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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评介

发布时间: 2020-06-17               来源:阿音娜,《中国藏学》2018年第1期

满文文献的开发和利用,近年来愈发受到学界和学人的重视,尤其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满文档案在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史、满文文献专家赵令志教授主编并主持翻译的《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上、下卷,以下简称《译编》)于2016年10月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荣获2016年度国家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这是国内满学和藏学界一件令人鼓舞的幸事。这批多达200多万字的珍贵满文档案的翻译出版,不仅便利了学人利用满文等第一手资料进行雍和宫及清代藏传佛教政策等问题的创新性研究,同时也对今天所提倡的史料多元化趋势大有裨益。以下仅就《译编》之成就及价值,略谈一二,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雍和宫研究回顾与满文档案

长期以来,雍和宫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作为清代内地最大的藏传佛教皇家寺院,雍和宫兼具“皇家”和“藏传佛教”两个鲜明的特征,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清中央政府与蒙藏边疆地区的联系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雍和宫也以高僧云集、学制完备、佛事众多而成为清代内地宗教活动中心与管理中心。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之时,七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额尔德尼、郡王颇罗鼐等上表庆贺,并从拉萨三大寺及扎什伦布寺选派上师、格西及其随从僧徒74名送往雍和宫教授经艺,内外扎萨克蒙古王公遵旨陆续选派本旗符合条件的僧人500人前往雍和宫,供给钱粮,免其官差,专心习经,这样就构建起了雍和宫藏传佛教寺院的最初模型。乾隆十五年(1750)绘制的《京城全图》中就已绘制出了当时雍和宫的详细形制。[1]不少印度的阿匝尔喇嘛(即游学僧、游方僧)也慕名该京城大寺,不辞辛苦前往北京朝圣。[2]嘉庆年间,甚至在日本人绘制的地图中也出现了内城镶黄旗所在范围内的雍和宫,[3]可见这座皇家寺院影响力之大。到了民国,《雍和宫导观所刊物》(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编辑,雍和宫导观所发行,1934年)连出3期,详细介绍了雍和宫佛像、建筑、学制、僧侣等情况,之后陆续有现当代学者依据这些材料著成《雍和宫志略》(金梁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雍和宫漫录》(魏开肇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成果。美国学者费迪南德D·莱辛所著《雍和宫》(向红笳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942年出版,主要介绍了雍和宫当时的各殿院、殿堂的布局及其佛像、唐卡、法物、法器的文化内涵。近年来,一些藏学学者结合藏汉文史料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章,比如著名藏学家陈庆英的《雍和宫杂论》《雍和宫的佛仓简说》(皆载于《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等。

从以往研究成果来看,雍和宫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利用藏汉文史料方面开拓了新领域。但以往研究也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即缺乏对满文档案的挖掘和利用。清代规定在文移往来方面,内务府事务、边疆事务、民族事务等,必须用满文折奏,还有担任边疆事务、民族事务的大臣必须用满文来写奏折,有关这些事务的档案基本是满文的,因而清代留下了大量的满文文献。雍和宫作为皇家寺院,隶属内务府和理藩院,其内外事务又与西藏、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不可分割,因此,在雍和宫研究中,满文档案在一些时段一些内容上具有唯一性,尤其在乾隆朝这一雍和宫发展的黄金时代,唯一性的特征更为明显,《译编》所收满文档案1785件中乾隆朝就有1399件,即便有少量的满汉文合璧的,所谓合璧,仅仅是在满文档案之后附有汉文清单而已,主要内容仍以满文书写。由此不难看出,研究雍和宫,满文档案首当其冲。同时在提倡史料多元化的今天,仅仅依靠一两种语言文字的史料进行研究业已不能引领前沿,与雍和宫这座皇家寺院密切相关的满文、蒙古文等第一手资料的挖掘利用迫在眉睫。

作为清代的皇家寺院,清廷对雍和宫的管理非常重视,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和宗教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既有皇帝的谕旨,也有内务府、理藩院等部门官员以及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等边疆大员的奏折,以及有关衙署往来的文件。对这些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数千件档案的整理、翻译与利用,将改变长期以来雍和宫研究停留在重于通俗性的一般性了解的状况,将更加丰富雍和宫在政治、经济、宗教方面的微观、细节、立体研究,弥补学术性略显不足之缺。因此,《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的出版和发行,正当其时。

