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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华文化共同体: 从互联到共有

发布时间: 2020-06-12               来源:纳日碧力戈,《西部蒙古论坛》2019 年第 1 期

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 2014 年 9 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高层把文化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基础、民族团结的保障,认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认为”只有抓住民族团结的“根”与“魂”,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才能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才能有深层的国家认同和道路认同。把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提高到“根”与“魂”的高度,把各民族文化认同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紧密联系起来,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从费孝通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到习近平主席新提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有新的发展,有了新的面向,强调“各民族共有”,“强调精神家园”,以“一”统“多”,以“多”拥“一”,“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

精神家园中的“家园”包含三个构成要素: 第一,供人栖居的住房; 第二,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生活资料来源的生产资料; 在栖居、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三者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氛围,包括人际关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等。“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家园是人类的心灵栖居地,生我养我,童年记忆,梦回萦绕,挥之不去。这种乡情乡恋可以扩展成为对祖国家园的热爱。

精神家园是在文化认同中发展出来的“文化寄托和精神归属”,是历时积淀形成的特有的传统、习惯、风俗、精神、情感、心理等。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是“多样”和“多族”,即只有在文化多、民族多的前提下,才有认同和共有的需要。一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国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是有史以来各族人民在互动碰撞、互相交流、共御外敌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共有家园;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由 56 种民族文化融汇而成,彼此借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关联,密不可分。要做到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共有,就需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吸收和弘扬各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发挥各民族文化在构筑这个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积极作用。日本著名的建筑师黑川纪章提出建立在共生思想基础之上的“圣域”概念,可以用来阐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概念,将它提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黑川纪章认为,基督教文明建立在善恶二元对立之上,希腊哲学也有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笛卡尔、康德也是二元论者。然而,他认为人世间存在着“中间领域”,属于求同存异的“第三领域”,即圣域。圣域中融入了本国的生活方式和自尊心,和宗教、语言相结合,包含传统的文化基因。圣域论对于各国各族、各类文化、各类企业、各种人来说都存在。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要求人们互相承认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圣域。不同的圣域可以彼此交融,提炼共识,形成更加包容、高尚的共有精神家园。

伍雄武先生认为民族精神、民族、民族文化构成三位一体,对民族精神的认识就是对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认识,对民族精神的评价就是对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评价。伍雄武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引导着民族文化的整合,指导着民族未来的发展; 价值观和宇宙观、方法论互相依存、渗透,形成民族精神的内核。中国人特有的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是中华各民族的共性,是各民族认同和凝聚的根据,包括: 崇德重仁,道德至上; 群体高于个人、义务重于权利; 和而不同、多样统一;重视整体、强于综合; 尊天贵人、自强不息; 同根姻亲,依文化而辨华夷的民族观; 宽和共容,重德育而诸教并存的宗教观; 仁政德治,中华大一统的国家观。伍雄武先生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论述可谓独树一帜,他不仅全面阐述中原文化的精髓,还把少数民族文化的精髓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部分加以呈现,认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只是汉族精神,而是中华各民族精神的融会与凝聚。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需要发挥少数民族的主体性,使他们能够和汉族共同拥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郝亚明指出,“民族共有性”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特征,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中要注重吸收少数民族文化,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应有地位。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南北交流,农牧互动,草原文化和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至关重要。内蒙古自治区于 2009 年 7 月确立的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宣布: 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三大主源之一,其“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核心理念,具有巨大的时代活力。要把草原文化置于中华文化大框中研究,确立其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推动草原文化由边缘走向主流,以利于少数民族从心理和情感上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解决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草原文化“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三大核心理念,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要把这些理念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当中。

二、互联: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基础

中国有 56 个民族,130 种语言,无论按地域还是按语系语族,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风俗千姿百态,文化丰富多彩,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特色,共同组成中华语言文化共同体,凝聚成中华民族精神。越接近基层,民族地方特色浓厚,地方特色使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内容丰富性,展现出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从家乡、地域上推到全国,越往上推,共性越多,形成“差序格局”; 各民族文化的地方特色扩大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可选择性,富有弹性,充满活力,中国人可以根据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生存智慧和实践经验,凝练和选择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在“纵向递进”方面存在特性向共性的过渡,在“横向统一”方面也存在“顶针续麻式”的紧密关联,像一条河流,每一个流淌的瞬间都有差异,但这些瞬间“无缝对接”,绵延不断。我们可以运用道家“三生万物,冲气合一”的宇宙观和维特根斯坦“纺绳共同体”的隐喻,把中华民族从文化上定义为“文化互联体”,强调共性,突出关联: 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既不同程度地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也形成互相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连续统。把中华民族看成是一个文化互联体,就要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互补共生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各民族在自然条件、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交流交往等等方面,互联互通、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互为环境、和睦共生、同舟共济、互守尊严,形成严密的文化互联体,使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呈现出整体性、共同性和牢固性,也呈现出丰富性、层次性和发展可选择性。

