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网

您好,欢迎来到中国藏学网!

大众藏学

格勒博士论“茶马古道”精神

发布时间: 2020-04-20               来源:

 

一、格勒博士和“茶马古道”

格勒博士作为地道的“康巴”汉子,曾经骑马持枪在色达草原上工作,后曾在康巴大地上做人类学田野考察,还亲自挖掘考古,足迹遍布康巴大地,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康巴文化专家。“茶马古道”虽不是他的主研方向,但茶作为藏族人民“依为性命”之物,必然也会进入他关注的视野。从2002年他作为“茶马古道”综合科学实地考察活动总顾问到2005年出版著作《康巴》,以及2017年作为四川农业大学“中国藏茶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总顾问,他一直关注“茶马古道”文化的研究状况。除了一些研究论著之外,他还用实际行动关心藏区人们的喝茶问题,写内参反映藏茶存在的发展问题,为藏区的茶叶供应出谋划策。他说:“茶马古道”历来对中华文明的构建非常重要,它和康巴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那些看得见的历史文化遗存,更重要的是它沉淀了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高山走的,峡谷也走得”。正是这种坚韧、探索的精神牢把“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2002年6月,格勒博士作为总顾问、总领队,参与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连个主办的大型综合科学考察活动,十多个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学者专家、十余家新闻媒体共同从成都到拉萨走完了几千公里的川藏“茶马古道”,并于2002年在《中国藏学》第三期发表了题目“‘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这是他从学术研究视角开始关注“茶马古道”的开始,此后的著作和参与的几次重要活动和讨论中,他为“茶马古道”的研究引出了很多方向和议题,拓宽了“茶马古道”的研究领域,为茶马古道的应用性研究开启了先河。

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以建设西南边疆的高度,讨论了“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以及现实意义。2003年在人民日报外海版发表了“从‘茶马互市’到‘茶马古道’”一文,介绍了从宋代以来的“茶马互市”到清朝“边茶贸易”制度的变迁,再到今天“茶马古道“的出现,再次重申“茶马古道”作为古代一条连接内地和西藏的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后从地平线上消失,但其历史作用不可小视,在文化旅游大开发的今天其现实意义更加不可低估。

2005年出版了《康巴:拉萨人眼中的荒凉边地》,以通俗的文学描写手法,通过亲自对本地人的考察和体味,把康巴藏区的山川河流、地貌形态、人文景观、历史传说、民间记忆、宗教古迹等,配以精致的拍摄图片呈现给读者。他虽谦虚的说那是一本非学术行的通俗读物,但受过严格人类学训练的学者,著作中的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章就是“茶马古道”,从历史文献分析,结合实地考察资料,加上各种趣闻轶事,一条鲜活的“茶马古道”跃然纸上。

2017年格勒博士受邀成为四川农业大学“中国藏茶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总顾问,通过他的大力支持和指导,2017年6月召开的“中国藏茶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藏茶文化发展论坛”,相关研究领域中的知名专家降边嘉措、喜饶尼玛、石硕、李旭、王川等参加此次会议,让这次大会成为一次讨论“茶马古道”的高规格盛会。学者们一致认为“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对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华古文明的世界传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格勒博士做了题为“略论‘茶马古道’和藏茶文化”的主旨演讲,再次更加详细的讨论了“茶马古道”是历代朝廷的重要安邦治国之策,也是藏族人民“依为性命”的茶叶之路,汉藏民族的友谊之路,并结合现代藏茶的发展现状,连接到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指出了“茶马古道”的发展前景。会议之后的两年间,格勒博士始终关注现代藏茶的发展,带着相关领导考察了两次,用当前藏茶现状展示出“茶马古道”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二、格勒博士笔下的茶马古道

他从历史资料中总结:今天流行的“茶马古道”源自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即现有“互市”后有“马道”或“古道”,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脉络。北宋时期茶马互市主要在西北地区的秦州(天水)、凤州(凤县)、熙州(河州)等,当时西南诸蛮所产马种矮小,主要为政府羁縻边地民族之用,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西北马道梗塞,茶马互市中心才转到西南地区,在川西开辟了雅州、黎州等为中心的茶马互市。所以现在所称的“茶马古道”其实指称这条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目的,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

除了从历史文献旁征博引、并结合文献和实地考察总结“茶马古道”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康巴汉子和人类学家为“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指出了很多有现实价值的方向:从对茶的体验出发,涉及到茶与藏族社会的关系;从人类学的整体观出发,把“茶马古道”与中国文明、世界文明连接起来。

