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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节日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 2020-06-12               来源:马宁《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摘要:文章认为学术界对藏族节日的研究以描述性的介绍性著作为主,缺乏理论性的探究,这与现阶段藏族节日的蓬勃发展不相适应,藏族地区的实际智力需求与学术界藏族节日研究的滞后形成巨大差距。藏族节日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该早日从描述性研究进入整体性综合研究的发展阶段。关键词:藏族节日;描述性研究;整体性研究藏族先民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被藏族民众享用和传承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众多的藏族节日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集歌舞、宗教、民俗于一身,是雅俗共赏、神人共享、全民参与的集体性活动,在藏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藏族节日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被打造成藏区旅游的名片,在节日参与者上实现了由族内扩展至族外,文化上实现了由内聚性向外延性的巨大转变,正在向文化产业化方向迈进。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学术界对藏族节日的传统研究模式正面临挑战。

一、国外研究情况

国外专门研究藏族节日的著述不多,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涉及藏族节日的英文著述多是以尼泊尔、不丹和印度的藏族聚居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的,其中又以尼泊尔为最。较早的著述有沃尔特·安思博(Wal ter Asboe)《拉达克克什米尔的社会节日》(1938),[1]邓肯、马里恩·赫伯特(Duncan,Marion Herbert)的《藏族的习俗和迷信》(1964)[2]、《西藏的丰收节戏剧》(1967)[3]等,迈尔克·安瑞斯(Michael Aris)的《不丹人年节中雷霆之威的训诫之地》[4](1976),这篇长文论述了不丹人的新年节日,揭露了节日的起源,认为不丹处于西藏文化的边缘,受西藏文化的影响很大,但也体现出不丹人的传统,不同于西藏和其他地方 [5]。理查德·孔(Richard J.Kohn)的《舞之主:西藏和尼泊尔的“嘛呢仁度祭”》(2001)一书对为期18天的“嘛呢仁度祭”这个独特的藏传佛教宗教仪式进行了集中描述,详细介绍了“嘛呢仁度祭”(Mani Rimdu Festival)的历史、神灵、主祭人和参与者,女神瑜伽的密宗修持和藏族的宗教舞蹈,并对尼泊尔索鹿昆布地区的夏尔巴人和宁玛派寺院进行了研究[6]。这本书被西奥多·路德维格(Theodore M.Ludwig)誉为“是一本学习密宗仪式、藏族艺术和文化的有益著作[7]。”《西藏的喇嘛舞》(2003)一书的作者玛蒂厄·里卡德(Matthieu Ricard)在20世纪70年代皈依藏传佛教,出家为僧,他以局内人的眼光,以靠近加德满都的雪谦地区(shechen)的新年和藏历二月节这两个仪式周期为中心,展示了喇嘛舞蹈和密宗仪式的核心[8]。这些国外著作大都以研究宗教祭祀、舞蹈和戏剧为主,只是对与此相关的节日进行论述,极少专门以藏族节日为研究对象。以我国国内藏族节日为研究对象的英文著述很少,主要有:凯文·斯图尔特(Kevin Stuar t)、班玛多吉(Banmador j i)、黄仲加(Huangchoj ia)的《山神和灵媒:青海藏族的夏季节日》(1995)论述了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一个叫章加(Zhangj ia)的村寨在夏季(8月5日—10日)举行的“鲁如”节(Laru),认为这个节日中的藏族人身着藏族传统服饰来表现民族自豪感,灵媒通过向寨神祈祷来驱除村寨中的恶魔,男人们向山神献上舞蹈,祈求五谷丰登[9]。丹尼尔·菲拉(McDaniel Phi la)的《藏族牧民的节日》(2000)论述了青海省六个县在7月1日共同举办的盛大夏季节日,[10]认为这个节日是藏族民众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助于藏族民众加强文化和民族认同[11]。贝克·兰(Baker Lan)与斯特惹·马瑞尔(Stenzel Maria)的《西藏欢庆新年》(2000)对喇嘛、尼姑、藏族民众和朝圣者等人在西藏新年中的表现进行了论述,并对节日中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和扎什伦布寺进行了描述[12]。这些著作最大的特点是立足现实,注重田野调查,特别重视对节日参与者的分类叙述,追溯藏族节日的历史,探究节日蕴含的宗教文化,文笔细腻,有一定的深度。

