃王朝,在社会组织上带有一定的部落联盟性质,使得“盟誓”成为吐蕃政治、军事领域常见的大事件,无论是赞普与贵族,还是部族与部族、贵族与贵族,大家时常敬天献牲、歃血为盟,只求维护团结、一致对外。

由上分析,吐蕃和北方草原民族对盗窃罪的多倍赔偿制度、伤人罪赔偿女眷的做法、允许血亲复仇的规定等方面存在的相似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文化对法律、规范的影响。吐蕃在初建时期向外借鉴治国之法,其中从东方大唐引进历法、从印度引进佛法皆属此类。而基于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构成,制度和法律的制定和改革参考北方草原民族的做法可以说是成立的。正是基于这种一直未曾间断的文化联系,在吐蕃迅速崛起并挥兵北上经略西域期间,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吐蕃制度文化在当地得到推广,其影响甚至在吐蕃势力退出西域后仍然持续了较长时间。

小结

吐蕃的法律文化,一直以来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话语系统的阐述,即宗教和世俗。宗教话语中的吐蕃法律,自以佛教戒律为基础,以《十善法》和《纯净世俗法十六条》为主要例证,以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等三代赞普的“法王”身份和“弘法”事迹为依据,使人相信吐蕃法律的核心就是以教法为基础的。随着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宗教精英掌握了阐述“历史”的话语权,使得这种对吐蕃法律的基本认识一直在传统史籍中延续了下来。但是从相关文献看,吐蕃法律在世俗层面的理解似乎更接近历史事实,敦煌发现的《吐蕃三律》,其中的立法宗旨、执法原则、判罚依据、罪责轻重等无一不体现出吐蕃法律文化的系统性,但其中恰恰找不到佛教的显著影响,由此可以说明吐蕃法律文化的本质仍然是世俗性的,这也符合法律本身的特点。

吐蕃王朝的建立是通过兼并高原小邦实现的,而吐蕃王朝的发展却是在和周边民族政权的互动中实现的。无论是和还是战,吐蕃与唐朝、天竺、尼婆罗、于阗、突厥、回鹘、突骑施、大食、勃律等地区和民族的长时间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吐蕃文化的全面发展,这也是古代藏族史家关于“四方君王”认识的由来。类似《贤者喜宴》“从东方汉地和弥药获得工艺与历算,从南方白色印度译得佛法诸经典,从西方粟特和尼婆罗打开财富之矿藏,从北方霍尔和回鹘取得法律与事业之典范”的说法,就是这段蓬勃的文化交流史的简要总结。

当然,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交流的基础仍然是以本土文化为主的借鉴和改革。也就是说,从北方草原民族那里引进制度文化,并不是说吐蕃制度皆从北方民族而来。吐蕃的制度文化自有其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实质必然是要符合吐蕃社会发展要求的。松赞干布建立统一政权后的一大贡献就是建政定制,而各项制度的确立和规范,就是以原有制度为基础,借鉴和学习其他民族制度文化中适合自己的制度,从而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造并最终确立下来。另外,文化借鉴的内容和范围也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并不是说吐蕃只从印度引进佛教,向唐朝只学习历法,吐蕃法律的借鉴对象只有北方草原民族。吐蕃王朝时期是古代西藏历史上大包容、大发展时期,积极向周边民族学习先进文化,比如吐蕃佛教的最初发展,与印度、唐朝和西域的于阗都有联系,吐蕃的制度文化,借鉴唐朝和北方民族的痕迹也比较明显,而医药、历算、艺术方面的交流,更难确切地概括为一个方向,这也恰恰体现出古代各文明相互交流、彼此促进的基本规律。

 

注释

[1] 本文为2018年首届全国青年藏学研讨会大会论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古代藏族与西域文化关系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3CMZ020)的阶段性成果。

[2]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A],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8—539页。

[3] 索南次仁(བསོད་ནམས་ཚེ་རིང):《藏族历代法典》(སྔ་རབས་བོད་ཀྱི་སྲིད་ཁྲིམས)(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