(一)藏族与茶

格勒博士赞同“藏族喝茶的历史,大约起源于古吐蕃时期的都松芒杰赞普年代,相当于内地的中唐时期”。然后根据高原气候、饮食等各种需要,茶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藏民族最珍贵的生活必需品。他以自己的亲历说到:对藏族人,渴了喝一点茶比什么都甜蜜,累了饮几口热茶能立即消除疲劳,提起精神;冷了喝一碗酥油茶(碎骨熬的茶)立刻暖遍全身;病了饮一口浓茶能解毒去病,所以藏族养成了一种习惯,生活中最重要得三件事:一是喝酥油茶、二是念经,三是耍坝子。根据他自己的考察,指出“一般情况下,藏族不论贫富,每日至少饮茶五六次,每天每人必数十碗,故藏区有‘汉族饭饱腹,藏族茶饱肚’的说法”。任乃强先生也从语言应用中考证藏族与茶的关系:“藏语称茶为‘甲’,汉人为‘甲米’,‘米’,人也。又称中原为‘甲那’,‘那’,黑色也。藏文、藏语,创于唐世。茶之入藏,亦始于唐世。藏人以茶为命,于域外物,最重饮茶。茶为中原特产,故藏人以茶代表汉人,亦犹欧人之以瓷器代表中国、中国人,以佛教代表印度也。其书写之字形不同者,缘藏文系拼音文字,后世因所代表名物不同而异其书法也。”格勒博士说,今天藏族人称茶为“甲”,应该就是陆羽《茶经》中称茶为“槚”(jia)的音译,多种证据说明,藏人将茶“依为性命”之物的说法是有据可靠的。对茶传入藏区的时间、路途、对藏人文化社会的影响、民族文化的交流等方面可以考据的藏文资料非常丰富,从史诗《格萨尔》、《青史》、《红史》到《西藏王臣记》,还有藏族民谣、谚语中都有非常多关于茶的记录,其研究价值非常大。

(二)滇藏与川藏,无独有偶

格勒博士不仅纵向的比较了“茶马互市”向“茶马古道”变迁,也横向的描述了从西北的青藏道到西南的川藏道和滇藏道,尤其对后两者的比较内容非常丰富。自唐开始,青藏道为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到两宋时期,因为北方的契丹、西夏和女真等民族崛起,加上西北茶马道受阻,北路的马源切断,所以茶马贸易转向了西南川藏和滇藏,川藏道即自成都至康定,经过昌都到拉萨,然后到尼泊尔等东南亚国家通向世界。滇藏道即自云南大理起,经过丽江、德钦、波密到西藏拉萨,然后通过东南亚走向世界。这两条美丽的古道南北对应,留下了很多饶有兴趣的“茶马古道”文化。因“茶马古道”而兴起的两大古镇,北方的康定和南方的丽江,都有着高山峡谷地貌,巍峨雪山、河流汹涌,北有二郎山、大渡河、追溯到元朝的明正土司、繁荣的“锅庄”,背茶包的“背子”,身为康巴汉子的巨商“邦达仓”;南有梅里雪山、怒江、澜沧江,明朝受封的木土司,昌盛的“马店“,马帮东家”马锅头“,分布广泛的“达记“商号。在这两条古道上还流通这一种用红牛皮做的鞋和包,一种是畅销康区的“康鞋”(穿着跳起锅庄和踢踏舞),另一种是马鹤仙红绿马龙套和腰带包。他说这是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说的一个例证,也说明了文化类型深受它所生存环境的重要影响。“茶马古道”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在历史上相互依存,现在仍然是一个整体的文化遗留。

