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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丹顿珠事件述略

发布时间: 2020-09-20               来源:王维强 《中国藏学》


19世纪中叶,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争斗频仍,不时出现影响较大的事件,如摄政热振活佛(九世热振诺门汗阿旺益西楚臣坚赞,1818—1863)去职内逃、夏扎以俗人出任摄政、班丹顿珠之乱等。前两件事在汉藏文史料中均有较详细的记载,相关研究也较多;而关于班丹顿珠之乱的资料则相对匮乏,藏文档案中尚未见记载,《十二世达赖喇嘛传》等藏文史籍的记载也语焉不详,汉文史料的有关记载也不是十分详细。但关于此事的传说却很多,《西藏通史》的作者就收集了不少,并把它们详尽地记录下来,不足之处是相关的背景材料交代得并不十分清楚。[1]新近出版的《甘丹夏扎家族史概述》[2]则叙述了不少有关班丹顿珠的情况。本文综合目前所见的汉藏文资料,试图完整地回顾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 

1.班丹顿珠其人

班丹顿珠(dpal ldan don grub),汉文史籍多作班垫顿柱,系四川木里人氏。幼年即到西藏的甘丹寺出家为僧,在夏孜扎仓(dgav ldan shar rtse rdo khang)学经,这便给班丹顿珠与夏扎· 旺曲结布(bkav zur bshad sgra dbang phyugs rgyal po,1796—1864)[3]的结识创造了条件。夏扎家族和甘丹寺夏孜扎仓的关系十分密切,而班丹顿珠在夏孜扎仓最初充任管事厨师,常到夏扎家念经,逐渐与夏扎熟识起来。班丹顿珠充任夏孜扎仓堪布的强佐时,夏扎正被囚禁在杰齐寺(rgyal byed dgon)。[4]夏扎被禁引起了甘丹寺僧众的不满,于是以夏孜班丹顿珠为首的甘丹寺执事僧暗中联络反对热振摄政的地方政府官员,并准备和哲蚌寺联手发难。恰在这时,即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藏历第十四饶迥金鸡年)八月,发生了哲蚌寺布施事件。[5]

哲蚌寺一年一度的“日扎”布施会(vbras spungs ri grvi gtong sgo)举办之前,东道主堪布上书请示摄政王:“‘日扎’布施会不事先规定发放时间,可否在任何方便的时候举行。”[6]按惯例,布施会事先要通知发放布施的时间,以便所有的僧人都能享受到一份。但1861年这次布施没有事先通知,因而很多僧人没有得到布施,招致僧众群起闹事。“日扎”布施会东道主堪布解释此事系由摄政王的恩准,众僧知悉后前去向摄政王寻衅闹事。

班丹顿珠等人乘机鼓动,联合哲蚌寺、甘丹寺以及所有可以鼓动的政府官员,宣告成立“甘哲仲基”(dgav vbras drungs spyi)组织,展开反对热振摄政的活动。同时,从甘丹和哲蚌两寺选派几十名青年僧人携刀矛火枪等前往聂木,将夏扎从杰齐寺抢出。之后不久,摄政热振活佛就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去职内逃。

正是靠班丹顿珠的鼎力相助,夏扎才得以复出并掌权。因此夏扎以俗人出任第悉[7]后,即把班丹顿珠提拔进入西藏地方政府的孜仲行列。其后又相继命其担任拉章强佐[8]、达尔罕堪布[9]、代理噶伦(bkav blon las tshab)以及近侍堪布等重要职务。这成为班丹顿珠权势显赫以至骄横跋扈的开端。

班丹顿珠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精明,办事干练。他为了立功树威,建议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一个稽查机构,以对僧俗官员所欠的钱物进行清查。获准后,噶厦成立了“雄孜细康”(gzhung rtsis zhib khang),由班丹顿珠任主管。机构成立后,他即着手对地方政府各机关和宗谿的收支进行认真的清查,对拖欠公款者催索逼要。这次清理账目查出的钱财物资除留作达赖喇嘛需用外,其余均折合成金子存入布达拉宫朗色金库。清账工作很有成效,存入金库的黄金据说“是噶厦政府有史以来储备黄金数量最多的一次”[10]。 