二、国内研究情况

我国学术界以藏族节日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较少,较早的是《藏族社会历史调查》(1989)一书,对我国各地的藏族节日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论述。林继富的《西藏节日文化》(1993),按照西藏文化实际,将藏族节日文化分为年节、原始信仰节日、宗教节日、煨桑节、寺院庙会、赛马节、藏戏节、农业节日等八个类型进行叙述,“是我国第一本以节日为专题的藏学著作。[13]”尕藏才旦和格桑本的《雪域气息的节日文化》(2000)认为,藏族节日是藏文化的窗口,以佛教为主线,以传统习俗为副线,交汇融合,成为一条完整的文化长河,是藏族节日不同于其他民族节日的特质,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是部落社会的遗风,而不是高度集权的产物[14]。伦珠旺姆和昂巴的《神性与诗意:拉卜楞藏族民俗审美文化研究》(2003)从美学的角度论述了拉卜楞藏族的世俗节日民俗与宗教节日民俗;陈立明和曹晓燕的《西藏民俗文化》(2003)对西藏的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节日进行了论述;罗桑旦增和周润年的《藏族民俗》(2003)、李涛和江红英的《西藏民俗》(2004)、赤烈曲扎的《西藏风土志》(2006)、白玉芬的《藏族风俗文化》(2007)、杨辉麟的《西藏的民俗》(2008)、塔热·次仁玉珍的《西藏地域和人文》(2009)都对藏族节日进行了叙述;勒安旺堆和史义诚的《迪庆香格里拉藏族》(2004)对香格里拉的藏族节日进行了论述;徐君的《四川藏族风情》(2006)对四川藏族节日进行了叙述;廖东凡的《节庆四季》(2008)对西藏各地的各种藏族节日文化进行了系统论述。除此之外,还有李春生的《欢乐庆典·藏族年节》(2007)、张鹰的《节庆礼仪》(2009)等一些以图画为主的介绍藏族节日的著作。在以上这些著作中,以藏族节日为研究对象的专题学术著作仅有林继富的《西藏节日文化》、廖东凡的《节庆四季》这两本。以藏族节日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介绍性文章

张新安的《西藏节日初探》(1986)在对西藏节日的宗教内涵和民族交往特点进行论述的基础上,对西藏节日进行了分类,认为西藏节日的显著特点是:不仅多集中于元月,而且宗教节日之多是其他民族不曾有过的[15]。阿旺松热的《昌龙“萨央谐钦”》(1993)介绍了藏族喜庆歌舞艺术“萨央谐钦”的历史、表演时间、表演程序、道具和特征等。刘凯的《青海热贡六月傩祭(上、下)》(1993)对青海热贡地区六月会中的傩舞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涉及热贡傩舞的种类、内容、特点、参与者的服饰、宗教信仰等,他的同一主题文章还有《傩祭——青海热贡农区藏族、土族“六月会”的重要文化内涵》(1994)。坚赞才让的《浅谈安木多藏区的盛大节日——洛萨》(1994)分析了年节的渊源、过程和蕴含其中的宗教、娱乐特征。赤烈曲扎的《藏族节日习俗》(1994)将藏族节日分为传统节日和宗教节日两种,介绍了藏历新年、逛林卡、雪顿节、跑马射箭、沐浴周、望果节、传召大法会与花灯节、萨嘎达瓦节、竹巴次西、拉波堆庆、白来日惹、甘丹安曲、朝拜色拉金刚等大型节日。此外,还有周润年、莫福山的《藏族的传统节日——雪顿节》(1994)、张昌富的《嘉绒藏族的节日文化》(1998)、丹增卓玛的《望果节》(2002)、蓝山的《欢乐的雪顿节》(2003)、贾立君的《热振寺的“帕邦塘廓”节》(2003)、年永刚的《高原上的嘉年华会——江孜达玛节侧记》(2004)、松林的《理塘:草甸上的盛装马会》(2006)、顾炳枢的《亲历塔哇插箭节》(2006)、曾红兵的《欢腾的草原——青海玉树赛马会》(2007)、周万龙的《石棉尔苏藏族的环山节》(2007)等文章。