(三)“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

关于“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格勒博士从李肇《国史补》记载鲁公与赞普论茶,得出唐朝高原饮茶之风开始盛行;从《宋史》、《宋会要.食货》、中研究政府明文规定,记载了“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茶为藏民族生活必须,所以制定“专以茶易马,以物帛市谷”,并“诏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藏族也尤其喜爱雅州和名山的茶叶,至今雅安茶叶依旧为高原人民茶叶供应重地;分析了元代“茶马互市”的地位转变,元代在“茶马古道”沿线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茶马互市”的经营管理发生了改变,川藏“茶马古道”沿线设置19处驿站,其战略意义更加突出,从单纯重视商贸之道变为文化之道、安藏之道、治国之道并重;明代以后,茶马互市更是兴旺发达,虽曾一度有“茶引”和“引岸”制度,但官方、上层喇嘛土司以及民间贸易始终非常繁荣,并且易货种类也非常丰富,藏区的马、氆氇、珊瑚、犀角等换取内地的绸缎布匹、茶、钞等,带动了茶叶产区茶号商人兴起,促成了“茶马古道“沿线城镇发展,形成了特有的”锅庄“文化和”马店“文化;清朝尤其乾隆以后,“边茶贸易”制度更加完善,商茶快速发展,加上经济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贸易种类大幅度增加,藏区的特产被不断发掘,皮革皮毛、黄金、虫草、贝母等都成为交易之物。这条跨越千年历史的古道,通过“茶马互市“将高原与内地连接起来,格勒博士总结了它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重大作用:促进了川藏和滇藏沿线高原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比如北有康定、泸定、甘孜、德格、巴塘等,南有沙溪镇、鲁史古镇、丽江古城、独克宗古城、哈拉库图城、昌都、西昌等;连接了各民族交融交往的通道。“茶马古道“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促使汉、藏、回、羌、纳西等各民族向内外相互间流动,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民族团结;通过茶马互市形成“茶马古道”,实现了“羁縻”政策,巩固了西南边疆的稳定,为维护了国家统一做出贡献。

今天,茶马互市已经不复存在,但因“茶马古道”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保护传承其历史文化价值,发掘其时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茶马古道”沿线的泸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中甸、昌都等城镇的发展无不与历史上之“锅庄”相关。“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使,与部落茶商,四时潘凑,骡马络绎,珍宝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地,成为锅庄,共四十八家,最大为八家,称为八大锅庄”。这些高原古城镇如何发展是重要的研究课题;2008年“南路边茶”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边茶”与“茶马古道”依偎而生,边茶的制作技艺和边茶文化成为“茶马古道”上最有价值的文化资源,现今如何创新、融合产业发展等对边茶产销地意义重大;“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是通向南亚和印度洋的重要通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国际商贸、文化文明交流通道之一。如何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等国家发展战略,是一项国家级的重大现实课题。另外,这条古道沿线的村庄社区文化变迁、生态变化及保护、路学研究等方面有很多新问题值得研究。

三、论“茶马古道”精神

“茶马古道”记载着民族文化交流交往、共生共建的历史,积淀了一种“茶马古道”精神——“高山走得,低谷也走得”,这是中国民族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打通了中华大地上的高山峡谷,连接起山川河流,连接着华夏文明,也连通了世界文明。

格勒博士在《康巴》一书中提到一个滇藏线上曾叱咤风云的商界巨子——纳西商人李达三,他在商业发展高峰期,商号遍及康巴地区和东南亚等国家,与藏区的上层阶层关系密切,商路通行无阻,还为明国政府调停过中印公路纠纷,他的一生就像曾行走在康巴大地的茶马商道路上,笃行藏传佛教、积善行德、救济贫困,晚年受政治冲击,行路艰难,格勒博士用“高山走得,低谷也走得”总结了李达三一生不畏艰难的商业精神,这句话也描绘出了“茶马古道”的样貌和艰险,以及蕴含在高山峡谷的精神。而当我们认真研究“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看到这种精神正是那些曾经背着茶穿行在“茶马古道”上“背子”们的坚韧精神;也是为了革命的胜利过草地、翻越大雪山的红军们的勇敢精神;是曾在川藏公路、川藏铁路上建设者们的爱国精神;是那些正在“茶马古道”沿线守护家乡的建设者们的坚守精神。

这就是“茶马古道”上世世代代延续的文化记忆和人文精神,它和老西藏精神、老山精神一样,是广大茶农、背夫、藏、汉等民族商人,以及以藏、汉为主的西南老百姓历史以来解决生计、维护国家统一以及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是中华文明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体现,它的产生和形成有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

首先,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中华民族在地理上形成了自成格局的生存空间,西北部蜿蜒着茫茫大漠雪岭,东北部分布有无际的林海雪原,东南部面临浩淼沧海,西南面则被高山大江横亘。高山峡谷之中分布多种民族,形成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也正因为高山峡谷,庇护着生活在山谷中的先辈们世世代代生存至今,鼓励他们不断探索外界,不断的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寻求与外界的联系,养成了一种不屈服的抗争精神,因此探索出了条条古道走廊。这些“廊、带、路”看似只是丝绸、茶叶、瓷器等贵重物品的交易通道,却曾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发挥过的重大作用,它沟通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中亚文明、阿拉伯文明、西亚文明、欧洲文明乃至非洲文明,直接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交流、融通和发展。