二、雍和宫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

《译编》所收集和翻译的满文档案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雍和宫管理处合编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2004年,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从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史料中辑录了自清雍正九年(1731)至宣统三年(1911)与雍和宫相关的满、汉、蒙古文档案3100余件,其中大部分为满文档案,分成24册出版。遗憾的是,这批多语种档案出版十几年来,利用者有限,尤其是对其中占大部分比例的满文档案的利用还不充分,故此,赵令志教授受雍和宫管理处之托,与雍和宫管理处鲍洪飞、刘军共同担任主编,组织郭美兰、顾松洁、朱志美、关康等专家学者对这批珍贵档案中的满文部分进行了翻译。译编除未收录和翻译仅有满文记录承领者或行文去处等类档案外,对其余1785件满文档案均进行了整理翻译,占全部出版档案的60%之多,上下卷约200万字,其难度之大、用力之勤,可想而知。译者在译文之前撰写了“译者前言”“凡例”,详细介绍了雍和宫的历史及其历史地位、雍和宫档案的出处、史料价值、翻译过程中采用的方式方法,最重要的是,译者重新对1785件满文档案做了题名,并没有完全轻松照搬《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已有的题名(系档案摘由),而是按照近来档案拟题格式,充分阅读满文原文,对原题名进行了较大修订,完成了有一定质量、详细的目录,使使用者只看目录即对档案内容一目了然,便利了学人利用。这部集结国内优秀满文专家学者翻译的珍贵档案的问世,必将提升雍和宫研究的整体实力,丰富研究成果。

三、《译编》的主要内容

《译编》分成上、下卷,从文种来看,种类庞杂,主要有上谕、寄信、奏折、奏片、咨文、呈文、札付、传文、记注、仪注、敕书、知会及档案附录的粘单、报单、清单、附件等,内容涉及雍和宫改定藏传佛教寺院、建置、管理、财务、教育、礼佛、诵经、金瓶掣签等各方面的情况。其中,《译编》并不仅仅局限于满文档案本身,为保持所译档案的原貌,还收录了满文档案附录的汉文附件、清单、粘单、报单等,以“汉文清单”“汉文粘单”的方式注明,并进行了句读标点,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档合璧的特点。

从时间段看,《译编》所收1785件满文档案中,雍正朝档案有114件、乾隆朝1399件、嘉庆朝153件、道光朝37件、咸丰朝21件、同治朝10件、光绪朝48件、宣统朝2件、未标朝代1件,大部分档案都集中在乾隆朝,可以看出乾隆朝是雍和宫最重要的发展阶段。

从内容来看,不同文种形式的档案涉及了雍和宫各方面的内容,尤其是有关雍和宫内部管理、佛事活动等为其他资料所不载,不仅生动有趣而且殊为珍贵。

上谕(包括寄谕、敕谕)据笔者初步统计约有200件,主要涉及皇帝对雍和宫改定藏传佛教寺院的批示、有关活佛转世的重要制度——金瓶掣签、接见准噶尔使者、皇家前往雍和宫的佛事活动、加封呼图克图等。

奏折和奏片(含奏稿)约有514件,涉及理藩院、内务府及驻藏大臣、伊犁将军、西宁办事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四川总督等的奏折,奏事主要有雍和宫初创时期诸事、从西藏选派堪布喇嘛、从西藏选送佛尊、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恭贺雍和宫建寺及谢恩折、准噶尔使者觐见、蒙藏地区与雍和宫的联系等内容。

《译编》中占比最大的是各机关之间的往来咨文、咨呈、呈文、札付等类文书,约有816件,几乎占一半。文书内容直观地体现了雍和宫内部行政、宗教活动的详细流程,是《译编》最大的特色。咨呈文主要有雍和宫管理处与广储司、营造司、会计司、都虞司、典属司、掌仪司、总理工程处等处的往来文书、中正殿念经处咨呈总管内务府文(支领道场应用青布等,宝华殿、阐福寺、永安寺等念经所用物件)、乾清宫咨呈总管内务府文、办理雍和宫事务官员呈文王大臣文、内务府给各处的札付、理藩院咨文盟旗事等。

