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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学出版社

发布时间: 2018-05-18               来源:《中国藏学》2016年第S1期

中国藏学出版社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主管的出版社,也是我国唯一专门出版藏学书籍的机构,中央确定的全国四家公益性出版单位之一。中国藏学出版社成立于1986年。30年来,在上级单位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经营与建设,出版社相继推出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先哲遗书系列丛书》《慧宝系列丛书》《百姓益友系列丛书》《东噶藏学大辞典》,以及《现代中国藏学文库》《西藏自治区地方志丛书》《西藏通史》等藏汉文图书。在当前文化全面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中国藏学出版社坚持以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优良的图书品质获得了作者、读者和上级部门的认可,在涉藏图书出版领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特点,逐渐树立了“中国藏学”的品牌形象。

与新中国的藏学事业一同起步,30年间出版社从每年出版数种图书到出版百余种图书,图书数量和品质同步提高;图书类型从文献等基础史料的刊布到古籍整理、藏学研究著作的出版,进而扩展到大众藏学图书的面世,受众不断增加;出版图书的文种从藏文、汉文到英文、梵文、德文等,多种文字间插的编辑处理能力也稳步提高;图书印制方式从铅字印刷到胶版印刷,再到现在的CTP制版印刷和数码按需印刷;出版形态也从纸质图书到纸质与数字出版并存;合作和交流范围从国内逐渐走向国际;发行范围从单一渠道渐次扩大到多种渠道、多级网点,全国重要的图书卖场和电子商务销售渠道都能方便地购买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图书;除了被动接受选择的市场销售以外,公益性的定向赠阅也已深入藏区基层。这些变化,正是“中国藏学”出版品牌逐渐形成的过程和重要方面。

一、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开端

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先生发现大会议题中没有把佛教古籍考虑进去,于是写了一份《中华大藏经》整理出版建议提交给大会。后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采纳了他的建议,把佛教、道教古籍整理工作列入国家规划。1982年8月,《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启动。[1]

四年之后的1986年4月29日,中央统战部邀请在京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士就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专题座谈会,季羡林、任继愈、王森、李有义和藏族学者多杰才旦、多吉杰博、土登尼玛以及相关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代表等约50余人与会。座谈会上,学者们对藏文文献典籍的整理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专家们一致建议《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应尽快整理出版。5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6月,成立不久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便及时向上级单位报送了《关于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报告》,希望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经》,使之与当时由任继愈先生主持正在分期出版的汉文《中华大藏经》珠联璧合,构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完整的《中华大藏经》。9月26日,中央批准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要求做到“精心组织,精心指导,使整理出版的藏文《大藏经》达到高质量、高水平”。12月29日,成立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报告获批。中国藏学出版社成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专业藏学图书出版社,也成为了新中国藏学书籍专门出版的开端。

作为新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藏学出版社应运而生。《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对勘出版,成为新成立的中国藏学出版社面临的第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从根本上说,这是十年动乱以后,中国告别“极左”思潮,以国家名义有计划地开展藏学研究工作的具体实践。

二、出版业务格局与奖项

《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编辑出版,是中国藏学出版社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出版活动,是中国藏学出版社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出版成果。2008年10月,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甘珠尔》108卷,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加上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华大藏经·丹珠尔》124卷[2],宣告《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出版工作圆满完成。从出版社成立到2008年10月,共有232卷藏文对勘本大藏经出版,这项工作先后历时22载,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工程”。

通过锻造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这一图书珍品经典,出版社的人才队伍得到了锻炼,制度和机制得以树立,为出版社推出其他藏学研究成果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30年间,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近2000种藏、汉、英等各种文字的图书,出版内容包括古籍史料整理、藏学研究专著、国外涉藏名著译介,以及当代西藏题材作品。2006年,在出版社成立20周年之际,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西藏热”再度兴起,涉藏题材图书的出版出现了新的局面。鉴于此,中国藏学出版社在致力于专业出版的同时,加大对涉藏题材图书资源的开发力度,出版了一批既有学术含量、可读性又强的图书,通过挖掘“大众藏学”选题,使学术经典与大众读物比翼齐飞,引导广大读者深度欣赏西藏[3]。目前,中国藏学出版社逐渐形成了 “发掘古今人文资源,锻造图书珍品经典;力推藏学研究硕果,关注大众涉藏博览”的出版业务格局。

