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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 敢于创新 用心编撰——读多卷本《西藏通史》

发布时间: 2018-07-16               来源:《中国藏学》2018年第2期

      由拉巴平措、陈庆英两位先生任总主编,张云教授任执行总主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组织协调全国近30家研究机构及高校的百余位专家学者聚多方之力完成的《西藏通史》,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西藏通史》共8卷13册,内容从远古到当代,记述了西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全书850余万字,可谓皇皇巨著。
      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编撰是一项重大学术性文化工程,工作量大,难度更大,任务艰巨。此书的编撰出版是中国藏学研究的一件大事,集中展示了中国藏学研究的实力与成就,就西藏历史研究而言,可以说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读后掩卷沉思,已感受到编撰者的辛勤付出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敢于创新的气魄、用心编撰的态度。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气魄与态度,这一重大学术性文化工程才能取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果。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历史也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史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西藏地区与祖国内地政治上密切关联,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水乳交融。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藏族与全国各民族已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共生关系。众所周知,西藏历史研究在封建时代和民国时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虽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不可能出现全面系统的大型通史著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藏学研究在党和国家的重视、支持下取得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几十年来,西藏历史研究得到不断推进,已有多部具有开创性的简史、通史性著作先后出版,西藏考古及西藏文献整理、历史资料研究等也有不少新发现、新进展。这些成果的涌现使全面系统研究西藏历史与编撰大型通史性著作具有了良好的条件与基础,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编撰就成为推进新时期中国藏学研究的重大学术任务和应有之举。另一方面,西方反华势力长期以来歪曲历史事实,鼓吹“西藏独立”,企图分化肢解中国;分裂势力也在境内外从事分裂活动,蛊惑人心,在西藏历史地位及民族关系等问题上制造种种谬论谣言,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需要加强西藏历史研究,正本清源,匡正视听,编撰多卷本《西藏通史》也无疑是历史的重任,时代的呼唤。
      初阅《西藏通史》各卷内容,可以看到,由于编撰者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用心编撰,此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既充分吸收了已有的学术成果,成为一部集大成之作;更重要的是认真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研究提出的要求,依据翔实的史料“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全面系统记述了西藏历史从远古到当代的真实轨迹及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的历史真相,详述了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原因及历史过程,实现了正本清源。因此,多卷本《西藏通史》的出版问世既具重要的学术意义,又具重要的政治意义;此书既是一部科学严谨的西藏历史研究学术著作,也是一部“让历史说话”的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好教材。
      读此书各卷,笔者认为作为一部西藏通史,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编撰做到了3个“坚持”使成果富有特色,并保证了高质量。
      其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历史演进、矛盾转换、关系变化的内在原因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其研究不可能深入,也不可能得出经得起检验的结论。正确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历史研究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各卷内容来看,编撰者不仅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在编撰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将其作为基本原则,从而保证了编撰的正确方向。
      其二,坚持在体例上创新。从古到今,无论修志还是编史,都必须制定体例。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将体例置于一空前的高度,《史通》称:“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体例如何制定及体例是否完善、合乎实际,在古今学人看来,某种意义上决定其著作质量的高低。所谓体例包括几个方面,其中重要的是结构。多卷本《西藏通史》基本沿袭我国常见通史著作的框架结构,即以时间为经,按时代先后,分卷记述。编撰者从实际出发,从宋代起按祖国内地中央政权更迭分时代设8卷,而“吐蕃时期”设“吐蕃卷”,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则设“早期卷”。尽管这样划分从结构上讲与常见通史著作无大的区别,但创新已在其中,由此既可看到西藏历史是中国历史一个组成部分的共性,又体现出西藏历史作为区域史的个性。值得指出的是,编撰者把各卷又分为上下编,上编以时间为经记西藏政治史发展脉络,下编则分别记述这一时期西藏各种制度及社会各方面。下编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志”的结构,即横排结构。设下编并采用这种横排结构,既避免了传统通史著作多只记政治史的问题,又可容纳更多的材料与内容。各卷皆如此,说明编撰者始终坚持体例上创新。