(二)理论性文章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题:1.节日来源研究青措的《藏族节日文化探识》(2001)认为宗教是节日的内涵,节日是宗教的形式,藏族节日体现了藏族的民族特质、宗教观、自然观、社会观、道德观、伦理观和人际观,反映了藏族历史,展示了民族艺术。尕藏才旦的《藏族节日探源》(2002)论述了藏族节日的现实来源和宗教来源,认为藏族人为了生活和讨好神灵而创造节日,构筑了与佛沟通的舞台,这些节日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罗桑开珠的《藏族节日文化研究》(2006)论述了藏族节日的来源、分类、特点和文化功能,认为藏族节日是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沿革中形成、发展和丰富起来的,承载着藏民族在生产活动、宗教活动和文化活动中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及其表现形式。它来源于藏族人民的实际生活、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宗教活动和物候周期之中,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有其不同的来源类型、特点和功能。李琼的《新龙县藏历“十三”年节的由来》(2008)认为新龙县藏历“十三”年节表现出了当地民众对于祖先的崇拜和祭祀。马宁的《甘南舟曲藏族“朝水节”习俗的人类学分析》(2009)认为朝水节是舟曲藏族适应自然环境的产物,也是佛苯共生的结果,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多层次互动,是当地藏族文化的集中表演,加强了族际交流,构筑了地方文化。2.节日歌舞研究张江华的《青海同仁县藏族六月歌舞节历史内涵初探》(2001)认为,藏族六月歌舞节有与原始苯波教相似的大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突显了原始苯波教的若干特征,颇具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王群英的《论迪庆藏族节日歌舞文化》(2006)论述了迪庆藏族节日歌舞的起源。冶青措的《藏族节日是传承藏族艺术的载体》(2009)认为,藏族节日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反映了藏族人民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艺术创造和审美情趣,是展示藏族艺术的舞台,是传承和弘扬藏族艺术的盛会。高慧芳的《迭部藏族地区的传统节日“道”及其节日舞蹈的艺术审美特征》(2009)论述了“道”这一地域性节日的来源、内容和庆祝方式,认为“道”不仅具有文化传承功能,还具有宗教性、娱乐性、地域性等特征,特别分析了“尕巴舞”、“摆阵舞”的艺术审美特征。3.节日中的体育研究徐明的《西藏的民族节日与传统体育文化》(2004)论述了西藏民族节日中的体育竞赛与娱乐活动。丁玲辉的《藏族传统节日与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探讨》(2007)探讨了藏族传统节日与藏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关系,认为藏族传统节日是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传承的载体,传统体育对于活跃民族节日、提高藏族广泛的参与度以及增强体质和积蓄文化内涵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夏一川的《西藏传统节日庆典文化中的体育旅游人文资源内涵探析》(2007)论述了西藏传统节日庆典文化形态的渊源,对藏地原生态传统体育旅游人文资源的内涵特征进行了阐述,提出西藏传统节日庆典文化形态是吸引人们赴西藏进行体育旅游观光活动的主要文化动因。4.对策性研究寇小丽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作用与民族发展——对甘南藏区香浪节的思考》(2005)分析了香浪节的来历、变迁和作用。肖建春的《论青藏地区民族节日的广告效应》(2007)论述了藏族节日广告效应的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性特征。谢雪娇、马志华的《少数民族民俗节庆旅游管理初探——以理塘县“八一国际赛马节”为例》(2008)在对理塘县“八一国际赛马节”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基础设施接待和旅游服务是理塘“八一国际赛马节”中最薄弱的环节,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周加才让的《青海塔尔寺酥油花灯会调查报告》(2009)对塔尔寺的酥油花灯会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提出了灯会与旅游相结合的建议。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反映出藏族节日研究的传统模式,即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强调对藏族节日进行细致深入的描写,向读者呈现出藏族节日的整体流程,突出欢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而在理论分析方面显得不足。这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藏族节日长期藏于深山草原之中,不为外界所知的客观情况所致,历史上,藏族地区地广人稀,人口流动性很小,只有在举行节日期间才会出现较大规模的临时性人群聚会,节日期间欢乐喧嚣的场景与平时的静谧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藏族地区的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加大,藏族节日因为其特殊性首先吸引了外界的注意,旅游者出于旅游需要急于了解藏族节日,藏族地区出于发展旅游型经济的需要急于推介藏族节日,这两股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推动力就催生了这一时期大量描述性的研究成果。