另外还有少量的仪注、传文、知会等,大概有200件。

四、《译编》的史料价值

《译编》从内容来看,其主要史料价值举要如下:

(一)首次揭示了清廷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重大革新——金瓶掣签制度在雍和宫的实施情况

金瓶掣签制度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五十八年(1793),廓尔喀之役即将结束之际,清廷在拉萨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各置一只金瓶,规定以后蒙藏地区的转世活佛最后要由金瓶掣签认定,这是活佛转世制度的重大革新,体现了清朝制度创新的能力。以往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拉萨金瓶掣签情况的讨论,尤其重于对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系统的掣签情况研究,包括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程序、地点、场面等等,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但作为另一只金瓶的存放地雍和宫的金瓶掣签情况却还没有专门的讨论,金瓶掣签研究还不完整。据此次出版的《译编》中“驻西宁办事大臣台布奏为请以雍和宫所奉金奔巴瓶掣定隆布诺门汗及东科尔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情事折[嘉庆七年(1802)十一月十二日]”“理藩院奏为掣定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情事折(光绪八年(1882)七月二十日)”“理藩部奏为掣定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事折稿[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十八日]”等60多份档案显示,有清一代,在雍和宫经金瓶掣签认定了章嘉(Ma.janggiya)、噶勒丹席热图(Ma.g’aldan siretu)、敏珠尔(Tib.smin grol)、东科尔(Ma.dungkor )、隆布诺门汗(Ma.rungbu nomunhan)以及乌珠穆沁莫罗木兰占巴(Mon.molom laranba)、土默特左翼旗察罕殿齐(Mon.ˇc  aγan diyanˇc i)、赛因诺颜部咱雅班第达(Mon.zay-a bandida)、哲布尊丹巴所属额尔德尼默尔根班第达(Mon.erdeni  mergen bandida)等数十位大呼图克图(Ma.kūtuktu)之呼毕勒罕。档案详细透露了雍和宫金瓶掣签制度的形成时间和目的、程序以及通过金瓶掣签的蒙古、青海地区的大呼图克图的身份等问题,这是西藏区域外金瓶掣签制度实施情况的重要记载,与拉萨的金瓶掣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程序相比较,雍和宫的金瓶掣签除了地点不同之外,最大的区别是拉萨的金瓶掣签是由驻藏大臣来主持并在达赖喇嘛等三大寺喇嘛们的参与下完成的,而雍和宫的金瓶掣签是由理藩院堂官来主持,在掌管京城喇嘛印务扎萨克达喇嘛等京城喇嘛们的参与下完成的。此外,一些细节上也有差异,如拉萨金瓶掣签前一般是讽经7天或9天,但是雍和宫的金瓶掣签只讽经3天;道光二年(1822)以后蒙古地区该管旗加具印结来证明没有弄虚作假等等。这些问题前人极少涉及,通过这次公布的满文档案,不仅可以对比西藏和北京雍和宫金瓶掣签实施的异同点,同时也将补充以往研究集中在西藏拉萨的金瓶掣签活动的不足。[4]

(二)双重管理模式:政教分立

不同于西藏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雍和宫实行的是政教分立:行政上,设领雍和宫事务大臣、总理雍和宫大臣,具体事务由内务府和理藩院兼管办理,寺内设文案房、经坛房、造办房等;宗教上,理藩院下设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负责管理喇嘛事务。《译编》所译出档案对此有详细的记录。在行政管理方面,有关雍和宫建置维修、购置田亩、财务收支、诵经需用、道场服务、物品保管、官员任免、造办佛尊、堆拨执更等内容甚为详细。宗教方面,《译编》也汇集了珍贵史料,对雍和宫的创新性研究大有裨益。比如,清代在雍和宫专设“管理雍和宫总堪布(མཁན་པོ། )喇嘛”一职,“主持雍和宫,总管教习学经喇嘛”之务,地位仅次于驻京呼图克图左右两翼,排名靠前,是非常重要的宗教人物。满文档案中写作“堪布喇嘛”g’ambu lama或“扎萨克堪布喇嘛”jasak g’ambu lama,相应的汉文档案写作“住持堪布喇嘛”或“住持堪布扎萨克喇嘛”等,在《大清会典》《会典事例》中又被写作“总堪布”, 在雍和宫宗教事务管理、藏传佛教在北京乃至内地的传播,以及清朝与蒙藏地区的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往由于史料缺乏,有关这一人物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此次据《译编》中“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奏请以贡唐呼图克图补济隆呼图克图之缺主持雍和宫事务折”[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十五日]等档案显示有清一代近20位雍和宫堪布的情况。雍和宫堪布的选任较为严格,一般由皇帝下谕旨给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在西藏选拔具有格西(དགེ་བཤེས།  dge-bshes)学位、已出天花、学艺精良、精通经义之大喇嘛“主持雍和宫,总管教习学经喇嘛”。济隆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策墨林、东科尔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等著名呼图克图都曾担任雍和宫堪布,这些著名的呼图克图不仅对雍和宫培养人才、传播教义等方面作用显著,对整个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亦作用重大,并提升了雍和宫这座格鲁派皇家寺院的地位。[5]