      其三,坚持立足史料。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充分的、经过鉴别的可靠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从《西藏通史》各卷内容看,编撰者高度重视史料的广泛搜集、鉴别,既注意汉文资料,又注意藏文资料;既注意国内资料,也注意国外资料;既注意文献资料,也注意考古资料,并根据西藏历史演进及研究的特点,注意对各种资料的分析、对比、考证与综合运用。习总书记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明确要求,“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从内容看,各卷编撰者都把论述与结论建立在史料基础上,坚持“用史实发言”。多卷本《西藏通史》正是在这方面做到了始终坚持,不说空话套话,使此书学术水平得到有力保证。
      多卷本《西藏通史》是一部通史著作。作为通史,此书是以时间为经,纵向连贯记述西藏从远古到当代各历史时期的史实,一条主线,各卷相连,内容融会贯通。同时,此书因是多卷本,各卷内容独立成篇,横向又是记述西藏历史某一时期的史实及这一时期西藏各方面的断代史。总之,在编撰者的用心编撰之下,多卷本《西藏通史》资料翔实,内容系统;逻辑严密,经纬有序;条分缕析,表述准确。由于编撰者始终考虑到方便读者,除每卷后附有大事记、专有名词汉藏对照、人名地名索引及主要参考文献,便于读者查阅,编撰之中又各方面加以注意,内容深入而不深奥,使此书既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也不失很强的可读性。

      多卷本《西藏通史》是一部科学严谨、高水平、有特色的大型通史型学术著作,只要阅读此书,读者都将有此看法。以上从整体上谈了笔者对此书的一些感受与浅见,下面再就此书“早期卷”“吐蕃卷”等几卷的编撰及内容谈谈认识。
      1.“早期卷”  “早期卷”是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第1卷,共16章。尽管此卷在整部通史中字数看来并不太多,但由于时间跨度大,且因年代久远,资料缺乏,编撰的难度可想而知。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其《蜀道难》中对古蜀历史有过感叹,尽管其生长在四川,但对古蜀历史已感茫然。作为西藏早期历史情况更为复杂,棘手的问题在编撰之中实在太多,要全面系统反映难度更大。编撰者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充分吸收已有的学术成果,依据考古资料、民间传说及有限的文献资料作深入细致的考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勾勒出西藏地区早期历史发展过程的轮廓,揭示了西藏早期文化特征及与周围地区文化的关系,并横向记述了西藏从远古到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经济、文化、艺术等。读此卷,字里行间中已强烈感受到编撰者的严谨态度与创新精神。正是“用心编撰”,使此卷成为西藏早期历史研究的创新工作、成功之作。此卷从名称到内容,有几点值得一提。一是此卷卷名。在中国通史著作中,一般将秦汉之前的历史统称为先秦史,或夏商周三代史,而秦汉之后划分断代又称作魏晋南北朝、隋唐等等。就西藏历史而言,显然不能简单套用这种办法。编撰者从西藏历史具体情况出发,将从远古到吐蕃王朝建立定名为“早期卷”。这反映了西藏历史的个性,也说明编撰者对卷名有过深入的思考。二是此卷的内容从“青藏高原过去5万年以来的环境变化”写起。西藏历史从何写起既是此卷的重大问题,也是《西藏通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编撰者根据科学研究取得的已有成果,从“青藏高原过去5万年以来的环境变化”写起,再写“西藏高原的自然环境与人类定居高原”,然后写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及西藏早期文明起源。这样的写法,坚持了唯物史观,也充分吸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使整个历史发展脉络更具科学与逻辑性。三是材料及运用。“早期卷”搜集材料广泛,既注意考古资料,又注意藏族民间历史传说中的相关资料,还注意藏文出现之后的文献记载,并注意对材料的鉴别、分析、对比与综合运用。由于结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以学术性强,说服力强。
      2.“吐蕃卷”  “吐蕃卷”是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第2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全卷共29章,内容十分丰富。上编记述吐蕃王朝时期政治史,从松赞干布出生与即位写起。下编则记吐蕃时期制度及文化、艺术、体育等。吐蕃王朝崛起在青藏高原之上,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不仅推动了吐蕃社会的发展,也使藏族先民与周围各民族关系更为密切。“吐蕃卷”上编9章中,前面几章纵向记吐蕃王朝从建立到瓦解,7—9章则写吐蕃与唐及国内各族以及与南亚、中亚地区关系。总的看来,这样安排是恰当的,也是符合编撰要求的。此卷丰富的内容,反映出这部通史的确做到了厚今不薄古。在第8章第一节“吐蕃与南诏的关系”的编撰上,有这样几点笔者认为可圈可点。一是此节作为第一节。第8章共5节,分别记述吐蕃王朝与南诏、突厥、回纥、沙陀及党项的关系,将吐蕃与南诏关系作为第一节。南诏是唐代西南地区具有相当实力的地方民族政权,处于吐蕃与唐之间,其发展、壮大又与两强有关。唐于8世纪中期在西南地区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是南诏背唐而与吐蕃结盟,而8世纪末吐蕃在西南地区失利的重要原因则是南诏与唐恢复关系联手攻吐蕃。从汉藏史志所记看,西南地区形势的变化,对吐蕃王朝后期唐蕃关系及吐蕃内部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吐蕃卷”第8章在记述吐蕃与周边各族关系时,将吐蕃与南诏关系置于第一节,颇有新意,而且也合乎历史事实。二是材料及运用。吐蕃与南诏关系不仅涉及吐蕃与南诏两方的第一手材料,也涉及唐的材料,三方材料都必须加以重视。这一节的内容反映出,编撰者并非只依据某一方材料进行讨论,而是将三方材料作对比之后综合运用,这就保证了全面记述这一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三是重视吐蕃与南诏经济、文化的交往,在此节最后安排一目记述。在有的西藏历史著作中,对吐蕃与南诏关系虽有记述,但未放在应有位置,而且记述中又偏重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交往很少言及。此节将经济、文化的交往作为一个方面记,也就使吐蕃与南诏关系的记述更显全面。