[4] 弟吴贤者(མཁས་པ་སྡེའུ):《弟吴宗教源流》(མཁས་པ་སྡེའུས་མཛད་པའི་རྒྱ་བོད་ཀྱི་ཆོས་འབྱུང་རྒྱས་པ)(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6页。

[5] [英]亨利·萨木奈·梅因著,高敏、瞿慧虹译:《古代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6] 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来看,吐蕃兼并藏博、孙波、苏毗、象雄等部落都是文治武功双管齐下,其中多有对方事先投诚,甘做内应的事例,缘于对方内部不公导致人心涣散,由此说明吐蕃在当时是社会开明之典范。

[7] 巴卧·祖拉成瓦(དཔའ་བོ་གཙུག་ལག་ལག་ཕྲེང་བ):《贤者喜宴》(ཆོས་བྱུང་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藏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84页。

[8] [英]亨利·萨木奈·梅因著,高敏、瞿慧虹译:《古代法》,第11页。

[9] 萨迦·索南坚赞(ས་སྐྱ་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西藏王统记》(རྒྱལ་རབས་གསལ་བའི་མེལོང)(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第75页。

[10][匈]乌瑞著,王青山译:《〈贤者喜宴〉分析研究》[A],载《藏族研究译文集》[C](第一集),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1983年,第119页。

[11]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12] 巴卧·祖拉成瓦:《贤者喜宴》(藏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43页。

[13] 萨迦·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第74—75页。

[14] 周润年、喜饶尼玛等译注:《藏族古代法典译释考》[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15] 索南次仁(བསོད་ནམས་ཚེ་རིང):《藏族历代法典》(སྔ་རབས་བོད་ཀྱི་སྲིད་ཁྲིམས)(藏文),第44页。

[16]་་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藏文第13页,汉文第145页。

[17] 周润年、喜饶尼玛等译注:《藏族古代法典译释考》,第72—91页。

[18]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9] 同上。

[20] 西域地区与游牧文化并立的是绿洲文化,这种以农业生产的为主的定居文明与游牧文化多有不同,包括“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见《汉书》卷96,《西域传》。

[21]  《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22]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23]  《魏书》,卷111《刑罚志》。

[24]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25]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136页。

[26] 《北史》卷99,《突厥传》。

[27] 《新唐书》卷217,《回鹘》。

[28] 《旧唐书》卷196,《吐蕃》。

[29] 萨迦·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第114页。

[30] 黄明信:《黄明信藏学文集·藏历研究》[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236—237页。

[31] 魏义天:《粟特商人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32]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J],《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

[33] [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第123—127页。

[34]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藏文第51页,汉文第165页。

[35] 同上,藏文第52—53页,汉文第165—166页。

[36] 同上,藏文第61—62页,汉文第169—170页。

[37] 同上,藏文第30页,汉文第155页。

[38] 《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

[39] 《新唐书》卷215,《突厥传》。

[40]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9页。

[41] 王尧:《王尧藏学文集》卷四《敦煌吐蕃文书译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42] 同上,第79页。

[43] 同上,第80页。

[44] 同上,第89、90、91、92页。

[45] 巴卧·祖拉成瓦:《贤者喜宴》(藏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92页。

[46] 欧坚朗巴(གྱ་རུ་ཨྱ་རྒྱན་གླིང་པ།)掘自雅隆石窟(ཡར་ལུང་ཤེལ་གྱི་བྲག་ཕུག):《五部遗教(བཀའ་ཐང་སྟེ་ལྔ། )(藏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43页。

[47] 周润年、喜饶尼玛等译注:《藏族古代法典译释考》,第9页。

[48] 王尧:《王尧藏学文集》卷四《敦煌吐蕃文书译释》,第78页注。

[49] 同上,第78、79页等。

[50]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藏文第13页,汉文第145页。

[51]王尧:《王尧藏学文集》卷一《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藏文第76—77页,汉文第248—249页。

[52] 同上,藏文第77页,汉文第249页。


[作者简介]班玛更珠,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来源《中国藏学》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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