所以,正如人文地理学家唐晓峰说道: “山是中国人的负担、挑战、资源、财富”,“有一种进山、穿山行为,是为了完成文明大业,这是历史学家最重视的价值”, “翻越山脉,社会文化向山的另一面推进、扩展,达到文化统一甚至政治统一,在那个年代,当然是文明成就。任何一个不满足于原有生存环境的束缚,要拓展生存空间,壮大社会力量的团体,势必要突破自然地理的障碍。在中国,山脉是最早需要突破的对象。”  “茶马古道”无论是“滇藏道”还是“川藏道”,都要穿越地势险要的高山峡谷,川藏道必经二郎山、大相岭、飞越岭等,滇藏道要从高峰连绵的横断山脉穿行到喜马拉雅山脉,道路更加艰难,“茶马古道崇山密林,道路艰险,半年以上都是积雪期,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民国时期的背夫把茶包从雅安运到集散市场康定,即使起早贪黑,每天最多只能走30多里路”。生活在山内外的人们凭着向外探索的精神,不断的冲破自然阻隔,共享资源、互惠互利,在艰难险阻当中踏出了一条“共生之道”。

其次,它是“康巴文化”精神的延伸。从中国地图可以看到,穿梭于康巴大地的河流从北到南流向,形成了以高山、峡谷、草甸等为特色的地貌,高山峡谷之间孕育了善于交流、富有创造性的特色文化——康巴文化,并随民族不断流动、交融,形成民族文化走廊。自古三大文明系统(黄河文明系统、长江文明系统以及草原文明系统)到了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互相接触,形成了康巴地区多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特点。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康区成为连接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枢纽,又由于康区位于西藏的东部边缘,历史以来康区汉、藏、羌等多民族文化相互吸收,使它成为多民族文化接触交融的孔道。

所以,康巴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流动迁移、多文化交流交融的地方,使得巴人历来就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加上他们又有很古老的经商传统,在高山峡谷内,沿江流动着很多商人,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道,秦汉以来就有很多民间通道,以至唐以来在民间通道基础上形成的“茶马古道”,其中包含着一种文化宽容、敢于创新的习惯和性格,成为康巴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第三,它是“边疆精神”具体化。边疆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地理防线,由此而形成的“边疆精神”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卢瑟·S·路德克在《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到:美国史即是一部向西部边疆的开拓史,在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边疆荒漠既是文明应该征服的巨兽,所以探险、征服为主“边疆精神”构成了美国的民族性,形成了美国精神的核心精神。而中国对边疆的开发与美国不同,中国的边疆地区从来不是荒芜的,也不是封闭的,历史以来维持着不同程度的双向交往交流的关系,所以中国的“边疆精神”自古以来更加看重沟通与融合,无论是政治上的羁縻或和亲,还是空间上的互联互通,都在试图打破疆域,取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发展。在某一历史阶段内看似有界限,但把时段拉长到历史长河中来看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更多的表现为多民族、多种文明始终碰撞在一起,而边疆实质上成为一种沟通的桥梁,而不是分割的界限。所以美国的“边疆精神”求探险、求延伸,中国的“边疆精神”求安守、求聚合,中国如同一棵大树,各种民族走廊如同根系蔓延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从四面八方输送营养,才使得它长成参天大树。

茶马古道主要通过川甘青道、川藏道、滇藏道三条主道,延续和拓展了西北走廊、藏羌彝走廊、古氐羌走廊等民族走廊的线路,这些线路夹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山路狭窄、地势险峻,山体时常垮塌,令人胆寒。高山峡谷之中分布多种民族,一方面形成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庇护着生活在山谷中的世世代代先民,形成了独特各异的文化;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生存的资源,大山内外的民族只能与大山的互博,各民族沿着高山峡谷中不断迁徙或流动,寻求与外界的联系,因此各种文明交流互动,留下了各民族或族群的移动痕迹、文化遗留,并孕育出了一种古道精神——不屈服的抗争精神和互惠习惯,即格勒博士说的“高山走得,低谷也走得”,体现了中国人 “柔中带刚”的个人性格和“和为贵”的中华民族精神。所以,2002年格勒博士就提出:“在今天,‘茶马古道’”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文化资源上都是一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古道,因此它的旅游品牌效应具有不可复制性,拥有巨大的国际旅游市场潜力”,我们应该延续“茶马古道”精神,带领着“七江六脉”领域的人们继续开拓创新,换发新时代的文化价值。


作者:窦存芳(1978-),女,,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民族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族问题、文化理论与民族文化 。 

 

 

中国藏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