2.班丹顿珠图谋摄政之位

藏历土龙年(1868年),班丹顿珠被委任为近侍堪布(sku bcar spyi mkhan)。随着权力的增大,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企图专权独断。他以“甘哲仲基”为核心,培植自己的心腹,笼络了哲蚌寺洛赛林僧院的强佐根敦(dge vdun)、工布强佐牛里(kong phyag nevu li)、强佐霍尔多多(phyag mdzod tre hor rdob rdob)、卸任格贵次仁桑杰(blo gling dge zur tshe ring sangs rgyas)等人,甚至就连摄政德柱活佛拉章的札萨扎巴协宁(dza sag grgs pa bshes gnyen)也被他收买利用。而对不听从他指挥的人则想方设法加以翦除。如对在瞻对(nyag rong)事件中立下战功的噶伦普龙巴(bkav blon phu lung pa)的迫害就是一例。普龙巴本属班丹顿珠派系,但班丹顿珠一方面怀疑普龙巴以后会不顺从他,成为其实现政治图谋的绊脚石,一方面为显示他对同乡的关怀[11],便伪造了一份达赖喇嘛的命令,骗盖上达赖喇嘛的私章,以康巴人对普龙巴不满为借口,命嘉黎宗宗本将普龙巴杀害于其返回拉萨的途中。嘉黎宗宗本下不了手,只好把命令拿给普龙巴看。普龙巴知道难逃班丹顿珠之手,便携其子从夏叶桥跳水自尽。[12]

班丹顿珠不甘久居人下,不久便把矛头直指德柱活佛(srid skyong sde drug rin po che)[13],谋夺摄政之位。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在噶厦试探噶伦撒穹·格桑占堆(bkav blon gsar byung skal bzang dgra vdul)、噶伦夏扎·次仁旺久(bkav blon bshad sgra tshe ring dbang phyug)、噶伦崔科·米玛次仁bkav blon mtsho sgo mig dmar tshe ring)、仲巴·朗杰多吉bhrum pa rnam rgyal rdo rje)等人。崔科瓦知其居心叵测,便提醒班丹顿珠:“西藏乃佛教圣地,谁要想改变上师之道,那只会自取灭亡”。班丹顿珠听后,知道崔科瓦不会顺从于他,便设计将崔科瓦抛入河中溺死。[14]其后,陆续有一些官员也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踪。[15]

德柱活佛发觉班丹顿珠的所为后,立即下令先将班丹顿珠在哲蚌寺的几名心腹捉拿,并且逮捕了与班丹顿珠关系密切的德柱拉章的强佐扎巴协宁等人。同时,摄政通知众噶伦和近侍基巧堪布,请他们次日一早到摄政官邸议事,而且做好了逮捕班丹顿珠的一切准备。次日近午,还蒙在鼓里的班丹顿珠与噶伦夏扎次仁旺久一道赴摄政官邸开会。当他们来到布达拉宫脚下“雪”大门口时,有人告知班丹顿珠布达拉宫内情况有变。班丹顿珠立即调转马头,打算和夏扎一道逃往其四川老家,但甘丹寺僧众说:“我们可以向政府尽力求情,争取宽大处理,若得不到恩准,我等愿与您共同承担任何不测”[16],将班丹顿珠留在了甘丹寺。甘丹寺则建立了工事设防,以防万一。 

3.“甘丹战争”

将班丹顿珠留在甘丹寺后,甘丹寺为缓和其与德柱活佛间的矛盾,出面为班丹顿珠求情。但噶厦并未宽让,不打算放过班丹顿珠。由于双方都不让步,随即引发了甘丹寺与噶厦之间的“甘丹战争”[17]。德柱活佛经与驻藏大臣恩麟商议,调派了在拉萨的所有汉藏官兵,并征集贡布地方的军兵以及摄政热振派系的色拉寺僧兵共计万余名,于1871年四月二十日,联合攻打甘丹寺。[18]由于甘丹寺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加之地方联军装备较差,地方联军久攻不克,双方对峙半月有余。后来,地方联军一面包围寺庙,一面截断其粮水与柴禾的供应,五月初八日,联军攻克甘丹寺。此前,班丹顿珠看到在寺内无法久留,决定离寺逃遁。地方联军处处设卡,严密封锁。因此,班丹顿珠只逃至墨竹工卡宗加玛(mal gung rgya ma)地方便走投无路了。于是他对一同出逃的亲信卓尼贡布(mgron gnyer mgon po,一种说法为丹培)说:“我们二人落到他们手里,只能受各种罪,因此只有我们互相开枪同归于尽,别无他法。”[19]结果,贡布的枪响了,班丹顿珠当即被打死,而班丹顿珠的枪未响,贡布未死。

这样,“甘丹战争”以甘丹寺的失败、班丹顿珠被自己的亲信打死而告终。甘丹寺僧众请求投降,夏扎·次仁旺久和班丹顿珠的主要心腹被捕。班丹顿珠的尸体被捆绑在刑架上,由士兵拉回拉萨暴尸数日示众。噶厦政府则设专门机构进行清查登记,审理遗留问题。夏扎·次仁旺久因甘丹寺众多高僧的求情仅被撤销公职,没收家产,流放到乃东监管。“甘哲仲基”被解散,其他相关人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关于甘丹战争,汉文史料也有两条重要的记载。尽管言语不多,却也能说明问题。清同治十年六月丁卯(1871年7月25日)上谕军机大臣等:

“‘班垫顿柱旋因畏罪潜回噶勒丹寺,噶布伦策忍汪曲听信该总堪布之言,私离职守,同往噶勒丹寺集众抗拒,不遵札调等情。’此案班垫顿柱谋夺商上之权,辄敢勾通各该喇嘛,谋害多人,不法已极。策忍汪曲听信班垫顿珠煽惑,擅离职守,情也可恶。班垫顿柱原授达尔罕总堪布职名,札克巴协捻现授四品大堪布连札萨克名号,策忍汪曲曾授台吉,噶布伦连东科尔著即一并斥革。并著恩麟、德泰派拨番营官兵将该犯等拿获,会同达赖喇嘛讯明,定拟具奏。该犯等既经纠集僧众,意图抗拒,恩麟等尤当妥为弹压,一面严拿首要各犯,一面解散胁从,以免滋生事端。”[20] 

同年九月辛卯(1871年10月17日),又(谕军机大臣等):

“恩麟、德泰奏剿办西藏番逆,现已蒇事一折。逆首班垫顿柱等纠合噶勒丹寺喇嘛僧众,恃险抗拒。经恩麟等调兵进剿,并会商达赖喇嘛,催令汉、番文武剿抚兼施,生擒喇嘛阿丹及已革噶布伦策忍汪曲等二十五名,并将班垫顿柱枪毙。既据恩麟等奏称,质审各犯, 情词相符, 所有阿丹、策忍桑结及现获从逆各犯,均著照所拟,分别办理。至扎克巴协捻、策忍汪曲二犯, 并著恩麟等照例治罪。在逃从逆人犯,恩麟等当咨会达赖喇嘛彻底清查,务获究办,毋任漏网。投诚之喇嘛僧众,仍责成各该寺领袖喇嘛妥为管束,不准再滋事端。此次在事出力汉、番文武僧俗官兵并伤亡兵练, 著恩麟等查明,分别奏请奖恤,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21]

汉藏文史料互证,“甘丹战争”的经过及处理结果已较为明晰。摄政德柱活佛因处理得当,声誉大增。清军游击薛占超因剿抚班丹顿珠之乱有功,也“以副将升用”。

4.关于班丹顿珠之乱的时间问题

通过汉藏文史料的相互补充, 班丹顿珠之乱的过程及结果已经比较清楚,但其发生的确切时间,汉藏文史料都没有明确的记载。《十二世达赖喇嘛传》未记录班丹顿珠之乱的详细过程,但却留下了该事件发生的时间范围。据《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载,藏历第十五饶迥金羊年(1871年)三月,“从二十三日开始,[达赖喇嘛][22]不间断地学习佛经,辩论佛理。一天, 当[达赖喇嘛]前往近侍堪布班丹顿珠的住所时,发现在他的门前以玩游戏的方式举行了数日的伏魔护魔仪式。[23]此后不久,甘丹寺即发生了因班丹顿珠而起的骚乱。当时驻藏大臣鉴于圣主[24]在罗布林卡的住处太空旷,难保对方不趁虚前来加害,因此认为应由汉藏双方负责保护圣主。于是抽调汉藏兵丁和色拉寺、哲蚌寺二寺僧人设防守卫。后来又因连降大雨,守兵苦累,圣主因此前往布达拉宫居住。此时,圣主有时也在傍晚施放几个驱魔多玛食子,不久就出现了甘丹寺骚乱可以平息的好兆头。五月六日,甘丹寺骚乱得到平息后,为了清除恶业,噶厦政府于当天在布达拉宫圣观音菩萨殿举行了盛大的千供仪式。”[25]可见, 班丹顿珠之乱当发生在1871年藏历三月底至五月初。


参考文献

[1]参见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等合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合译:《西藏通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69—874页。

[2]夏扎·甘丹班觉(bshad sgra dgav ldan dpal vbyor)著,全名sger dgav ldan bshad sgra bavi khyim tshang mi rabs kyi lo rgyus rags tsam bkod ba,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藏文本)第五辑,民族出版社,1992年;汉文本第十五辑,民族出版社,1998年。

[3]关于夏扎·旺曲结布(bshad sgya dbang phyug rgyal po),意大利的伯戴克(Petech)教授有过详尽的研究,详见其《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一书,沈卫荣、宋黎明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另外,《清实录》、《西藏通史》、《十二世达赖喇嘛传》、《甘丹夏扎家族史概述》等汉藏文文献中也有详细的记载。

