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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汉藏文化交流 (下)

发布时间: 2020-09-18               来源:黄 颖 《中国藏学》

工艺与美术

藏族很早就有了本民族的建筑、木刻、绘画、制陶、雕刻、纺织、金属冶炼等等,其中有的已具相当水平。如“高至数丈”的平顶房屋,“联毳帐以居”的大拂庐和小拂庐,大拂庐“可容数百人”,有的大拂远送到长安。公元654年,“吐蕃使人献野马百匹,及大拂庐高五丈、广袤各三十七步”[1]。这是唐朝内地首次见到的吐蕃式大拂庐。吐蕃人衣“氈裘”,说明他们已有了制氈、制裘的技术。从阎立本的《步辇图》看,禄东赞的衣着反映了吐蕃纺织技术已有相当水平。由于吐蕃有了冶金技术,所以制造刀剑、弓箭、章饰和金属器物等方面都独具本民族的特色。他们向唐朝献金鹅、金琲和“黄金五千两”,表明吐蕃手工业显然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并已有高超的工艺水平。

从社会发展来说,盛唐时汉地的社会经济已进入当时世界文明的先列,与吐蕃的奴隶制社会经济比较,已前进了一大步。吐蕃大臣仲琮就曾坦率地向唐高宗说过:吐蕃“文物器用,岂当中夏万分之一”[2]。“吐蕃土风寒苦,物产贫薄”的自然条件,自然会影响到吐蕃工艺技术的发展。

学习先进文化以发展自己,是吐蕃一度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汉藏的文化交流就是这种学习的渠道。

首先是衣着方面的丝织品及其制作技术方面。松赞干布在河源迎文成公主时,就“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以后则“自亦释氈裘,袭纨绮,渐慕华风”。[3]高宗嗣位后,曾赐吐蕃使者“杂彩三千段”。这时松赞干布尚在世,他曾向唐朝“请蚕种”,说明吐蕃想自己发展养蚕业和丝织业,但终因气候地理条件而未成。因此,吐蕃就从“丝绸之国”的唐朝直接输入丝织品;加之河西随心右地处“比绸之路”,后来吐蕃又占领了这一地区,那时吐蕃获取丝绸就更方便了。《吐蕃传》所说“竭力蚕织,西输贿币”[4]就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敦煌藏文文书也说:“以唐人岁输之绢缯分赐各地千户长以上官员。”[5]文成公主时吐蕃也带去大量珍贵服饰。史载:“文成公主所带珍贵饰物衣服等两万件。”[6]金城公主进藏,帝“赐锦缯别数万”。相传文成公主曾将内地较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入吐蕃,《拉达克王统记》载,文成公主曾传授“以织机织布”的技术。藏史说,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工艺技艺精美、悦意之服饰殊胜超绝,有关此类工艺技巧之书凡六十部”。[7]其中可能包括纺织技术。但根据史料看,吐蕃仍以从唐朝输入丝织品为主。《全唐文》载:“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特别应指出的是,汉地丝织品在唐蕃的政治关系上还起到过友好的作用,因为吐蕃上层人物酷爱珍贵的唐朝丝绸。公元719年,“吐蕃遣使求和”,唐朝皇帝(玄宗)“因赐其束帛,用修前好,以杂彩二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坌达延,一百三十段赐论乞力徐,一百段赐尚赞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皇后亦以杂彩一千段赐赞普,七百段赐赞普祖母,五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8]以如此丰厚的彩缎赠送吐蕃王室及官员,足证吐蕃人喜爱汉地丝织品之深。《册府元龟》说:“其(吐蕃)俗重汉缯”,此说言之极是。

吐蕃对唐朝的其些工艺技术情况相当熟悉,也可能出于吐蕃自己的需要,公元650年,吐蕃向唐朝请求“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9]

关于造酒,《转正医务室》说,吐蕃人“手捧酒浆以饮”,说明吐蕃人喜欢饮酒,吐蕃早有制酒的技术。吐蕃又向唐朝请派制酒匠人,吐蕃人喜欢饮酒,可能出于想进一步提高本族酿酒工艺水平的考虑,后来酿酒种类已有所提高,墀日巴坚就饮过葡萄酒。[10]

所谓碾、硙,均指各种磨而言。据藏史记载,文成公主进吐蕃到康地时,曾教当地吐蕃人“建造水磨”的方法,地点在朗珠堆塘[11]。《吐蕃传》说,吐蕃人“捻麨为椀”,“麨”就是今日之“糌粑面”。这说明吐蕃已有制麨技术,而吐蕃请制碾、硙匠人入吐蕃,会提高粮食加工的速度和精度,水磨更是利用吐蕃丰富的水能而节省劳动力,提高速度的良技,敦煌藏文文献载,噶尔·钦陵曾说:“青稞稻麦长坝上,入于水磨即成粉”,[12]这说明水磨加工方法已推广于吐蕃。后来吐蕃人又不断发展了水磨工艺。现在,藏族已能制造各种类型的复杂的连动水磨,使水磨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