(三)香灯地 :雍和宫寺院经济的一个特征

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改拨原雍亲王府所属庄园400余顷为雍和宫香灯地,坐落在27州县,每年额征地租银8000—10000两,以作雍和宫使用经费,这是雍和宫名目繁多经费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乾隆三十五年(1770)后,地租银经常亏欠,以往由官费支出的一些蒙古学艺喇嘛的衣食费从清末开始也向其所属内外扎萨克旗征收。此外,皇帝的布施赏银以及一些不定例事件的赏银也成为另一种经费来源。《译编》里记载了不少有关香灯地购置和使用的相关内容。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的第二年(1745),即由理藩院员外郎阿玉玺、法保等负责派人用布施银在通州、大兴、三河等处买地,作为雍和宫献供使用[6]。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雍和宫所置香灯地亩590顷、每年应征租银1万多两。其支出使用由办理雍和宫事务处从内务府广储司支取,用于采买香供、学艺等项诵经、后佛楼尚道士饭食钱粮等,其中乾隆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六年、四十七年、五十二年,嘉庆十一年、二十年等年份集中留下了几乎每个月咨呈领取地租银的详细文书,是研究香灯地租银的使用情况重要的史料。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相较于满文档案侧重记录地租银的使用情况,有关地租银的管理及催征等问题,还需结合雍和宫的汉文档案的记载。[7]

(四)拈香礼佛:皇家佛事活动

为了分化和限制藏传佛教上层,皇家寺院雍和宫的建立不仅在北京树立起了与拉萨布达拉宫相抗衡的宗教圣地,而且加强了皇家与藏传佛教的联系,是皇权神圣化的必要条件。清廷在宫中专门设置中正殿念经处,具体安排皇家诵经及举办各类佛事活动。雍和宫作为皇家寺院,担负着为皇家诵经及举办各类佛事活动的任务。金梁《雍和宫志略》“中正殿雍和宫喇嘛念经定例四十一条”记载了雍和宫喇嘛内课(在清宫及御苑念经)、本课(在雍和宫内念经)、随营(随皇帝出征等念经)等每日、每月、每年念经规定,可谓一年365天,天天有诵经活动。[8]雍和宫满文档案中记录了大量各类佛事活动尤其是在雍和宫发展的黄金时代——乾隆时期皇帝每年依例“盛装隆从、威严如仪”到雍和宫拈香礼佛所需物品清单、道场服务、堆拔执更、沿途护卫、具体仪式等内容,提供了切实的佛事活动例证,使以往对雍和宫一个静态的印象,转为多彩的动态认识,从中亦可一窥皇家佛事活动的频繁和清廷“兴黄教、安蒙藏”的深刻用意。其中首次披露的雍和宫佛事活动详细的支度单,事无巨细地记录了每次佛事活动的用品、银两,非常鲜活有价值。虽然清单、粘单都是汉文的,但正如前所述,为了保持原档形式,译者不拘一格,将大量有价值的汉文粘单也收录《译编》中,可谓独具匠心。其价值容笔者最后单列讨论。