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以来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1次(1997)、政府图书奖1次(2011)、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1次(2010);累计获中国民族图书奖、全国藏文优秀图书奖[4]、统战系统优秀图书奖等54次;此外,分别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09)、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奖、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最佳销售奖等各1次。[5]

中国藏学出版社整个团队,1999年还曾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表彰。[6]2014年,出版社编辑人员荣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第四批领军人才奖。

三、重点藏文图书

1.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项目,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本对勘本汇集与融合了多种刻本,极具学术参考价值,包括《中华大藏经·甘珠尔》(108卷)和《中华大藏经·丹珠尔》(124卷),内有300多幅彩色插图及600多幅黑白插图。发行以来,几次作为中央代表团到西藏出席庆祝活动的赠送礼品[7],还远销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印度、蒙古等国家。

2.大型藏文古籍《先哲遗书》丛书

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项目,共293卷。该丛书是西藏历代高僧、学者著作的集成,通过收编很多散失在藏区各地及海外的孤本著作结集而成,是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2011年,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8]。

3.《宁玛密续集》

也称为《旧译续集》,是普贤如来说《经幻心》三部为主要内容的密乘经典。藏文对勘版《中华大藏经》的子项目之一,以附录卷的形式出版,共有49卷。

4.《西藏农牧民现代知识读本系列丛书》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国家“十二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项目。已出版《百姓益友系列丛书》《新农村建设读本丛书》《藏文计算机基础教程丛书》《八大传统藏戏系列丛书》《藏族民间文学丛书》等。目前,已出版100余种。

5.《中华大典·藏文卷》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持的大型藏文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国家“十二五”重点文化工程。计划用15年时间,出版从吐蕃时期至西藏和平解放前(1951年)的藏文文献典籍,拟收书上千种,总类分为20个典。全书体例结构既吸收藏文传统学科编排的个性特点,又容纳现代学科的系统分类优点。第一批成果《中华大典·藏文卷·萨迦五祖文集》(全25册)于2015年8月出版发行。

6.大型佛教典籍《慧宝系列丛书》

已出100余种。由西藏色昭佛教古籍编委会对勘、整理,收录有《宗喀巴传记汇编》《宗喀巴文集》《杰擦·达玛仁钦文集》《克珠·格勒白桑文集》《五世达赖喇嘛阿旺嘉措文集》等收藏在布达拉宫、哲蚌寺、色拉寺、大昭寺等地的木刻、手写珍贵文献,经过全面对勘,以全新的面貌编辑出版。

7.《中国现代藏学文库汉译藏系列丛书》

为从事藏学研究的藏族学者提供最具权威的参考资料,弥补藏文史籍的不足,丰富和完善藏文史料。已出版《汉文史籍中有关藏族史料选译》(全4册),将汉文历史文献,如《二十四史》《唐纪要》《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经世文编》《纪事本末》等中的涉藏历史文献译成藏文。

8. 《当代藏族学者文库丛书》和《当代藏族青年学者文库丛书》

已出版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钦饶威色、南喀诺布、强巴赤列、东噶·洛桑赤列等的选集9卷,以及当代藏族青年学者扎拉·达娃桑布、古格·次仁杰布、恰嘎·旦正、角巴东主、李先加等的作品集6卷。

9.《东噶藏学大辞典》等藏学研究工具书

《东噶藏学大辞典》是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列(1927—1997)编撰完成的藏学辞典,是藏学界普遍认同和使用的权威藏学辞典。此外,有《数称词释义大全》《藏语辞藻辞源》《西藏教历·琉璃项饰》《中小学藏语词典》《藏汉英物理学辞典》《藏汉英对照信息技术词典》《藏汉英对照新词术语词典》等10多种工具书出版。

四、重点汉文图书

1.《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2002年启动的大型出版项目,旨在编辑出版“立得住、有影响、成体系的现代藏学学术著作”。[9]14年来,《现代中国藏学文库》较全面地梳理了当代中国藏学界的成果,任乃强、黄明信、柳陞祺、王尧、李有义、邓锐龄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藏学大家的学术成果陆续地得到整理编辑出版,一些藏学新秀的学术成果也得到推介和展示,树立和展示了当代中国藏学的集体形象。《王森藏学文集》正在编辑当中,将以手稿影印的方式于年内出版。