陶器在昌都卡诺村遗址、林芝古人类遗址均有发现,表明制陶技术在吐蕃由来已久。《拉达克王统记》载,文成公主“将陶土制为陶器”,[13]这可能言过其实。数年前西藏建筑勘察设计院在观察大昭寺的修建工程时,发现大昭寺、石墙内原为砖墙,这说明吐蕃时的制砖技术已有较高水平,至于桑耶寺的琉璃塔,更显示其制陶技术之高。目前尚没有更确切的史料,说明吐蕃制陶术的迅速提高与汉地制陶术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不过与陶器相联系的瓷器,当时在唐朝制瓷业已从制陶业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并有迅速发展,当时的青瓷和白瓷已享盛名。据藏史记载,唐朝的制瓷技术在吐蕃赞普都松芒布杰时传入吐蕃(约公元678—704年)。制瓷之所以为吐蕃所爱,是与汉地茶叶传入吐蕃相关联。当时茶叶从汉地传入吐蕃,饮茶多用瓷器,而吐蕃无瓷碗,赞普又闻唐朝有之,因之派金字使者赴唐求取瓷器,但唐皇只赐予吐蕃医药、历算、工艺和音乐家,而没有赐给瓷杯(碗)。唐皇对吐蕃使者说,吐蕃如果有制瓷原料,可以派给你们一位工匠。于是吐蕃使者将一位制造瓷杯的匠人带到了吐蕃。汉地制瓷匠人问赞普制什么样的瓷器,赞成普说制造汉地没有的那种瓷器,即敝口、轻薄、矮足、浅白而略带青色的瓷器,这种瓷器可命名为“达瓷”(音译);并且要求在瓷器上绘之以画,最好瓷绘以雀鸟衔枝,中等瓷绘以海鱼,下等瓷绘以草山糜鹿图,其他瓷可任意为之。汉地制瓷匠人便按赞普之命,分原料之优劣,将达瓷制成六种形状的瓷器,基中供赞普用的三种,即“肖瓷”、“兰瓷”、“祥瓷”(以上均为音译),供常人用的三种,即“泰瓷”、“埃瓷”、“朵瓷”(以上亦为音译)。这就是汉地瓷杯制造工艺传入吐蕃的情形。[14]

纸张之传入吐蕃。当与吐蕃文字的普遍使用和译经相伴而行。世界造纸术均源于中国汉地。吐蕃使用纸大约始于文成公主进吐蕃之后,松赞干布向唐朝请婚同时求造纸匠人就说明这点。从目前所见出土文物看,吐蕃已由“刻木结绳”记事逐渐发展为使用木简。早期,纸传入吐蕃数量有限,供不应求,许多地方仍以木简记事。大大限制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出土藏文古代木简很少有长文。而今存之敦煌吐蕃文书和佛经多已是纸卷文献,并且可以说是“长篇累牍”了。据潘吉星先生对敦煌纸写文献分析,文献用纸,多是唐纸,而且多为河西汉地所造。[15]又据瞿霭堂同志自阿里古格王朝残存宫室中所得佛经,经北大陈铁梅、原思训二同志用碳十四测定,均为唐代纸张(公元755年±90年)。[16]可见唐纸是吐蕃时期的主要用纸。这些纸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汉地直接供应的,另一部分是吐蕃自制的。敦煌寺院就有附属造纸部门,藏经洞所出《敦煌诸寺丁壮车牛役簿》,[17]中就有纸匠记载,这些纸匠为吐蕃统治下的十三座寺院和吐蕃政府机构制造用纸。当然,各族纸匠间也自然交流制纸技术。又据潘吉星先生调查,藏区手工造纸方法与汉地相比大同小异,[18]推想唐代吐蕃时期,汉藏造纸技术当更接近。吐蕃有了造纸技术和使用纸张书写(当然也有了制墨技术),因则得以记录下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建筑技术方面。汉藏间相互也有影响。以大昭寺为例,该寺殿堂之多层出昂斗拱、转角斗拱、贴墙斗拱、栏杆式样、托木(雀替),都明显受到汉地早期斗拱和雀替的影响。其翘角飞檐,无疑源自汉式技法。而小昭寺的汉式大屋顶(即歇山式),更与汉地寺宇形制无异。据《西藏王统记》载,“文成公主自汉地召来许多木匠及神像之塑匠,随建成小昭寺”。[19]又据《松赞干布遗训》载,“(文成公主的)五百仆役人等,自汉地运来四根柱子”,用于建造小昭寺。[20]据此看来,汉人参与大小昭寺的建筑当属可信。汉式建筑的影响,再从建于宋代的夏鲁寺看,几乎无异于汉地佛寺。