三、藏族节日研究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的研究队伍

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藏族学者数量的持续增多,藏族本民族学者逐渐成长为研究藏族节日文化的主力,强化了自己的话语权,打破了以往国外学者独霸一方的局面,其中又以国内藏族学者的数量增长最为迅速,取得的学术成果也更为丰富,这种情况有利于我国藏族节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二)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更加注重整体性研究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些已有的国内外著作大都是作者经过实地调查后撰写的,注重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是这些研究者的共同特点。上述国外学者丹尼尔·菲拉、迈尔克·安瑞斯等人从事藏学研究十多年,调查经验非常丰富;我国的廖东凡、林继富、尕藏才旦、陈立明、赤烈曲扎、张江华等人也都有在藏地长期生活和调查的经验,他们在著述中对藏族节日尽可能地进行详细描述,这使他们的著述具有很强的真实性,能带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些研究成果满足了人们了解藏族节日的需要,也给后人积累了大量经验和丰富的材料。现在,藏族节日方面的材料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内容集中在节日来源、节日歌舞、节日宗教仪式、节日体育等方面,涉及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哲学、美学、体育学、艺术学等学科,初步具备了对藏族节日进行整体研究的条件,今后,对藏族节日进行整体性和宏观研究势在必行,这将有助于提升藏族节日研究的研究水平。就研究范围而言,藏族节日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随着国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来,藏族节日中的雪顿节、望果节、江孜达玛节等节日相继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属于传承较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统摄藏族节日,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值得尝试。藏族节日与藏族民众的关系非常紧密,藏族民众是藏族节日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也是节日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构成了藏族节日的主体。目前,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入进行,藏族节日与旅游业的关系日益紧密,藏族民众作为受益者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藏族节日推陈出新的重要推手,藏族节日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适,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变异性成为当前藏族节日的共性。鉴于此,以往积累的藏族节日研究成果就只能当作历史材料看待,而不能直接使用,在今后的研究中,藏族节日的发展和变化应该是研究的重点,既要满足藏族民众发展旅游业增加收入的需要,又不能改变藏族节日的文化内核,就必须要做大量的实地调查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因此,田野调查方法仍然是今后藏族节日研究的基本方法。

(三)以民俗学理论为指导,有待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对比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对藏族节日的研究就会发现,国外学者的研究深度要高于国内学者,国外学者往往不会仅仅停留在对藏族节日的现状描述上,而是对藏族节日追本溯源,并不直接谈藏族节日,而是从藏族节日中的核心部分,例如宗教仪式的来源说起,然后再逐步过渡到对现代节日现象的论述中,这类文章往往信息量很大,逻辑性严密,可读性很强,使人读后感触很深,国内的藏族节日研究成果从深度上来说略逊一筹,但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国内研究藏族节日的已有著述又以民俗学著作为多,这与民俗学的学科特点有关,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是一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人文科学[16]。岁时节日民俗作为民俗的组成部分之一,一直就是民俗学研究的重点,它注重研究节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将正确认识节日文化现象,探究节日的民俗特点,积极引导节俗活动健康发展作为主要任务。在这一宗旨的引领下,目前研究藏族节日的论著都很注重对藏族节日文化的深度描述,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从民俗学的学科本位来说,现有藏族节日的研究仅仅研究了藏族节日的产生这一问题,在研究藏族节日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四)研究者要注重培养宗教学与藏学素养

通过对藏族节日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藏族节日与宗教密切相关,藏族民众全民信仰藏传佛教,苯教在安多和康区还有流传,由于受苯教与藏传佛教的影响,宗教类节日在藏族节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即使是非宗教类的民俗节日也往往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因此,研究藏族节日必须要触及苯教与藏传佛教,只有结合宗教研究藏族节日才能得出切合实际、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宗教学素养,对苯教与藏传佛教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由于藏族节日主要被藏族民众所拥有,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特点,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有较深入的研究,有在藏区生活的经验,会说藏语,因此,提升研究者的藏学素养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蜻蜓点水式的表面化研究,进一步提高藏族节日的研究水平。

四、结语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藏族节日的重要性认识已经达成了一致,普遍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是就研究水平而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种研究水平与现阶段藏族节日的蓬勃发展不相适应,从藏族节日处于发展变异阶段的客观情况来说,正是进行藏族节日研究的重要时期,藏族地区急需藏族节日综合研究方面的科研成果,作为借助旅游发展地方经济的智力支持,这种实际需求与学术界藏族节日研究的滞后形成巨大差距,也对学术界提出了挑战。今后我国学术界对藏族节日的研究应该打破描述性的桎梏,力图透过纷繁复杂的民俗事项,尽可能地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综合性研究,凸显理论分析,为藏族节日的传承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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