      3.“清代卷”  “清代卷”共29章,内容也十分丰富。此卷的编撰及内容有几点值得称道。一是其下编之中,在“行政体制”这一章即下编第一章中,将“理藩院(部)”“驻藏大臣”作为第一、二节。这样安排,依据史实反映西藏是清代中国的一部分,强调了二者在清代治藏中的重要地位。在另一章中,专门记“金瓶掣签制度”,下又分4节,分别记述这一制度的由来、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金瓶掣签、班禅转世系统的金瓶掣签、其他活佛转世系统的金瓶掣签,这就将这一制度的制定、各转世系统的具体情况及清中央政府在其中的决定作用详细真实地反映了出来,实现了正本清源。在“宗教”这一章中,不仅记述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而且记觉囊派与珀东派及苯教、伊斯兰教与天主教、门巴与珞巴的宗教信仰,以事实说明西藏在古代就并非单一宗教地区,即使是藏传佛教,也存在多个教派。这样全面详细记述清代西藏宗教,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二是其上编中,第1章写明末清初西藏地方形势,其第2节专记固始汗统一青藏高原。这一节的内容,在清代西藏历史的记述中很重要,编撰者依据藏汉文献记载作详细的记述非常必要。在第3—5章中,又将清初对西藏的施政、清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队、设立驻藏大臣作了详细的记载,几章内容相互衔接,以大量汉藏文献记载反映出驻藏大臣的设立既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当时中央政府在藏行使主权的重要之举。三是上编第6章“颇罗鼐主政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中,以第2节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第3节记清中央政府整顿藏政,记述非常详细。其中第3节依据文献资料记清中央政府废除郡王掌政制度,于乾隆十六年建立噶厦政府,确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处理政务的平等地位,政教合一制度在清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确立。对清中央政府整理藏政形成的《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及其影响,在此章及下一章分别又作了记述及相应的分析、评述。《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中对达赖喇嘛地位作了明确规定,此卷这一章的详细记述用历史事实说明达赖喇嘛的地位与中央的决策相关,没有清中央政府的决定,就不可能有其地位。以上记述可拨乱反正,澄清事实。编撰者对清代前期作这样详细记述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4.“当代卷”  “当代卷”为多卷本《西藏通史》的最后一卷,共41章,篇幅超各卷。其上编设20章,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写起,一直写到2015年,纵向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地方的政治发展脉络作了完整、系统的记述。下编共21章,通过横向记述分别展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及各方面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材料丰富,记述全面,是此卷的一大特点。从整卷编撰及内容来讲,有几点反映出编撰者实事求是的史家风范与严谨态度,值得当代编史修志者学习。一是上编从第1—5章,分别记述西藏和平解放的谋划与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进展与实现、《十七条协议》的初步落实、平稳发展及武装叛乱的发生与平息,以翔实的文献档案等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述西藏和平解放的全过程及武装叛乱的发生与平息经过,尤其是和平解放的进展与实现、武装叛乱的发生与平息这两章做到了“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依据充分,记述详尽,分析透彻,非常具有说服力。读者只要读这几章内容,就可以清楚看到西方反华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也可以看到分裂势力编造的所谓历史的荒谬。二是第9章,记“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专门作一节,分五目记“文革”开始波及西藏、“文革”在西藏的发展和蔓延、“文革”对西藏造成的危害和教训、抵制“文革”冲突及维护西藏大局稳定。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带来巨大冲击,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全国各地社会陷入混乱。在内地编史修志,“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写不写、写什么、如何写都有过争论,成为棘手问题。此卷编撰者不回避这一段历史,依据档案文献材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这一段历史完整反映出来,充分说明此书是严肃科学的史学学术著作。三是第17章记平息“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编撰者同样不回避这一历史问题,根据大量史实材料作记述,并深入分析了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严重危害及原因,并对事件的平息与保持西藏稳定措施一一作了记载。这一事件的发生已10年,西方反华势力及分裂势力在这一事件发生、经过等问题上也制造了种种谣言,此卷全面详尽的记述,有利正本清源,匡正视听。四是下编从21—41章,采用“志”的体例横向记当代西藏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与发展成就。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下,西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些发展成就,当然应浓墨重彩记录,采取“志”的结构,也可更好地展现。在当代西藏的真实面貌前,各种谣言不攻自破。编撰者将当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丰富的资料、数据记入,使其记载更具可信度与说服力。
      由于编撰者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用心编撰,多卷本《西藏通史》精彩之处比比皆是,要作一全面评价难度颇大,以上仅为个人管中窥豹的浅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强调要学习历史,借鉴运用历史经验,并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笔者认为,以科学、严谨态度编撰的多卷本《西藏通史》已实现其预期目标,能够发挥增强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积极作用。
(本文作者:赵心愚,原载于《中国藏学》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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