(五)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雍和宫

雍和宫改庙之初,七世达赖喇嘛等就从西藏派往雍和宫70多位格西僧徒,并送去大量佛像、佛塔、唐卡、工匠,正值幼年的六世班禅也奏谢乾隆帝“京中修庙、大兴黄教”。[9]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还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京在雍和宫驻锡梵修、讲经传法、授戒收徒,“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等奏闻备办班禅额尔德尼等于热河京城诵经所需衣帽事折”(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五日)、“六阿哥质郡王永瑢奏报陪同班禅额尔德尼前往京城各处礼佛情形折(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七日)”等档案显示,通过雍和宫这一媒介,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与清朝、蒙古各部领主之间的政教互动关系得到加强,有利于清朝对藏传佛教的把控和对西藏地方的控制。

(六)从雍和宫走出的西藏地方摄政——兼及从雍和宫到蒙藏各大寺院担任要职的高僧

吸收西藏、蒙古地方高僧活佛来京,再以京师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的身份派往西藏、蒙古、青海、康区、新疆等地担任堪布甚至西藏地方摄政,这构成了雍和宫历史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并形成了影响至深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七世、八世济隆呼图克图、一世策墨林等驻京呼图克图都曾经担任过西藏地方摄政。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也数次奉旨进藏处理西藏政教事务。此外,通过4个僧院的系统学习,还有一些有学识的蒙藏高僧奉旨被派往伊犁、热河、内外蒙古等地主持寺院,宣扬教义,成为清朝中央政府振兴格鲁派的骨干力量。比如清朝平息准噶尔和两金川地区之后,从雍和宫拣选高僧如一世济隆呼图克图前往伊犁、金川地方主持当地藏传佛教事务,建立伊犁库伦、金川广法寺等。

(七)准噶尔使者在雍和宫:跳布扎和诵经活动中的较量

乾隆朝前期,准噶尔蒙古尚未平定。准噶尔多次派使臣来北京要求赴藏熬茶、双边贸易、延请西藏高僧等,雍和宫改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通过藏传佛教来控制准噶尔势力,防止准噶尔与西藏地方的联系。雍和宫档案“接见准噶尔使者仪注”“与准噶尔使者谈话情形折”等记载了准噶尔使者来雍和宫朝见的大量内容,这种活动从乾隆十年(1745)开始到乾隆十七年(1752),准噶尔不断派遣使者从哈柳、玛木特、安集、尼玛、额尔钦、图卜济尔哈朗等到北京请求从西藏延请高僧、赴藏熬茶及双边贸易等事宜,清朝方面则对这一系列事宜严加限制,通过安排使者在雍和宫观看跳布扎、诵经,并允其叩拜旃檀寺、嵩祝寺等活动,严格程序,以示威严,并旨在宣扬乾隆帝尊重蒙古和西藏风俗习惯,使准噶尔了解清朝的宗教和民族政策之意,乃双方在宗教层面的较量。

(八)教艺喇嘛和学艺喇嘛:雍和宫四学扎仓经学教育

雍和宫成为藏传佛教寺庙伊始,西藏派遣了74名教艺喇嘛,内外扎萨克蒙古地区则选派了500名学艺喇嘛来雍和宫,组成了雍和宫四学扎仓的最初模型。同时这一举措使雍和宫成为内地藏传佛教寺院中学经组织最为完备的寺庙,为蒙古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并在客观上阻滞了蒙藏地区的联系。

这期间的派遣、经费、路线、人员以及教艺喇嘛与学艺喇嘛的待遇、钱粮、学习内容以及学成后去向、缺额顶补等在雍和宫档案中都有详细记载,是研究雍和宫经学教育与管理的重要资料。《译编》收录了从西藏选送教艺喇嘛、[10]四学扎仓学艺喇嘛所需钱粮、学成后去向、缺额顶补等档案[11],为研究雍和宫四学教育之珍贵材料,其详细程度为其他史料所不及。补充一点,由于有关四学班第皆从内外扎萨克蒙古地区选送,内外扎萨克蒙古各旗派遣自费学艺喇嘛,各旗担负费用,学成后一部分回到原籍做寺院堪布等一系列事件,在这批满文档案中没有说得特别清楚,这些内容集中体现在《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24册的蒙古文档案中[12],因此要完整全面地探讨这一问题还需结合蒙古文档案。