2.《西藏自治区地方志丛书》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从无到有,领域遍及党务、政务、人大、政协、军事、公检司法、群团民宗、体卫文教、农牧林业、交通能源、邮电通信、经贸旅游、财税金融、城乡建设、水利气象、工商劳动等70多个行业系统和7地市70多个县市,拟150余部,是最能充分体现西藏自治区区情及建设成就的新型的百科全书。出版社将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的出版作为服务西藏基层的具体行动,目前已出版地方志丛书近70种。

3.《西藏通史》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大科研项目,于2002年启动,组织近百位藏学界各领域专家学者研究撰写,历时13年。201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终告完成。《西藏通史》全套8卷13册,分为《早期卷》《吐蕃卷》《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民国卷》《当代卷》等,是目前国内,也是国际藏学界最全面系统展现西藏历史研究的重要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

4.《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之一种。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珍藏的西藏历史档案精选,首次公开。收录藏文、藏汉文对照档案1522件,时间自崇德八年起宣统三年止,涵盖整个清代历史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于2006年11月合作立项的大型历史档案影印出版项目,是民国时期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划、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主权管辖之下的无可辩驳的明证。第1—50册已出版发行。

6.《藏传佛教图像学丛书》

借助全新的艺术史和艺术学研究方法——图像学,对藏传佛教造像和绘画等进行新的阐释。已出版《五百佛像集:见即获益》(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博物馆版本提供)、《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诸佛菩萨圣像赞(三百六十尊佛像)》(中国国家图书馆版本提供)、《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其收藏版以手工宣纸印刷,古典函套线装。

7.《中国藏学年鉴》和《藏学学刊》

分别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出版的年鉴类和学刊类连续性出版物,已成为全国藏学界进行学术动态和最新藏学研究思想交流的平台。

8.马丽华“走过西藏”纪实系列

“作家兼人类学工作者”之称的马丽华的四部长篇纪实作品《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1997年被图书行业评选为“优秀畅销书”。修订版几经推出,一再售罄。

五、国际合作与“走出去”

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出版业开始了全新的国际合作时期,“走出去”成为国家出版战略。中国藏学出版社也积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尝试各种国际合作和“走出去”,开展了多项工作。

中国藏学出版社一直重视国外藏学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出版,图齐、石泰安、伯希和等20余位著名藏学家的著作已得到了翻译出版。近年,出版社加大了对国外优质版权的引进,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重点、热点藏学图书通过版权交易,引进到了中国,以汉文版的形式出现在了中国的书店里。为了方便交流和输出,中国藏学出版社在确保图书质量的前提下,增加了外文图书的出版数量,《中国的民族关系》(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伦珠措姆的故事——西藏农户生活的变迁》(A Series of Stories of Lhundrup Ttsomo)、《当代中印关系述评》(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ino-Indian Relations of the Present Age)、《西藏农区一妻多夫婚姻的人类学研究》(Polyandrous Marital Status in Rural Tibet)、《〈辨法法性论〉研究(第三卷)》(A Study of the Dharmadharmatāvibha·ga[Volume Three])等图书,都是直接以英文出版的图书。

英译藏图书方面,出版了《卡尔梅·桑丹坚参选集——藏族历史、传说、宗教仪轨和信仰研究》《国外苯教研究论文选译》等。2015年,考虑到从事藏学研究的藏族学者大多很难直接获取第一手的外文研究资料,对国外藏学研究前沿动态了解不够,使他们与国际藏学界的交流受到影响。为此,藏研中心领导要求出版社要在这一方面做些工作,方便国内的藏族学者了解国外藏学研究新动态、新趋势,帮助他们吸收国外藏学研究的新的成果和方法,促进我国藏学研究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经过认真研究,并结合以往出版汉译本藏学史料的经验,出版社启动了英译藏《国外藏学研究论著选译》丛书,将组织翻译、出版一批国外藏学研究成果,包括藏学论著目录、国外藏学论文、藏学学术著作等成果,初步计划每年完成3至5种图书的翻译和出版。