国家的长期统一密切了各民族方方面面的联系,在形成强大凝聚力的同时,也发展出相依互补的联系。中原文化辐射周边,儒学思想和汉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为各民族发展共同的文化心理创造了条件。汉族传统文化中也含有大量少数民族元素,例如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完全改变了汉族的服饰形制。张骞通西域后,塞外西域的声调和乐器传入中原,《文献通考》中每类乐器都分雅部和胡部,雅部是中原固有的乐器,胡部是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乐器。少数民族语文词汇也丰富了汉语言文字。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融合了中原、印度、阿拉伯、希腊医学的长处,自成一体,对祖国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以“纺绳”比喻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它有助于解释中华民族文化互联体: 纺绳时,纤维互相缠绕,绳索的强度不是来自一根纤维,“而是在于许多纤维互相重叠”。中国的民族多,语言多,习俗复杂,共同组成维特根斯坦式“纺绳共同体”。纺绳纤维缠绕,重叠编织,无论多长,两端因股股相反、比次扭合而交织递进,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各民族就是这样的纺绳共同体: 各民族文化交叉重叠,相邻相似,两端殊异; 中间相似的递进过渡把殊异的两端联系起来,让它们有了联系。例如房屋形制: 蒙古包→哈萨克毡房→鄂温克撮罗子→汉族棚户; 又如服装: 汉服—纳西袍—藏袍—蒙古袍—旗袍—鄂伦春袍。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这样一些不经意的关联,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主动发现这些各民族之间不经意的关联。各民族文化特质因扭合交织而具有整体性、共同性和牢固性。

中国各民族语言文化既相互关联,又自成一体,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举例来说,语言文字无疑是民族的第一特征,但民族之间也最容易互通语言文字。现在普通话是各民族主要的交际语言。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都是仿借汉字制成的; 蒙古八思巴字是仿效藏文字母创制的元“国字”,回鹘蒙古文来源于回鹘字母; 满文的创制借鉴了回鹘蒙古文。《蒙古秘史》是用汉字转写的。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传统上多使用蒙古文。中国各民族就是这样,不仅在语言文化方面,在其他方方面面,也都互相关联,形成文化互联体。相邻民族方方面面互相采撷,不相邻的民族也借助中间民族而互相发生关联,各民族形成一个“顶针续麻”式的文化互联体。这个文化互联体是统一的整体和实体,而互联体内部的各个民族各自保持民族特色,美美与共,和睦共处。这个中华民族文化互联体,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可靠的框架结构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大历史观出发,农耕文化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而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互动中发展形成农耕—游牧文化丛。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易,是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牧民不能仅靠畜牧业产品生活,不能单纯食乳肉,衣毛皮,他们需要和农区交换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酒饮料。农区耕作和运输需要畜力,军队需要马匹,农民也需要肉食和毛皮,这些都要从牧区交易获得。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语言、文学、建筑、艺术等等方面做出全方位的重要贡献。就少数民族来说,从“胡服骑射”到“茶马互市”,从“龟兹乐舞”到“敦煌石窟”,从《格斯尔王传》到《福乐智慧》,从《农桑衣食撮要》到《割圜密率捷法》等等,都是南北东西跨族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各民族拥有大量的神话、传说、史诗、音乐、舞蹈、绘画,书写和建造了丰富多彩典籍和建筑,所有这些都是这个现代共同体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历史上各民族的生计模式复杂多样,各有特点,交互重叠; 许多民族的内部也分不同类型,农耕、游耕、游牧、渔猎、采集,有的兼而有之。百越族和西部少数民族最先栽培了稻和麦; 由古代西域传入中原的有高粱、玉米、棉花、芝麻、苜蓿、大蒜和葡萄、西瓜、黄瓜、胡萝卜等; 春秋时代苗蛮系统的楚国有发达的冶铁业,楚、越还发展了最初的水利灌溉。少数民族有复杂的社会制度,包括盟旗制度、政教合一制度、家支制度、土司制度、头人制度、山官制度、伯克制度,等等。少数民族人口大量进入汉族,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汉族成分。战国时期楚将庄蹻率军在云南改服易俗,融入当地少数民族; 回纥南迁的一支融入汉族,西迁的一支形成今天的裕固族或融入维吾尔族; 来自西亚和中亚的穆斯林和汉族等民族融合成为回族。宗教与民族也不完全重合,一个民族信多个宗教的情况比较普遍,多个民族信同一个宗教也属于正常。在河西走廊一带可以见到“汉回”、“蒙回”、“藏回”和“回回”。契丹建辽,吸收中原王朝统治经验,汉化程度较深,以致于北方多种语言至今把中国称作“契丹”( kitai,khiatad,khetai) 。