[4]时在1860年7月。这是摄政热振活佛(1818—1863)与夏扎矛盾公开的结果。

[5]据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满庆奏折。同治元年(1862年)满庆就哲蚌寺喇嘛布施争讼一事上奏:“上年八月二十四日据布赉绷寺(即哲蚌寺——引者)洛赛领扎仓二十二家班次喇嘛公禀,值年管理公禀,值年管理日扎布施之堪布伊喜降巴,通同五家堪布作弊,减半放散布施,呈请慧能征呼图克图惩办,久未奉到如此剖断。八月十六日始赴该呼图克图所住惜德寺(即锡德寺——引者)催请批示,因寺内供养仔仲用恶言咒骂启衅。稍有错为,有当改悔认罪,但呼图克图催调土兵及世家民兵甚紧,想是要与大寺院作对。” 转引自《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三)第1008—1009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但《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通史》等著作均称此事发生在1862年初,似有误。

[6] 《甘丹夏扎家族史概述》汉文版第22页。

[7]摄政一般都由德高望重的僧人出任,被称为rgyal tshab或srid skyong;而由俗人出任摄政的,仅此夏扎一例,藏文里不说rgyal tshab而称sde srid(第悉)。

[8] bla phyag,职官名,主要管理传召法会的收支。

[9] dar han mkhan po,爵位名。

[10] 《甘丹夏扎家族史概述》汉文版第26页。

[11]由于发生瞻对事件,班丹顿珠家乡四川木里的僧俗青年背井离乡,逃难外地,事后重返家园。但部分青年为非作歹,普龙巴招安无果,便将他们强行驱出家乡。他们向班丹顿珠鸣冤,请求帮助。

[12]关于普龙巴被害一事,《西藏通史》第870页还载有另一种说法:“班丹顿珠所派的坏人预先将夏叶桥的木梁拆开,在一端拴上绳子再搭起来,然后隐蔽等待,当普龙巴走上夏叶桥时,他们突然拉绳子使木梁脱开,普龙巴因而掉入河中淹死。”

[13]德柱活佛系接替夏扎而任摄政的。1864年9月25日夏扎·旺曲结布因病去世,西藏地方政府随即向清廷请求委任青饶汪曲(mkhyen rab dbang phyugs,即德柱活佛)为摄政。据《清穆宗实录》卷一二二载,清廷于同治三年十一月丁卯(1864年12月28日)谕内阁:“汪曲杰布因病出缺,无人办理达赖喇嘛商上事务。查罗布藏青饶汪曲人甚明白,办事谨慎,为阖藏僧众素所推服,若令该喇嘛办理商上事务,实于藏中事务有裨。”故“著照所请”,“著青饶汪曲敬谨办理商上一切事务,并赏给诺门罕名号”。不过,摄政的诺门罕名号不是在同一天赐封的,藏历木牛年(1865年)二月七日青饶汪曲的“诺门罕名号”及“协助办理政务”的诏书才送达。同治五年(1866年),青饶汪曲因平息瞻堆事件有功,清廷赏其呼图克图名号印信一颗,并准其接替承袭,史称德柱呼图克图。

[14] 《甘丹夏扎家族史概述》汉文版第27—28页。另外,《西藏通史》的作者提供了班丹顿珠暗害噶伦崔科瓦的各种说法。上引的只是其中的一种,详见该书870—872页。

[15]班丹顿珠谋害地方官员一事,汉文史料也有记载。《清实录》卷三一三,页一四,同治十年(辛未)六月丁卯(1871年7月25日)条,(谕军机大臣等):“恩麟、德泰奏僧俗番官谋害已革番目,分别奏参一折。据称:‘达尔罕总堪布班垫顿柱勾通噶勒丹寺喇嘛阿丹及札萨克喇嘛扎克巴协捻、拆窝喇嘛策忍桑结,谋令诺门汗呼图克图辞退协理商上事务,并定密计差喇嘛分往各处,将已革赎罪之普隆噶布伦彭措策旺夺结父子、池扪戴本期美夺结、大昭仓储巴江洛拉旺彭措、通巴戴本朗结顿柱及现参催果噶布伦密玛策忍等六人,先后谋死。…… ’”转引自《清实录藏族史料》(九)第4386页,《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标点与原文有出入。另,《清代藏事辑要》(张其勤原稿,吴丰培增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547页也有相同的录文,但标点有异。其中普隆噶布伦即普龙巴,催果噶布伦密玛策仁即崔科·米玛次仁。

[16] 《甘丹夏扎家族史述略》汉文版第28页。

[17] 同上。

[18]攻打甘丹寺的时间据《清代藏事辑要》第548页注一的内容而定。藏文史籍并未记载确切的时间。

[19] 《西藏通史》第873页。《甘丹夏扎家族史》的记载与之略有出入。

[20] 《清实录藏族史料》(九)第4386—4387页。

[21] 《清实录藏族史料》(九)第4388页。《清代藏事辑要》第548页也有以上引文,但时间记作“九月丁酉”。

[22]引者补,下同。

[23]一种火祭仪式。

[24]此指达赖喇嘛。

[25]据藏文版《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西藏通史》第874页也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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