在版权输出与国际出版合作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2009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鼓励和支持适合国外市场需求的外向型优秀图书选题的出版,有效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设立了重点骨干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藏学出版社在该项目推出第一年,即以英文版《拉萨掌故》申请该项目,并获得批准。该书后由中国藏学出版社与尼泊尔当代出版社在加德满都联合出版,也由此与尼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另一本获得“经典中国”资助的英文版《灵魂像风》,正在翻译审校当中,将由德国东亚书局出版。2012年,中国藏学出版社与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科学出版社东京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中国藏学”的品牌介绍到日本。这是一种“借船出海”的版权输出方式,双方的第一项合作成果——日文版的《藏传佛教发展史略》将于2016年5月出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的合作研究成果——《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Sanskrit Texts from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STTAR])也已出版到第18卷。

此外,出版社还努力寻求其他国际合作渠道。藏传佛教图像学丛书之一的《五百佛像集:见即获益》是中国藏学出版社与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之间通过图书交换得到的版权。与该馆的另一合作项目——翻译出版奥地利登山家、农业科学家、地理学家奥弗施奈特回忆录——《彼得·奥弗施奈特的八年西藏岁月》(Peter Aufschnaiter's Eight Years in Tibet)的计划也在积极推进当中。

2012年开始,作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计划的一部分,中国藏学出版社连续5年亮相这一重要国际书展,当年出版的最新藏汉文图书和藏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这一平台得到了及时展示。同时,通过书展出版社也了解到了国际图书市场上的涉藏图书出版动态,加深了与欧洲尤其是德国藏学家之间的交流。

未来,出版社将加强国际合作能力建设,继续探索藏学图书海外出版、宣传和发行的模式,积极推动藏学图书“走出去”,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六、数字出版探索

数字技术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不断推动出版行业的发展,也是“中国藏学”品牌新的发展机遇。以出版和传播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为目标,中国藏学出版社在出版工作当中进行了尝试,取得了一些成绩。

2014年,为了尽快启动出版社的数字出版业务,经藏研中心领导批准,出版社与北京龙源创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数字资源合作协议,将出版社的数字资源以“藏学原貌阅读馆”的产品形态和模式面向国外图书馆和学术研究单位进行推广。出版社向龙源提供授权图书已经上线推广。

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的数字化,是中国藏学出版社完成纸质版大藏经出版以后一直在尝试开展的数字化出版项目。该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委托北大青鸟华光照排公司进行,双方已经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最终结项完工呈现的电子书在内容、页面、布局和功能等方面与纸质中华大藏经版面保持一致,同时也能充分利用数字化在存储、检索、保护、共享、传播等方面的便利和特性,将更好地为读者的查阅需求服务。目前,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的数字化工作正按照节点推进,力争在2016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藏学出版社成立30周年之际完成。

数字化是出版活动的未来方向,出版社希望通过做好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的数字化出版工作,为其他重点图书的数字化打好基础,最终为打造一个藏学与藏文化多形态交流传播平台而努力。

七、公益实践

关注西藏和四省藏区基层,是中国藏学出版社的社会责任,除了在图书选题制订上体现这一责任外,出版社还通过捐赠等实际行动,免费送书到基层。2006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将6万册藏文版百科知识小台历运到西藏赠送给农牧民[10]。

2009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在出版单位改革中被确定为公益性出版单位。国家级公益性出版社这一新的身份属性,为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出版社除了加大力量整理出版优秀藏文古籍和优秀民族图书,促进民族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继续深入藏学基础资料和中国藏学成果的整理出版以外,将向藏区捐赠图书作为一项重要的公益实践。

在2009年的西藏“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出版社向西藏自治区各地市级中学和内地西藏中学捐赠一批藏、汉文图书,合计码洋数为29万余元;同时,响应统战系统出版社向青海地区捐书活动,向青海地区捐赠藏文图书总计码洋43万余元。2010年,出版社代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向四川藏区捐赠了总码洋约120万元的图书,受捐赠单位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各州县图书馆、研究机构、各县中学及部分寺庙书院,以及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作家协会,以及凉山州藏学会、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等。2012年,向河北省永清县捐赠总码洋约1.6万元的图书。