冶炼及铸造业在吐蕃已相当发达,松赞干布向唐朝献高二尺的金鹅及金琲,均体现其水平。吐蕃金器制品很发达,传到唐朝长安,引起震动,皇帝令展视群臣:“吐蕃遣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手异”。“诏置提象门示群臣。”这对汉地奇工艺的提高也是有益的。但吐蕃造钟技术似与汉地有关。如昌珠寺的铜钟就是“汉人比丘大宝所铸”[21]。

敦煌石窟的开凿,应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大书一笔,然而本文限于篇幅,只能简略言之。它与吐蕃有密切关系。敦煌石窟艺术,从前秦起至吐蕃占领沙洲之前,不断发展。占领沙州的吐蕃赞普均崇信佛教,因此沙州寺院经济得以空前发展,佛教也渗入沙州地区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敦煌石窟艺术不仅幸免于战祸,而且有了新的重大发展。正是在吐蕃占领沙州期间,敦煌又开凿了46个洞窟,而在艺术成就上,其壁画像在精致细腻方面是盛唐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笔墨精湛、线描造型的准确生动,应是唐代艺术的深化。许多石窟艺术还反映了民族的特色,既有唐风,又有藏族特色,许多吐蕃装束的供养人物形象出现在壁画之中,有的壁画直接以吐蕃赞普为中心,如《吐蕃赞普礼佛图》。另外,159窟的《文殊变》、《普贤变》及《维摩诘变》等壁画,帐下听法的诸王子是以吐蕃赞普领先的。总之,在吐蕃近百年统治下的敦煌石窟艺术得以保存并有重大发展,这不能不归功于吐蕃人民。敦煌石窟艺术是无数汉藏劳动人民和艺匠的合作结晶,其间也有其它民族的心血。当然,不难想像,如此繁重浩大的艺术工程给汉藏人民所带来的沉重负担。[22]

风俗艺术

吐蕃马球盛行,唐太宗时已传入长安,由是成为深受欢迎的体育运动。

《封氏闻见记》记载过汉藏球手在长安比赛马球的经过。当时唐朝皇帝及文武大臣均临现场观看,尚未继位的唐玄宗也亲自驰马参赛,场景极为热烈壮观。据该书载,早自唐太宗时吐蕃马球已传入长安,“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指吐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指吐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这说明吐蕃人常在长安街内打马球,而唐太宗已经令人学会,观看过吐蕃赛球。还曾受到吐蕃人邀请打球。只因身居皇位,不宜沉溺于马球之戏。既然皇帝已悉马球之技,其群臣岂能不学,从中宗公开提倡赛球看,并已有汉人组成的马球队,而技术也身手不凡,可知马球已遍及长安。

《封氏闻见记》详载了中宗观汉藏马球寒的情况:“景龙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附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犹此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全期、武平一等皆献诗。”[23]唐诗记此事:“侧身转臂看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又说:“击鞠(即球)由来岂作禧,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蔡孚亦为诗云:“金键玉凿千金地,宝仗雕文七宝球”。(按:马球手乘马,手持球仗(即宝仗),驰击用革或木所做之球,球上涂色雕纹,谓之“七宝球”)。马球之球藏语谓之“波罗”,唐代所谓之“金颇罗”当即指此而言。马球在汉地直传到明代,同是也传至国外。欧美及阿拉伯语称“球”为“颇罗”,均源自藏语。对此,阴法鲁教授已于20世纪50年代著文做过详考。[24]马球后来被唐朝做为训练骑兵的“军中常戏”,因而“虽不能废”。1972年在乾陵发现的唐章怀子李贤的墓,其墓道西壁上即绘有完好的彩色马球比赛图,可知吐蕃马球戏在汉地影响之深。遗憾的是,不知何因,西藏的马球术后来竟失传了,国内仅蒙古族尚存此技。

吐蕃另有“骑马之戏”,在长安也受到皇室官员的赞赏,此“骑马之戏”似即马术。桑耶寺落成时举行过盛典,期间即有精彩马术表演。据《全唐诗》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当时吐蕃重臣名悉腊也赋诗联句。[25]

吐蕃人“以赭涂面为好”,即藏文之“赤面”。这是吐蕃人用以防寒护肤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美容手段。但这种方法却在唐朝演变成为唐朝汉人流行一时的时装,谓之:“元和装”。白居易的《时世妆》云:“元和妆梳君记起,髻椎面赭非华风”。吐蕃所穿之长袖服装似由来已久,这从敦煌壁画《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可以看出。但对照晚唐敦煌壁画营伎图(第156窟)的汉族男女营伎长袖服装看,当时汉藏服装颇多相似之处。这可能是互为影响的表现,但清以后汉人已改此种服制,而藏人却依然延袭至今。[26]