(九)大量有趣的雍和宫日常支度的清单、粘单、报单,为雍和宫的立体式研究提供了鲜活史料

雍和宫作为内地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其内部的管理流程及丰富多彩的宗教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呢?以往的研究多着重于探讨雍和宫的政治地位,而政治之外,作为佛教寺院的雍和宫其最本质的内部佛事活动、交接机关等方面,囿于史料的缺乏,一直以来基本没有精彩的讨论。此次《译编》首次披露了大量的记述此类活动的满文及其与此密切相关的汉文清单、粘单等档案,记载之细致,内容之丰富,仿佛当时的画面呈现眼前,这也是这批档案最大的亮点之一。

试举一份有趣的乾隆五十二年某一个月皇家雍和宫佛事用度清单: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雍和宫诸佛前每日供献香灯,初一、十五各献供点灯一次。于此,买办香供等物应需银五十四两二钱一分七厘五毫八丝六忽三微。十三日,皇上万寿节念经一日,于此买办供饽饽桌、给喇嘛等小哈达、各色药等物品应需银八两四钱一分四毫一微。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九此四日各念护法经一次,初八日额木奇扎仓亦念经一日,于此买办巴苓五供、给念经喇嘛等一顿饭食、二次茶水,以及采买每日供都罡二巴苓,应需银八两九钱八分二毫四忽五微。十月二十九日世宗宪皇帝圣诞,自十月二十五日起至十一月初四日止,念药师经九日。于此采办供饽饽桌、给喇嘛等哈达应需银二十七两七钱二分。十月二十五日做大道场一日。于此,买办献供等物、办给念经喇嘛等两顿饭食、四次茶水,应需银九十两三钱六分二厘一毫七丝五忽。以上共需银一百八十九两六钱九分。[13]

所附汉文清单则细列了每项所需银两,如饽饽桌、大小手帕(哈达)、各种尺寸的巴苓、奶油、慧香、香花、面灯、蒸食、面桃、海灯、紫草以及念经喇嘛茶饭等。[14]

这仅仅是一个普通月份的支度,从中不仅可以看出雍和宫日常及节庆诵经等佛事活动的繁忙,同时宫中内部支度这样细致的历史细节也被记录,丰富了雍和宫立体研究的内容。

除此之外,雍和宫印章使用管理、喇嘛违例、各类官员考核拣放等类内容,也使雍和宫研究呈现丰富多彩的特点,对各个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以上满文档案专题内容的研究基础上,总结清代治理藏传佛教政策的核心:以雍和宫为代表的藏外藏传佛教寺院的创建,对进一步牵制和控制藏传佛教势力,使京师在发挥政治中心作用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宗教中心的作用,这对强化和安抚蒙藏民族地区统治势力对清廷的政治认同,加强对清廷的向心力无疑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也是“兴黄教,辑安蒙藏”这一清朝藏传佛教政策的核心所在。

五、一些问题及使用翻译史料时的建议

此次翻译出版的近2000件满文档案,涉及雍和宫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的方方面面,研究领域扩及清史、藏学、宗教学,因此翻译难度极大,需要译者掌握大量的雍和宫和蒙藏地区的历史脉络及宗教知识,译者迎难而上,通过艰苦的努力,出色完成了这部质量上乘的成果,可喜可贺。这项艰巨任务是组织5位学者共同完成的,所以最后成文时,也出现了有些蒙藏专有名词的翻译前后用词不一致的地方,容易造成曲解。比如西藏哲蚌寺,满文写作buraibung,有些地方直接译为哲蚌寺,有些地方则采用满文音译写作布来布克寺、布来绷寺;雍和宫住持堪布喇嘛拉克巴丹达尔,有时也写作扎克巴丹达尔,堪布有时也写作堪卜。书中个别地方也有漏译的情况,比如乾隆二十五年的一条驻藏大臣官保遵旨选送雍和宫所需教经喇嘛的折子中,列出候选人5人,对比原满文档和译文,发现译者漏译了原档中明确标注的5人的籍贯地,[15]等等。当然,瑕不掩瑜,这些小问题,留待日后再版时稍加订正即可,无碍《译编》的突出价值。