2013年年底,出版社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图书捐赠活动,向西藏及甘青两省藏区100所学校和单位捐赠总码洋为205万元的图书。2014年继续寄达捐赠图书,接收单位有:天祝民族中学、卓尼县完冒乡完冒学校、青海同仁县民族中学、海西州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图书馆、玉树州囊谦县第一民族中学、甘南州图书馆、青海省黄南州第一民族中学、甘南州卫生学校、卓尼县藏族中学等。青海藏语电视台等媒体进行了相关报导。2015年,出版社向北师大大兴附中、沈阳市翔宇中学、湖北省黄冈市菱湖高中等3所有玉树地震灾区藏族学生就读的中学捐赠了一批藏文图书,使他们在内地中学也能读到藏文书籍。

在如何体现公益性出版性质方面,出版社将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市场和行业调研,结合行业改革,积极探索“公益出版社”的改革发展之路,继续发挥好公益性出版社的应有作用。

结语:展望与挑战

三十仅而立。“中国藏学”是一个年轻的出版品牌,仍然需要不断地成长。未来,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和日新月益的技术条件下如何维护和提升“中国藏学”品牌,是中国藏学出版社面临的最为艰巨的挑战。

藏学出版有自身的特点。藏学图书选题专业性强,跨越历史、语言、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医药等多个学科,需要同时处理藏、汉、梵、英等多个语种的交替间插。此外,藏学出版政治要求高,需要坚持出版工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大局服务,为西藏的繁荣稳定服务,为向国内外宣传西藏服务。因此,以较高的质量做好藏学出版工作面临较大挑战,而这也正是“中国藏学”这一出版品牌得以树立的根基。未来,出版质量仍然是“中国藏学”出版品牌继续成长的最大挑战,出版社需要持续不断地提升藏学出版的优良品质。为此,在选题制订方面,中国藏学出版社需要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强化出版质量意识,严格落实选题规划和选题论证制度,严把涉藏图书政治关,杜绝质量不高的选题。

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出版社要严格遵守《出版管理条例》《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等行业规定,从内容和选题审核,编校、设计、印制质量和图书质量制度保障三方面入手,结合岗位职责、管理指标、奖惩等多个方面,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形成一套完整的出版质量保障体系[11],使图书出版数量向质量效益转变。

此外,出版社还面临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时代挑战。在信息技术进步、出版产业转型、发行方式多元的市场环境下,出版社需要加大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在出版和传播过程当中的应用,使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结合,不断提高出版和宣传、发行能力,积极拓展本版图书的传播和销售。

展望未来,出版社只有坚守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抓住各项改革不断推进的历史机遇,在国家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和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过程当中,积极探索中国藏学出版社的体制及机制改革,创新运行机制,建立健全符合中国藏学出版社特点和出版行业趋势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更进一步。


[1] 任继愈:《〈中华大藏经〉编纂记》[N],《光明日报》2005年7月14日。

[2] 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一部首发式于1995年3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举行。参见慕琦:《〈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首发式在京隆重举行》[R],《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

[3] 唐召明:《中国藏学出版社走过生机勃发的20年》[N],《西藏日报》2007年1月21日。

[4] 全国首次优秀藏文图书奖评选活动颁奖大会于1993年10月15日在京举行。中国藏学出版社作为当时全国出版藏文图书的八家出版社之一参会,并有图书获奖。由于资料所限,此统计仅从1997年开始。参见:慕琦 :《首届全国藏文优秀图书奖颁发》[R],《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

[5] 参见本刊编辑部:《中国藏学出版社历年获奖图书一览表》[R],《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

[6] 《国务院授予中国藏学出版社“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光荣称号》[R],《中国藏学》2000年第1期。

[7] 例如:2011年7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活动。中央代表团向西藏赠送10余种纪念品,其中包括120套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

[8] 本刊记者:《中国藏学出版社〈先哲遗书〉丛书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R],《中国藏学》2011年S2期。

[9] 参见:《〈现代中国藏学文库〉》出版10周年》[R],《中国出版》2013年第1期。

[10] 郭晓虹:《中国藏学出版社6万册台历赠农牧民》[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年12月21日。

[11] 2008年5月,中国藏学出版社开始实施《中国藏学出版社管理办法》,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办法》几经修订,已成为中国藏学出版社开展各项工作最为重要的指南。


(作者:张荣德,文章名《锻造藏学图书珍品,弘扬中华文明精粹——“中国藏学”出版品牌的30年建设》,原载《中国藏学》2016年第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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