音乐舞蹈等艺术,在唐代汉藏之间亦有异同之处。相互借鉴而同步发展。前述工艺部分,已提及唐朝曾派音乐家进吐蕃,墀楹德赞年幼时的汉人伙伴贾珠嘎勘就是一位舞蹈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从藏史记载看,也都是精于音律者。金城公主进藏,皇帝特赐龟兹乐。他们的进入吐蕃,有助于汉藏音乐舞蹈等艺术的交流和了解。

据藏史载,都松芒波杰时(公元676—704年),自汉地得到乐器。《拉达克王统记》载:“自汉地获得多达曼、笛子、布桂、唢呐等”。[27]吐蕃君臣上下均善歌舞,敦煌文献中的吐蕃君臣对歌就说明这点。公元822年,唐大理卿刘元鼎出使吐蕃,吐蕃赞普招待刘元鼎,“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28]据载,唐朝汉地的某些乐器今日仍存西藏,大昭寺内就保存有相传为文成公主带去的多种乐器,例如箜篌等等。又据劳费尔考证,汉语“琴”字,在《贤愚经》中就有相对的藏文音译词,[29]说明汉地的琴已在唐代传入吐蕃,据藏史载,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均会操琴。

饮茶是汉藏族共同的爱好。茶叶及饮茶在汉地早已有之,据藏史载,吐蕃初无茶,后都松芒波杰赞普久病不愈,闻茶叶可以治病,随遣人赴内地寻取,后在一座浓密的汉地森林中找到茶叶,此人自背一部分茶叶,又让鹿驮了一驮茶,返回吐蕃献给赞普,赞普饮罢茶水,随即病愈,于是吐蕃乃有饮茶之俗。[30]吐蕃赞普颇喜饮茶。藏史载,墀松德赞平时身边常放有汉地茶叶和泥婆罗的槟榔。汉籍《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3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是汉藏文化交流相当频繁的时代。吐蕃王朝时期只不过是藏族历史长卷中的一页,但这一时期却是藏族为缔造祖国大家庭而做出伟大贡献的时刻,不仅在政治上吐蕃与唐朝结成了“甥舅”“宿亲”的“社稷如一”的关系,在文化上通过交流的多种渠道也使汉藏文化密切交融,从而使汉藏两族结成了密切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为后来汉藏两族继续携手并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又《旧唐书》卷5,高宗本记。

[2] 《册府元龟》卷962,外臣部,才智。

[3] 《旧唐书·吐蕃传》。

[4] 同上。陆贽上疏。

[5]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汉译本,121页。

[6] 《贤者喜宴》第七卷,28至33页。

[7] 《西藏王统记》,木版50页下。又见《拉达克王统记》,弗朗克本31页。按金城公主进藏时,“杂伎诸工悉从”,其中可能有纺织匠人。

[8] 《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

[9] 《旧唐书·吐蕃传》。

[10] 《贤者喜宴》第七卷,133页。

[11] 《松赞干布遗训》,157页下。藏语称水磨为“丘郭”,直译为“水轮”。

[12] 伯字1287号卷子。

[13] 弗朗克本,31页。

[14] 见《汉藏文书》上册,123页上至126页上。

[15]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

[16] 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碳一14实验室1981年10月测定报告。

[17] 《敦煌资料》,斯0542号卷子。

[18]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按敦煌经纸多系桑麻纸。

[19] 见该书63页下。

[20] 见该书228页上。

[21] 见该钟钟铭。载王尧《吐蕃金石录》。又,吐蕃桑耶寺亦有铜钟一口,铭文系藏文,称“钟”为“迥”(音译),当为汉文“钟”之音译借词,“迥”音正合中古汉音之“钟”读。乾隆时所造之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普陀宗乘钟,其藏文铭则以“中”音音译汉文“钟”字,与今之汉语读音合。从这种借音看,亦说明藏区铸钟之技应源于汉地,据敦煌文献看,敦煌亦有铸钟场所。

[22] 见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载《敦煌研究文集》,74至79页。

[23] 《封氏闻见记》,唐封演著,卷六,2至5页,打球。

[24] 阴法鲁:《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载《历史研究》1959年6月号,41至43页。又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图册内有马球图。

[25] 《全唐诗》卷2。

[26] 见《敦煌研究文集》附图。又《西藏艺术论文集》巴黎1977年版。73,75页附图。

[27] 该书第2册,32页,弗朗克本。

[28] 《新唐书·吐蕃传》。

[29] 劳弗尔著,赵衍译:《藏语中的借词》50页。

[30] 《汉藏文书》上册,123页至126页下。

[31] 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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