从雍和宫专题研究的角度说,学人在利用《译编》时,如果有能力,还是要结合原档与译文使用,不仅能够在对比中提高满文使用能力,同时亦能对档案中存在的难解之处提出不同见解,以达到翻译和利用史料的最佳效果。另外,这批公布的雍和宫档案内容略显零散、不系统,档案显示的内容也不平衡,如前文所述,《译编》80%的档案集中在乾隆朝,嘉道以后直至清末雍和宫的发展情况就难以全面展现,还需学人寻找更多的雍和宫材料以补不全。已公布的雍和宫档案中还有部分珍贵的蒙古文档案[16],内容涉及金瓶掣签、蒙旗学艺喇嘛等,也值得汉译和研究。

总之,《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为我们深入进行满学、藏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必将在藏学领域掀起重视满文、蒙古文等除藏汉文史料外其他语种史料的热潮,以此推动雍和宫研究乃至清代民族史、宗教史研究迈向新阶段。

 作者:阿音娜,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 《加摹乾隆京城全图》雍和宫局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2] “西宁办事大臣法福礼奏请如何护送印度阿匝尔喇嘛前往京城请示折(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西宁办事大臣福禄奏闻遵旨护送阿匝尔喇嘛前往京城事折(乾隆五十年十月十五日)”等,赵令志等主编:《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Z](下),北京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6年,第903页、1063页。

[3] 《唐土名胜图绘》,ぺりかん社,东京文京区,昭和六十二年(1987)。

[4] 参见阿音娜、N·哈斯巴根:《清代雍和宫的金瓶掣签——以雍和宫档案为例》[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4期。

[5] 利用雍和宫档案研究此问题的成果,请参见赵令志:《济隆七世呼图克图入京考》[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阿音娜:《清代雍和宫堪布述略》(会议论文),“内亚与华南的交汇:明清中央档案与地方文书工作坊”会议手册,2017年8月,无锡。

[6] “派出办理雍和宫布施银两事务理藩院员外郎阿玉玺等为报置买田亩所用银两数目事呈王大臣文(乾隆十年六月二十六日)”,《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上卷),北京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6年,第224—225页。

[7] 可参见孟修:《清代雍和宫的香灯地租》[J],《历史档案》2013年第1期。

[8] 参见金梁:《雍和宫志略》[M]第二章第三节,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9] “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闻达赖喇嘛敬谢京中修庙大兴黄教事折(乾隆九年六月初八日)”“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闻班禅额尔德尼敬谢京中修庙大兴黄教事折(乾隆九年十月初六日)”等。

[10] “驻藏办事大臣那木札勒等奏闻达赖喇嘛谢恩并选送喇嘛到雍和宫折(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译编》上,第336—337页)等档案显示,有清一代多次从藏地选送雍和宫教艺喇嘛进京。

[11] 如“办理雍和宫事务官员等为支领四学学艺香供斋茶等项所需银两事呈王大臣文(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日)”,《译编》下,第1641页;“理藩院为办理雍和宫事务处奏准玛兰巴罗布桑津巴回旗教授医典事咨喀喇沁公衔扎萨克头等塔布囊齐齐克文(乾隆三十八年三月)”,《译编》上,第793页;“理藩院为速派顶补本旗额缺学艺班第事致喀喇沁扎萨克公齐齐克咨(乾隆三十九年二月)”,《译编》上,第821页;“理藩院典属司为补招雍和宫额缺锡林郭勒盟学艺班第事知锡林郭勒盟长札稿(光绪二十八年)”,《译编》下,第1650页;“京城扎萨克喇嘛丹毕沃吉尔为选补雍和宫额缺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台吉车敦索诺穆旗额缺班第事咨呈理藩院文(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三日)”,《译编》下,第1651页,“理藩院典属司为札行喀尔喀各该处告知积欠多伦诺尔喇嘛盘费等项银两数目事呈内务府堂文(光绪三十年)”,《译编》下,第1651页,等等。

[12]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Z ]第24册,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

[13] “办理雍和宫事务官员等为支领香灯并念万寿经等项所需银两事呈王大臣文(乾隆五十二年)”,《译编》下卷,第1158页。

[14] 同上,第1158—1160页。

[15] “驻藏办事大臣官保等奏请遵旨选送雍和宫所需教经喇嘛折(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译编》上卷,第454—455页。原档见《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7册第158页。

[16] 集中收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23、24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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