三、共有: 中国各族人民的交互性

根据黄兴涛研究,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的梁启超,先使用“中国民族”,“有时用来指称汉族(古为华夏族) ,有时则是将其作为对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1905 年,“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他还同时使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两词”。“后者在范围上明显比前者要大,它包括了梁氏认为当时尚未完全融进‘中华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如苗族、百濮族等”。

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华民族”一词的正式出现,要比“中国民族”一词稍晚。它大约诞生于 1902 年。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涵义。

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是目前民族工作与民族政策的主流表述。交往、交流、交融,“交”表达了交互主体性,表达了各民族主动交往、交流、交融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但这种主体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容易被忽视、被淡化,以为交往、交流、交融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仅从国家层面看,历史上的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在制度设计、疆土治理方面,吸收了汉族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融入了很多中原文化的元素,为元朝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许多中原王朝也借鉴和保留了许多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朝政经验。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千灯互照,光光交彻——各民族文化要彼此尊重,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不相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认同始于本民族文化认同,没有本民族文化认同,就没有中华文化认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工作告诉我们,族缘、亲缘、地缘、业缘、人缘交织在一起,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像滚滚流淌的河水,没有间隔,没有断裂。当然,这些“缘”会在不同场景、不同心态之下呈现出来,但随着场景和心态的变换,也会发生变化。这叫做有“缘”而不唯“缘”,有“缘”而能够跨越——这是各民族、各民族文化互相认同的基本条件。

根据伍雄武先生研究,汉族传统中的整体论,如程朱理学,以“理”或“道”统辖万物,万物归道;《周易》也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太极为万物万象之源。这种整体观也在藏医和傣医中体现出来。藏医重视“龙”(气) 、“赤巴”(火) 、“培根”(水、土) 三因素: “龙”支配呼吸、消化和血液循环; “赤巴”帮助消化水谷、食物,产生热能,给人带来和煦、智慧和胆识; “培根”支配人体内的各种液体,如增加有助于消化的胃液、输送营养的体液,其功能还包括长肌肉、润皮肤,能调和性格。三因素协调一致,保持人体的生理过程。傣医吸收佛学思想并加以改造,认为“四塔”(风火水土) 和“五蕴”决定人的生老病死,风(佤约塔都) 是动的根源,推动各种脏器运行; 火(迭佐塔都)是热的根源,是生命之本,能消化水谷、温煦人体。四塔相互联系、相互克制、相互滋生,保持平衡。平衡被打破就会生病。由此看出,藏医、傣医、中医有相同的思维模式,都有注重整体的共性,因而也是构筑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各民族共同组成全新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汉文化不全等于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不能缺少少数民族文化,本民族文化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少数民族不能自外于中华民族”,这是明确无误的大中华立场,它把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居住的土地、地上和地下的资源、海洋和陆地的宝藏、丰富多彩的各民族语言和文化、勤劳勇敢的各族人口,统统包括进来,各民族互相守望,认同共同的祖国,江河汇海,天下归心。一方面,共有精神家园是共同精神家园的基础; 另一方面,各族人民共有中华文化,也是新时代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结语: 共有与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

2018 年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从此,宪法序言第七和第十自然段增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中华民族”首次写入宪法,从根本法的高度确立了中国是“中华民族”的政治组织形式,为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宪法基础,意义重大。如果说“中华民族”入宪从政治和法律上确定了中华民族核心的地位,那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则旨在从“根”和“魂”的深度凝聚共识,是“天下归心”的大事业。自上世纪 80 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改革开放中的我国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族工作出现了“五个并存”的情况: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正是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中华文化认同的问题,强调文化认同对于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作用,号召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中央高层的视角出发,只有抓住民族团结的“根”与“魂”,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才能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

中国各族人民交流、交往、交融,自古至今,并无例外; 各族人民的交互性既是对历史上和现实中民族关系本质的精准概括,也是对未来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社会特征的正确定位。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到“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认同,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新发展,它更加强调“共有”和“共同”,更加注意“多”和“一”的辩证统一。

作者:纳日碧力戈,蒙古族,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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